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大势所趋：自发剪辫渐成风潮因为派出了留学生、驻外使节，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辫子就成了一个累赘，甚至是一个耻辱，负面影响很多。男人留这么长的辫子，不仅极不卫生，也给体育和军事训练带来很大麻烦。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南都：傅老师，你的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中有一篇《剪辫》长文，其实辫子是清朝入关时为国人规定的结辫式发型，自此开始了剃发、留辫运动，以及中国男人二百多年的Q字发型史。清政府下台之际，辫子早已成为外国人的笑柄，而剪辫子风潮也风云涌起。民国后，留辫这种官定的强制习俗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才被彻底改变。请你谈谈，留辫与去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剪辫风潮最初是如何盛起？
傅国涌：我用九个方面来谈剪辫子。第一是《辫子、辫子》，讲外国人对辫子的嘲弄。第二是《假辫子，真辫子》，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即使剪了辫子，有很多人需要缝一个假辫子，回家才把假辫子拿下来。第三是讲《辫子与脑袋》，有的时候没有辫子是要被杀头的，。第四讲《剪辫令》，南方各地新独立的政府下了剪辫令，北方清政府其实也下了剪辫令。第五是讲《剪辫与革命》，当武昌起义以后，有些地方把剪辫当作革命的一个标志。第六个就是南方独立的一些新政府为了推行剪辫开始强迫剪辫，农村也不例外。第七是《外国人看剪辫子》，尤其是英国人比较文明，他看到强迫剪辫，很有看法，认为这是人权问题，因为本人不愿意，非要剪掉，他们都在那里哭天抢地。第八是讲剪辫与兵变的问题，为了剪辫，有的地方就起了兵变，包括广西，像北京后来发生的兵变也很可能与剪辫有关，其他地方也有。第九部分是讲《剪还是不剪》，是指上流社会的官员，在面临社会变动的时候，辫子是剪还是留。有些人还是继续留，有些人半推半就，最后剪了，有些人是毅然地剪了，有些人早剪，有些人晚剪，剪或不剪，这就是官员对变动时代的政治选择，是他们的一种态度和立场。
其实，当时南北双方在两件事情上有着最大的共识，一是剪辫，二是改历，把农历改成阳历。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清朝垮台前完成的。剪辫并不是在中华民国创立以后，由革命党人创立的民国政府所推动，不是革命党人为了革命需要而推动，南北双方具有相当的共识。况且，清末许多王公大臣就提出了，他们也愿意剪辫子，因为经过两三百年以后，人们意识到辫子太累赘，太落伍，如果要跟世界交往，就显示出了劣势，比如，1872年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幼童都拖着辫子，不能剪辫是朝廷的严令之一，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侮辱为“猪尾巴”。一些幼童就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使劲压住，生怕美国人看见。只有极个别幼童违反规定剪掉了，因为留辫子不卫生，参加体育活动不方便。但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拖着，没有颁布措施。
南都：满族人对头发很注意，辫子象征着什么呢？
傅国涌：从1644年算起，汉人一共留了267年的辫子。满洲人入关时就要求汉人学他们的样子，他们是马上的少数民族，打猎的，一直是这样下来的，辫子带有他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游猎民族留这个辫子有他的作用。汉人没有留辫子传统，但清朝强迫留辫，留辫表示忠于满族，若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就要杀头，所以这样才确立下来，后来是因为满人统治几百年，留辫子变成了一个常态，不留辫子反而成了异端，这其实意味着汉族对满族统治的一种承认，一种屈服或者说臣服。
南都：现存史料中，有记载最早剪辫子的人及其年代吗？
傅国涌：没有。现在知道得比较早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幼童，有几个比较早就剪了辫子。到了20世纪以后就开始比较普遍了，1902年以后大规模留学日本的许多青年剪掉了辫子。
南都：在革命前夕，剪辫潮流如何？
傅国涌：从1902年开始，到1905年以后科举废了，剪辫子的人慢慢多起来，1911年辛亥前就有很多人剪掉辫子。
进入二十世纪，剪辫子的呼声逐渐高涨。1903年1月15日《大公报》搞了“剪辫易服说”的征文比赛，讨论能不能剪辫子。有很多人发表文章，提出可以剪，因为这就像改革一样的，就像从冷兵器到兵器，以前用弓箭，现在用枪。
1902年后，剪辫在两个人群里面流行了，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新军里的士兵。慈禧出殡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拍下当时的照片，骑在马上的新军士兵，脑后光秃秃，看不到后面的辫子，里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是没有真正剪光，剪了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还有一点小辫子盘到头上，由于他们的帽子很浅，如果是很粗大的辫子盘到头上是看得出的，会把帽子顶起来的。这些实证，可以看到辫子在当时的情况。
