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
神又说:“使他们作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事奉我。”
——《出埃及记》、《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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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月来,有一件大事牵动着国人的心,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为之悲愤,这就是‘山西黑砖窑案’。农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其中有一名农民工刘宝被殴打致死。”
——《“黑砖窑”到底有多黑?——“山西黑砖窑事件”综述》
上面这两段文字,出自广东佛山二零零七年八月的一份杂志,第268期的《打工族》半月刊(上半月)。这份主要以农民工群体为报道和创作对象的杂志,曾有一段时间是我颇为关注的。当年我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时,曾查找、参阅过好几期这份杂志上的资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研究对象正是底层民众、弱势群体这些处于困难境地的人群。为此我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城乡困境群体的资料,可以说对这一领域有着相当的了解。
在二零零七年初夏,当山西黑砖窑奴隶工事件被媒体曝光、经海内外媒体大量报道的时候,我自是对此十分留意,并且,仍然无比地震惊、出离地愤怒了。记得当时一连几天,我都被这种悲愤和哀伤的情绪笼罩着。那些经由媒体曝光身陷黑砖窑里的奴工们,堪称这个时代“底层中的底层”、“弱势中的弱势”,他们的悲惨遭遇像梦魇般纠缠在我的脑海,久久挥之不去。我为此写了几篇评论性的文章,刊在香港等地的媒体上,但总感觉这些文字均是泛泛而谈,心里有些话还是没能畅快地表达出来,随即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日后有机缘定要写一篇长文,将视角专注于个体身上,用文字记录世间一个沦陷黑砖窑的独特的生命,叙述一个受难灵魂的生与死、苦与痛。
就像烫在器物上的烙印涂抹不掉,这个心愿伴我一路走来,从没有丢掉。时至今日已经整整四年过去了,如今忆想起来,这起惨怖的公共事件仍然让我心有余悸。我并没有忘记那些沦陷在黑砖窑里的奴隶工们,那些在当今中国这个时代堪称最可怜、最凄惨的生命。倘若要写出一个个体的生命,无疑就是你——来自甘肃山区的穷乡僻壤、被拐骗到山西洪洞县黑砖窑的当代奴工刘宝。那年你作为受难者群体中的一员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不仅因为你的悲惨,更是因为你的罹难。多年以来,我在现实中和资料里见识过无数悲苦的生命,但像你这样一生浸泡在悲苦境遇中、从生到死都摆脱不了凄惨命运的人,我还确实见到的不多。如今,我唯有在一叠白纸上写出你的不幸遭遇,我知道眼前的每一页稿纸都将会浸满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也知道它们定然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于你的凄惨,你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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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十年前,你出生在甘肃东南部一个普通的山区农民家庭,如今,这个地方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的宕昌县南阳镇唐坪村。你的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八个孩子,五男三女,你排行老六,上有三兄二姐,下有一弟一妹。你的家乡地处秦巴山区,海拔在两千米上下,东边毗连陕西,南邻四川。翻过唐坪村村庄后面的大山,可见奔流不息的岷江在山间丛林间缓缓流过。
这里是一处至今仍是僻远穷荒的贫困山区,有的地方方圆数里之内不见人烟,可以想见一甲子之前这儿该是如何的蛮荒。这里的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和洋芋为主,六十多年前,这些几乎是村民们唯一的主粮。那时,村民们就连去一趟县城都要走好几天路,跟外界接触很少,对时局的动荡更是知之甚少,长年的活法就是希望老天爷别为难——有个好收成,可以靠劳动自给自足,求个平安。你的父辈、祖父辈乃至于再往上的家族,就这样在这大山深处一代代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单纯的山区乡村生活,身上、家里到处都沾染着泥土的气息。
在你两岁时,镇反运动开始,你外公因曾加入过当时被认定为“反动会道门”的民间宗教团体——瑶池道,因怕连累家人跳井自杀。你母亲抱着幼小的你,跑到外公埋在野外荒地的坟上痛哭到深夜,回到家中,你就发高烧了,数日不退,之后你就变得迟钝了,落了个轻度弱智。后来你渐渐长大,因为身体长得结实,村里顽皮的孩子们给你起了个绰号“憨牛”,常常一群孩子冲着你起哄,以此来取笑你。
三岁那年,厄运再度降临你家。在这年的土改运动中,你们家被错划为地主成份——只因为你家里有十几亩地,几年前因举家外出、走亲戚出远门了一段时间,父亲怕地给荒了,就租佃给村里的同乡,按照契约收过几个月的地租。就因为这,你们家被划成了地主,成了政府和贫下中农的专政对象。在这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你父亲被抓,没过多久,在镇一级的公审公判中,父亲被判处死刑,会后被拉到刑场执行枪决。全家的顶梁柱倒下了,此后一家人的生活仅靠母亲的日夜劳作、和亲戚的暗中接济勉强维生,艰难度日。并且,你们全家人从此沦为政治贱民,几个孩子成了遭人唾弃和歧视的“地主狗崽子”。
