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中国大陆的公车消费知多少？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其中公务用车消费占比较高。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但民间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缩水的。身在中国大陆基层的人们都知道，有些单位登机在册只有一辆公务配车，但实际拥有的车辆往往有十几辆。比如公安局这样的执法单位超编配车现象就非常严重，各科室都把罚没来的车辆贪为己用。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辆专车(市内和下乡各一辆)。据测算，1人2车比1车2用的社会成本还要高。政府认可的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而实际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事业不发达情形下形成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种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些地方公车消费支出的加速增长，不仅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也成为政府管理的黑洞，更易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温床。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的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元～10万元。
据国家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6倍，而使用效率则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至1/6。相当一部分领导的专用车，除了接送领导上下班、参加必要的公务活动或出差外，大部分时间或者闲着或者跑司机个人或领导家里的私事。与此同时，也存在公车资源利用不平衡的现象，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用车难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甚至也有私车公用的现象。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中央乃至地方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变相专车和固定用车现象严重。按照中办发[1994]14号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或有关职能部门都自行给党政领导配备了专车，有些领导用车虽然不称为专车，但却专用。
021、中国大陆的公款吃喝知多少？
“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幢楼”，“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你出钱我出胃，喝就就要喝个醉，你不醉我不醉，宽马路上谁来睡？”这些吃喝顺口溜如 今处处耳熟能详。公款吃喝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上面来个人，要吃吃喝喝搞接待；遇个“周年”，要吃吃喝喝搞庆贺；招个商，要吃吃喝喝招进来；开会吃，闭会也吃。不论办什么事，先吃上一顿再说。一些地方利用公款海吃豪喝、耗费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案例一：在广东省陆丰市，一家名为“人民大厦”的餐厅因吃喝的高档次、超豪华，在当地甚至粤东一带赫赫有名。不单陆丰的单位来这里接待客人，连汕尾、汕头、潮 州的一些领导也来这里用餐。“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钱？”“这可没个底，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都有，这里最高的一桌吃了15万元。”（新华社广州2004年7月 11日电）
案例二：南昌市审计局在一份审计报告中指出，南昌市殡葬管理处2003年招待费开支达６1.89万元，占全部公务费支出的33％，月均5.15万元，而用于发展殡葬事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有12万元。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一个才60人的单位，10个月接待费就花了98万！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建设一个三峡大坝！
案例三：湖南省衡南县委办下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必须到指定的鑫泉宾馆“定额消费”，109个单位在一年内要消费170多万元，有关消费费用由县财政按季度代扣。（2003年4月10日《江南都市报》）
案例四：原天津市河东区劳动局副局长原晋津上任仅14个月，便吃喝玩乐挥霍公款50余万元；除去工作应酬之外，平均两天宴请一次，每次平均2000元以 上。原晋津放言：“只要我不往口袋里装，不嫖女人，吃点喝点不算事。”（199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案例五：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同心县100多家党政机关单位和部门，在当地一家“新月楼”餐馆欠账吃喝，历时10余年，吃喝白条竟达5000多张，拖欠金额达80多万元。“新月楼”不堪重负，8月24日，忍无可忍的餐馆老板一纸诉状把拖欠大户同心县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 局告上法庭。据悉，从1992年以来，同心县各个单位部门的人纷纷到“新月楼”吃请，却极少有人付现钱，至今留下欠账的白条整整装满了一皮箱。（新华社 2004年10月31日电）
案例六：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在全县财政紧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靠打“白条”几乎吃遍了全县上档次的饭店。因为长期兑现不了现金，一些饭店只好攥着一把白条被迫关门。例如有个“新雅饭店”，与阳原县法院咫 尺之遥，已经停业一年多。店主说，因为紧挨着法院，一些法院干部频频光顾，吃完饭不给钱只打“白条”已是常事。从1998年开始，县法院就把他的饭店当成了食堂，总共吃了18万元之多，至今仍有12万元未归还，最后被迫关门。（2003年8月11日人民网）
案例七：3月10 日，信阳市新县人口计生委总支书记、主任郭世忠去世后第13天，群众的爆料犹如一声霹雳：郭世忠是在2月26日晚上应酬饮酒过度死亡的！郭世忠的去世在新 县影响很大：2月27日凌晨去世，2月28日，县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县政府追记郭世忠个人三等功，文件称：“郭世忠同志因连续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1时45分不幸去世，年仅46岁。”新县县委书记、县长等近400人参加了郭世忠的追悼 会。(2008年3月12日《东楚晚报》)
案例八：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在县城城郊一家渔庄请客，与卖酒的大爷发生 口角，当众给了大爷左脸一巴掌、右脸一巴掌。而剑阁县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却表示：“曹局长主要还是想节约用钱，人事局花钱很紧张的，修房子等还有欠账。”（2008年10月31日中国法治监督网）
案例九：湖北襄樊市财政局、老河口市财政局课题 组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2000年老河口市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达到1980万元，占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
有资料显示，中国公款吃喝 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2004 年为3700亿元，而到2005年公款吃喝竟然达到6000亿，是国防开支的3倍。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得到有关权威部门的确认，甚至遭到有关部门的否认，但人们从自身周边实际来感受，认为公务接待支出确实是惊人的。然而，这只是公款吃喝而已，并不包括人们对官员的请吃请喝。众所周知，官员吃饭喝酒大多不掏自己腰包，也很少掏政府的财政腰包，他们之所以能大吃大喝是因为权力在握，普通国人办任何事情都要请他们吃喝。由此，吃喝问题的严重性可以想见了吧？
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问题如此严重，他国呢？先看看美国。通常，美国国宴上菜不超过四道。第一道开胃食品小碟冷菜；然后上两道主菜，一道鱼、一道牛肉；下一道是甜 食、水果、蛋糕、冰淇淋之类。酒一般也都国产的红、白葡萄酒和香槟酒。吃的方面与普通宴会并无两样。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就是用这样的四道菜在白宫盛 情宴请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再看看日本。每年4月中旬，日本首相都要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盛大的观樱会，邀请各界名流参加。人们可以一边观赏景色，一边交流寒暄。但吃的却非常简单。每人只配有一份简单的西式快餐或日式快餐。酒也只是啤酒和威士忌。这与老百姓平常吃的快餐差不多。
2009年1月14日，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确保中共中央政令畅通作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内容，以公报的形式昭示全党。然而，“三十六个公章管不住一张嘴巴”已经不是这个腐败社会的新闻。何以 眼下吃喝风非但没有收敛，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呢？一言以蔽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惩治不力，惩办不严。怎么办？还权于民，让官员出自选举，接受全面的监督，结束一党专政。
022、中国大陆的公款旅游知多少？
在中国大陆，多数地方政府对官员出国访问都有相关规定，某些地方甚至把出国旅游当成领导干部的一种“福利”和’待遇”。例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访问，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访问”；“一年出国访问一次的，可以访问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等等。这些规定，把本来是腐败性质的公款旅游粉饰成正当的待遇和福利。一些官员打着各种名目考察的幌子用公款旅游，用公款游山逛水、吃喝玩乐，这恐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然而，官员出国旅游以及在国外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对于时下众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至今还是不十分清楚。由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以下这篇来自官方网站的报道，便可对这种腐败内幕揭开冰山一角。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刚闭幕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考察。某市前后竟去了4批考察团，考察团的费用令人吃惊：一个为期只有4天的团，每人费用竟高达17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人每天花费4万多元人民币，真不知这些“考察”官员吃的什么“洋餐”，住的什么“洋楼”，购的什么“洋货”。报道还提到，在雅典“考察”数日后，一些所谓的考察团还“顺便”到欧洲其他城市转了一圈。明眼人一看，这其实是借考察奥运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当然，此后的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还有无数批所谓“奥运考察团”如过江之鲫去国外考察。
2008年底，一位名叫“魑魅魍魉2009”的网民大出风头：他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旅游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这些政府自身 不愿公开的信息，被晒到了网上，不仅引起网民、媒体的关注。
2011年4月23日，西昌市20名优秀环卫工人和25名城管队员启程，赴香港、澳门进行了为期7天的参观学习。按照计划，他们将充分利用此次机会，观察和思考港、澳地区先进的城市管理和清扫保洁经验。对此现象网友纷纷批评：“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城管队，出去学习什么呢？”
一则《考察组到我市是考察还是公款吃喝旅游》的帖子日前在网上热传。网帖详细罗列了一个“考察组”在广西崇左市的行程安排，4天行程中，只有两小时的座谈时间，其余则是到崇左市各处旅游参观。广西崇左市就此回应称，确有这样一份方案，但并未实施。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行程安排，说是公务考察，不如直接唤作公款旅游。
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南非采访了解，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这些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买单，在当地的华人中留下很坏的影响。南非华人导游协会会长邓学农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中国公务团游山玩水是普遍 现象，一般到南非访问四五天，一天或半天是公务活动，其他时间大多是旅游观光。在公务活动和会谈中，有的中国官员甚至在会谈桌上打起了瞌睡。还有侨领反映 说，某同乡会在一个月内连续接待了某个省的3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一般与华人华侨开个座谈会，吃个宴会，接下来就是到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开普敦游山玩水。
