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争议辛亥革命百年成败，涌跃了许多宏论，却少见从一个中国企业百年命运个案来微观辛亥革命之长短。可否抛砖引玉，试补这一短线？且说说武汉叶开泰药店的百年命运——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不妨借助叶开泰在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兴衰而管中窥豹。
关注中医药历史的人皆知，中国自明代崇祯以来，产生了四大中药店，即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武汉的叶开泰。其皆以“前店后场”（前店卖药，后场制药）方式经营各自的名牌药品。四百年风云翻腾，沧海桑田，朝改代换，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三家药店招牌尚在（实质多变），而叶开泰药店在辛亥革命短暂中兴后，屡患“政治过敏”， 几遭“拐卖”，魂飞魄散——1938年遭遇十年战乱，苟延残喘；1950年被迫“与人合伙”集体化，奄奄一息；1955年被诱改名换姓曰“健民”，名为“公私合营”，实为“一切权力归书记”；1966年被文革“全部国营”，魂飞魄散；1988年因“改革”借尸还魂，虽重新挂牌，仍有梦无实；2005年乘“民进国退”大潮而遇浙商汪力成以华立集团名义收购，名回民营，实尚待归。至今既未回归叶开泰的精心炮制传统，也无“健民”后期的国企改革强势。叶开泰正在又一次消失。
叶开泰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如此命运，既是中国四大中药店的百年缩影，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世纪轨迹——辛亥革命百年没有让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水平恢复到辛亥革命前，欧美大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能说辛亥革命成功么？
有学者说，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重新出现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大的问题，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状态依然不如百年前。叶开泰近一百年的命运，可以佐证。
战乱明末也能生长叶开泰
2011年，是叶开泰药店诞生380年。叶开泰创始人名叶文机，安徽徽州人，明初迁于江苏省溧水县塔山渡落籍。其父是一个民间老中医，号称叶神仙。明崇祯4年（1631年），因李自成造反，安徽江苏大乱。叶文机随父逃难到湖北汉口镇，在今汉阳古琴台附近摆起了药摊，悬壶济世，叶氏后裔将此年定为叶开泰药店创始之年。6年后，叶神仙去逝，叶文机在汉口汉正街一带的大夹街第23家买了一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了“叶开泰药铺”招牌。取名叶开泰，乃叶神仙之嘱：“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以叶氏之姓加《周易》泰卦“三阳开泰”之意，便定名为叶开泰。尔后不久，又更名为叶开泰药店，与当时先后挂牌的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并称为中国四大药店。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现代民营企业的发端。
380年来，叶开泰创业，发展，兴盛，衰败，梦回，五个时期，五个阶段，组成了一个生于宗法专制的封建王朝，盛于百家争鸣的辛亥革命，困于走向“伪现代化”的怪圈。
叶开泰创业时期（第一阶段），从1631年摆药摊，1637年正式挂牌，至1736年。这一时期叶开泰的主要管理者是叶文机（叶开泰第一代），叶时芬（叶文机儿子，第二代），叶宏直、叶宏正、叶宏良、叶宏忠、叶宏彦、叶宏庶（第三代）。叶开泰创业时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软”即尽力义务救死扶伤，创建口碑信誉，创建一种经营文化。对无钱买药的穷人，叶开泰不仅施舍医药，而且义务到岳阳等地灾民中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赈灾救民。所谓“硬”，乃是力争炮制天下第一优质的中药，以“前店后场”，绝不欺人欺世为办店方针，创造一种社会信得过的放心药品。叶开泰的制药原则是从严格购进优质原材料开始，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医药传统炮制法制药，绝不苟且通融。所谓“虔诚修盒，遵古炮制”。比如，鹿茸分关茸和清茸，关茸是东北的，要比陕西的清茸好，叶开泰只用东北梅花鹿的关茸，绝不用清茸。叶开泰制“六神丸”，不用散麝香。
这一阶段由于立下了义诊与优质两条铁规矩，叶开泰很快以良好口碑进入“品牌经营”，在民间传开了“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你吃叶开泰的药死了，绝不会是药有问题，而是你病入膏肓，命该去了。几百年来，民间传说了叶开泰的许多神话故事。如汉口大夹街失火了，全街都烧光了，唯有街中的叶开泰药店一丝不损，完好无缺━━以此证明救死扶伤行善的叶开泰药店好心有好报。
叶开泰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在乾隆至咸丰年间，经叶宏良到叶名琛、叶名沣五代人约百年时间的经心精营，叶开泰药店逐渐兴旺发达。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叶名琛死后无子，其弟名沣独生一子叶恩颐，恩颐生三子：凤池、孟纪、仲星，时称叶开泰新三房。他们继承先辈衣钵，讲诚实讲信用，图民图利，名在利先。
叶名琛虽然一直做官，官至两广总督，没有直接经营管理叶开泰，但他对叶开泰的贡献却是后来所有经营者不可比拟的。广州城1857年11月29日被英法联军攻破时，他临危不屈，虽被俘却誓死不投降，以绝食自尽效忠祖国的爱国主义，使叶开泰家族精忠报国，为民除疾的声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叶名琛绝食自杀消息传来后，叶开泰受到了更多百姓的尊敬，人们由此更加信任叶开泰。这种忠诚道义无形资产的猛增，使叶开泰乘辛亥革命之东风进入了兴盛的华彩乐段。
辛亥潮流中的叶开泰
1858年至1930年是叶开泰的兴盛时期和华彩乐段（即第三阶段）。这期间由叶笙林（第八代）、叶仲星、叶孟纪、叶凤池（第九代）经营。其中尤以“长袖善舞”的叶凤池为佼佼者。
就在孙中山1912年1月即位临时大总统时，叶凤池也身着中山服在1912年春节“即位”，成为叶开泰第九代掌门人。其时叶开泰药店因火灾从汉口鲍家巷迁回大夹街（汉正街前身）。
叶凤池上任的施政演说是：“诸位，若问叶开泰新起新发有何锦囊妙计，一条，躬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心炮制！其二，发扬高堂遗风，广布善施，救贫济民。自今日起，叶开泰药店设免费药供应柜，凡伤风感冒烫伤而无钱医治者，可来店免费拿药。自今日起，叶开泰资助长春观开设‘济贫赈灾米粥免费供应处’，凡食不果腹者皆可天天去取；自今日起，叶开泰牵头成立首家汉口镇救火队，义务为全镇救火……”
叶凤池任期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叶开泰药店经营体制的改制——根据辛亥革命吹来的西方现代企业机制之风，创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和股份分配制度。从叶笙林开始，叶氏家族人只当老板、董事长，而不当经理，经理全部从社会上聘任有现代商业管理经验者担任。叶氏家族只是每年年终去算帐分红，日常经营管理全部由经理负责。这就避免了资产所有者能力有限而导致企业衰亡的局面。同时，实行了股份制，管理人员、技术员、普通员工皆可以工龄和工资、资金入股，使员工从雇用者变为了股东与一定程度的主人。
1992年4月25日，叶开泰第11代叶元利先生回忆了辛亥革命对叶开泰的影响——“从1859—1911年52年中，叶开泰一帆风顺，除药店占有资金外，在北京、武汉有房屋、会馆；汉口、武昌有房产地皮，及河田一千亩等家产。辛亥革命年间，叶开泰曾由于兵变（武昌起义），店中元气大伤，家庭又不和睦，经理吴冠文年老退辞。嗣后，在叶凤池主持下，聘戴廷耀任经理，于1912年重新入账，定资产白银六千两，再次为叶开泰重奠基础。”
在辛亥革命后的现代体制激励下，叶开泰的药品更加精益求精。据78岁的老叶开泰员工涂石泉1992年4月回忆：
“这段日子（1930年前后），叶开泰出名的是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虎骨追风酒。还有许多退烧的药：安宫牛黄丸、犀黄治宝丸，这都是救命的药。叶开泰的参桂鹿茸丸全用高丽参，整盒子的参。开高丽参给高丽参，开党参给党参，从不搞假。叶开泰有句老话，‘虔诚修盒，遵古炮制。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鹿茸过去分关茸和清茸。关茸就是东北的；清茸就是陕西这边的，肚子像牛，头像鹿，身像马，三不像。这种鹿茸我们是不用的。叶开泰要用关茸，是梅花鹿的茸。这有一个笑话。鹿茸要蒸熟了才能切片，切了片子才能制。有一次，叶开泰蒸鹿茸的水倒在地上，被一只狗子吃了，结果那狗子的眼睛冲瞎了，屁股也冲烂了……可见那鹿茸之好。“六神丸”，我们叶开泰不用散麝香。散的是一包包来的，我们叫“断皮香”；断皮香是破开了的，叶开泰是不用的。要买一个个的，这才叫原皮、原货，是真的。麝是脚像鹿，身像鹿，狗子那样大的香獐，小得很。香脐，就是肚脐眼的分泌物叫麝香。都是公的出，母的没有。雄香獐有了麝香时，十里飘香。它睡觉时是脚朝天，各种虫都想进去闻香，蛇也喜欢闻，那叫龙头香，很难得。小蛇钻到里面去闻，把它弄痒了，它一吸就把蛇的脑壳夹断，蛇最后就烂在里面，成为分泌物结晶，叫“当门子”，大的可以有一颗豌豆大，可以起死回生。现在一斤麝香三万多元。叶开泰什么都用真药。牛黄用天然牛黄。六神丸里面的麝香、珍珠、牛黄、冰片、雄黄、珠砂，都是真的。“四制香附”是用四样炮制，一个是醋，二个是酒，三个应该用童便（小孩的尿），现在改了秋石盐，是安徽桐城那里人的小便；小便在盐上一熬，就代表了盐；最后糖，缺一不做。大活络丸，有白花蛇、五步蛇；蛇是要斩头去尾的。头有毒，尾生风。白花蛇有一丈多长，把蛇头这前三寸不要，后七寸也不要。再把蛇用酒泡起来，把皮一剥，去骨头；皮有毒，骨也有毒。就只用蛇的肉烘干碾成末子。唉，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前三后七’？ 1974年我还在（健民）厂检验科的时候，我建议生产了一批这个药，有一个人用这药退了高烧，给了好几吨计划钢材给厂里。80年代，《人民日报》曾在第一版发表北京医生的呼吁：‘中药无效了！’原因是中药失掉了传统炮制，来生的卖生的，来熟的卖熟的，来什么卖什么……”（ 涂1929年当药店学徒，1942年进叶开泰药店，后为国营健民药厂职工）