十二岁时,又一场厄运来临。这年的大饥荒中,你们家饿死了三个孩子。四哥吃了母亲用棉籽和玉米面搅合成的饼子,人变得浑身浮肿,肚子撑得难受,就大口大口地喝凉水,结果给活活胀死了。五姐吃了一块母亲留给她的糠粑,饿瘪的肠胃消化不了,结果在痛苦翻滚中活活憋死了。七弟年龄小,怎么也不肯吃家里从野地里挖出的野菜、草根之类的东西,硬生生地躺在床上饿得断了气。加上夭折的幺妹,家里小孩至此死掉了一半,只剩下了四个孩子。
十五岁时,在四清运动中,母亲因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挨斗、殴打和侮辱,在一个孩子们已熟睡的深夜,用一根绳子系上屋梁,上吊自尽。从此后家里仅剩的四个孩子,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
二十岁那年,经媒人介绍,你与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媳妇嫌家里太穷跑掉了。从此后你因为穷,加上轻度弱智,再也未能娶妻,也没有孩子。
时序流转到了二零零五年,在种田收益实在太低的情况下,村民们纷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已逾五旬的你仗着身体还挺硬朗,也在寻思着出门找一份工,既为了糊口,也想挣点钱留作自己将来养老。这年春节期间,曾在邻省陕西建筑工地上打过工的侄儿跟你聊天时谈起,他打算过完年后再去西安找份工作。听到侄儿的话,你在心里盘算着跟他一道去西安,若他能找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工作,你觉得这样的工作也适合自己。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你离开了家门,和侄儿一道踏上了外出的打工之旅。走到村口的一棵老松树下,枝叶被风吹得喀嚓作响,树下的根须也晃动着。这天的你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趟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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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抵达西安,你和侄儿找了家便宜的旅社住下。一连两天,你们叔侄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第三天,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一对陌生男女突然叫住了你俩,说邻省山西有个建筑工地正在招聘工人,主要干些推沙子、打灰浆、运水泥、搭架子之类的建筑活,包吃包住,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月工资一千两百元,工地位于山西临汾。你俩觉得“厂方”开出的条件还行,在陌生男女再三保证“安全可靠,按月结算工资”的情况下,你和侄儿跟着他们俩,坐上了开往山西建筑工地的一辆面包车。
当面包车行驶到山西的一个村落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经快要黑了。下车后首先映入你俩眼帘的,是一排低矮简陋的小砖窑,一堆堆尚未烧制的土黄色砖坯整齐地码放着,窑口堆满了烧制变形了的次品砖,地上是厚厚的一层黄色浮土。还没等你回过神来,就被一个河南口音的人推搡着走进了一个工棚,此人说他是这个砖窑的老板。你的侄儿被另外两个人拉走了,说要带他到另外一个工棚,而刚才的那两个陌生男女,此刻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进入工棚,你被眼前的场景惊骇了:所谓的工棚不过是用几片石棉瓦简单搭建起来的,瓦壁上千疮百孔。这里是奴工们夜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床、只铺着草席的砖地、冬天也不生火的黑屋子。只见三十多个人背靠背地打地铺,草席上面横七竖八躺满了人,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身上衣衫褴褛,阵阵的臭味和怪味弥漫在室内。这时候,你已完全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建筑工地,而是拐骗人做苦力的奴隶工场!当晚你就想逃跑,但被砖窑老板的打手抓了回来,遭到了一顿毒打。
第二天凌晨五点,天还没有亮,你就被监工的吼叫声吵醒了。手持木棍的监工催赶着包括你在内的奴工们进入砖窑干活。从这天起,你的地狱般的奴隶工生活开始了。
砖窑的面积规模要比工棚大很多,绵延约数里之长,围成了一个圈,砖窑之间的烟囱每天都排放着黑黑的浓烟。每个砖窑均有好几个小窑洞,洞口很低,差不多仅能容一个人拉着小推车出入。窑洞内的面积大约才三十多平方米,却要容纳约两万块砖和七、八个轮流干活的奴工,窑洞里的高温像火炉般炙烤着洞内,却没有任何的降暑或其他防护设施。每天,奴工们就在这几座窑洞内外,顶着难耐的热浪,踩着滚烫的浮土,有时候甚至是光着脚干活,在几名监工来回不停的监视下,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条件下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打泥、混土、砌砖坯、刻砖、装坯、出砖、拉砖坯、码坯,等等。
窑洞外面放着六条狼狗,几个手持木棍或是铁锨的监工来回走动着,巡视着。奴工们干活时动作稍微慢一点,或是混土做得不好,或是搬运砖时打碎了砖,立即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监工们通常是用木棍、铁锨殴打,要么直接操起几块砖头朝奴工的头上砸去。在每天无时不在的训斥和殴打之下,奴工们慢慢变得麻木和顺从了。
