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的以赛亚?伯林，将拓展人类精神的“自由”放在其思考的核心位置。而作为“自由”这一母题之下的子题之一的俄国问题，伯林终其一生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思考、阅读、聆听、谈论和写作，他不仅把俄国当作一个伟大文化的发祥地，也把它看作是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那么，如何才能从累累的白骨中汲取教训呢？
在二战期间，伯林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出使莫斯科，在当时普遍对苏联抱有一厢情愿的憧憬的西方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有的亲身体验过斯大林帝国残酷的日常生活的人之一。
一九九七年，伯林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此时苏联已经解体六年。又一个六年过去之后，伯林对当年苏联的观察与思考的文章，结集成《苏联心灵》一书出版。虽然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但伯林的文章却历久弥新——因为靠恐怖维持统治的政权，在这个星球上并未绝迹。
统治者：稳定压倒一切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苏联当局便不惜耗费重金邀请西方人士前往访问。客人们享受到极高规格的款待，但他们看到的一切全都是政府刻意打造出来的虚假景象。尽管如此，因为吃了人家的嘴软，客人们纷纷将苏联看作是人类美好明天的样板，或撰文歌功颂德，或将疑虑束之高阁。
跟那些匆匆来去、走马观花的访客不同，伯林的外交官身份让他得以从容而冷静地观察苏联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那个大家争先恐后地比赛谁更左倾的时代，像伯林和奥威尔那样识破斯大林的真面目并敢于言说出来的人屈指可数。伯林评论说，尽管斯大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成功地调动了各种有利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他对运用谎言和暴力的火候的把握，具有高超的技巧乃至天赋，用“杰出的管理才能”来形容亦不为过。
在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头像不仅挂在家家户户的客厅中，而且嵌入每个人的大脑中；而在苏联的社会现实中，斯大林取代了东正教传统中上帝的位置，对大到国家政策、小到民众生活的所有事务都拥有最高决定权。伯林指出，斯大林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彼此关联的三个目标上：首先要维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尤其是维护那些服从他权威的人。
其次要尽一切可能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保持和发展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只要不会引起苏联体制本身的根本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实行。第三就是要消灭一切可能危及到前两个核心目标的因素。这三个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即“稳定压倒一切”。
为了达成“稳定”，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几代苏联统治者，不惜付出让社会停滞甚至僵化的沉重代价。当时，伯林对苏联走向自由的前景相当悲观。
他认为：“只要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熟悉地掌控着统治机器并不断地从他们的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那么令人沮丧的独裁以及对其他人的肆意摆布似乎未必一定会导致政权内部的瓦解……尽管这一庞大的统治机器可能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我们决不要低估它成功生存下去的能力。”
有人说，半个世纪后苏联的突然解体，表明伯林的此预测并不准确；但苏联解体后民主体制的摇摇晃晃和威权主义的绵延不绝，却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伯林确实是一只世事洞明的“老狐狸”。
被统治者：说谎是生存的前提
诉诸人类历史，很容易会发现这一定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互动和循环关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反之亦然。专制体制得以维持，除了依靠军队、秘密警察、党务系统等强力部门的“硬实力”之外，宣传和教育等“软刀子”也极为重要。
苏联实行抹平人的个性、消灭人的灵魂的愚民教育，伯林指出：“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
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人民必须乖乖地接受这种“规训”，若有反抗“惩罚”便降临。
最恶劣的专制是企图实现对人的灵魂的控制。经过长期的洗脑，专制体制下的民众逐渐将被奴役的处境当作历史的必然。伯林并不信赖和崇拜“人民”，并不认为“人民”仅仅是无辜的牺牲品，每一个奴隶的悲惨命运中都包含着他自己的因素。
大多数“人民”不愿参与反抗专制的斗争，不愿为之付出任何代价，除非可以搭上免费的顺风车。既然说谎是生存的前提，人们在说谎的时候便不再有良心上的压力，反倒竞相比赛谁具备更高的说谎的技巧。
伯林写道：“他们每个人既冷酷又渴望升迁，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共产主义的语言和某种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学说，乃是唯一能够把苏联的各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起来的黏合剂……他们竭力将头脑里的想法转化成一种与共产主义术语还算相仿的语言。”于是，谎言像传染病病毒一样四处扩散，深入这个社会的肌体之中。
伯林还发现，在苏联，被统治者，也就是那些受支配的民众，接受或至少是被迫忍受他们的政府。甚至还有很多人满足于“人质”或“奴隶”的身份，并真心诚意地热爱独裁者以及独裁者塑造的偶像崇拜系统，包括空洞虚幻的“国家”的观念。
伯林跟很多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有交往，发现他们为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成就而自豪，尽管这些成就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他们沉浸在某种既真实又虚假的幸福之中，“他们作为受到某种严酷统治的共同体的成员，焕发着一群受到保护的、经过严格教育的、略带浪漫和幻想又有些幼稚的、完全非政治性的纯朴普通人的魅力。”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民众成了专制体制的牢固基石。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苏联不复存在了，但民众的心理结构的解放与更新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知识阶层：始终不渝地献身真理
那么，这个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呢？伯林将目光投向“经历了那段恐怖的历史之后，在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下来”的知识阶层。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三零年间，近代最早形成的知识阶层，出现在苦难的俄罗斯。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
伯林写到了这个阶层中的许多杰出人物。比如，他最喜欢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他从曼德尔斯塔姆的两张照片中看到了斯大林的暴政对知识阶层的无情摧残。
第一张照片是曼德尔斯塔姆十九岁时照的，那时是一张拥有远大前程的知识分子的、略带稚气的、天真可爱的面孔，从时髦的鬓角中还透着些自命不凡的傲气。另一张照片则是一副饱经沧桑、垂垂老矣的流浪汉形象，尽管当时曼德尔斯塔姆只有四十五岁，但已预见到无法逃避的悲惨结局。
伯林与阿赫玛托娃有过多次长谈。与莫扎特的《安魂曲》一样，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也是写给所有遭遇不公正对待的生命的。伯林在阿赫玛托娃身上发现：“她已经面对过各种恐怖，也体会过最让人悲痛欲绝的不幸。她要求她的朋友们允诺不准对她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怜悯；仇恨、侮辱、轻蔑、误解、迫害，她都能忍受，但无法忍受掺杂着怜悯的同情。”
伯林也特别欣赏“长着一张阿拉伯人式的马脸”的帕斯捷尔纳克，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一个忠诚老实、才华横溢的人生活在一场他从未反对过的革命之中……他的语言之所以更有感染力，是因为它包含着在西方早就消失了的某种传统的崇高气质，它让人伤感地想起什么才是真正的伟人。”而在当时的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却被当局视为“国家的敌人”。
由于苏联的统治者的专横残酷和民众的冷漠怯懦，伯林对苏联的未来的看法比较悲观；但由于苏联拥有一个“具有崇高的道德、正直的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的知识阶层，他在悲观之余却不至绝望。
无论是沙皇的暴政还是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无论克格勃的暴力还是宣传部的谎言，都不能彻底消灭苏联的知识阶层。即便他们被迫成为一缕隐藏的地火，也必将有再次燃烧的那一天。
在伯林离开苏联二十多年之后，这个群体中终于出现了一位象征性的伟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伯林不吝于给萨哈罗夫以最高的赞美：“他的科学眼光，身体上和道德上难以置信的勇气，特别是他始终不渝地献身于真理，让我们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新老知识阶层中最纯洁最善良的完美典型。”
是的，心灵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而拥有伟大心灵的民族也终将获得自由。在此意义上，伯林的《苏联心灵》一书，也是为我们而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