叶开泰领导全国同行抵制禁中医
辛亥革命后，叶开泰药店在上海开设了分店，由此在全国影响力倍增。经典事件在1929年，叶开泰药店领导全国中医药界抵制政府西医派企图禁止中医中药。
继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叫嚣“吾国医术毫无科学根据，下令禁止中医开业和废除中草药，禁止创办中医学校”，1929年4月，西医派代表余岩又上书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交《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时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对禁国医引西医举双手赞成”。值此中医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叶开泰药店经理陈让泉在老板叶凤池支持下，挺身而出，毅然领头代表全国中医药界到南京请愿，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据涂石泉1992年4月回忆：“那时湖北派了三个人去请愿。一个是陈让泉（叶开泰药店经理），一个是医生，叫陆继寒，还有一个孔根，文学家，麻城人。三人到了南京，找行政院，找余岩，一条一条地摆……我是1927年当药店学徒的，当时我们药行还关门游了三天行……”
幸赖陈让泉等据理力争，将余岩等禁国医派驳得体无完肤，最终民国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只得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行政院长谭延楷也同意：驳回余岩等禁国医提案。至此，叶开泰和全国中医药界大获全胜。中医药闯过了一道险关。
叶开泰驳倒“禁国医”事件，既是辛亥革命曾带来西医围剿中医的负面影响的一侧面，也是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打倒孔家店的一个折射与注释。
然而，虽然叶开泰驳倒“禁国医”，一度抵制了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但对于辛亥革命后遗症造成的“三一主义”政治专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却并无力阻挡。在民国“黄金十年”过去后，从1938年起，叶开泰进入了大衰落。
先是1938年至1949年的十年直线衰落。这一时期的经营者是叶开泰第十代：叶德侯、叶辅侯、叶蓉斋等。其间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彻底破坏了政府对正常经济秩序的保护。前有抗战八年，后有国共三年内战。战争期间，连店铺都要一迁再迁，根本无法正常经营。
随后是三十年明升暗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坚持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为特色的伪现代化大潮，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三一主义”可谓一脉相承。本当逢新朝起死回生的叶开泰，却没有幸遇改朝换代带来新商机的惯例，反而陷入“脑死亡”的绝境。
“公私合营”逼叶开泰“脑死亡”
1949年３月１３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承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以法律形式认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面对这样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治国大策，叶开泰人很兴奋。文件中说“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什么叫“相当长的时期”呢？至少有个三五十年才叫“相当长”吧。然而，没有想到，伪现代化大潮很快吞没了叶开泰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所谓“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不到一年时间！
夙有亦官亦商传统的叶开泰人，本是极善于揣摸官方文件有效期的，但这一次，他们没有琢磨准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没有想到新政府的诺言几天就会失效。叶开泰失算了。
新中国伊始，叶开泰第10代叶蓉斋主持经营。他满怀中兴梦想。根据300多年的经验， 只要停止战乱，叶开泰在任何政府之管理下，皆可以生存、发展。因为叶开泰有从明末战乱中创业的历史经验。从1631年起，叶开泰已闯过了中国最黑暗腐朽的明、清、民国、北洋军阀等几个朝代，经历的皇帝12个，总统4个，但改朝换代，改不了叶开泰，无论怎么腐败的政府，也挡不住坚韧不拔的叶开泰。
可是这一次却翻不得老皇历了。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叶开泰只按照老规矩经营了几个月，马上就遇到了接二连三的大麻烦。
1950年8月，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卫生会议》。 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这次会议上接见了当年向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书禁中医的余岩，并肯定：余岩对中医中药有研究，中医改造要考虑余岩的意见。这就把自清代俞樾以来，历届反对中医者的意见予以了高度肯定。“新中国”马上掀起了一场以西医改造中医、限制中医的医学改革之风。
这个大气候，使各级卫生部门下令：所有中药店场，必须重新登记，没有正规学历医师者之药店，不予登记，不许经营。当年并无中医专科学校，这种正规学历者，只有西医才有，而西医懂中药者，其时又极为少见，这就逼得大批中药店场走投无路。
叶开泰在1950年底也接到市卫生局通知：原有的药卖完之后，不许再生产制造。当时武汉市卫生局已组织全市几十家小药店成立“武汉市中联药厂”，叶开泰想保自己的牌号，不愿加入中联，卫生局便令叶开泰把原料配好后，运到中联去制药。叶开泰人想，这些小药店原来的药材与炮制法都不如叶开泰，现在却要叶开泰按他们的方法弄，那不是降低质量么？但没有办法。
涂石泉对这一情形回忆说——“……后来规定药店（叶开泰）自己做的药卖完了为止，再不许私自制造。药都要拿到中联厂去一起制造，叫“统一制造”。不让药店单独造药。那时把药店的制药权拿了，药店都没有药卖。逼得我们只有把药（原料）配好，用扁担挑到姚家巷中联厂，他们先成立了。叫他们帮我们加工。但他们故意压着，说：莫慌，莫慌，叶开泰的莫管它。一压就压十天八天，甚至半个月。气死人。其实中联厂成立，叶开泰也出了钱的。中联厂是全武汉市的小药店合成的，厂长叫肖晴川，原来是江岸区肖天和药店的老板。他们原来生意做不赢叶开泰，现在一起来报复。 这样就逼着叶开泰建药厂。当时卫生局局长是洪明贵，副局长是杨贵生、孙家其，药政科长曾明道是杨贵生的夫人。中联厂是她批的。我们就找他们说理，要我们送药给中联厂做，它又不做，我们叶开泰这多人还吃不吃饭？我们要成立药厂，用叶开泰的招牌。我们把房子都做好了，一格一格好漂亮。结果卫生局不批。”
就这样，政府首先失信，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步先逼叶开泰向低水平药店就范。叶开泰试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忍心降低自己的质量，便想，权且也请一个正规西药师，重新登记。结果请了一个留学日本，在日本皇宫呆了6年，曾为日本军医的西医沈谨。但这样， 卫生局还是不批，要求起码有三家药店联合，因为已接到有人投诉叶开泰━━有嫉妒叶开泰的小药店不想再让叶开泰之招牌行世━━不能再允许用叶开泰的招牌。叶开泰人明知这是无理压制，但叶家自古有“富不与官斗”传统，也只好低头一一照办。心想，只要实质不变，总会有重振叶开泰之日。
1953年6月1日，叶开泰被迫联合武汉的两家小药店陈太乙、陈天宝，三家共同成立了取名“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三家的联合方式是，每家每名职工带一千元（银元）流动资金，叶开泰进25人，出2.5万元，陈太乙10人，出1万元，陈天宝8人，出0.8万元，总共43人，4.3万元流动资金。而固定资产就以叶开泰原有资产为主。
这样一来，市卫生局再也无理由阻挡，叶开泰从此便以“健民”之名问世。而实际制药传统皆不变。虽然人比中联少，资产比中联少，政府关怀比中联少，但药却比中联好卖，因为人们都知道，所谓“健民”仍是叶开泰。 关于这一段情景，涂石泉说：“1953年6月1日，‘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正式挂牌开张。很冷清。江汉区的工会主席陈正培来了一下子，江汉区工业部来了一个人。同行对我们仇恨得很，根本不来恭贺。只有江汉区轻工局的书记陈绍峰来时，放了一架鞭，他爱人是区委宣传部的，也来放了一架鞭。我们自己加了一餐。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四五十人一起吃。叶开泰药店的人只来了会计何明中。叶蓉斋来了，穿了中山服。当时他有五六十岁了。我们“健民”一开张，中联厂就慌了。肖晴山、郭恒堂，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工会主席，一起来了。要跟我们联合。早几个月他们就提出联合，条件很苛刻，要我们把设备都转到他们那里去，把电磨给他们，那时他们还是手工磨；还要把制药厂大厅给一半他们。我们没有同意。现在他们说，可以无条件联合，过去的条件都不要了。当时我正在区里开会，厂里打电话我赶快回去。我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厂已经成立了，今后两个厂竞争还好些。