每天的伙食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偶尔会有一点连猪都不吃的一碗水煮烂茄子。每顿饭必须在十五分钟之内吃完,拖延了就得挨打。每天从凌晨五点开工,干到深夜凌晨一点才可以睡觉。晚上睡觉时,奴工们被监工们象赶牲口一样推赶着关进工棚里,然后大门反锁,窗户紧闭。工棚里阴暗拥挤,没有照明和通风的设备,通常十分地闷热而又潮湿。工棚附近恶臭的河水气味阵阵袭来,气味难闻。
窑场里的奴工是名副其实的“奴隶工”——也就是说,这些奴工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并且奴工们每个人都被毒打过,许多人被打成重伤,有腿被打断的,有严重烧伤的。工伤在这里是家常便饭,来自河南省巩义县的小磊,在砖窑还没有降温的情况下就被强逼着出砖,结果身体被大面积烧成重伤,烧伤后没有给做任何治疗,后经法医坚定属于五级伤残。来自陕西三门峡的申海军,因为试图逃跑腿被打断,由于窑场不给治疗,导致他的腿后来萎缩变形。来自河南巩义的张文龙和另外三个奴工,被逼着去还未冷却的窑口出砖时,被滚烫的红砖严重烫伤,但工头没有把他送进医院,而是直接用黄土往伤口上抹。
后来当奴工们被解救出来后,一名来自河南汝州市场楼乡、名叫陈成功的14岁童工告诉记者,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是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老板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这个场面让陈成功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
想逃跑?没门!窑场位于曹生村的一个小山坡上,三面为土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狼狗看守,包工头和监工们就住在出口处,夜晚锁住门窗。白天干活时看守得很严,监工居高临下地来回巡视,整个窑场状况一目了然,奴工们根本没有机会逃走。倘若要逃跑,抓回来可就惨了,奴工张文龙称,他亲眼看见来自陕西汉中的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抓回来吼被割掉耳朵、打断了腿,落了个终生残废。
窑场的具体运作情况是这样的:窑场主王某为曹生村党支部书记之子,因其关系,该窑场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也即他所从事的是非法的私开窑场。窑场位于洪洞县曹生村的王家承包的四百亩塔儿疙瘩山上。王家将窑场承包给了河南人衡某,每出一万块砖,窑主支付其三百多元。窑场所用的土均是从山上免费挖取,包工头要付出的成本只是烧砖所用的煤等很少的一部分。作为“食物链”的下端,包工头在分得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寻找低廉实用的劳力。易于控制的成年残障人或未成年人,由此而成为猎取目标。起点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人贩子每介绍一名奴工,可得三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的价钱,他们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采取“介绍工作”等方式拐骗奴工,甚至以赤裸裸的直接绑架押上面包车的方式,将奴工或未成年少年绑架到窑场。窑场里的三十多名奴工、童工均是从外地拐骗或绑架而来的。
每日十六个小时的超负荷强体力劳动,牛马一样的干苦力,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猪狗不如的伙食,脏乱不堪的地铺,随时随地的殴打和恐吓,肆意地被践踏被损害——包括你在内的三十多名奴工,用窑主、包工头、监工和人贩子的行话来说叫做“黑人”,在这座黑砖窑里过着惨无天日的生活。奴工们来到了这里,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父母生养的“人”,而只是可供任意驱使干活、能带来利润的牲口而已,你们命如蝼蚁,贱若草芥,终日只得默默地忍耐着,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种不堪忍受的日子。
剧作家夏衍先生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中,描述了1932年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包身工的非人待遇。依我看来,当年日本老板掳骗来的包身工们固然遭遇凄惨,但是与当代黑砖窑里的奴工们相比,他(她)们还能在钢丝车间里纺纱线,还有稀粥和白菜可吃,夜里还有床可睡,恐怕做工条件和生活条件均要比黑砖窑里的奴工们稍好一些。正如作为最早披露曝光黑砖窑的媒体人,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栏目组记者付振中在《我揭开了山西黑砖窑的“盖子”》一文中所说:“一个月的时间,我三赴山西暗访黑砖窑,随着暗访的深入,我所看到的黑暗和罪恶一次比一次触目惊心,从窑场主殴打窑工到打伤打残窑工,直到窑工被活埋。尽管我再三克制自己,最终还是在洪洞黑砖窑的节目中使用了‘惨无人道、罄竹难书’的标题,不到现场,你永远无法体会到那里的触目惊心。”