据有关权威调查数字显示：目前政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而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一些官员出国是多是少？是因公还是借公之名行旅游之实？公众难以知晓。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公众知情权的相对匮乏，公款出国旅游的“丑闻”自然就难以被发现了。但是这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各位注意：一个小小的南非，因官员公款旅游一年就要花费5000万元人民币，那么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究竟要花费多少钱？每年又有多少人公款出国旅游？如果有人作出确切统计，恐怕是个吓人的天文数字！须知，这些可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啊！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公费旅游是绝对禁止的，否则就成为丑闻，并最终导致相关官员辞职下台。但在偌大的中国，每年拿着财政钱出国游山玩水的腐败分子，恐怕多如牛毛，但迄今为止，真正因公款出国旅游受到处理的高级官员几乎寥寥无几。
023、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中。这本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因为强国富民正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则不免迷失。
镇反、土改、反右、大饥荒、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人间浩劫被人为制造出来，大饥荒饿死数千万，文化大革命斗倒数千万，到文革末期，国民经济有一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满足现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拿共产党统治下的两个历史阶段进行比较。这就会有一种从地狱的深渊回复到人间常态的感觉，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们觉得，现状好像“还不错”。没吃没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没有，搞什么民主？听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有了，还要什么民主？听上去也“有道理”。实际上都没道理。因为，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与吃饱不吃饱没有关系。如果不实行民主，那就是专制，终究还会有灾难发生。果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后三十年里，“平息反革命暴乱”、打压民间宗教和维权活动等，各种人权灾难又一次一次地被制造出来了。
上述“心理反差”，也来自于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说白了，还是蓄意制造。一方面，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封杀了也歪曲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进”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进步”的景象。这样一来，社会心理也确实容易发生一些变化，即便社会再不公平，民众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么。“总比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强呗！”有人就这样自我安慰自己。
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些年代里，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只占世界总产值的5%左右，人均产值更是拿不上台面，社会福利状况与民主国家根本没法相比，人权状况就不用说了。
说到底，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就只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一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份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024、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不仅有阴奉阳违地方势力，他们表面上听命于国民政府，但很多事情上都是自行其是，比如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而且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战争。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相比于军阀混战时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着一些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苏联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联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确立了“以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一、在实行民权主义方面，除掉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国民均享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指称的各项民权。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出版法条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出版法》。据中共大陆历史学家称，其中仅规定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监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由是可知，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审”者，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此与迄今仍然是“绝无自由、仍要审查、并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胁”的中共新闻出版专制体制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
五四新文学之后，中国文学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等，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热乎；就后者而论，则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郁达夫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与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骆驼祥子》、《雷雨》等均已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曾无端遭受中共数十年摧残与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年的“文学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压和收买，甚至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容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抓之逮之判之的现实；就只能令人感慨万千了。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这一真正自由、繁荣的文艺局面，才又为中共制造所谓的“革命文学”，及其在掌权后公然压迫文学的死亡，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曾经予文学以自由的罪过。另外，自由的思想条件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不单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洛沙的《伦理学》、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柏克莱的《视觉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述相继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学上的柏格森派、实政主义学派、绝对唯心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逻辑实证论和现象学等，亦都成为一时之响。国内更有不少学者于此学术自由的阶段脱颖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体。如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哲学），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这就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只容许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歌颂，而绝不容许出现或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术，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国而语”了。
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及早地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了“训政时期临时约法”，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确认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而且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还研究、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法，工厂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票据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等。“当时立法的最高原则，是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训政时期约法”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土地法”以实行民生为目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顾了人道主义，并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应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须予以监护，患麻疯病及性病者应予以强迫治疗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制体制上，除更名改制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并实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师制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法官考试，共录取八百一十八人，连同北京政府时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法官训练所，先后办了四期，共毕业四百四十六人。同时，国民政府还改北洋政府平政院为行政法院，处理官署违法和违法处理人民的诉讼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务员惩戒法”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回顾中华民国政府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之历史时期内，于法制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所获得的实绩，再来考察中共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历史和后二十年欺天瞒地的“法制建设”，回首中共制造“冤狱遍中华”的惨痛事实，默诵流行于今日中国大陆的“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种种辛酸民谣，则历史的惊人倒退，又何待言之。
