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在我面前是这样的厚重，拿在手里不敢轻易打开，打开了不能轻易合上，合上了心里却时时牵挂，隐隐不能释怀。这样的阅读经验，对我来说是相当奇特的。我说的是《巨流河》。
二零零九年台湾出了两本书，与时代扣题，为亡灵招魂：一本是龙应台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简称《一九四九》），一本是齐邦媛写的《巨流河》。《一九四九》出版不久，龙应台便托人带了进来送给我。我读完后，给龙应台写了一封长信，《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一个胜利者后代致一个失败者后代的信》。不久，我托人买到了《巨流河》。两本书，两个女人两代人写出来，两个人的家族史和个人奋斗史，徜徉在台湾海峡两岸，是同样的主题，一个不规则的重影像，要对照起来读。
《巨流河》拿到手后，先是浏览，后再细读，心潮激涌，嗟叹不已。齐邦媛老人家背负着怎样的爱恨情仇漫长跋涉，“九一八”、“七七事变”，由巨流河（即辽河）畔的东北老家而北平，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武汉湖南而广西而重庆，由重庆而台湾，而台湾最南端的哑口海……
几万里的车载步行，往南，再往南，家乡越来越远，六七十年了，心的脚步却停不下来。太多的苍凉、悲伤、忧愁、凄惶，在老人家的心底里酿造了太长的年头，你会肃然知晓，为什么她会在八十一岁的时候拿起笔来，用古老的书写方式，一笔一划，足足写了四年，“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杜鹃泣血般地写出两代人的史诗来。
读龙应台，你会看到她在历史哲学、社会变迁和利害的迷雾里精心巧构，是家庭悲欢离合的视角，却没有贯穿到底，笔端可见踟蹰、游移，以至内容比例失衡。齐邦媛是朱光潜、吴宓名师膝下的英国文学弟子，有着老派文学的矜持和庄严，情愫一如她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朱光潜先生课堂上听讲身着的素袍，事简朴却也大开大合，把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苍凉与无奈，以及家族史和个人奋斗史悲喜交加地放置在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舞台上，低徊咀嚼，一唱三叹。
齐氏家族是辽宁铁岭望族。齐邦媛祖父是张作霖麾下的旅长，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哲学，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满腔报国救世热情。他教育齐邦媛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他是早被国人忘记却是十分了得的民国人物。
齐世英与张作霖、郭松龄、蒋介石、吉田茂（日本战后首相，《激荡百年史》的作者）都有渊源，早年追随郭松龄倒张作霖，兵败流亡，受到吉田茂庇护，与吉田茂这位日本战后的杰出政治家有彻夜长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在国府主持东北地下抗战，创办国统区影响甚大的时政杂志《时与潮》；到台湾与雷震等筹办中国民主党为蒋介石所不容。救亡与民主，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在日本人眼中的“可敬的敌人”。
南京、重庆的时候，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温暖了多少来往于关里关外行走的抗日斗士和东北子弟的不尽乡愁。齐邦媛这些东北子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路南行，再南行，到了台湾，还唱了十多年。我仔细聆听，与我少年时代反覆看过不下十次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唱场面有着相距甚远的滋味和背景。
齐世英等一九三四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专门招收流落关内的东北失学青年。中山中学的校歌这样唱道：“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学以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方，回北方。”
《诗经·邶风·旄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流离，枭的别名；琐尾，细小时美好。琐尾流离，指处境由顺而逆。方，礼法；知方，知礼法，语出自《论语·先进》：“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悲愤中不失典雅，不失书生气节。我在想，这种铭心刻骨的文化情怀和对未来局面的乐观笃定，这是大陆人多么陌生的情感表达呵。《巨流河》似在恸问苍冥：为什么正史说“八年抗战”？对于东北人来说，抗战难道不是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甚至不是从一九二八年皇姑屯日军炸死张作霖就开始了？东三省难道不是中国？东北人难道不是中国人？