后来,待到奴工们在被解救出来时,个个遍体鳞伤,有面部烧伤的,有背部、双前臂烧伤的,有双足烧伤的,有被打伤打残的。经法医鉴定,所有的人都达到法医学上的伤情评定等级,伤情从重伤、轻伤到轻微伤不等。奴工们因为没有工作服,数年前被拐骗来时穿的衣服仍然穿在身上,已经完全破损且脏不可闻,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脚部大多被滚烫的窑砖烧伤,由于长年没有洗澡、理发、刷牙,每名奴工个个衣衫褴褛、长发披肩、胡子拉碴、浑身污垢、臭不可闻,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有的已经极度虚弱到无力行走。奴工们的照片通过各种媒体的拍摄传遍了全世界,他们的伤情惨状、呆滞的面容、形容枯槁的样子让全世界各国的读者观众为之惊悚、为之颤栗。
黑砖窑,黑砖窑!这里驱逐了文明、人道、道德、仁爱、和平,这里只剩下了野蛮、残忍、贪婪、恐惧、血腥。在追逐利欲的驱使下,一条完整的奴工链铺就而成。可怜的奴工们落入早已设计好的陷阱,从此陷入黑暗和绝望之中,任丧失人性的包工头一干人等敲骨吸髓地压榨和摧残,惨无人道地监管和虐待,落泪或流血只能往肚子里吞咽,无助的眼神看不到希望。尽管窑场外面的世界还是寻常的村落人家,还是寻常的蓝天白云。
但这里已经不是人间的世界,而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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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尽管我并没有像付振中记者那样到过现场,亲眼见到过黑砖窑的可怖、奴工们的可怜,我也没办法忍得住我的眼泪,和我的悲怒。我要向这位只身三赴山西黑砖窑、作为国内第一个揭露黑砖窑内幕的媒体人表达我的一份敬意。从他录制的节目上,我看到了黑砖窑场的内外概貌,和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目光呆滞、遍体鳞伤的奴工们,一股透骨的悲凉象电流一样击中了我,让我不由连打了几个寒噤。
我曾经读过已故史学学者李亚农先生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我记得在那本早在195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专治先秦史的李先生以肯定的语气得出结论,“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到今日,过去的专业学者耗费心力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被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的荒诞现实撕得粉碎。我相信这种对人类社会来说早就该绝迹、却又在中华大地上死灰复燃的罪恶现象,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荒诞不经的一幕,即使治学最严谨的史学学者听说了也会瞠目结舌。
在收集黑砖窑资料的过程中,《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不时跃入我的脑海,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惊异感:两千多年前西周时期农村公社里的农奴们虽说境遇困苦,但在某些方面,与当今时代中国的黑砖窑奴工们相比较,境况也还要稍好一些,还不至于太过悽惨,比如劳动强度(从事伐木、凿冰、耕种、制衣等劳动)、食物(进食郁、薁、葵、菽等,均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食物)、居住条件(居于穹窒,系豳地周朝人们常见的住屋),又比如奴隶来源(主要来源一是无法偿还债务的人,二是战争中的俘虏)。当零七年初夏新闻媒体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之后,“黑砖窑”这三个字,成了渴望现代文明的中国人不可承受的心中之痛,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国人的心都为之羞愧,更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谁能想象得到呢,甲骨文、青铜器时代奴隶制社会的场景,竟然活生生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复原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昌明、自由人权已蔚然成风的全球化时代。而此刻的中国,还陶然沉醉于巨龙腾飞的图景之中,或为大国崛起而欢呼,或为千年盛世而雀跃。我们以为自己疾行在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却在一夕间发现还活在艽野蛮荒。我们以为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已开始从畸形社会的漩涡中回归了常态,却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迷梦。
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黑幕,像一张密不通风的大网,压抑和怵惧憋得你透不过气来。然而,黑砖窑并不仅仅只是山西临汾市洪洞县曹生村这一家,也不仅仅只发生在被曝光出来的那一年,而是一个存在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牵涉面积大的“平庸的恶”,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魔鬼多如屋上的瓦片”。仅公开报道的,就有山西、河南、山东、湖南、辽宁、云南等多个省市。事实上早在九年前,就有湖南省人大代表就已经远赴山西、河北等地调查黑砖窑,并上书山西省高层和国务院要求全国整治黑砖窑,“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中央。他曾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见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潇湘晨报》)