留学生中很少留辫子，因为他要穿西装，留辫子不太合适。当然也有部分留日学生不敢剪，拖着又怕笑话，也是盘到头顶，带上学生制帽，被鲁迅称为“富士山”。不仅在留学生，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出现剪辫的风气。有一些学生在学堂里面剪了辫子。1903年，国内的报纸《大公报》报道，江南新学国民以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子。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生基本都剪去辫子，胡适回忆录就提到在上海公学时，他见到一些激烈的同学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所以剪辫子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或者国外留学的人里面已经很普遍了。整个朝廷里面，也有大部分人主张剪辫子。为民国初年遍及全国的剪辫高潮做了铺垫。
南都：当时清朝有哪些大臣提出要剪辫子？
傅国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给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与民更始，他列举的理由就有“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但因不久发生流血政变，光绪帝被幽禁，不成了。
1905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戴鸿慈到西方考察宪政，四十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包括翰林、道府、武员等，都是有功名的人。年轻贵族中，不少人在革命前就剪掉了辫子。1909年军谘大臣、阅兵大臣载涛贝勒提出要剪辫子，得到萌昌、善耆、邹嘉来、载泽、戴鸿慈等王公大臣的支持和呼应。后来被彭家珍炸死的良弼，率先剪去了辫发，在当时守旧派中，成为需要警惕的“新人物”。朝廷在剪辫的事情上，在1911年之前没有下达“剪辫诏书”允许臣民剪辫自由，只是默认了，剪辫子的人没有坐牢、砍头。
南都：清政府当时很重视辫子，剪辫子的人有相应做些保护措施吗？
傅国涌：由于当时的风气，社会上对剪辫子还是有所顾虑，怕因为辫子带来坏处，所以有些人剪后，带了假辫子，被称为“假洋鬼子”。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次年就剪掉了辫子，并在照片背面写下后来传诵很广的《自题小像》。他从日本回来到了上海滩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他到绍兴以后，学生就叫他“假洋鬼子”，他们可以看出辫子是假的。后来鲁迅干脆就不带假辫子，所以“假洋鬼子”这个称呼，鲁迅是从自己身上来的。
南都：清政府当时有颁布任何关于允许剪辫的文件吗？
傅国涌：没有，因为没有完全同意。1904年，练兵处因为要改军服、军帽，换帽子的话，有辫子盘在头上，就带不住帽子，如果是拖在后面的话，不利于训练。这就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他们向朝廷提出，军队的训练，有辫子拖着是不方便的，要求允许他们剪辫，但是朝廷没有同意。军队里面，不少新军官兵不管朝廷的意思，就自己剪了。天津的警察就剪去三分之一。比如1911年的10月8日，也就是武昌兵变的前两天，载涛贝勒把那些带兵的将领招到他那里来吃饭，就对他们几个资格比较深的人说，包括冯国璋和丁世媛，要他们率先剪辫，作为全军的楷模。这个时候南方的剪辫运动还没起来，这些人群已经在剪了。可见剪辫子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南方的事情。就算没有辛亥革命，不发生朝代的更迭，剪辫子一样也会发生。当然，剪辫最后成了革命的一个标志，成为辛亥革命落到实处的主要成果之一。
2、辛亥后，剪辫令
南都：剪辫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个人的因素包括，一是不方便，一是确实难看招到别人耻笑，还有一个是不卫生。而潜在的因素，就是他们不满满族的统治，因为这个辫子是满族强迫留的。
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是大势所趋。整个中国在1840年以后，中国自从南京条约之后，中国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条约关系，就是国际法所确定的一个条约关系。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天下，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逐渐地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特别是经过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士大夫阶层推动变法，在内外的压力下面，中国面临着改变，要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即使想不变也挡不住，这就是大势。因为出现了留学生，派出使节，与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就会发现辫子是一个累赘，它有多种负面的影响，不光是汉人受满人统治的一个耻辱标记，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不平等，体育和军事的训练都有带来麻烦的东西。而且男人留这么长的辫子，很不卫生，不可能每天都洗头的，里面长虱子的，很脏。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不光跟大的政治生活方式，跟私人生活方式也照样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南都：剪辫子后来为什么演变为革命的象征？
傅国涌：辛亥前剪辫只是个人行为，跟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武昌起义期间，革命与剪辫就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背后的动力是排满，排斥满族人少数民族的统治。有这个推动力，所以剪辫子变得非常有符号性。