后来我是怎么晓得不许叶开泰建厂的“联名信”呢？那是1959年搞历史资料，要写武汉市药业发展史，市化工局（当时药厂归口化工局）要我和符沙（符当时下到九安药厂当技术员）一起找资料，七找八找，发现了那封联名信。‘伙计，这是个好材料！’我一下子叫起来。信上说，要是叶开泰做了药厂，武汉市的药厂药店就没有生意了。是行业公会的一帮人写的。符沙就对我说：涂同志，你这该不会怪我们不批准叶开泰办厂了吧，人家写了联名信。这是1959年的事。”
叶开泰满以为可以靠“健民”这顶“红帽子”瞒天过海，重振家声。不料，接着又来了“公私合营”运动。当私营“健民”成立时，叶开泰人作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是1955年10月1日变为“公私合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后， 叶蓉斋虽然按“政策”被选为董事长，但实际上，厂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厂长马遇春和党支书王振荣说了算。这时虽然还有叶隆侯（叶开泰第10代）当副厂长，但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从部队转业的马遇春，来自政府机关的王振荣，皆是中共党员，照当时“党领导一切”的形势，叶开泰人自然明白，这其实是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宣布的“训政”， 叶开泰仍在辛亥革命的“训政”期，只有知趣地甘当傀儡了。而“训政”的结果，是叶开泰由名亡实存，进入了“脑死亡”，只剩“皮影”，虽生犹死一植物人也。
如果这种“脑死亡”，对社会有利，叶开泰人也心甘情愿了。痛苦的是，“公私合营”后药品质量，反而大不如私营时的叶开泰。“健民”公私合营后，党员厂长马遇春最烦员工提什么“叶开泰老传统”。谁要是说过去叶开泰是怎么炮制怎么进药材，他都火冒三丈。在王书记、马厂长看来，他们受党教育多少多少年，当年打仗，用小米加步枪，把美国佬支持的蒋家王朝都打到台湾去了，难道就在制药上还要听一个资本家叶开泰的吗？不行，“健民”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按照党的要求来制药。对于处处坚持按叶开泰传统办事的厂工会主席兼车间主任涂石泉，他们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批评。紧接三反、五反的“肃反”之后，又有了“反右”。“健民”厂早无人敢说什么“右派言论”，但上级一定要分给“健民”两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于是按照“成份加表现”的挑选办法，指定了两个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为右派。
涂石泉记得：“那是1957年‘三伏天’的事了。王志良是江汉区的工业部长，有一天他对我们说：‘难道你们健民就没有一两个右派？全国都有，中央都有，健民就没有？这可是政治方向、阶级立场、党性原则的大问题！’很像下命令的味口。没有办法，我们就开会寻找右派。当时厂里的书记已经是曾绍绵了，王书记走了。曾绍绵和马遇春说：厂里的生产进度一直不快，这就说明确实有右派在厂里，中央真英明。现在我们要擦亮眼晴，发动群众，把他们找出来。谁是右派呢？大家你望我，我望你，眼睛都擦疼了，就是看不见右派。后来不知谁发现人家单位揪出来的右派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或者出身不好的人。我们就向先进学习，在这类人中间排队，矮子里面选长子。结果就定了两个人。一个是财务科负责人、主管会计何明中；一个是私方副厂长戎静宇。何当时30多岁，武大肆业生，学经济的；何的利润报表经常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数字，总是对马遇春强调‘会计有会计的原则’，要实事求是。他是知识分子，又有把会计原则大于党的领导的言语，这右派不给他当，谁当？加上平时别人报帐，他总是过过细细地审查，有些人也恼火他。戎静宇原是‘万成功’药店老板，1957年上半年才合到我们健民来，他是资本家，刚来厂里人事关系又生疏，建议他当右派，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否则，右派的帽子就要戴到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头上。哪个人没有一点私心呢。而且，据说他也说过了‘入了党乌纱帽可以源源而来’的反动话。戎当时有40多岁。”
“反右”造成“无声中国”之后，“大跃进”便不可阻挡地来了。“大跃进”要求中药生产也要放卫星。可“健民”还是忘不了按叶开泰传统到优质药材产地进药材，这样的办法，永远放不了卫星。厂长马遇春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用代用品制药。据“健民”药厂老厂长夏庭英在《东方健民潮》书中回忆：“‘健民’厂里当时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划了两个右派后，大家屁眼门子都吓紧了，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不敢坚持以优质原材料制好药。后来大跃进搞代用品制药时，谁也不敢放屁了。那时各行各业都搞代用品，就‘健民’不搞。‘健民’当时有两层领导，除了区里，还有卫生局。对代用品制药，卫生局当时没有明确表态。有一天夜里，区里打来电话：区里算帐，今天放卫星还差3万元产值，这个帐就加到‘健民’了。 我们说药材不够，区工业部阮部长说：‘人家都可以搞代用品，为什么健民不能搞？中联厂搞得很好嘛！”部长拍令牌后，我们就开始搞代用品。用饴糖代蜂蜜。饴糖不害人，但不如蜂蜜，蜂蜜有滋补、润肺的功效，饴糖完全是小伢们吃得好玩的副食品。当时报了个单子给上去，一式两份。卫生局不表态；区工业部都是外行，就糊里糊涂说可以。我们就白天黑夜地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生产了不少代用品药，……
过了不久，卫生局说要制止‘代用品浮夸风’，就派了个叫王海涛的来，拿着市委书记的签字：对药厂进行整顿。一来就宣布全厂停产。我们向区工业部阮部长汇报，他说：‘这是谁说的？不行！’我们说：姓王的拿着市委宋侃夫书记的签字文件呢。他说：‘不忙。’就请区委书记打电话到市委，回答说：是的，是有这个文件。结果不仅停产，还抓了人，撤了一排职。书记、厂长、副厂长、药剂师……都追究了责任。厂长下放到供销社，副厂长下放到包装组，书记下放到人事室。这时要厂里搞代用品的区委却不出来说话了。从市里来了一个张博文接任厂长。后来区里说，要是他们出来说话，连他们自己也保不住。 当时厂里有个药剂师陈言之，老资格，那时都50多岁了。有一天忽然来了公安局的人，把他抓走了。原来把领导班子换了后，就穷追技术人员责任。问代用品的方案是谁想来出的？这就追到戴植樵。戴植樵说，方案是根据厂里的意见拿的。又追问谁在方案负责技术签字？结果就追到陈言之头上。当时只有他一个是药剂师，又在国民党里呆过。他怎么辩白，说是政府要求搞代用品的，也无济于事。他后来在劳改地劳死了，临死还在喊冤……戴植樵本来也要抓，逮捕证都来了，我见过。但第二天市里来了个电话改为留厂就地劳动改造。”
“大跃进”的代用品浪潮虽然过去了，但叶开泰那种“用关茸不用清茸”的优中优选优进药材制药的传统却再也无法全部恢复。以后因为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效益亏损更迫使“健民”不敢坚持高价进优质药材。出现了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等新代用品事件，这时已无人来追查这种疗效不高，但不害命的代用品药了。涂石泉记得，健民曾想登报收回一些代用品药，但“人民日报不登，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寻找代用品是一种先进经验，没有必要登。”
这种状况到1966年文革爆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后，叶开泰的诚信制药的传统影响就几乎彻底断绝了。
至于“公私合营的健民”是何时转为“国营健民”的，“健民”厂史没有明确记载，“健民”的厂史专家闵光新（原武汉市医药局局长，现为武汉市委副秘书长），只说是随着文革时“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后，“健民”就随大流正式成为国营厂，具体时间，谁也说不清。也许这事根本就不用说清楚，因为其实自1955年10月1日“健民”由私营变为“合私合营”时起，一切就是按照国营的方式在操作，后来的正式转为国营，只是先结婚后领结婚证，补办一个手续而已，对“健民”没有实际影响。
由此，可以说，叶开泰脑死亡期是1955年10月1日， 死于新中国六周年国庆之际。而其正式死亡时间，权且以中央文献记载的1966年9月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之日，为叶开泰最后的忌日。
盛世今日却难复活叶开泰
从辛亥革命与文革皆强调“继续革命”，可说文革是一个“后辛亥革命”。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以告别革命而与辛亥革命渐行渐远。改革开放期的“国营健民”，在规模上有突飞猛进，它的场区由原来叶开泰那种“三区九处十八门”的分散型小作坊变为了集中一体的现代化新厂区，其生产设备也高度科技化，其产值产量，可说是叶开泰的几百倍几千倍上万倍——“健民”自1992年成为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后，在闵光新的“发扬叶开泰精神”指导下，1998年产值达4.5亿元，利税达0.64亿元，连续12年以30% 以上的速度递增。12年来，他们先后创造了龙牡壮骨颗粒、健民咽喉片等十个产值过亿过千万元的名牌产品，先后被评为中国明星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全国五百家最佳经济效益先进企业、中国质量万里行优秀企业，荣获全国中药五十强等许多桂冠。但是，不论“健民”今天比叶开泰有多么大的发展，就那种一定要以最优质药材制药，“修盒虽无人知，存心自有天知”的精益求精的诚信精神，今天的“健民”却始终未能恢复到叶开泰的水平。原由何在？不是今日“健民”的总经理、厂长、书记能力不行，不是今天健民人不行，而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体制没有当年那种促进商业诚信的独特推动力了。当年叶开泰的老板不仅要为眼下着想，更要为叶开泰能否万世一系，传承子孙百代操心。这种担忧，迫使叶开泰不得不打消牟利一时，马虎一时的短期行为。而从“国营健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正直、精明、智慧的总经理、厂长不少，如吴振华、闵光新、李国进、鲍俊华，取得了不少进步，却终于因为自主权太少，因为产权不明，管理权变态，受上面和政治体制干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叶开泰时代，到底无法真正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企业的长远利益来坚持诚信经营。这种“一党训政”政治体制带来的先天不足，根本有病，神仙也没办法。