“事实上,关于奴工受骗被胁迫、虐待的事件已陆续被曝光多次,仅公开报道过的就涉及山东、山西、湖南、辽宁、云南等多个省市,而黑砖窑最为集中的是山西运城、临汾、晋城三地,一根烟囱就是一个砖窑,这些砖窑里到底还有多少被折磨的窑工,我们不得而知?”(《还有多少被折磨虐待的窑工》,见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七日《文汇报》)
“最近两个月来,关于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在河南省上千个失子家庭中飞快地流传。包括羊爱枝在内的数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部分窑厂转移了孩子,甚至有窑厂监工看到有人来,就提前用高音喇叭报警。即便这样,仅付振中目睹的孩子便不下200个。…当解救孩子的画面播出后,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自5月下旬起,打往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已累计两千多个,上千名失子家长手拿相片,来到电视台求助。……”(《少年血泪铺就黑工之路 豫晋警方酝酿联手解救》,见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南方周末》)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黑暗无道的黑砖窑绝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事件”,而是一个长期肆虐已达十多年、残害了无数奴工和童工的长期的普遍的罪恶。人贩子拐卖奴工、砖窑主获取暴利、包工头奴役压榨、地方政府为虎作伥、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狼与狈勾搭为奸结为同盟,沆瀣一气,形成一个庞大的奴工市场,和一条半公开的完整的奴工产业链。在这一血泪铸就的产业链条之下,人间的正义和社会的道德底线被践踏,无数的农民、智障者和孩子们被奴役,无数个昔日安宁的家庭酿成了人间悲剧。
鲁迅先生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应为黑砖窑承担罪责的不仅仅是那些“暴民”——利令智昏的窑主、暴虐的包工头、凶残的监工打手、和无良的人贩子,还应有“暴君”——地方政府乃至更高层的政府当局,他们也难辞其咎。在黑砖窑成为舆论洪流的众矢之的,而后引发地方政府的专项“解救行动”之后,任何一个稍有见地的人都会发出一连串的质问:早在九年前就有湖南人大代表上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整治黑砖窑,为什么他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落实?六年前《燕赵都市报》就开始连续报道河北定州黑砖窑,为什么当地政府对之置若罔闻?此前有四川籍奴工的上京举报、北京离休老干部的卧底调查,为什么有关部门对之置之不理?在黑砖窑被曝光之前,有上千名家长贴出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也即失踪的未成年人多达逾千人,为什么没有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和执法行动?在信息如此通畅的网络时代,这样一种长期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这样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产业能够成百上千地存在、长年累月地运转,各地各级政府又为什么对此不加干预、无所作为、听任其涂炭生灵?
面对这些质问,“有关方面”不愿回答也回答不了。可是但凡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象得出,尽管窑主们、包工头、监工打手们和人贩子们利欲熏心,以至于干出丧尽天良的事情,但倘若没有公权力或明或暗的配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绝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当代奴工童工现象、如此大面积的令人发指的恶性犯罪行为。单单就拿曹生村的黑砖窑举例来说,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位于退耕还林地带和风景名胜区,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却已生产了长达四年多时间之久,这个砖窑距离镇政府仅两公里远,当地的劳动监察、土地监察、土矿管理和环保部门等单位都非常知情并经常光顾收受钱财,当地的公安、工商、林业等部门对之也“心中有数”。更可怕的是《新闻晨报》的一则披露,甚至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贩卖奴工,比如山西万荣县劳动局的一名监察员,就曾向当地窑场转卖过童工。通过媒体的披露报道可以看得出来,许多的地方政府对待辖区内经年存在的黑砖窑保持了失察、默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成为黑砖窑这一不折不扣的黑恶势力的帮忙和帮凶。当掌握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或尸位素餐,或为黑砖窑奴工产业保驾护航,一场举世罕见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就这样酿成了。