说起来，我与齐邦媛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友。我的熟人中，吴敬琏、茅于轼二位先生也是毕业于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文革期间是重庆市三中，南开中学的教师包括创办人、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住在津南村，我就是在津南村小学（当时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读完了小学、初一，升入了重庆三中。她书里写到的沙坪坝、小龙坎儿（小龙坎后面必须加一个“儿”话音，否则会让重庆人觉得你在说两个地方）、陈家湾、杨公桥、瓷器口，都是我儿童和少年成长的地方。不过，我的记忆是“为毛主席而战”，除了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齐上阵，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大武斗；是沙坪坝公园掩埋造反派烈士、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场面。而今“唱红打黑”，充斥着戾气。
齐邦媛在重庆的记忆则是日机大轰炸，“跑警报”，警报器的鬼哭狼嚎，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大惨案，死伤三万余人；陪都军民同仇敌忾千人大合唱，也是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才知道陪都的抗战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整个重庆看不见私家车行驶，要节约汽油打日本鬼子。
在民族危亡、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成长，做人不能没有起码的尊严。张伯苓说：“你不带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齐邦媛考上了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一九四五年初，战场失利，日军可能进犯四川，校长训话：“我们已经艰辛地？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如同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张季鸾命名、王芸生执笔的《大公报》社论：《我们在割稻子》。社论说，“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社论结尾说：“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强敌压境，国破家亡，生活困苦，生命便成了怎样的景观？峨眉山下，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的地方，秋天来了，外文系的同学们来到朱光潜老师住的院子，见厚厚一层落叶，要帮助打扫。朱光潜赶紧制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
课堂上，雪莱的《云雀之歌》、《西风颂》，济慈的《夜莺颂》、《秋颂》，朱光潜院子里的秋天吟唱，是可谓“弦歌不辍”，“我们在割稻子”……弱者和文人的尊严、气节、顽强，更是家国和民族的尊严、气节、顽强，都在齐邦媛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或也有些哀痛和凄美，给我们增添了一幅国统区抗战的微观真实图景。
齐邦媛的一生是这样写出来的：一个身体孱弱、心智敏感的泪人儿小女生，随父母离开东北家乡，入关流浪，不断到陌生地当插班生，中学时代以日机轰炸为背景，陶醉在《春江花月夜》、《红楼梦》等古诗词古小说的意境里，唱着她一九四三年写的“级歌”：“梅林朝曦，西池暮霭，……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告别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在名师导引下，痴情于西方文学；到台湾后任英国文学教授，向台湾介绍西方文学，向西方介绍台湾文学，为台湾国家文学馆而奔走……由文学青年而文学中年，而文学老年，文学如同她永恒的情人，终身不渝。
所以她叙述的历史，给了我们一双文学的眼睛。这双眼睛多愁善感，在哀伤、悲悯中，在怀疑、落寞中，有一种姗姗而来的自信，把历史的碎片缝缀起来，让我们有了寻常经验触手可及的细节，有了历史的热度和痛感。也让人的颜面、情感有了高贵的气质。
一九四三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第一次离开父母，由重庆，向乐山，逆江而上，一路伤感。她的好朋友鲁巧珍同船，跟她说：“刚才一个男生说，你们这个新同学怎么一直哭，像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鲁巧珍知道，有两样东西终身陪伴着齐邦媛，一样是泪水，一样是文学。