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确立民生建设为首要，否定专制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增强国力，遂于本时期内使一个穷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据中国大陆史家证明，在经济政策上，中华民国一是实行“裁撤悖金与统一税收”。 裁悖改统后，一九三三年度的统税收入总共已达一亿圆以上，颇有与关、盐两税并驾齐驱之势。二是实行“整顿金融，改革币制”。公布“修正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私营商业银行，其间先宣布“废两改圆”，统一银币，后实施法币制度，宣布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使用，禁止白银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从而抵制了美国的“购银法案”，堵住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银本位。正确、有益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又决行“保护国货”的政策，从而使得本阶段的工业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经济危机正炽的不利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此，中国大陆史家乃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应该说，农业发展和土地问题乃是中华民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户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同时，还针对农业改良、水利兴修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等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订定五年经建计划时，就决定于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记，以作土地改革之准备。乡村的建设运动，亦在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号召和推动下，初有发展。然而，这些土地改革的纲领，农业改良的工作和乡村的建设运动，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均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当时外患内忧齐相压来的中国，除浙江等少数省份外，均无法得以广泛的推行，从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先机。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虽处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国和建国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后来有人称它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台湾史家在这方面也有较为平实的论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乱。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日事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镇压国内的政敌，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轮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权的维护上，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北伐完成后的十年，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张，各种形式的政敌环伺，国民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仍能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部分建设且获有显著成效，殊属难能可贵。此种建设成效，转用以对抗各派政敌和帝国主义国家，亦相当有效。这不仅带来了江西剿共的胜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础。”
以上所述，也许片面，但无杜撰。虽然成王败寇，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不能由专制统治者独家垄断。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缺点和不足有很多，国民党实行的也是一党专制，国家体制也是党国体制，这一点与当今中国相似。中国共产党因缘际会地胜利了，它统治了中国，但中华民国绝非黑暗深渊，绝非一无是处。
025、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虽然不尽完善，但举世公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稳，残余专制势力作祟，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他们利用新生民主的种种空隙，和民众尚未完全适应民主与共和的守旧心态，蛊惑民心，酝酿复辟。袁世凯等人搞完复辟后，打着“解放”旗号的中国共产党凭籍暴力手段，把中国拖入了极权社会，这实际上就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血腥恐怖、人人自危、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进而制造“平息反革命暴乱”、打压民间宗教和维权活动等，大规模迫害一次又一次被制造出来。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没有例外。当年的军阀或国民党，处决政治犯，还允许政治犯选择站着或是坐着，甚至允许高呼口号，甚至允许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但中国共产党政权处决政治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其膝盖骨，林昭为例；为防高呼口号，甚至割断其喉咙，张志新为例；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为例；等等等等。
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脚下。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
2010年5月18日《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移民新村被邻村强行侵占无法耕种。政府多次通知村民去耕种却遭到对方干扰,引发冲突,梅子坑副村长等6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没人理会,被指“在这里下跪也没有用”。
2010年4月13日，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原海洋村）等地上千名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举报居委会负责人经济问题等，部分群众在市政府门前下跪，时间持续约30分钟，引发网络上“千人集体下跪求见市长未果”等议论。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们凭什么向那些贪官污吏下跪？
026、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吗？
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在2010年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早已在2007年就上升到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大陆的执政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1亿。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中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0、2美元。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以国际标准换算，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比国际标准相差13倍！而且，中国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国内国际公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这些中国式富豪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富商和矿主，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真正的大富豪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是那些特权集团里的人。2011年，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被停职审查，仅查出来的结果，他就贪污了28亿美，折合人民币200亿左右，而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在美国居住。这还不算，很快张曙光的后台铁道部长刘志军也中枪落马，据查，他贪污了8亿，养着数十个情妇。那么，张曙光和刘志军是中国最富有的官僚吗？绝对不是。电视上有报道，只要愿意贪污，一个小科长都能贪污一亿，那局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更不在话下了。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也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集中地。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中国执政当局自吹“高速增长”，但二十多年来，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市场”，却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普通的中国人要么无钱可花，要么有点小钱不敢花，为的是应付昂贵的教育、医疗、房价。他们辛苦赚下的，不过就是活命钱、保命钱罢了。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韩国和菲律宾的对照就是很经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两国的许多经济指数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学和初中在校人数。起点相同，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菲律宾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宾平均的多，而且两国的基尼指数相差就有0。2。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的缘故。中国大陆的未来堪忧，值得爱国者关注了。
027、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又穷又乱吗？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经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分析，把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描绘得又穷又乱，认为这是民主转型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了。
苏联时期的小兄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了！难道这只是一个新闻题目那么简单吗？波罗地海三国独立以后迅速发展，加入欧盟，甚至开始实行欧元货币，这些难道都是巧合？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坛的GDP速度连续达到10%的年增长，而俄罗斯近年来的高速发展更加令人振奋。难道这些不值得中国人深思吗？不要再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变化视而不见了！
东欧国家的现状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民主制度已经基本成熟，经济发展良好，因此先后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欧盟的行列。第二类，包括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实行民主至少都超过五年的时间，已经多次实行民主选举，都在朝着融入欧洲的方向在努力，但由于实行民主比较晚，经济基础比较差，相对于第一类国家要落后许多。但始终在进步。第三类，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都是近二、三年才初步实行了民主，是否能够稳定地发展民主还有待时间检验。第四类，包括剩余的东欧国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土库蔓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虽然都有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都有选举，但问题诸多。由于这些国家民主及人权状况的不同，相应地也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同。