南都：剪辫子有哪些危险？
傅国涌：广州起义失败时，被击毙者大多是剪辫的，后来清政府下令闭成三天，搜查革命党人，凡是没有辫子、穿黄衣服以及来路不明的人，格杀勿论。此时，香港的剪辫者很多，他们经过广州时候，都会被扣押，人心惶惶，都不敢来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因为个人原因剪去辫子的人，也受到牵连，不少人牺牲。安徽省谘议局在11月2日宣布独立，巡抚朱家宝以剪去发辫的的革命党为目标，突然下令要逮捕“和尚头”，一夜之间，革命党人纷纷出逃。
辫子是最明显的政治标记，一有风吹草动，剪了辫的或逃或装上假辫子。武昌起义后，凡在北京留辫的，都有被捕杀的可能。因为掉脑袋的血腥记忆，很多人也对失去辫子产生恐惧。
南都：为什么以剪辫子为革命党标记？
傅国涌：革命后，把剪辫当作了革命，那就是一种简单化。革命其实是改造一个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更加深刻的一个革命，把表面的新式主义——剪辫当作革命，说明革命有问题，其实是我们讲革命有问题，不是剪辫子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做的事，一般都是形式主义。
南都：武昌起义后，剪辫的情况如何？与之前的有哪些区别？
傅国涌：辛亥革命将剪辫子推向高潮，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即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
在辛亥革命前夕，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0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相隔不过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称这是一生的纪念日。
当时，有很多自发群体踊跃起来剪发。比如，1911年11月23日，天津的广帮商人就率先剪发了。11月28日，驻在河南会馆的450名新兵，把辫子剪去，还能获得二元赏金以及一顶欧式便帽。12月31日广东商人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决定全体会员当日剪辫子。到这年底，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京津各界，剪辫的人不下数千，剪辫的风气甚至波及“龙兴之地”东北奉天、营口、黑龙江等地。广州光复上时候，剪辫踊跃，堤岸一带的理发店，挤满了人，理发师都没有时间吃饭了。后来统计剪辫的人工二十余万人。
南都：香港澳门的情况又是怎样？
傅国涌：辛亥春节的期间，连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都出现了剪辫子的情况。香港的华服剪辫会也都出现了，数万人都剪辫了。剪的态势在全国各地陆续地开始成了一个潮流。就算不发生革命，剪辫运动也会发生，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了，只不过没这么快，规模没有大，没有暴力行为，因为背后没有政府强制性来执行的话，执行力不够。
南都：当时有没有公布一些政策一定要剪辫子？
傅国涌：有。南方的剪辫令从武昌开始，武昌起义第二天，鄂军都督附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第八条指控发辫之罪，说它是“垂狗尾以为饰”。随后，南昌、贵州、广西、上海等地，都率先发起剪辫的命令，呼吁“剪去辨发，还我头颅”。《剪辫令》是强迫推行的，在很多地方都推行了，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上海、南京都是这么推行的，剪辫风潮波及全国。他们就在城门口挂一把大剪刀，警察站到那里，看见有辫子就剪掉了；或者是警察巡逻，军队的士兵巡逻，看见有辫子，就剪掉了，这个就没得商量的。
也有不少人不愿意剪辫的，有记载，武昌起义期间，挑柴米的小贩带着瓜皮小帽在清晨入城，站岗的士兵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强行剪辫。举个例子，1911年最后一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陕西青年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辩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在日本留学生哪里会为他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他见到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觉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南都：清廷官员对剪辫态度如何？
傅国涌：为了逃跑方便，官员也会剪掉辫子。广东的张鸣岐就剪辫剃须，戴西人小帽逃走。陆军提督龙济光最初在城内抵御民军，大势已去才剪掉辫子。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其实，袁世凯要等到退位诏书颁布才剪辫子。身边的人说，袁剪掉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南都：听闻在辛亥革命后，剪辫拉动了帽子行业的发展？
傅国涌：辛亥革命前虽然有那么多人剪，他们戴帽子也是戴有假辫子的瓜皮帽。有辫子的人也戴瓜皮帽，所以为什么假辫子可以存在呢？在瓜皮帽子上面缝一个假辫子就可以糊弄一些人了。武昌起义之后，带动帽子行业，各个地方相继独立以后，辫子要剪掉了，就要换的帽子。同时，有些人不愿意剪掉，尖顶帽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帽子的尖顶高高耸起，可容辫子有余，中少年人纷纷购置。