黑砖窑得以存在肆虐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奴工产业链上众多的作恶者、助纣为虐的公权力系统,恐怕还仍嫌不够。这样一种远古奴隶制在当代的公然复辟,其背后毋庸置疑,必定有其更为深刻的现实原因和时代背景。
原因呢?我想,不外乎这么几个吧:其一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信奉一种所谓的“GDP主义”(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各地政府唯GDP增长为发展之不二法门,及获取政绩之终南捷径。这一发展思路导致众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富税收以获得政绩,不惜以牺牲劳工人权、自然环境等为代价,甚至不惜与各种见不得光的“黑色经济”握手言欢,深陷GDP泥潭不能自拔而沦为“带血的GDP”。与地方行政系统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黑砖窑奴工产业,即为这一发展思路的“代表作”;其二是,立足于这样的发展思路,一种荒谬的无良的“代价论”应运而生——即所谓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中某一部分人付上代价、做出牺牲是必要的。这种“代价论”造成了对罪恶的容忍、放纵和冷漠,同时在为这些容忍、放纵和冷漠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为了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部分社会成员付上代价,那么为了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乃至一个乡或镇、一个村、一个企业的发展,也自然可以牺牲掉部分人。这一谬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代中国各种罄竹难穷的罪恶事件证明了;其三是,一些学者惊讶地发现,不少窑主、包工头本身也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农民、穷人,之所以他们“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乃因为这个底层社会的社会资源严重匮乏。为了争抢有限的资源,他们内心的人性之恶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不惜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寻求生存之道。这是一种底层社会生态的恶化,也验证了四川作家冉云飞先生所下的结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其四是,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民主未立、法治阙如的框架下高速发展,一路跑步前进直至走到今天。在获得耀眼的经济成长数字的同时社会早已是危机四伏,丛林规则横行,人文价值崩溃,充斥着物欲横流和颠覆文明的社会氛围,使得黑砖窑这种令文明人类匪夷所思的伤天害理事件成为了可能。
在阐明黑砖窑的罪恶、探究黑砖窑的成因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时闪过你的身影——来自甘肃山区、沦陷山西黑砖窑的智障奴工刘宝。那一年的你已经年过半百了,你很少走出过家门,对这个社会有着单纯的想法,以为凭一身力气可以外出谋生糊口,当同乡的村民仍在村里过着平静生活的时候,你像一只落入陷阱的绵羊,任那伙人像狮子般辖制你并且撕裂你,无人搭救。在黑砖窑的那几年你终日被高强度的劳动、冰冷的目光、凶狠的殴打、猪狗不如的伙食居所环绕,渐渐地你原本健壮的身体累垮了,体力精力越来越不如从前,渐渐地你形销骨立,面容越来越呆滞。你终日被漫无边际的黑暗笼罩着,挣也挣不开,逃也逃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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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一叠黑砖窑资料的过程中,有一幕场景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餐食难咽,悲愤填膺。
我不知道在各地的黑砖窑里有过多少这样恐怖的场景,我手上的资料中就有好几起类似的案件,最终凶手或判监入狱,或处以极刑,而因各种原因不为人知的尚不知还有多少。想想真是可怕,还不知有多少的孤魂消逝在地狱般的窑场里头,永远地不为人所知。它展现出一类群体对生命的最极端的践踏和蔑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一个时代对待生命的轻视和冷漠。我想起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中刻着的一句话:“我们不愿想起,但我们更不能忘记。”为此,尽管回忆是痛苦的,但仍然是必要的。我们确有必要找个时间回忆一下,回忆一幕残酷的场景,和一个罹难的生灵。
那是二零零六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天气冷得出奇,朔风呼啸着从黄土高原上刮过,一层薄薄的霜覆盖了大地 。
那天前几日,包工头在回河南老家过年之前,召集了监工们吩咐道:“把工人看管好,别让那些脑子正常的工人偷懒或逃跑,有什么事给我狠狠地打。那几个‘憨憨’(智障者)也一样,他们手脚不快的话也一样给我打,打重一点其他人才会害怕。”
那一天跟往常一样,凌晨五点窑场开工,你和其他工友被逼着驱赶到窑场干活。你和几个工友先被逼着出砖,然后又被驱赶着出砖窑的灰,你推着装满砖灰的平板架子车,在窑场和坯场之间来回走动,不断扬起的窑场里的灰渣灰屑,落在你的身上,渐渐地你浑身上下都是斑斑点点的污迹。虽然气温很低,但不一会儿你就出汗了,你不时地抬手擦拭脸上的汗迹。