俄罗斯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俄罗斯道路做出全面和清晰的描述是艰难的。但是大的线条还是可以勾勒的。首先，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的银行，土地，企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俄罗斯充满了活力和创造性。全俄罗斯范围内实行如同欧美的会计制度，也使得俄罗斯更加国际化。俄罗斯的跨过公司不断迅速成长。其次，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相呼应，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公平的发展空间。而这些在中国还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甚至一切都在恶化。中国的银行还牢牢地被国家控制，土地更谈不上自由买卖。而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更是纸上谈兵。俄罗斯的民主化道路有些坎坷和反复，但是成就很大。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中国的榜样，但也有些人认为俄罗斯恰恰应该是中国的榜样。因为俄罗斯的榜样可以说是非常实际的，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榜样。中国不是天天在制定物权法吗？看看俄罗斯就知道怎样制定了。中国不是天天说要实行沉默权吗？那么看看俄罗斯就知道怎么操作了。中国不是要实行陪审团制度吗，看看俄罗斯的措施就一目了然。甚至如果实行选举的自动化，不用去美国，把俄罗斯的自动选举器买回来，然后将俄罗斯的选举软件汉化就可以立即使用。世界上还有比俄罗斯地理辽阔和复杂的国家吗？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我们再看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馀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自由、民主、公平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腐败、专制、垄断是社会发展之大敌。哪里有腐败、专制、垄断，哪里就有贫穷落后；哪里有民主、自由、公平竞争，哪里就有繁荣富强。
028、中国共产党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全部利益，人们的首先是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往往会把牵涉众人的事情分别交给不同的人、组织和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法治，会有正当程序。这个正当程序主要就是选举。参与选举国家元首，把代表国家的事务交给他；参与选举政府首脑，把代表行政的事务交给他；参与选举代议员，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传递出去；参与选举工会领袖，把自己关于福利的要求交给他；参与小动物保护组织的选举，把自己保护小动物的事务交给他，等等。一句话，选举里面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甚至是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即：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种代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没有经过选举获得人民的认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在国内把持政权，这是历史形成的，是国共战争的后果。
1949年中共的革命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收拢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至文化大革命末期已经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这些关乎人们生活的全部细节都被中共强行承包，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一个全能型政党。人们在一个全能型政党的统治下，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得不依赖它的施舍，否则就不能生存。土地是它的，工具是它的，出行要开介绍信，甚至连买布料都要凭票，那么久而久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之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就会发生扭曲，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救星，没有它不行，就会以为自己的一切必须由它代表。
早期中国共产党，宣称是“工农联盟”的“先锋队”，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闹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夺取政权后，却又以“公社化”的名义把土地收回。这中间无论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也无论有什么美好愿望，事实上就是一场骗局而已。即便今日，中国共产党也仅仅是把土地“租”给农民，随时可以收回。特权集团往往在“开发”的名义下，强行夺走农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制造了大量失地农民，也制造了无数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肿蚣统治下，农民沦为中国最贫穷的大多数。
中国共产党曾宣传自己“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工人无论做为个人还是做为阶级，都不曾领导过中国。他们充其量是被吸收到共产党的组织里，自己交党费不说，还得跟着高层的指挥棒冲锋陷阵，并且退党非常困难，谁要退党就可能被当做异己分子进行整肃。到如今，在低工资和动辄下岗失业的威胁下，中国的普通工人已经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农民工们更是才底层之下。说到中国的文化人，毛泽东咒骂他们是“臭老九”，在历次运动中，予以残酷整肃；邓小平后来承认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又用“尊重”而非“依赖”去对待“知识和人才”，这种语气都能说明他仍然把知识份子放在客体位置上，实际对知识份子充满提防；江泽民时代给知识份子加薪，摆出一幅讨好的样子，却不准他们说话，实际上是用钞票贴封知识份子的嘴。当然，象余秋雨和司马南一类乐意被特权集团收买，这也不少。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识份子，更不代表拆迁户、不代表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它甚至不代笔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绝不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它代表谁呢？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没错，只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特权集团站起来了，它只代表它自己。
029、人民代表大会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吗？
全国人大代表赵本山在辽宁代表团会议讨论发言中做过一次自我检讨：“坦率地说，这一年，由于自己忙于拍片办学，没有像很多代表那样花更多的时间到百姓中间调查研究，在会上形成高质量的议案，作为一名人民代表，我感到很惭愧，今年，我一定拿出专门的时间和其他代表一道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民意，更好地履行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 看看，这就是中国的人大代表。赵本山在代表职务上的失职、不作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套用他的专用名词来说就是，他“忽悠”了选民、“忽悠”了选举单位、“忽悠”了人大代表职务、“忽悠”了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可怕更在于，中国的人大代表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在文艺方面对共产党歌功颂德，于是就被任命为人大代表。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她公开以“从未投过反对票”光荣。打倒彭德怀她赞成，打倒刘少奇她赞成，打倒林彪她赞成，打倒江青她赞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她赞成，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她也赞成，只要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她都赞成。这样的“人大代表”如何代表中国人民？
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由代表组成，是代表集体行 使权力的组织形式；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因此，代表的素质，影响着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代表的水平，决定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质量，关系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是选举出来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被任命出来的。众所周知的秘密就是，谁当人大代表，这要由中国组织部门来“内定”。事实上，各级人大会议的会场上，除了有部分文艺人士和企业家装饰之外，大部分都是在职官员。各地官僚都有双重身份，既是本级的行政官僚、又是参与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即，代表是官员的化身，官员是代表的替身。
实际上，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大的问题早已备受非议。在大多数人大，官员代表比例都超过70%。书记、市长、县长、局长……会堂之内，尽是乌纱。有人戏称：“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官员当代表，弊端实在多。一，代表性不广泛。人大会上难以见到工农的身影，难以听到基层的声音，“人大会成了政府工作汇报会”，下级官员代表见到上级官员代表，只顾“汇报”自己的工作，忘了自己“代表”的身份。二，履职几乎虚化。官员的工作大都非常繁忙，在“百忙之中”抽空在参加人代会只能是拍拍手、鼓鼓掌；闭会期间，更是从不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人大代表。三，自己监督自己。监督“一府两院”是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两院的工作报告是人代会的重要内容，可是，负责审议的人大代表却大都来自“一府两院”，这样的审议和监督，效果当然大打折扣……
实际上，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大的问题早已备受非议。在大多数人大，官员代表比例都超过70%。书记、市长、县长、局长……会堂之内，尽是乌纱。有人戏称：“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代表大会”！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就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工人农民代表为何偏少？就是因为官员代表太多啊！
人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人民代表是谁、有了问题去哪里找哪个人民代表？于是就有了不服从“内定”的人，他们顽强地参与到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但是下场都非常悲惨。湖北姚立法坚持参选人大代表，终于选上了，但在任内任外都遭到层层限制和迫害，一年往往被非法绑架十余次；陕西赵常青因为不听组织劝阻，执意竞选人大代笔，终被判刑；北京许志永参选人大代表后，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的人大代表选举刚刚开场，江西刘萍参与选举，被当局围困在家，不能出门。总之，因为自主参选人大代表被迫害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共执政六十年的各种戏法，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变出来的。因为从一个革命型的政党到一个昭示国际的政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替身的，就是表演权力来源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共能够统治大陆几十年，原因之一就在他们有个替身叫做人民代表。但是，官员们也很是害怕人民知道有“人民代表”这件东西，他们从来不鼓励人民受了冤屈之后去找“人民代表”，只是误导人民去各级信访机关去上访，在各级信访局之间踢皮球。直接抛开人大代表来玩政治的唯有毛泽东，他敢砸烂“人民代表大会”、囚禁“国家主席”，以至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的十年之间居然没有“人民代表大会”。
在官员任命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代表选举，这已经被多国经验所验证。寄希望与“人民代表”能够代表人民，这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是一种奢望；寄希望与“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民意的舞台，更是一种奢望。