改革开放后，“健民”人似乎想过全面恢复叶开泰诚信精神，甚至期望恢复叶开泰体制。1988年5月25日， “健民”突然举行了一个叫人难忘的庆祝活动：“隆重庆祝武汉市健民（叶开泰）制药厂建立355周年”。从此在厂门口挂了两牌招牌，一块是原有的“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一块是“武汉市叶开泰制药厂”。
1988年6月5日的《健康报》正式向全国宣布：《叶开泰制药厂恢复原名》━━曾更名为武汉市健民制药厂的叶开泰制药厂，于 5月25日起恢复原厂名。“叶开泰”创建于明朝崇祯4年（1631年）， 原为前店后场的叶开泰参药店，是全国最古老的四大中药店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一直到2005年，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始终挂着两块招牌，似乎始终想恢复叶开泰。然而这种恢复，由于挣脱不开“健民”的国营体制，多是一种形式上或宣传上的。健民人深知，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健民”始终不能在药品的关键素质上达到叶开泰的品位，无力在原材料把关上达到了叶开泰那种绝对优良水平，达到叶开泰那种“存心自有天知”的自律精神。今天的健民人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叶开泰为心中的偶像。由于叶开泰在社会民间的影响始终长存，为了市场竞争，健民人只能设法给外面一种幻觉：“健民”仍是具有叶开泰传统。然而，这只是一种奢望了。
叶开泰子孙的幻想
在国营“健民”设想在体制内复兴叶开泰时，叶开泰的后人也一度想在体制外幻想复活叶开泰药店。
由于大陆的叶开泰后人只有第11代叶元利幸存，而古稀之年的叶元利，因大陆教育长期讲成份，以出身资本家受到歧视打压，已在多年的扭曲生活中失去生存能力，全靠海外亲戚资助苟延残喘，已没有丝毫勇气和能力复兴叶开泰，结果就只有由远在美国的叶开泰后人隔海妄谈复活叶开泰。
1990年，叶开泰第十一代子孙叶元双女士从美国洛杉矶给“健民”写来了一封抗争信——对健民重挂叶开泰之牌，声称其仍有叶开泰传统表示抗议。认为，“国营健民”早已没有叶开泰的股份，早已没有叶开泰的严格的诚信管理制度，此时打出叶开泰，一有欺世盗名之嫌，二有侵犯叶开泰家族无形资产之过。
信由住在武汉的叶元利（叶元双胞弟）亲自面交健民厂负责人，全文如下━━
武汉健民中药厂党组织和厂长：你们好！
我家祖辈创立的中药店叶开泰已有三百多年悠久历史，名扬国内外，至今仍有极高的声誉。解放后叶开泰更名为健民中药厂。前年贵厂邀请我胞弟叶元利先生到你厂开会讲述叶开泰的历史和前景，我们一致认为药店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叶家的子孙很希望对药厂作进一步的贡献，并愿尽力将业务发展到海外各国。
现你店（厂）兼用叶开泰药店而并未获叶家创立主人家属的同意，也没有让叶家的任何一人与贵店（厂）共同经营，这是违法（反）国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法条款。建议你们不用叶开泰原名，若继续沿用原名，是否让叶家亲属1-2 人到贵厂协助工作，共商大业。否则，我们将诉诸法律，并请党中央了解此事并处理之。 请与住武汉市武昌中山路285号甲门一楼一号的叶元利先生洽商此事。
此祝
顺利！
叶元双 1990（洛杉矶）
叶元双女士当时已80多岁，但她在一面抗争“国营健民”擅用叶开泰招牌的同时，也一面策划联络旧部重办叶开泰药店。她在1991年12月12日给叶元利的信中说：“我有一位好友的儿女亲家（郑宏钧）太太，她是武汉市二七路武汉市药品检验所的职员。她认识涂石泉，也知道叶开泰，她愿帮助我们成立药店。她在海南也有位好友杨耀庭女士，也是海南药品检验所的所长，在海口市，也愿帮助联络。郑女士快要离休，还愿意去海南助伟超创办，她人事及经验均好，人决（绝）可靠。将来创立新店，必须要可靠及可用的人手，尤其与涂君相识，更易同工。她（伟超？）明年一、二月间即由美返国，希与之联系为要，先可同涂君商洽。如何（？）望速函告知为要。”
叶开泰在大陆的直系子孙只有叶元利等一、二人。他住在武汉一间几乎没有家具的一室一厅，长期靠姐姐资助。1992年4月25日，叶元利接受采访时说：“我今年77岁。叶蓉斋是我父亲。我算叶开泰第11代。我爱美术。从未管理过药店。解放后成立‘健民’药厂，厂长还是我父亲。我读中学是在‘文华’中学。到后来在市美术学校学美术。解放后在一所小学教美术。……我记忆不好。我有两个男孩四个女孩。有两个在武汉，在武钢工作。我一个人生活。前年又离了婚。有个男学生来和我一块吃饭，他弄饭。经常有很多学生来和我玩。我爱画画，爱跳舞。我姐姐叶元双，在美国洛杉矶。每年汇给我一千美金。她原来嫁给一个大军官。解放前夕坐飞机到美国，在飞机上生的孩子。前几年姐夫死了，又结了婚，也是中国人。几个外甥都在美国。她回来看过。……”
1993年2月19日，叶元双女士在美国一图书馆看到我写叶开泰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健民潮》（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92年10月版）后，曾与我一信说：“我很希望能知道一点我们的祖传事业━━叶开泰过去40多年在解放后的经过，更想明了该店的前途及将来。当局来函要我们投资合业，但我退休十余年，先夫已去世20余载，全靠我工作将子女教育成人。现有一子一女作教授，他们只能维持他们的家庭。我则靠我养老金度生，无法投资。但我同子女均同意，若当局保送叶家可造就的子女或叶开泰老工作人的有前途的家属，我们愿供给他们来美后的住舍及学费，但必须研究制药及商业管理。我知道国内的管理及技术尚赶不上美国，若能来此深造两年，返国后才有所用，则可公私两全。但始终未有答复。我们国内有许多产业，请求了多年，要求还一部分给我老弟（元利）寄居，也如石沉大海。用我们的店名，也毫无手续。因此我对中国（武汉）政府完全失去信任。我养活我弟弟15年，谁都知道是我节用省食的养老费用，来接济我穷老病弱的弟弟。”
1993年3月23日，叶元双又给我来信中介绍她的素质来历：“我永远感谢我伟大的母亲，没有她不顾一切同我们那老封建保守家庭抗衡，我同我妹妹入教会学校求学，用去她陪嫁存在店内生息的五千两银子，我们决难有受新教育而能自立的机会。我女儿是X.D.C的教授，她正准备著作我一生遭遇，大家都鼓励我也译成华文。我很希望回国时能见到你，你必定也很欣赏我的一生，在国内及国外的经历，真是千辛万苦，赤手成家。……前五年我同儿子开车去游西雅图，在博物馆内见有叶名琛画像及他的朝服，经再三交涉，仍不许摄照，只买有博物介绍一本，上面有一段记载：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曾平稔匪有功，在英军船上抗争时发鬓被烧，掳后英人屡赞其英勇，允他携带中国粮食及部属，因他善字画，常代作扇面及字画，清疑其投降敌，取回世袭官职。待所留中国粮食尽后他拒食英粮，同随从一齐饿死。这同我听家中人所言相同，并非服毒。我还有一个二哥元福在辽宁，已分袂60年。”
从叶元双这两信来看，健民在挂牌叶开泰后，曾想与叶家重新“公私合营”，可惜叶家后人已无资本，新公私合营不成。叶家仅有的无形资产，“健民”又无须购买便可单方自行“借用”，虽叶家投诉，但终究国情特殊，又天涯万里，终如泥牛入海。而叶元双为了重振叶开泰，一方面联络大陆旧部，一方面还想请旧部之子弟越洋深造，也实在是一片复兴之志至诚至大。可叹，留在大陆的叶元利等男儿，非但无志无力复兴叶开泰，连生活也还要靠远在美国的老姐资助，而远在美国的叶元双，固然复兴大志可嘉，怎奈一为女儿身，二已年高八十之多，而其子女，终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西方教育已让他们对祖辈荣耀无所挂念，更兼早已不熟华文汉语，文化上的断裂使他们毫无母亲那样的怀旧复兴意识。
如若在美国的叶开泰子孙真有资本收购“健民”，可能叶开泰就复活了。然而，叶开泰子孙没有富翁。叶开泰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一纵而逝！
1993年我离汉南下深圳后，已多年未不知叶元双等人联音讯。而今叶元双若活着，该是百岁老人了。1999年5月上旬，“健民”总经理、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国进电话告诉我，叶家人这几年已不见再提重振叶开泰，也无人再抗议健民“擅用叶开泰招牌”了。所以，如今，健民厂高枕无忧地照挂叶开泰不误。言下之意，健民如今已无意与叶家“公私合营”，甚至有其他外商想合资健民，也终遭拒绝。在今天的健民人来看，叶开泰固然名声好，传统好，但其实力、权利能有政府好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靠一个资本家，靠一套好中药生产传统与技术，还是远不如靠一个强大的政党为上。就健民的总经理来说，与其在叶开泰老板之下当管事、经理，不如在政府、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更可靠，这是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若是从武汉百姓来看，可能会纯粹从药品质量上来选择“健民”优质可信得多的叶开泰。然而在地方政府来看，“健民”现在虽然达不到叶开泰那样的民间口碑，但在全国国有中药行业中，也还算得老大，算得政府的掌上明珠。中央电视台年年有广告，报刊上月月有宣传，这也就算是不错了。
