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说的“历史”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二个概念是对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的记录和评论。第一个概念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概念的历史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在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表述和评论这段经历。100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但他们的记录和评论可能有100种。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指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用集体认识来记录和评述历史，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非常困难的事还必须做。做的结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局限：这个历史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真相还同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第二个原因是是利害关系的约束，只能按照各种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属于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人们说：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政党是负责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断进步的，它对过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历史，它会适时进行修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出已经30年了，虽然还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但在实践中，对这个决议中很多结论已经有了修正。

这个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全面肯定。实际上，中国的合作化是集体化，而且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了剥夺，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是20年徘徊不前，还是1958－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决议以后的实践中，废除了农业集体化，给农民以自由，农业生产很快就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这个决议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作法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中国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私有经济利到了蓬勃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活力。

这个决议全面肯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所谓“两类矛盾”的划分，完全没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级领导人都可以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敌我矛盾面加以迫害。在这个决议以后实践中已经不再采用按政治标准将人们划成敌人和朋友的做法。

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

这个决议说：“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利了很大成就。”完全回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的史无前例的悲剧。

这个决议把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批评党的政策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发要的”，只不过是“被严重扩大化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完全回避了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中国文化和别政治生态的全面伤害。

这个决议说文化革命“是一场上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说“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对的，但是，这个决议完全回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制度背景，完全回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把罪恶推到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的“造反派”身上并对他们进行惩罚，也是不应该的。刚才德平说“在党中央出现反革命集团真有点荒唐”，其实，党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团”的地方，建国60年来党中央出现了多少个“反革命集团”？这是有制度原因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这个决议对我党的错误作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限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限于政策层面。对错误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彻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时间又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暴露了大量的过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类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这些反思和重新认识，使中国人回到了启蒙时代：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1945年不宜一个决议）所涵盖的时间。用这些新的思想成果来重新审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会对它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我这里说前30年是极权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学者的那种概念（talitariansystem），而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一种描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中央行政权力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泽东时代现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不说前30年是计划经济、而称它为统制经济？因为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没的计划好，但高度集中是实实在在的。

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中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