（未完待续）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其中公务用车消费占比较高。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但民间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缩水的。身在中国大陆基层的人们都知道，有些单位登机在册只有一辆公务配车，但实际拥有的车辆往往有十几辆。比如公安局这样的执法单位超编配车现象就非常严重，各科室都把罚没来的车辆贪为己用。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辆专车(市内和下乡各一辆)。据测算，1人2车比1车2用的社会成本还要高。政府认可的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而实际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事业不发达情形下形成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种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些地方公车消费支出的加速增长，不仅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也成为政府管理的黑洞，更易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温床。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的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元～10万元。
据国家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6倍，而使用效率则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至1/6。相当一部分领导的专用车，除了接送领导上下班、参加必要的公务活动或出差外，大部分时间或者闲着或者跑司机个人或领导家里的私事。与此同时，也存在公车资源利用不平衡的现象，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用车难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甚至也有私车公用的现象。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中央乃至地方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变相专车和固定用车现象严重。按照中办发[1994]14号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或有关职能部门都自行给党政领导配备了专车，有些领导用车虽然不称为专车，但却专用。
021、中国大陆的公款吃喝知多少？
“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幢楼”，“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你出钱我出胃，喝就就要喝个醉，你不醉我不醉，宽马路上谁来睡？”这些吃喝顺口溜如 今处处耳熟能详。公款吃喝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上面来个人，要吃吃喝喝搞接待；遇个“周年”，要吃吃喝喝搞庆贺；招个商，要吃吃喝喝招进来；开会吃，闭会也吃。不论办什么事，先吃上一顿再说。一些地方利用公款海吃豪喝、耗费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案例一：在广东省陆丰市，一家名为“人民大厦”的餐厅因吃喝的高档次、超豪华，在当地甚至粤东一带赫赫有名。不单陆丰的单位来这里接待客人，连汕尾、汕头、潮 州的一些领导也来这里用餐。“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钱？”“这可没个底，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都有，这里最高的一桌吃了15万元。”（新华社广州2004年7月 11日电）
案例二：南昌市审计局在一份审计报告中指出，南昌市殡葬管理处2003年招待费开支达６1.89万元，占全部公务费支出的33％，月均5.15万元，而用于发展殡葬事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有12万元。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一个才60人的单位，10个月接待费就花了98万！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建设一个三峡大坝！
案例三：湖南省衡南县委办下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必须到指定的鑫泉宾馆“定额消费”，109个单位在一年内要消费170多万元，有关消费费用由县财政按季度代扣。（2003年4月10日《江南都市报》）
案例四：原天津市河东区劳动局副局长原晋津上任仅14个月，便吃喝玩乐挥霍公款50余万元；除去工作应酬之外，平均两天宴请一次，每次平均2000元以 上。原晋津放言：“只要我不往口袋里装，不嫖女人，吃点喝点不算事。”（199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案例五：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同心县100多家党政机关单位和部门，在当地一家“新月楼”餐馆欠账吃喝，历时10余年，吃喝白条竟达5000多张，拖欠金额达80多万元。“新月楼”不堪重负，8月24日，忍无可忍的餐馆老板一纸诉状把拖欠大户同心县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 局告上法庭。据悉，从1992年以来，同心县各个单位部门的人纷纷到“新月楼”吃请，却极少有人付现钱，至今留下欠账的白条整整装满了一皮箱。（新华社 2004年10月31日电）
案例六：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在全县财政紧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靠打“白条”几乎吃遍了全县上档次的饭店。因为长期兑现不了现金，一些饭店只好攥着一把白条被迫关门。例如有个“新雅饭店”，与阳原县法院咫 尺之遥，已经停业一年多。店主说，因为紧挨着法院，一些法院干部频频光顾，吃完饭不给钱只打“白条”已是常事。从1998年开始，县法院就把他的饭店当成了食堂，总共吃了18万元之多，至今仍有12万元未归还，最后被迫关门。（2003年8月11日人民网）
案例七：3月10 日，信阳市新县人口计生委总支书记、主任郭世忠去世后第13天，群众的爆料犹如一声霹雳：郭世忠是在2月26日晚上应酬饮酒过度死亡的！郭世忠的去世在新 县影响很大：2月27日凌晨去世，2月28日，县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县政府追记郭世忠个人三等功，文件称：“郭世忠同志因连续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1时45分不幸去世，年仅46岁。”新县县委书记、县长等近400人参加了郭世忠的追悼 会。(2008年3月12日《东楚晚报》)
案例八：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在县城城郊一家渔庄请客，与卖酒的大爷发生 口角，当众给了大爷左脸一巴掌、右脸一巴掌。而剑阁县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却表示：“曹局长主要还是想节约用钱，人事局花钱很紧张的，修房子等还有欠账。”（2008年10月31日中国法治监督网）
案例九：湖北襄樊市财政局、老河口市财政局课题 组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2000年老河口市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达到1980万元，占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
有资料显示，中国公款吃喝 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2004 年为3700亿元，而到2005年公款吃喝竟然达到6000亿，是国防开支的3倍。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得到有关权威部门的确认，甚至遭到有关部门的否认，但人们从自身周边实际来感受，认为公务接待支出确实是惊人的。然而，这只是公款吃喝而已，并不包括人们对官员的请吃请喝。众所周知，官员吃饭喝酒大多不掏自己腰包，也很少掏政府的财政腰包，他们之所以能大吃大喝是因为权力在握，普通国人办任何事情都要请他们吃喝。由此，吃喝问题的严重性可以想见了吧？
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问题如此严重，他国呢？先看看美国。通常，美国国宴上菜不超过四道。第一道开胃食品小碟冷菜；然后上两道主菜，一道鱼、一道牛肉；下一道是甜 食、水果、蛋糕、冰淇淋之类。酒一般也都国产的红、白葡萄酒和香槟酒。吃的方面与普通宴会并无两样。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就是用这样的四道菜在白宫盛 情宴请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再看看日本。每年4月中旬，日本首相都要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盛大的观樱会，邀请各界名流参加。人们可以一边观赏景色，一边交流寒暄。但吃的却非常简单。每人只配有一份简单的西式快餐或日式快餐。酒也只是啤酒和威士忌。这与老百姓平常吃的快餐差不多。
2009年1月14日，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确保中共中央政令畅通作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内容，以公报的形式昭示全党。然而，“三十六个公章管不住一张嘴巴”已经不是这个腐败社会的新闻。何以 眼下吃喝风非但没有收敛，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呢？一言以蔽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惩治不力，惩办不严。怎么办？还权于民，让官员出自选举，接受全面的监督，结束一党专政。
022、中国大陆的公款旅游知多少？
在中国大陆，多数地方政府对官员出国访问都有相关规定，某些地方甚至把出国旅游当成领导干部的一种“福利”和’待遇”。例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访问，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访问”；“一年出国访问一次的，可以访问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等等。这些规定，把本来是腐败性质的公款旅游粉饰成正当的待遇和福利。一些官员打着各种名目考察的幌子用公款旅游，用公款游山逛水、吃喝玩乐，这恐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然而，官员出国旅游以及在国外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对于时下众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至今还是不十分清楚。由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以下这篇来自官方网站的报道，便可对这种腐败内幕揭开冰山一角。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刚闭幕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考察。某市前后竟去了4批考察团，考察团的费用令人吃惊：一个为期只有4天的团，每人费用竟高达17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人每天花费4万多元人民币，真不知这些“考察”官员吃的什么“洋餐”，住的什么“洋楼”，购的什么“洋货”。报道还提到，在雅典“考察”数日后，一些所谓的考察团还“顺便”到欧洲其他城市转了一圈。明眼人一看，这其实是借考察奥运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当然，此后的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还有无数批所谓“奥运考察团”如过江之鲫去国外考察。
2008年底，一位名叫“魑魅魍魉2009”的网民大出风头：他在上海地铁上捡到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出国旅游的路线图，更有江苏张家港一个“领导太太考察团”的相关信息。这些政府自身 不愿公开的信息，被晒到了网上，不仅引起网民、媒体的关注。
2011年4月23日，西昌市20名优秀环卫工人和25名城管队员启程，赴香港、澳门进行了为期7天的参观学习。按照计划，他们将充分利用此次机会，观察和思考港、澳地区先进的城市管理和清扫保洁经验。对此现象网友纷纷批评：“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城管队，出去学习什么呢？”
一则《考察组到我市是考察还是公款吃喝旅游》的帖子日前在网上热传。网帖详细罗列了一个“考察组”在广西崇左市的行程安排，4天行程中，只有两小时的座谈时间，其余则是到崇左市各处旅游参观。广西崇左市就此回应称，确有这样一份方案，但并未实施。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行程安排，说是公务考察，不如直接唤作公款旅游。
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南非采访了解，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这些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买单，在当地的华人中留下很坏的影响。南非华人导游协会会长邓学农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中国公务团游山玩水是普遍 现象，一般到南非访问四五天，一天或半天是公务活动，其他时间大多是旅游观光。在公务活动和会谈中，有的中国官员甚至在会谈桌上打起了瞌睡。还有侨领反映 说，某同乡会在一个月内连续接待了某个省的3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一般与华人华侨开个座谈会，吃个宴会，接下来就是到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开普敦游山玩水。