于是乎，叶开泰招牌重挂已有20多年了，而叶开泰却照样“脑死亡”。
回归民营也不见复活叶开泰
也许武汉政府和健民人都意识到，在现有的国营体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复活叶开泰，于是开始大胆决定，让“健民”回归民营。
2005年6月28日上午，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董事长鲍俊华对我透露：健民药业集团已正式签字同意其参股的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叶开泰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大鹏药业有限公司，是由武汉健民、武汉大鹏药业以及现代中药三家共同出资设立的。其中武汉健民出资5850万元，占有新公司45%的股权。武汉大鹏药业以经评估的资产5850万元出资，所持股份和武汉健民相等。
如果说，叶开泰药店在1953年6月1 日被迫与武汉陈太乙、陈天宝三家药店合并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时，“叶开泰传统”还有90%；1955年10月1 日又被迫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时，“叶开泰传统”还余60%；1966年9月文革浩劫，“健民”随着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一起“为资本家算清全部利息”而成为“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叶开泰传统”可能仅剩20%左右；到1988年5月，健民重挂“国营武汉叶开泰制药厂”，1992年新厂长闵光新全面发扬“叶开泰传统”，“叶开泰精神”可能又回升到60%。但是，如今叶开泰离开母体健民嫁入大鹏，“叶开泰传统”还能否保持28%（以45%的股权下的60%“叶开泰传统”计算）？
一个多月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被浙江民营股份企业华立集团收购控股。8月5日，《上海证券报》报道：“今日，武汉健民(600976)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三大股东华立集团将受让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19.637%武汉健民股权，从而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完成后，武汉健民将成为华立集团控股的第4家国内上市公司,也是其旗下第3家医药类上市公司。”
据悉，民企华立信奉“共识、共和、共创、共享”共生新精神，在这种共生理念下，华立可能采纳一些“叶开泰传统”，但绝不会让“叶开泰传统”控股。这就仍然宣告：虽然“健民”回归民营体制了，但也不可能复活叶开泰。健民、华立可能永远悬挂着叶开泰招牌：一个虚名到永远——挂叶开泰牌子，卖健民、华立药。
如果叶开泰在1953年6月1 日被迫与武汉陈太乙、陈天宝三家药店合并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算是“中风”半死；1955年10月1 日它又被迫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叶氏管理者失去经营权，算得“脑死亡”；1966年9月 “健民”随着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一起“为资本家算清全部利息”而成为“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是“正式死亡”；1988年5月，健民重挂“国营武汉叶开泰制药厂”，1992年新厂长闵光新全面发扬“叶开泰传统”， 2005年8月“健民”被华立收购，皆可谓“借尸还魂未遂”，可以说，辛亥革命一百年来，叶开泰只自由生存了42年，而有58年处于“半死”、“脑死亡”和“借尸还魂未遂”！
可见，若从中国四大药店之一的武汉叶开泰药店来看，辛亥革命显然失败了！它让中国失去了百年老店的生存环境——叶开泰药店的命运，其实也是同仁堂、胡庆余、陈李济四大药店共同的命运：谁不知今日同仁堂、胡庆余、陈李济虽然招牌依然响亮，却早已实不称名，面目全非了！
2011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有篇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毛泽东与蒋介石：辛亥两兵 不同道路》指出，毛泽东与蒋介石，当年都是辛亥革命军的两个士兵。所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其毛泽东时代与蒋介石时期，都可属于“后辛亥革命”。从叶开泰透视辛亥革命，人们只是看到，“后辛亥革命”让百年老店在中国被灭绝！
灭绝中国百年老店的辛亥革命，能够说成功么？
明清多么凶恶专制之朝，都未索走叶开泰等百年老店之命，可是她们却倒在了辛亥革命带来的伪现代化体制之下。谁能说辛亥革命真比“汤武革命”进步？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1年10月16日于深圳 早叫庐
争议辛亥革命百年成败，涌跃了许多宏论，却少见从一个中国企业百年命运个案来微观辛亥革命之长短。可否抛砖引玉，试补这一短线？且说说武汉叶开泰药店的百年命运——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不妨借助叶开泰在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兴衰而管中窥豹。
关注中医药历史的人皆知，中国自明代崇祯以来，产生了四大中药店，即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武汉的叶开泰。其皆以“前店后场”（前店卖药，后场制药）方式经营各自的名牌药品。四百年风云翻腾，沧海桑田，朝改代换，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三家药店招牌尚在（实质多变），而叶开泰药店在辛亥革命短暂中兴后，屡患“政治过敏”， 几遭“拐卖”，魂飞魄散——1938年遭遇十年战乱，苟延残喘；1950年被迫“与人合伙”集体化，奄奄一息；1955年被诱改名换姓曰“健民”，名为“公私合营”，实为“一切权力归书记”；1966年被文革“全部国营”，魂飞魄散；1988年因“改革”借尸还魂，虽重新挂牌，仍有梦无实；2005年乘“民进国退”大潮而遇浙商汪力成以华立集团名义收购，名回民营，实尚待归。至今既未回归叶开泰的精心炮制传统，也无“健民”后期的国企改革强势。叶开泰正在又一次消失。
叶开泰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如此命运，既是中国四大中药店的百年缩影，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世纪轨迹——辛亥革命百年没有让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水平恢复到辛亥革命前，欧美大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能说辛亥革命成功么？
有学者说，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重新出现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三十年最大的问题，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状态依然不如百年前。叶开泰近一百年的命运，可以佐证。
战乱明末也能生长叶开泰
2011年，是叶开泰药店诞生380年。叶开泰创始人名叶文机，安徽徽州人，明初迁于江苏省溧水县塔山渡落籍。其父是一个民间老中医，号称叶神仙。明崇祯4年（1631年），因李自成造反，安徽江苏大乱。叶文机随父逃难到湖北汉口镇，在今汉阳古琴台附近摆起了药摊，悬壶济世，叶氏后裔将此年定为叶开泰药店创始之年。6年后，叶神仙去逝，叶文机在汉口汉正街一带的大夹街第23家买了一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了“叶开泰药铺”招牌。取名叶开泰，乃叶神仙之嘱：“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以叶氏之姓加《周易》泰卦“三阳开泰”之意，便定名为叶开泰。尔后不久，又更名为叶开泰药店，与当时先后挂牌的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并称为中国四大药店。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现代民营企业的发端。
380年来，叶开泰创业，发展，兴盛，衰败，梦回，五个时期，五个阶段，组成了一个生于宗法专制的封建王朝，盛于百家争鸣的辛亥革命，困于走向“伪现代化”的怪圈。
叶开泰创业时期（第一阶段），从1631年摆药摊，1637年正式挂牌，至1736年。这一时期叶开泰的主要管理者是叶文机（叶开泰第一代），叶时芬（叶文机儿子，第二代），叶宏直、叶宏正、叶宏良、叶宏忠、叶宏彦、叶宏庶（第三代）。叶开泰创业时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软”即尽力义务救死扶伤，创建口碑信誉，创建一种经营文化。对无钱买药的穷人，叶开泰不仅施舍医药，而且义务到岳阳等地灾民中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赈灾救民。所谓“硬”，乃是力争炮制天下第一优质的中药，以“前店后场”，绝不欺人欺世为办店方针，创造一种社会信得过的放心药品。叶开泰的制药原则是从严格购进优质原材料开始，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医药传统炮制法制药，绝不苟且通融。所谓“虔诚修盒，遵古炮制”。比如，鹿茸分关茸和清茸，关茸是东北的，要比陕西的清茸好，叶开泰只用东北梅花鹿的关茸，绝不用清茸。叶开泰制“六神丸”，不用散麝香。