近半个世纪的别离，齐邦媛来到了鲁巧珍的病床前，“泪不能止”。她得知鲁巧珍癌症晚期的消息后，专程从台北来到上海。鲁巧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杜甫的千古名篇《赠卫八处士》，隆重朗诵：“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不久，鲁巧珍去世。留下了齐、鲁生死相会的绝唱。文学与泪水交融，解开了多少人生悲欢离合的密码，这种唐诗迎友、诀别的仪式，亦幻，亦真，给这庸俗而疯狂的时代投下一抹余晖，给人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情与慰藉。鲁巧珍在弥留之际，气语游丝，跟自己白发苍苍的老友倾诉她几十年的遭际，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读至此，不禁潸然。
《巨流河》更多的篇幅是留给台湾的。在这些篇幅里，齐邦媛和她的父亲、姊妹成为几百万登陆台湾的大陆人的一部分。永远的外乡人——东北人这个时候并不孤独，因为在台湾人眼里，他们跟大陆其他省份的人一样，都被归为“外省人”，都是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尹雪？、金大班、朴公、钱夫人、余教授、秦义方……“台北人”人物的调子、韵致，大抵是“人生在世如春梦，且自开杯饮几盅”的风雨飘散，追怀与伤感；细嚼慢咽的崑曲节奏，依然是东北国立中山中学校歌的典雅，使你抚卷感叹汉语万劫不灭的气质。
不过，这只是“台北人”的一面。“台北人”还有另外一面，《巨流河》和《一九四九》诉说的一面。齐邦媛大学毕业后，因为就业的关系，一九四七年就到了台湾，不经意间为一九四九年的大溃退打了个前站。接下来的故事是结婚、生子、教书、读书，终身为台湾的文学事业而奋斗……即我们二十年前看到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故事：《我们一同走向从前》。
齐邦媛、龙应台的历史述语境，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不熟悉。国共两党早期的政治文化同宗同源，伯仲而已。齐邦媛称齐世英是“革命者”，她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到她家来的东北义士是“革命同志”……“革命”、“同志”、“单位”、“宣传部”，都是我们大陆人熟悉的名词。更多的却是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所不熟悉的，比如繁体字。
齐邦媛零一年接到南开中学四三级的《四三通讯》，讣告她的同学、好友“邢文”去世。她“抗拒它的真实性”。她说：“邢文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
这个恼怒有她的道理。中国人以汉字为标志，突然变成了两种人，一种人书写繁体字，一种人书写简体字。而简体字已经与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造字缘起不太相干了。在齐邦媛的文化意识里，“邢文卫”与“邢文”似乎是两个人，突然间“邢文”、“邢文卫”呈现出的视觉及心理上的歧义性，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隔阂。
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时说，她小时候的台湾，周边都是大标语，其中给她印象深刻的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红衫军高悬夜空，直逼陈水扁政府的四个大字，也是“礼、义、廉、耻”。去年我去高雄，在一家叫“谈天楼”的小馆子吃饭。这家小馆子的水晶肘子做得好吃极了。天色已晚，我们是二楼最后一桌人，一个小伙计扎着围腰跑上来，一脸稚气，搓着手问，饭菜做得怎么样？我们说很好。我问他这家馆子的来历和主人。他说这家馆子是他父母十八年前开的，父亲亡故，母亲老了，干不动了，他三兄弟，两个哥哥来接班，大哥是大厨，去上海旅游，二哥替他上灶掌勺，今天的水晶肘子就是二哥做的，二哥忙不过来，他来帮忙跑堂。
接替父母事业，替父母分忧，兄弟间互相帮助，是谓“孝”，是谓“悌”。熟悉台湾社情风俗的人告诉我，这样的小店在台湾比比皆是，一个小饭馆，甚至一个包子店，一家两代人前仆后继，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至今不衰，并不稀罕。这说明台湾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伦理价值的超稳定。
“礼、义、廉、耻”，“孝”“悌”，作为政治伦理和社会规范的存在，更是繁体与简体汉字文化隔阂的注脚。这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马关条约》签署一百周年的时候，台湾出版了日本作家、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书尾附录了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的对谈。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在“出埃及记”的语境里构建了台湾的命运和政治事。大陆认为李把自己塑造成摩西的“台独言论”不能容忍，引起不小的风波。他们在对谈中讨论了“中华”、“中国”、“中国人”等概念，结论是“混淆不清”。