据有关权威调查数字显示：目前政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而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一些官员出国是多是少？是因公还是借公之名行旅游之实？公众难以知晓。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公众知情权的相对匮乏，公款出国旅游的“丑闻”自然就难以被发现了。但是这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各位注意：一个小小的南非，因官员公款旅游一年就要花费5000万元人民币，那么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究竟要花费多少钱？每年又有多少人公款出国旅游？如果有人作出确切统计，恐怕是个吓人的天文数字！须知，这些可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啊！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公费旅游是绝对禁止的，否则就成为丑闻，并最终导致相关官员辞职下台。但在偌大的中国，每年拿着财政钱出国游山玩水的腐败分子，恐怕多如牛毛，但迄今为止，真正因公款出国旅游受到处理的高级官员几乎寥寥无几。
023、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中。这本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因为强国富民正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则不免迷失。
镇反、土改、反右、大饥荒、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人间浩劫被人为制造出来，大饥荒饿死数千万，文化大革命斗倒数千万，到文革末期，国民经济有一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满足现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拿共产党统治下的两个历史阶段进行比较。这就会有一种从地狱的深渊回复到人间常态的感觉，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们觉得，现状好像“还不错”。没吃没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没有，搞什么民主？听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有了，还要什么民主？听上去也“有道理”。实际上都没道理。因为，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与吃饱不吃饱没有关系。如果不实行民主，那就是专制，终究还会有灾难发生。果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后三十年里，“平息反革命暴乱”、打压民间宗教和维权活动等，各种人权灾难又一次一次地被制造出来了。
上述“心理反差”，也来自于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说白了，还是蓄意制造。一方面，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封杀了也歪曲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进”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进步”的景象。这样一来，社会心理也确实容易发生一些变化，即便社会再不公平，民众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么。“总比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强呗！”有人就这样自我安慰自己。
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些年代里，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只占世界总产值的5%左右，人均产值更是拿不上台面，社会福利状况与民主国家根本没法相比，人权状况就不用说了。
说到底，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就只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一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份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024、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不仅有阴奉阳违地方势力，他们表面上听命于国民政府，但很多事情上都是自行其是，比如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而且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战争。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相比于军阀混战时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着一些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苏联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联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确立了“以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一、在实行民权主义方面，除掉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国民均享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指称的各项民权。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出版法条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出版法》。据中共大陆历史学家称，其中仅规定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监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由是可知，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审”者，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此与迄今仍然是“绝无自由、仍要审查、并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胁”的中共新闻出版专制体制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
五四新文学之后，中国文学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等，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热乎；就后者而论，则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郁达夫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与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骆驼祥子》、《雷雨》等均已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曾无端遭受中共数十年摧残与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年的“文学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压和收买，甚至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容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抓之逮之判之的现实；就只能令人感慨万千了。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这一真正自由、繁荣的文艺局面，才又为中共制造所谓的“革命文学”，及其在掌权后公然压迫文学的死亡，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曾经予文学以自由的罪过。另外，自由的思想条件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不单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洛沙的《伦理学》、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柏克莱的《视觉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述相继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学上的柏格森派、实政主义学派、绝对唯心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逻辑实证论和现象学等，亦都成为一时之响。国内更有不少学者于此学术自由的阶段脱颖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体。如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哲学），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这就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只容许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歌颂，而绝不容许出现或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术，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国而语”了。
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及早地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了“训政时期临时约法”，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确认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而且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还研究、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法，工厂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票据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等。“当时立法的最高原则，是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训政时期约法”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土地法”以实行民生为目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顾了人道主义，并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应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须予以监护，患麻疯病及性病者应予以强迫治疗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制体制上，除更名改制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并实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师制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法官考试，共录取八百一十八人，连同北京政府时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法官训练所，先后办了四期，共毕业四百四十六人。同时，国民政府还改北洋政府平政院为行政法院，处理官署违法和违法处理人民的诉讼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务员惩戒法”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回顾中华民国政府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之历史时期内，于法制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所获得的实绩，再来考察中共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历史和后二十年欺天瞒地的“法制建设”，回首中共制造“冤狱遍中华”的惨痛事实，默诵流行于今日中国大陆的“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种种辛酸民谣，则历史的惊人倒退，又何待言之。