这一阶段由于立下了义诊与优质两条铁规矩，叶开泰很快以良好口碑进入“品牌经营”，在民间传开了“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你吃叶开泰的药死了，绝不会是药有问题，而是你病入膏肓，命该去了。几百年来，民间传说了叶开泰的许多神话故事。如汉口大夹街失火了，全街都烧光了，唯有街中的叶开泰药店一丝不损，完好无缺━━以此证明救死扶伤行善的叶开泰药店好心有好报。
叶开泰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在乾隆至咸丰年间，经叶宏良到叶名琛、叶名沣五代人约百年时间的经心精营，叶开泰药店逐渐兴旺发达。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叶名琛死后无子，其弟名沣独生一子叶恩颐，恩颐生三子：凤池、孟纪、仲星，时称叶开泰新三房。他们继承先辈衣钵，讲诚实讲信用，图民图利，名在利先。
叶名琛虽然一直做官，官至两广总督，没有直接经营管理叶开泰，但他对叶开泰的贡献却是后来所有经营者不可比拟的。广州城1857年11月29日被英法联军攻破时，他临危不屈，虽被俘却誓死不投降，以绝食自尽效忠祖国的爱国主义，使叶开泰家族精忠报国，为民除疾的声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叶名琛绝食自杀消息传来后，叶开泰受到了更多百姓的尊敬，人们由此更加信任叶开泰。这种忠诚道义无形资产的猛增，使叶开泰乘辛亥革命之东风进入了兴盛的华彩乐段。
辛亥潮流中的叶开泰
1858年至1930年是叶开泰的兴盛时期和华彩乐段（即第三阶段）。这期间由叶笙林（第八代）、叶仲星、叶孟纪、叶凤池（第九代）经营。其中尤以“长袖善舞”的叶凤池为佼佼者。
就在孙中山1912年1月即位临时大总统时，叶凤池也身着中山服在1912年春节“即位”，成为叶开泰第九代掌门人。其时叶开泰药店因火灾从汉口鲍家巷迁回大夹街（汉正街前身）。
叶凤池上任的施政演说是：“诸位，若问叶开泰新起新发有何锦囊妙计，一条，躬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心炮制！其二，发扬高堂遗风，广布善施，救贫济民。自今日起，叶开泰药店设免费药供应柜，凡伤风感冒烫伤而无钱医治者，可来店免费拿药。自今日起，叶开泰资助长春观开设‘济贫赈灾米粥免费供应处’，凡食不果腹者皆可天天去取；自今日起，叶开泰牵头成立首家汉口镇救火队，义务为全镇救火……”
叶凤池任期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叶开泰药店经营体制的改制——根据辛亥革命吹来的西方现代企业机制之风，创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和股份分配制度。从叶笙林开始，叶氏家族人只当老板、董事长，而不当经理，经理全部从社会上聘任有现代商业管理经验者担任。叶氏家族只是每年年终去算帐分红，日常经营管理全部由经理负责。这就避免了资产所有者能力有限而导致企业衰亡的局面。同时，实行了股份制，管理人员、技术员、普通员工皆可以工龄和工资、资金入股，使员工从雇用者变为了股东与一定程度的主人。
1992年4月25日，叶开泰第11代叶元利先生回忆了辛亥革命对叶开泰的影响——“从1859—1911年52年中，叶开泰一帆风顺，除药店占有资金外，在北京、武汉有房屋、会馆；汉口、武昌有房产地皮，及河田一千亩等家产。辛亥革命年间，叶开泰曾由于兵变（武昌起义），店中元气大伤，家庭又不和睦，经理吴冠文年老退辞。嗣后，在叶凤池主持下，聘戴廷耀任经理，于1912年重新入账，定资产白银六千两，再次为叶开泰重奠基础。”
在辛亥革命后的现代体制激励下，叶开泰的药品更加精益求精。据78岁的老叶开泰员工涂石泉1992年4月回忆：
“这段日子（1930年前后），叶开泰出名的是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虎骨追风酒。还有许多退烧的药：安宫牛黄丸、犀黄治宝丸，这都是救命的药。叶开泰的参桂鹿茸丸全用高丽参，整盒子的参。开高丽参给高丽参，开党参给党参，从不搞假。叶开泰有句老话，‘虔诚修盒，遵古炮制。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鹿茸过去分关茸和清茸。关茸就是东北的；清茸就是陕西这边的，肚子像牛，头像鹿，身像马，三不像。这种鹿茸我们是不用的。叶开泰要用关茸，是梅花鹿的茸。这有一个笑话。鹿茸要蒸熟了才能切片，切了片子才能制。有一次，叶开泰蒸鹿茸的水倒在地上，被一只狗子吃了，结果那狗子的眼睛冲瞎了，屁股也冲烂了……可见那鹿茸之好。“六神丸”，我们叶开泰不用散麝香。散的是一包包来的，我们叫“断皮香”；断皮香是破开了的，叶开泰是不用的。要买一个个的，这才叫原皮、原货，是真的。麝是脚像鹿，身像鹿，狗子那样大的香獐，小得很。香脐，就是肚脐眼的分泌物叫麝香。都是公的出，母的没有。雄香獐有了麝香时，十里飘香。它睡觉时是脚朝天，各种虫都想进去闻香，蛇也喜欢闻，那叫龙头香，很难得。小蛇钻到里面去闻，把它弄痒了，它一吸就把蛇的脑壳夹断，蛇最后就烂在里面，成为分泌物结晶，叫“当门子”，大的可以有一颗豌豆大，可以起死回生。现在一斤麝香三万多元。叶开泰什么都用真药。牛黄用天然牛黄。六神丸里面的麝香、珍珠、牛黄、冰片、雄黄、珠砂，都是真的。“四制香附”是用四样炮制，一个是醋，二个是酒，三个应该用童便（小孩的尿），现在改了秋石盐，是安徽桐城那里人的小便；小便在盐上一熬，就代表了盐；最后糖，缺一不做。大活络丸，有白花蛇、五步蛇；蛇是要斩头去尾的。头有毒，尾生风。白花蛇有一丈多长，把蛇头这前三寸不要，后七寸也不要。再把蛇用酒泡起来，把皮一剥，去骨头；皮有毒，骨也有毒。就只用蛇的肉烘干碾成末子。唉，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前三后七’？ 1974年我还在（健民）厂检验科的时候，我建议生产了一批这个药，有一个人用这药退了高烧，给了好几吨计划钢材给厂里。80年代，《人民日报》曾在第一版发表北京医生的呼吁：‘中药无效了！’原因是中药失掉了传统炮制，来生的卖生的，来熟的卖熟的，来什么卖什么……”（ 涂1929年当药店学徒，1942年进叶开泰药店，后为国营健民药厂职工）
叶开泰领导全国同行抵制禁中医
辛亥革命后，叶开泰药店在上海开设了分店，由此在全国影响力倍增。经典事件在1929年，叶开泰药店领导全国中医药界抵制政府西医派企图禁止中医中药。
继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叫嚣“吾国医术毫无科学根据，下令禁止中医开业和废除中草药，禁止创办中医学校”，1929年4月，西医派代表余岩又上书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交《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时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对禁国医引西医举双手赞成”。值此中医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叶开泰药店经理陈让泉在老板叶凤池支持下，挺身而出，毅然领头代表全国中医药界到南京请愿，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据涂石泉1992年4月回忆：“那时湖北派了三个人去请愿。一个是陈让泉（叶开泰药店经理），一个是医生，叫陆继寒，还有一个孔根，文学家，麻城人。三人到了南京，找行政院，找余岩，一条一条地摆……我是1927年当药店学徒的，当时我们药行还关门游了三天行……”
幸赖陈让泉等据理力争，将余岩等禁国医派驳得体无完肤，最终民国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只得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行政院长谭延楷也同意：驳回余岩等禁国医提案。至此，叶开泰和全国中医药界大获全胜。中医药闯过了一道险关。
叶开泰驳倒“禁国医”事件，既是辛亥革命曾带来西医围剿中医的负面影响的一侧面，也是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打倒孔家店的一个折射与注释。
然而，虽然叶开泰驳倒“禁国医”，一度抵制了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但对于辛亥革命后遗症造成的“三一主义”政治专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却并无力阻挡。在民国“黄金十年”过去后，从1938年起，叶开泰进入了大衰落。
先是1938年至1949年的十年直线衰落。这一时期的经营者是叶开泰第十代：叶德侯、叶辅侯、叶蓉斋等。其间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彻底破坏了政府对正常经济秩序的保护。前有抗战八年，后有国共三年内战。战争期间，连店铺都要一迁再迁，根本无法正常经营。
随后是三十年明升暗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坚持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为特色的伪现代化大潮，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三一主义”可谓一脉相承。本当逢新朝起死回生的叶开泰，却没有幸遇改朝换代带来新商机的惯例，反而陷入“脑死亡”的绝境。
“公私合营”逼叶开泰“脑死亡”
1949年３月１３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承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以法律形式认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面对这样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治国大策，叶开泰人很兴奋。文件中说“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什么叫“相当长的时期”呢？至少有个三五十年才叫“相当长”吧。然而，没有想到，伪现代化大潮很快吞没了叶开泰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所谓“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不到一年时间！
夙有亦官亦商传统的叶开泰人，本是极善于揣摸官方文件有效期的，但这一次，他们没有琢磨准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没有想到新政府的诺言几天就会失效。叶开泰失算了。