这时,监工陈某看到了你正在擦汗,他嫌你的动作慢,就指使身边的同伙赵某打你。赵某遂用手里的铁锹猛地朝你身上打去,他手握铁锹打在你的头部、腰部,一边打一边叫嚷着“我叫你偷懒,我叫你做工慢”,顿时一股热腾的血往外流。你感到钻心的痛,急忙往窑里逃跑。赵某见状跑起来追上你,又往你的身上疯狂地打去,你不断地躲闪,但是仍然挨了一顿雨点般的殴打。你被打得摇摇晃晃,倏地仆倒在地,躺在地上不断呻吟,鲜血顺着你的身体流淌下来,染红了地上。这时其他几名监工又围了过来,几个人朝着躺在地上的你用脚猛蹬,踹了好一会儿才停了下来。
过了许久,几名工友围过来将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你扶了起来,搀扶着你回到工棚里。回到工棚后你就一直昏迷不醒,但是监工们没有送你去医院,没有人过来看你一眼。微弱的生命迹象,正在一点点地从你的身上流逝。第二天下午,你在工棚里断了气。工棚外面是嗖嗖穿过的寒风,哽咽地呼呼刮着。当晚十二时许,闻讯赶来的窑主和几名监工一起将你的尸体从工棚里拖了出去,偷偷掩埋在窑场背后荒山的一个旧墓穴里。后来,警方的尸检记录为:“颅骨、肋骨、腰椎骨等处骨折……不排除颅脑损伤死亡。”但其余的信息,均是空白,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亲人知晓你的死讯。因为墓穴里虫子、细菌很多,当半年过后警方找出你的尸体时,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一个年近六旬的山区汉子,被拐骗沦为奴工,又被敲骨吸髓地压榨了数年之后,就这样被残忍地活活给打死了。一个来自西部贫困山区的农民,一个身心残疾的智障者,一个被拐骗到山西黑砖窑成为奴工的无辜公民,原本是这个国家里弱势中的弱势、底层中的底层,本该受到社会上特别的照顾和关怀,却被掳入社会的最阴暗角落,沦为当代奴工产业的牺牲品。当监工扑来,铁锹抡起,你倒在地上,身上血流如注,伤痕遍布全身,颅骨受损,次日死在污浊的工棚里。
你死于寒冬腊月,死于农历的正月新春来临前夕。当所有的人都怀着期待和喜乐的心情迎接农历新年的时候,当外出的人纷纷赶回家里过年的时候,你正在被囚禁的窑场里饱受煎熬,然后因“做工慢”而惨遭杀戮。你的遗体被杀人凶手们草草地埋在陌生的异地他乡,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活着时逃不回家乡,死后也无法埋骨归乡。
你生前几乎是一贫如洗,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你无妻无子,你在千里之外家乡的亲人们对你的死况一无所知。你死后没有任何亲人为你收尸,没有人在你的坟头痛哭一场。
你死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的黄土坡上,你被埋在了黄土高原的荒山。山西,曾被唐代柳宗元称之为“表里山河”,临汾,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摇篮”,黄土高原,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今,我们祖先的生息繁衍之地,却成了奴役子孙的监牢;我们先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故土,却成了杀戮后代的地狱。山西的洪洞县,也是明朝弱女子苏三蒙冤受难的地方,她被赃官和歹人勾结之下打入死牢之后,发出了泣血般的质问,也定然是你内心的控诉:“县太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众衙役狼狈为奸共分脏银。一个个都把良心昧,洪洞县里没好人。”
《诗经》中的“齐风•东方未明”一篇中,描绘了一幅奴隶们象牛马一样,不分昼夜地被奴隶主奴役驱使、在监工严密监视下苦苦挣扎的劳动场景,和非人的痛苦生活:“东方未晞,颠倒裳衣。颠之倒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这首诗多么象是在述说你的悲惨遭遇!尽管在这首四言诗中,并没有描述奴隶们的具体劳动情景,但我想,你在黑砖窑里劳动的悽惨和生活的悲苦,一定不会亚于远古时代西周齐国农场上的奴隶们。在这片冷酷的土地上,你五十多年的人生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悲惨的境遇,直至最后沦落为奴,最终死于非命。
你死的那天是公历二零零七年的年初,具体的日子无人知晓——因为你的工友奴工们在暗无天日的黑砖窑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死的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飞跃,成为大国经济的里程碑——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德国,一举跃升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三年后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年的夏天,全球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国政要、企业家、银行家及各界重量级人士云集中国大连,与会代表热议“中国崛起”——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的崛起。稍后几日,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的神经和精神障碍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会,中国政府表示将以此为契机,努力为残障人士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表达中国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爱,展现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传统文化精神,在这届特奥会上,中国代表团以金牌459枚排名奖牌榜第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国将嫦娥一号卫星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的重要一步。