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确立民生建设为首要，否定专制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增强国力，遂于本时期内使一个穷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据中国大陆史家证明，在经济政策上，中华民国一是实行“裁撤悖金与统一税收”。 裁悖改统后，一九三三年度的统税收入总共已达一亿圆以上，颇有与关、盐两税并驾齐驱之势。二是实行“整顿金融，改革币制”。公布“修正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私营商业银行，其间先宣布“废两改圆”，统一银币，后实施法币制度，宣布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使用，禁止白银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从而抵制了美国的“购银法案”，堵住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银本位。正确、有益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又决行“保护国货”的政策，从而使得本阶段的工业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经济危机正炽的不利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此，中国大陆史家乃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应该说，农业发展和土地问题乃是中华民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户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同时，还针对农业改良、水利兴修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等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订定五年经建计划时，就决定于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记，以作土地改革之准备。乡村的建设运动，亦在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号召和推动下，初有发展。然而，这些土地改革的纲领，农业改良的工作和乡村的建设运动，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均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当时外患内忧齐相压来的中国，除浙江等少数省份外，均无法得以广泛的推行，从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先机。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虽处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国和建国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后来有人称它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台湾史家在这方面也有较为平实的论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乱。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日事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镇压国内的政敌，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轮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权的维护上，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北伐完成后的十年，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张，各种形式的政敌环伺，国民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仍能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部分建设且获有显著成效，殊属难能可贵。此种建设成效，转用以对抗各派政敌和帝国主义国家，亦相当有效。这不仅带来了江西剿共的胜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础。”
以上所述，也许片面，但无杜撰。虽然成王败寇，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不能由专制统治者独家垄断。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缺点和不足有很多，国民党实行的也是一党专制，国家体制也是党国体制，这一点与当今中国相似。中国共产党因缘际会地胜利了，它统治了中国，但中华民国绝非黑暗深渊，绝非一无是处。
025、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虽然不尽完善，但举世公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稳，残余专制势力作祟，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他们利用新生民主的种种空隙，和民众尚未完全适应民主与共和的守旧心态，蛊惑民心，酝酿复辟。袁世凯等人搞完复辟后，打着“解放”旗号的中国共产党凭籍暴力手段，把中国拖入了极权社会，这实际上就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血腥恐怖、人人自危、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进而制造“平息反革命暴乱”、打压民间宗教和维权活动等，大规模迫害一次又一次被制造出来。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没有例外。当年的军阀或国民党，处决政治犯，还允许政治犯选择站着或是坐着，甚至允许高呼口号，甚至允许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但中国共产党政权处决政治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其膝盖骨，林昭为例；为防高呼口号，甚至割断其喉咙，张志新为例；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为例；等等等等。
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脚下。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
2010年5月18日《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移民新村被邻村强行侵占无法耕种。政府多次通知村民去耕种却遭到对方干扰,引发冲突,梅子坑副村长等6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没人理会,被指“在这里下跪也没有用”。
2010年4月13日，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原海洋村）等地上千名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举报居委会负责人经济问题等，部分群众在市政府门前下跪，时间持续约30分钟，引发网络上“千人集体下跪求见市长未果”等议论。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们凭什么向那些贪官污吏下跪？
026、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吗？
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在2010年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早已在2007年就上升到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大陆的执政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1亿。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中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0、2美元。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以国际标准换算，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比国际标准相差13倍！而且，中国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国内国际公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这些中国式富豪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富商和矿主，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真正的大富豪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是那些特权集团里的人。2011年，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已被停职审查，仅查出来的结果，他就贪污了28亿美，折合人民币200亿左右，而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在美国居住。这还不算，很快张曙光的后台铁道部长刘志军也中枪落马，据查，他贪污了8亿，养着数十个情妇。那么，张曙光和刘志军是中国最富有的官僚吗？绝对不是。电视上有报道，只要愿意贪污，一个小科长都能贪污一亿，那局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更不在话下了。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也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集中地。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中国执政当局自吹“高速增长”，但二十多年来，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市场”，却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普通的中国人要么无钱可花，要么有点小钱不敢花，为的是应付昂贵的教育、医疗、房价。他们辛苦赚下的，不过就是活命钱、保命钱罢了。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韩国和菲律宾的对照就是很经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两国的许多经济指数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学和初中在校人数。起点相同，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菲律宾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宾平均的多，而且两国的基尼指数相差就有0。2。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的缘故。中国大陆的未来堪忧，值得爱国者关注了。
027、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又穷又乱吗？
人们都还记得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转型困难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曾经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分析，把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描绘得又穷又乱，认为这是民主转型惹的祸，似乎非“中国模式”不能解决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报道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而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了。
苏联时期的小兄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了！难道这只是一个新闻题目那么简单吗？波罗地海三国独立以后迅速发展，加入欧盟，甚至开始实行欧元货币，这些难道都是巧合？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坛的GDP速度连续达到10%的年增长，而俄罗斯近年来的高速发展更加令人振奋。难道这些不值得中国人深思吗？不要再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变化视而不见了！
东欧国家的现状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民主制度已经基本成熟，经济发展良好，因此先后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欧盟的行列。第二类，包括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实行民主至少都超过五年的时间，已经多次实行民主选举，都在朝着融入欧洲的方向在努力，但由于实行民主比较晚，经济基础比较差，相对于第一类国家要落后许多。但始终在进步。第三类，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都是近二、三年才初步实行了民主，是否能够稳定地发展民主还有待时间检验。第四类，包括剩余的东欧国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土库蔓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虽然都有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都有选举，但问题诸多。由于这些国家民主及人权状况的不同，相应地也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同。