新中国伊始，叶开泰第10代叶蓉斋主持经营。他满怀中兴梦想。根据300多年的经验， 只要停止战乱，叶开泰在任何政府之管理下，皆可以生存、发展。因为叶开泰有从明末战乱中创业的历史经验。从1631年起，叶开泰已闯过了中国最黑暗腐朽的明、清、民国、北洋军阀等几个朝代，经历的皇帝12个，总统4个，但改朝换代，改不了叶开泰，无论怎么腐败的政府，也挡不住坚韧不拔的叶开泰。
可是这一次却翻不得老皇历了。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叶开泰只按照老规矩经营了几个月，马上就遇到了接二连三的大麻烦。
1950年8月，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卫生会议》。 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这次会议上接见了当年向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书禁中医的余岩，并肯定：余岩对中医中药有研究，中医改造要考虑余岩的意见。这就把自清代俞樾以来，历届反对中医者的意见予以了高度肯定。“新中国”马上掀起了一场以西医改造中医、限制中医的医学改革之风。
这个大气候，使各级卫生部门下令：所有中药店场，必须重新登记，没有正规学历医师者之药店，不予登记，不许经营。当年并无中医专科学校，这种正规学历者，只有西医才有，而西医懂中药者，其时又极为少见，这就逼得大批中药店场走投无路。
叶开泰在1950年底也接到市卫生局通知：原有的药卖完之后，不许再生产制造。当时武汉市卫生局已组织全市几十家小药店成立“武汉市中联药厂”，叶开泰想保自己的牌号，不愿加入中联，卫生局便令叶开泰把原料配好后，运到中联去制药。叶开泰人想，这些小药店原来的药材与炮制法都不如叶开泰，现在却要叶开泰按他们的方法弄，那不是降低质量么？但没有办法。
涂石泉对这一情形回忆说——“……后来规定药店（叶开泰）自己做的药卖完了为止，再不许私自制造。药都要拿到中联厂去一起制造，叫“统一制造”。不让药店单独造药。那时把药店的制药权拿了，药店都没有药卖。逼得我们只有把药（原料）配好，用扁担挑到姚家巷中联厂，他们先成立了。叫他们帮我们加工。但他们故意压着，说：莫慌，莫慌，叶开泰的莫管它。一压就压十天八天，甚至半个月。气死人。其实中联厂成立，叶开泰也出了钱的。中联厂是全武汉市的小药店合成的，厂长叫肖晴川，原来是江岸区肖天和药店的老板。他们原来生意做不赢叶开泰，现在一起来报复。 这样就逼着叶开泰建药厂。当时卫生局局长是洪明贵，副局长是杨贵生、孙家其，药政科长曾明道是杨贵生的夫人。中联厂是她批的。我们就找他们说理，要我们送药给中联厂做，它又不做，我们叶开泰这多人还吃不吃饭？我们要成立药厂，用叶开泰的招牌。我们把房子都做好了，一格一格好漂亮。结果卫生局不批。”
就这样，政府首先失信，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步先逼叶开泰向低水平药店就范。叶开泰试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忍心降低自己的质量，便想，权且也请一个正规西药师，重新登记。结果请了一个留学日本，在日本皇宫呆了6年，曾为日本军医的西医沈谨。但这样， 卫生局还是不批，要求起码有三家药店联合，因为已接到有人投诉叶开泰━━有嫉妒叶开泰的小药店不想再让叶开泰之招牌行世━━不能再允许用叶开泰的招牌。叶开泰人明知这是无理压制，但叶家自古有“富不与官斗”传统，也只好低头一一照办。心想，只要实质不变，总会有重振叶开泰之日。
1953年6月1日，叶开泰被迫联合武汉的两家小药店陈太乙、陈天宝，三家共同成立了取名“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三家的联合方式是，每家每名职工带一千元（银元）流动资金，叶开泰进25人，出2.5万元，陈太乙10人，出1万元，陈天宝8人，出0.8万元，总共43人，4.3万元流动资金。而固定资产就以叶开泰原有资产为主。
这样一来，市卫生局再也无理由阻挡，叶开泰从此便以“健民”之名问世。而实际制药传统皆不变。虽然人比中联少，资产比中联少，政府关怀比中联少，但药却比中联好卖，因为人们都知道，所谓“健民”仍是叶开泰。 关于这一段情景，涂石泉说：“1953年6月1日，‘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正式挂牌开张。很冷清。江汉区的工会主席陈正培来了一下子，江汉区工业部来了一个人。同行对我们仇恨得很，根本不来恭贺。只有江汉区轻工局的书记陈绍峰来时，放了一架鞭，他爱人是区委宣传部的，也来放了一架鞭。我们自己加了一餐。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四五十人一起吃。叶开泰药店的人只来了会计何明中。叶蓉斋来了，穿了中山服。当时他有五六十岁了。我们“健民”一开张，中联厂就慌了。肖晴山、郭恒堂，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工会主席，一起来了。要跟我们联合。早几个月他们就提出联合，条件很苛刻，要我们把设备都转到他们那里去，把电磨给他们，那时他们还是手工磨；还要把制药厂大厅给一半他们。我们没有同意。现在他们说，可以无条件联合，过去的条件都不要了。当时我正在区里开会，厂里打电话我赶快回去。我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厂已经成立了，今后两个厂竞争还好些。
后来我是怎么晓得不许叶开泰建厂的“联名信”呢？那是1959年搞历史资料，要写武汉市药业发展史，市化工局（当时药厂归口化工局）要我和符沙（符当时下到九安药厂当技术员）一起找资料，七找八找，发现了那封联名信。‘伙计，这是个好材料！’我一下子叫起来。信上说，要是叶开泰做了药厂，武汉市的药厂药店就没有生意了。是行业公会的一帮人写的。符沙就对我说：涂同志，你这该不会怪我们不批准叶开泰办厂了吧，人家写了联名信。这是1959年的事。”
叶开泰满以为可以靠“健民”这顶“红帽子”瞒天过海，重振家声。不料，接着又来了“公私合营”运动。当私营“健民”成立时，叶开泰人作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是1955年10月1日变为“公私合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后， 叶蓉斋虽然按“政策”被选为董事长，但实际上，厂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厂长马遇春和党支书王振荣说了算。这时虽然还有叶隆侯（叶开泰第10代）当副厂长，但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从部队转业的马遇春，来自政府机关的王振荣，皆是中共党员，照当时“党领导一切”的形势，叶开泰人自然明白，这其实是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宣布的“训政”， 叶开泰仍在辛亥革命的“训政”期，只有知趣地甘当傀儡了。而“训政”的结果，是叶开泰由名亡实存，进入了“脑死亡”，只剩“皮影”，虽生犹死一植物人也。
如果这种“脑死亡”，对社会有利，叶开泰人也心甘情愿了。痛苦的是，“公私合营”后药品质量，反而大不如私营时的叶开泰。“健民”公私合营后，党员厂长马遇春最烦员工提什么“叶开泰老传统”。谁要是说过去叶开泰是怎么炮制怎么进药材，他都火冒三丈。在王书记、马厂长看来，他们受党教育多少多少年，当年打仗，用小米加步枪，把美国佬支持的蒋家王朝都打到台湾去了，难道就在制药上还要听一个资本家叶开泰的吗？不行，“健民”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按照党的要求来制药。对于处处坚持按叶开泰传统办事的厂工会主席兼车间主任涂石泉，他们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批评。紧接三反、五反的“肃反”之后，又有了“反右”。“健民”厂早无人敢说什么“右派言论”，但上级一定要分给“健民”两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于是按照“成份加表现”的挑选办法，指定了两个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为右派。
涂石泉记得：“那是1957年‘三伏天’的事了。王志良是江汉区的工业部长，有一天他对我们说：‘难道你们健民就没有一两个右派？全国都有，中央都有，健民就没有？这可是政治方向、阶级立场、党性原则的大问题！’很像下命令的味口。没有办法，我们就开会寻找右派。当时厂里的书记已经是曾绍绵了，王书记走了。曾绍绵和马遇春说：厂里的生产进度一直不快，这就说明确实有右派在厂里，中央真英明。现在我们要擦亮眼晴，发动群众，把他们找出来。谁是右派呢？大家你望我，我望你，眼睛都擦疼了，就是看不见右派。后来不知谁发现人家单位揪出来的右派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或者出身不好的人。我们就向先进学习，在这类人中间排队，矮子里面选长子。结果就定了两个人。一个是财务科负责人、主管会计何明中；一个是私方副厂长戎静宇。何当时30多岁，武大肆业生，学经济的；何的利润报表经常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数字，总是对马遇春强调‘会计有会计的原则’，要实事求是。他是知识分子，又有把会计原则大于党的领导的言语，这右派不给他当，谁当？加上平时别人报帐，他总是过过细细地审查，有些人也恼火他。戎静宇原是‘万成功’药店老板，1957年上半年才合到我们健民来，他是资本家，刚来厂里人事关系又生疏，建议他当右派，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否则，右派的帽子就要戴到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头上。哪个人没有一点私心呢。而且，据说他也说过了‘入了党乌纱帽可以源源而来’的反动话。戎当时有40多岁。”