这一年的中国有惊人的经济成就,有亮丽的体育成就,还有光鲜的航天科技成就。而你,刘宝,一个中国西部贫困山区普通的贫苦农民,一个自幼患上轻度弱智的残障者,在这一年的年初,在饱受了虐待和压榨之后,无声无息地死掉了。你在临死之前遭到非人的奴役,遭到残忍的殴打,遭到无情的抛尸。你的死状可怕骇人,你的遗体伤痕处处,并且死无完尸,头无完骨。
6
在二零零七年初夏黑砖窑奴隶工事件被海内外媒体大幅报道之后,这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才浮出水面,你的惨死才引起世人的关注,媒体为之哗然,公众为之愤怒,南方的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社论,沉痛呼吁“为黑砖窑的死难者降国旗”。之后,司法机关开始启动刑事程序,包括凶徒在内的几名直接责任人被送上了审判席。面对媒体公众指向黑砖窑的群情激愤,和民意舆论的强大压力,有关公权力部门像是从昏睡中醒来似的,展开了一场运动式的清理黑砖窑的专项解救行动。最终,数百名的奴工、童工被解救出来得以返乡,一批党政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理。但是这场所谓的专项解救行动并不尽如人意,从官方公布的各地被解救出来的奴工、童工数字来看,仍有许许多多的失踪孩子尚未被解救出来;从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级别来看,处理层级仅仅是位于党政系统低层的县、镇级别的官员,没有向往上更高级别的官员问责;从舆论转向来看,从最初的问责风暴开始转为高唱赞歌,歌颂地方当局成为解救奴工的“救世主”,以及诸如“农民工兄弟,到处都有温暖的家”之类的所谓“主旋律舆论导向”;从解救行动的方式来看,这是一场以运动模式来取代法治、代替长效机制的非常方式,它或许“看起来很美”,但治标不治本。这一切均表明,各地当局只想尽快平息排山倒海般的民怨,而忽视法治和建立中国社会铲除奴工链条的长效机制,这样就不可能铲除奴隶工产业存在的社会土壤,就不可能杜绝黑砖窑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当年胡适先生所呼吁和追求的“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的目标,离中国这片土地依然遥矣远矣。
自你被残忍地杀害了之后,有关立法机关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譬如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譬如全国人大通过的《劳动合同法》,试图从立法层面“保护农民工权益”,这些均是相较从前稍有进步、但仍存在重大缺陷的法律法规,学者们对之的批评声不断。就中国的《刑法》对奴役他人的行为缺乏规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刑法增设奴役罪的建议,但律协的上书宛若石沉大海,未能引起最高立法当局的回应。虽然零七年夏海内外舆论对黑砖窑奴工事件的声讨滔滔滚滚,但黑砖窑现象在暂时熄灭了一段时间之后,重又死灰复燃。在你死后的这几年来,媒体不时传出对一些地方黑砖窑的曝光,2008年广东东莞黑工厂奴工事件,2009年安徽界首市黑砖窑智障奴工事件,2009年山东荣成市黑砖窑奴工事件,2010年新疆托克逊县黑化工厂智障奴工事件,2011年广东惠州市黑砖窑奴工事件,2011年四川渠县智障奴工事件,并向全国各地贩卖乞丐、精神病患者和智障奴工,2010年湖北武汉黑砖窑智障奴工和童工事件,其中一名智障奴工被电棍电击死亡……
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智障者和少年人,被掳到层层围困的深牢,日夜窘迫受苦,凄凉无助。你们终日被逼迫着低头劳作,你们终日被灰尘和恐惧蒙蔽,你们终日受到恶人的辖制,你们住在污秽的幽暗之处,你们有家归不得,你们的日子毫无指望。身为弱者,你们本该得到社会的格外照顾,却被四周普覆的冷漠抛弃。作为公民,你们本是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人,却沦为戴枷负轭的苦囚。倘若不建立中国社会反对奴役的长效机制,不纠偏经济发展的思路和路径,不开展一场民族的道德重建运动,不循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就算再有惊悚的奴隶工惨剧被曝光,就算再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也难以避免奴役罪孽事件的再次发生。一个又一个罔顾人道的奴役场所还将会出现,一群又一群最可怜的弱者还将会被囚困于黑暗之中受尽煎熬。
转眼间,你离开人间已有四年多了。在你被埋葬的那片黄土高坡,总有灼人的阳光照晒,还有漫山遍野的黏土漂浮,而你已经成灰,成土。此刻我在家中伫立默想,面向万里之外那座沉寂的山岗祭拜,心头泛起的,是悲凉,却也有些许欣慰——而今你终获自由了。尽管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尽管这是一片寂寥的旷野,可这里没有奴役和压榨,没有禁锢和虐待,只有那自由自在的黄土,还有不断袭来的山风,仿佛在诉说着你一生的悲苦经历。那如泣如诉的风声中,有同情,还有关爱。
写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至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