俄罗斯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俄罗斯道路做出全面和清晰的描述是艰难的。但是大的线条还是可以勾勒的。首先，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的银行，土地，企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俄罗斯充满了活力和创造性。全俄罗斯范围内实行如同欧美的会计制度，也使得俄罗斯更加国际化。俄罗斯的跨过公司不断迅速成长。其次，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相呼应，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公平的发展空间。而这些在中国还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甚至一切都在恶化。中国的银行还牢牢地被国家控制，土地更谈不上自由买卖。而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更是纸上谈兵。俄罗斯的民主化道路有些坎坷和反复，但是成就很大。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中国的榜样，但也有些人认为俄罗斯恰恰应该是中国的榜样。因为俄罗斯的榜样可以说是非常实际的，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榜样。中国不是天天在制定物权法吗？看看俄罗斯就知道怎样制定了。中国不是天天说要实行沉默权吗？那么看看俄罗斯就知道怎么操作了。中国不是要实行陪审团制度吗，看看俄罗斯的措施就一目了然。甚至如果实行选举的自动化，不用去美国，把俄罗斯的自动选举器买回来，然后将俄罗斯的选举软件汉化就可以立即使用。世界上还有比俄罗斯地理辽阔和复杂的国家吗？
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我们再看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馀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自由、民主、公平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腐败、专制、垄断是社会发展之大敌。哪里有腐败、专制、垄断，哪里就有贫穷落后；哪里有民主、自由、公平竞争，哪里就有繁荣富强。
028、中国共产党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全部利益，人们的首先是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往往会把牵涉众人的事情分别交给不同的人、组织和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法治，会有正当程序。这个正当程序主要就是选举。参与选举国家元首，把代表国家的事务交给他；参与选举政府首脑，把代表行政的事务交给他；参与选举代议员，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传递出去；参与选举工会领袖，把自己关于福利的要求交给他；参与小动物保护组织的选举，把自己保护小动物的事务交给他，等等。一句话，选举里面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甚至是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即：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种代表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没有经过选举获得人民的认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在国内把持政权，这是历史形成的，是国共战争的后果。
1949年中共的革命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收拢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至文化大革命末期已经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这些关乎人们生活的全部细节都被中共强行承包，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了一个全能型政党。人们在一个全能型政党的统治下，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得不依赖它的施舍，否则就不能生存。土地是它的，工具是它的，出行要开介绍信，甚至连买布料都要凭票，那么久而久之，在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之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就会发生扭曲，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救星，没有它不行，就会以为自己的一切必须由它代表。
早期中国共产党，宣称是“工农联盟”的“先锋队”，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闹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夺取政权后，却又以“公社化”的名义把土地收回。这中间无论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也无论有什么美好愿望，事实上就是一场骗局而已。即便今日，中国共产党也仅仅是把土地“租”给农民，随时可以收回。特权集团往往在“开发”的名义下，强行夺走农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制造了大量失地农民，也制造了无数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肿蚣统治下，农民沦为中国最贫穷的大多数。
中国共产党曾宣传自己“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工人无论做为个人还是做为阶级，都不曾领导过中国。他们充其量是被吸收到共产党的组织里，自己交党费不说，还得跟着高层的指挥棒冲锋陷阵，并且退党非常困难，谁要退党就可能被当做异己分子进行整肃。到如今，在低工资和动辄下岗失业的威胁下，中国的普通工人已经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农民工们更是才底层之下。说到中国的文化人，毛泽东咒骂他们是“臭老九”，在历次运动中，予以残酷整肃；邓小平后来承认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又用“尊重”而非“依赖”去对待“知识和人才”，这种语气都能说明他仍然把知识份子放在客体位置上，实际对知识份子充满提防；江泽民时代给知识份子加薪，摆出一幅讨好的样子，却不准他们说话，实际上是用钞票贴封知识份子的嘴。当然，象余秋雨和司马南一类乐意被特权集团收买，这也不少。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识份子，更不代表拆迁户、不代表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它甚至不代笔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绝不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它代表谁呢？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儿孙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权贵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没错，只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特权集团站起来了，它只代表它自己。
029、人民代表大会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吗？
全国人大代表赵本山在辽宁代表团会议讨论发言中做过一次自我检讨：“坦率地说，这一年，由于自己忙于拍片办学，没有像很多代表那样花更多的时间到百姓中间调查研究，在会上形成高质量的议案，作为一名人民代表，我感到很惭愧，今年，我一定拿出专门的时间和其他代表一道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民意，更好地履行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 看看，这就是中国的人大代表。赵本山在代表职务上的失职、不作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套用他的专用名词来说就是，他“忽悠”了选民、“忽悠”了选举单位、“忽悠”了人大代表职务、“忽悠”了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可怕更在于，中国的人大代表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在文艺方面对共产党歌功颂德，于是就被任命为人大代表。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她公开以“从未投过反对票”光荣。打倒彭德怀她赞成，打倒刘少奇她赞成，打倒林彪她赞成，打倒江青她赞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她赞成，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她也赞成，只要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她都赞成。这样的“人大代表”如何代表中国人民？
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由代表组成，是代表集体行 使权力的组织形式；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因此，代表的素质，影响着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代表的水平，决定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质量，关系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是选举出来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被任命出来的。众所周知的秘密就是，谁当人大代表，这要由中国组织部门来“内定”。事实上，各级人大会议的会场上，除了有部分文艺人士和企业家装饰之外，大部分都是在职官员。各地官僚都有双重身份，既是本级的行政官僚、又是参与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即，代表是官员的化身，官员是代表的替身。
实际上，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大的问题早已备受非议。在大多数人大，官员代表比例都超过70%。书记、市长、县长、局长……会堂之内，尽是乌纱。有人戏称：“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官员当代表，弊端实在多。一，代表性不广泛。人大会上难以见到工农的身影，难以听到基层的声音，“人大会成了政府工作汇报会”，下级官员代表见到上级官员代表，只顾“汇报”自己的工作，忘了自己“代表”的身份。二，履职几乎虚化。官员的工作大都非常繁忙，在“百忙之中”抽空在参加人代会只能是拍拍手、鼓鼓掌；闭会期间，更是从不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人大代表。三，自己监督自己。监督“一府两院”是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两院的工作报告是人代会的重要内容，可是，负责审议的人大代表却大都来自“一府两院”，这样的审议和监督，效果当然大打折扣……
实际上，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大的问题早已备受非议。在大多数人大，官员代表比例都超过70%。书记、市长、县长、局长……会堂之内，尽是乌纱。有人戏称：“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官员代表大会”！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就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工人农民代表为何偏少？就是因为官员代表太多啊！
人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人民代表是谁、有了问题去哪里找哪个人民代表？于是就有了不服从“内定”的人，他们顽强地参与到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但是下场都非常悲惨。湖北姚立法坚持参选人大代表，终于选上了，但在任内任外都遭到层层限制和迫害，一年往往被非法绑架十余次；陕西赵常青因为不听组织劝阻，执意竞选人大代笔，终被判刑；北京许志永参选人大代表后，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的人大代表选举刚刚开场，江西刘萍参与选举，被当局围困在家，不能出门。总之，因为自主参选人大代表被迫害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共执政六十年的各种戏法，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变出来的。因为从一个革命型的政党到一个昭示国际的政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替身的，就是表演权力来源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共能够统治大陆几十年，原因之一就在他们有个替身叫做人民代表。但是，官员们也很是害怕人民知道有“人民代表”这件东西，他们从来不鼓励人民受了冤屈之后去找“人民代表”，只是误导人民去各级信访机关去上访，在各级信访局之间踢皮球。直接抛开人大代表来玩政治的唯有毛泽东，他敢砸烂“人民代表大会”、囚禁“国家主席”，以至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的十年之间居然没有“人民代表大会”。
在官员任命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代表选举，这已经被多国经验所验证。寄希望与“人民代表”能够代表人民，这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是一种奢望；寄希望与“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民意的舞台，更是一种奢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