南都：有个好奇的问题，他们剪掉的辫子都放在哪里？
傅国涌：一般卖掉。因为上海做剪子的生意很好。假辫子头发的来源就是人家剪掉的辫子买来的，能卖钱，所以在革命的时候，为了募集捐款，有人说如果你家没有钱，捐不起钱的话，上海搞了一个专门捐辫子的组织，就是你把辫子捐过来。辫子捐过来以后，他们可以卖给收头发的商人。
南都：他们的价格怎么样呢？
傅国涌：比如鲁迅回国的时候去买假辫子，当时上海有个做假辫子很厉害的师傅，定价每条辫子四块大洋，当时买一个烧饼才几个铜板，辫子相当于很贵的东西。几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现在几个月的生活费。
南都：中国人完全剪掉是什么时候呢？
傅国涌：辫子是汉族臣服满族的一个符号，代代相沿几成习惯，剪辫子的人毕竟是少数，尤其在偏远内陆，没有辫子的人会被看成是怪物。到1914年偏远的农村都还留着辫子。
南都：他们不愿意剪掉的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辫子已成了一种习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几百年的东西，要改动起来有那么容易吗？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装一个炉子还流血，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有人不肯剪，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尤其是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愿意剪，底层社会的人不愿意剪，你能说剪就剪吗？哪怕你是暴力推行也很难的。所以，直到1914年的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辜鸿铭是一个特例。他以前赞成剪辫子的，等到别人都剪了，他偏要留起来。他就要标新立异，人人都这样，他偏不一样。他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他就说辫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辫子，你们都没有辫子，但是你们都有一条精神辫子，我留着辫子反而比你们开放。
南都：这个精神辫子是指什么？
傅国涌：阿Q生活的精神辫子，精神辫子就是国民的劣根性。所以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是非常特殊的，他倒不是因为反对剪辫这件事而留辫子，他就是要跟整个潮流不一样，他认为这样做不好，非要唱反调，显示出他的个性。
南都：剪辫子在当时来讲，有什么意义和弊端吗？
傅国涌：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剪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满人统治结束了，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开始真正进入近代社会，毕竟留着辫子这样的一种形象是比较落伍的形象。
当时，以后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但不能说剪辫子就是中国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还是表面的。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夜间就从旧我变成了新我，这是变不过来的，你还是你，文明需要一个过程。
辛亥革命最大的结果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健全无的社会，所以我说辛亥革命达到了三个实质性成果，第一是剪辫，我虽然说他在1914年还有很多人没有剪，但毕竟大部分人剪了，留辫子已经是少数，剪掉辫子是多数的，所以剪辫子应该说是实现了。第二是易帜，旗换了，黄龙旗换成了别的旗。第三就是改历，以前是农历，现在是阳历了，农历虽然还在用，双历并存。
南都：“剪辫、易帜、改历”意义在哪里？
傅国涌：剪辫是一个符号，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符号。易帜是朝代更迭，政治改变，易帜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改变，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一个颜色革命，就是换旗帜了。改历，标志着中国实际上融入了世界，农历是中国本土的，土生土长，几千年都在使用，我们过去用农历加上时辰没有小时，用滴水的漏来计时，由这一套东西构成的时间，我们称之为中国时间，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现在开始使用阳历，就是跟西方的时间概念接轨了，我们用小时、分和秒，这一整套的改变，从中国时间融入到世界时间，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
这三个合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重大改变，但是这三样东西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从制度上或者从文明程度上，中国一夜之间飞跃成另一个社会，那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有改变，但是还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
剪辫、易帜、改历都是一种社会转型的细节体现，从一个王朝时代向一个新的没有见过的共和时代转型的细节上的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