去年十月，我和朋友去了台湾。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在台北，我遇到老朋友、台湾作家平路。她问我，对台湾印象如何。我说，七八天的时间，只是一些直觉，不敢说。虽然关于台湾的正面和反面，我读过大量的书籍，看过很多电影，也喜欢校园歌曲，几乎每天看央视四套早上七点半至八点的《海峡两岸》，凤凰卫视“三一九”陈水扁枪击案、陈水扁贪腐案都是看大片似的一天不落。而且二十多年来，我接触了大量的台湾新闻界朋友，讯息也相当灵通。
仅此或凭这几天的直觉，就敢对台湾发言？我只是隐约地感到台湾虽然完成了民主制度下的政党轮替，但是历史的阴影依然存在，并被政党政治所利用，作用在社会的潜意识里，一旦条件成熟，就可能被激活，非常恶质地吞噬台湾社会的肌体。比如族群主义，比如对蒋氏父子的评价。
在台北，导游一定会领你去看孙中山纪念堂、蒋中正纪念堂、中正广场（后改为“自由广场”），你能在台北市中心的位置看到建筑的高大、难看，感受到威权统治的霸气；转眼的功夫，你就会在桃园大溪镇慈湖看见蒋介石的灵柩和数十尊蒋介石雕塑挤在一起（像是“蒋介石”克隆人在开大会），感受到威权领袖陨殁后的尴尬与荒诞。
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有一阵子“非蒋化”，纷纷搬走、拆除蒋介石塑像（据说全台湾有四万多座），桃园县大溪镇收留了他们。蒋经国的命运如何？蒋经国是台湾经济崛起和非暴力政治转型的一个决定性人物，以至大陆知识界有“台湾摊上了蒋经国是台湾的运气”一说。然而，台湾人好像不领情。
在旅行车上，我们完整地看完了台湾公视拍摄的纪录片《蒋经国》。这是一部传记片，选材、剪辑却很“台湾”，完全没有涉及蒋经国留学苏俄，加入苏共并被斯大林流放的历史，也没有足客观的历史评价，比如他在一九八七年顺应历史潮流，解除党禁解除报禁，结束“戡乱”的重大作用。显然，拍摄者有“选择性记忆”。一如二战胜利后，英国选民在波茨坦的宴席上撤掉了邱吉尔的位子？
我们在花莲碰见了前花莲县长、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谢深山先生。他是铁路工人出身，领导铁路工会，被称为国民党的“黑手”。他曾经受到蒋经国很高的礼遇。他第一次见蒋经国，如约前往，给他开门的人，竟是蒋经国本人。这让他终身难忘。这样重要的采访对象，这样重要的历史细节怎么可以漏掉？
民主这样寡情寡义？威权政治家解决社会危机，维护自己的权力，有一万个理由动用武力，但是蒋经国没有。可以这么提问：如果没有蒋经国的容忍、洞悉、顺变，怎么会有台湾今天的局面？我向前《中国时报》总编辑、社长王健壮先生请教，他说，你这个问题在台湾，是政治不正确。与此相反，什么是政治正确？我在《巨流河》、《一九四九》中寻找，也没得到答案。
齐世英壮志未酬，晚年哀叹跟着他敌后抗日的东北子弟，死后孤儿寡母得不到政府照顾，留在大陆的人，活出来的也很少。两头都不落好。他到台湾后，成为民主斗士，一九五四年就被开除出国民党，被特务跟踪；一九六零年雷震等因“《自由中国》事件”和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被捕，他焚烧函件、文稿，以免累及友人，尝尽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是，齐邦媛却没有对蒋氏父子进行批评、苛责。她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我无大怒也无大乐”。
这又是为什么？蒋氏父子毕竟是台湾这条载着“亚细亚孤儿”（罗大佑的歌曲名）的大船艰难航行的船长？平路说，直觉可能是准确的。她的意思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合上《巨流河》，我要说，我仍然没有这个自信。台湾人走自己的路，鞋大鞋小，只有台湾人自己的脚知道。
去年十一月，大陆三联删节版《巨流河》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有人对照原版读三联版《巨流河》，说“删的不忍卒读”。即便如此，这本书依然在大陆引起轰动。因为“巨流河”已经不是具体的地理座标，而是历史的象征，心灵的归属；东北人、辽宁人、台湾人、中国人都源自这条河。抗战胜利后，齐邦媛的母亲带着她回乡扫墓；四十八年后（一九九三年）她再回乡里，齐家的庄园和祖坟，已被革命荡平，犁做了田地。
二零零零年，齐邦媛去南京吊唁“陈纳德飞虎队”飞行员义兄、一九四五年空战殉国的张大飞。张大飞在《巨流河》里贯穿始终。我私下揣测，《巨流河》很大程度是写给他的？他是齐邦媛的初恋。她为他而受洗，成为基督徒。她在书的结尾处引述《圣经·旧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巨流河，被作者称作“纸上故乡”。她在静静地流淌，一如大提琴如泣如诉的旋律，舒缓而忧伤，从容而广达。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分明在告诉你：历史有自己的尊严，这个尊严只能靠时间来维护。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于北京双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