“反右”造成“无声中国”之后，“大跃进”便不可阻挡地来了。“大跃进”要求中药生产也要放卫星。可“健民”还是忘不了按叶开泰传统到优质药材产地进药材，这样的办法，永远放不了卫星。厂长马遇春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用代用品制药。据“健民”药厂老厂长夏庭英在《东方健民潮》书中回忆：“‘健民’厂里当时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划了两个右派后，大家屁眼门子都吓紧了，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不敢坚持以优质原材料制好药。后来大跃进搞代用品制药时，谁也不敢放屁了。那时各行各业都搞代用品，就‘健民’不搞。‘健民’当时有两层领导，除了区里，还有卫生局。对代用品制药，卫生局当时没有明确表态。有一天夜里，区里打来电话：区里算帐，今天放卫星还差3万元产值，这个帐就加到‘健民’了。 我们说药材不够，区工业部阮部长说：‘人家都可以搞代用品，为什么健民不能搞？中联厂搞得很好嘛！”部长拍令牌后，我们就开始搞代用品。用饴糖代蜂蜜。饴糖不害人，但不如蜂蜜，蜂蜜有滋补、润肺的功效，饴糖完全是小伢们吃得好玩的副食品。当时报了个单子给上去，一式两份。卫生局不表态；区工业部都是外行，就糊里糊涂说可以。我们就白天黑夜地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生产了不少代用品药，……
过了不久，卫生局说要制止‘代用品浮夸风’，就派了个叫王海涛的来，拿着市委书记的签字：对药厂进行整顿。一来就宣布全厂停产。我们向区工业部阮部长汇报，他说：‘这是谁说的？不行！’我们说：姓王的拿着市委宋侃夫书记的签字文件呢。他说：‘不忙。’就请区委书记打电话到市委，回答说：是的，是有这个文件。结果不仅停产，还抓了人，撤了一排职。书记、厂长、副厂长、药剂师……都追究了责任。厂长下放到供销社，副厂长下放到包装组，书记下放到人事室。这时要厂里搞代用品的区委却不出来说话了。从市里来了一个张博文接任厂长。后来区里说，要是他们出来说话，连他们自己也保不住。 当时厂里有个药剂师陈言之，老资格，那时都50多岁了。有一天忽然来了公安局的人，把他抓走了。原来把领导班子换了后，就穷追技术人员责任。问代用品的方案是谁想来出的？这就追到戴植樵。戴植樵说，方案是根据厂里的意见拿的。又追问谁在方案负责技术签字？结果就追到陈言之头上。当时只有他一个是药剂师，又在国民党里呆过。他怎么辩白，说是政府要求搞代用品的，也无济于事。他后来在劳改地劳死了，临死还在喊冤……戴植樵本来也要抓，逮捕证都来了，我见过。但第二天市里来了个电话改为留厂就地劳动改造。”
“大跃进”的代用品浪潮虽然过去了，但叶开泰那种“用关茸不用清茸”的优中优选优进药材制药的传统却再也无法全部恢复。以后因为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效益亏损更迫使“健民”不敢坚持高价进优质药材。出现了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等新代用品事件，这时已无人来追查这种疗效不高，但不害命的代用品药了。涂石泉记得，健民曾想登报收回一些代用品药，但“人民日报不登，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寻找代用品是一种先进经验，没有必要登。”
这种状况到1966年文革爆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后，叶开泰的诚信制药的传统影响就几乎彻底断绝了。
至于“公私合营的健民”是何时转为“国营健民”的，“健民”厂史没有明确记载，“健民”的厂史专家闵光新（原武汉市医药局局长，现为武汉市委副秘书长），只说是随着文革时“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后，“健民”就随大流正式成为国营厂，具体时间，谁也说不清。也许这事根本就不用说清楚，因为其实自1955年10月1日“健民”由私营变为“合私合营”时起，一切就是按照国营的方式在操作，后来的正式转为国营，只是先结婚后领结婚证，补办一个手续而已，对“健民”没有实际影响。
由此，可以说，叶开泰脑死亡期是1955年10月1日， 死于新中国六周年国庆之际。而其正式死亡时间，权且以中央文献记载的1966年9月全国统一“还清资本家利息”之日，为叶开泰最后的忌日。
盛世今日却难复活叶开泰
从辛亥革命与文革皆强调“继续革命”，可说文革是一个“后辛亥革命”。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以告别革命而与辛亥革命渐行渐远。改革开放期的“国营健民”，在规模上有突飞猛进，它的场区由原来叶开泰那种“三区九处十八门”的分散型小作坊变为了集中一体的现代化新厂区，其生产设备也高度科技化，其产值产量，可说是叶开泰的几百倍几千倍上万倍——“健民”自1992年成为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后，在闵光新的“发扬叶开泰精神”指导下，1998年产值达4.5亿元，利税达0.64亿元，连续12年以30% 以上的速度递增。12年来，他们先后创造了龙牡壮骨颗粒、健民咽喉片等十个产值过亿过千万元的名牌产品，先后被评为中国明星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全国五百家最佳经济效益先进企业、中国质量万里行优秀企业，荣获全国中药五十强等许多桂冠。但是，不论“健民”今天比叶开泰有多么大的发展，就那种一定要以最优质药材制药，“修盒虽无人知，存心自有天知”的精益求精的诚信精神，今天的“健民”却始终未能恢复到叶开泰的水平。原由何在？不是今日“健民”的总经理、厂长、书记能力不行，不是今天健民人不行，而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体制没有当年那种促进商业诚信的独特推动力了。当年叶开泰的老板不仅要为眼下着想，更要为叶开泰能否万世一系，传承子孙百代操心。这种担忧，迫使叶开泰不得不打消牟利一时，马虎一时的短期行为。而从“国营健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正直、精明、智慧的总经理、厂长不少，如吴振华、闵光新、李国进、鲍俊华，取得了不少进步，却终于因为自主权太少，因为产权不明，管理权变态，受上面和政治体制干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叶开泰时代，到底无法真正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企业的长远利益来坚持诚信经营。这种“一党训政”政治体制带来的先天不足，根本有病，神仙也没办法。
改革开放后，“健民”人似乎想过全面恢复叶开泰诚信精神，甚至期望恢复叶开泰体制。1988年5月25日， “健民”突然举行了一个叫人难忘的庆祝活动：“隆重庆祝武汉市健民（叶开泰）制药厂建立355周年”。从此在厂门口挂了两牌招牌，一块是原有的“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一块是“武汉市叶开泰制药厂”。
1988年6月5日的《健康报》正式向全国宣布：《叶开泰制药厂恢复原名》━━曾更名为武汉市健民制药厂的叶开泰制药厂，于 5月25日起恢复原厂名。“叶开泰”创建于明朝崇祯4年（1631年）， 原为前店后场的叶开泰参药店，是全国最古老的四大中药店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一直到2005年，武汉市健民药业集团始终挂着两块招牌，似乎始终想恢复叶开泰。然而这种恢复，由于挣脱不开“健民”的国营体制，多是一种形式上或宣传上的。健民人深知，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健民”始终不能在药品的关键素质上达到叶开泰的品位，无力在原材料把关上达到了叶开泰那种绝对优良水平，达到叶开泰那种“存心自有天知”的自律精神。今天的健民人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叶开泰为心中的偶像。由于叶开泰在社会民间的影响始终长存，为了市场竞争，健民人只能设法给外面一种幻觉：“健民”仍是具有叶开泰传统。然而，这只是一种奢望了。
叶开泰子孙的幻想
在国营“健民”设想在体制内复兴叶开泰时，叶开泰的后人也一度想在体制外幻想复活叶开泰药店。
由于大陆的叶开泰后人只有第11代叶元利幸存，而古稀之年的叶元利，因大陆教育长期讲成份，以出身资本家受到歧视打压，已在多年的扭曲生活中失去生存能力，全靠海外亲戚资助苟延残喘，已没有丝毫勇气和能力复兴叶开泰，结果就只有由远在美国的叶开泰后人隔海妄谈复活叶开泰。
1990年，叶开泰第十一代子孙叶元双女士从美国洛杉矶给“健民”写来了一封抗争信——对健民重挂叶开泰之牌，声称其仍有叶开泰传统表示抗议。认为，“国营健民”早已没有叶开泰的股份，早已没有叶开泰的严格的诚信管理制度，此时打出叶开泰，一有欺世盗名之嫌，二有侵犯叶开泰家族无形资产之过。
信由住在武汉的叶元利（叶元双胞弟）亲自面交健民厂负责人，全文如下━━
武汉健民中药厂党组织和厂长：你们好！
我家祖辈创立的中药店叶开泰已有三百多年悠久历史，名扬国内外，至今仍有极高的声誉。解放后叶开泰更名为健民中药厂。前年贵厂邀请我胞弟叶元利先生到你厂开会讲述叶开泰的历史和前景，我们一致认为药店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叶家的子孙很希望对药厂作进一步的贡献，并愿尽力将业务发展到海外各国。
现你店（厂）兼用叶开泰药店而并未获叶家创立主人家属的同意，也没有让叶家的任何一人与贵店（厂）共同经营，这是违法（反）国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法条款。建议你们不用叶开泰原名，若继续沿用原名，是否让叶家亲属1-2 人到贵厂协助工作，共商大业。否则，我们将诉诸法律，并请党中央了解此事并处理之。 请与住武汉市武昌中山路285号甲门一楼一号的叶元利先生洽商此事。
此祝
顺利！
叶元双 1990（洛杉矶）
叶元双女士当时已80多岁，但她在一面抗争“国营健民”擅用叶开泰招牌的同时，也一面策划联络旧部重办叶开泰药店。她在1991年12月12日给叶元利的信中说：“我有一位好友的儿女亲家（郑宏钧）太太，她是武汉市二七路武汉市药品检验所的职员。她认识涂石泉，也知道叶开泰，她愿帮助我们成立药店。她在海南也有位好友杨耀庭女士，也是海南药品检验所的所长，在海口市，也愿帮助联络。郑女士快要离休，还愿意去海南助伟超创办，她人事及经验均好，人决（绝）可靠。将来创立新店，必须要可靠及可用的人手，尤其与涂君相识，更易同工。她（伟超？）明年一、二月间即由美返国，希与之联系为要，先可同涂君商洽。如何（？）望速函告知为要。”
叶开泰在大陆的直系子孙只有叶元利等一、二人。他住在武汉一间几乎没有家具的一室一厅，长期靠姐姐资助。1992年4月25日，叶元利接受采访时说：“我今年77岁。叶蓉斋是我父亲。我算叶开泰第11代。我爱美术。从未管理过药店。解放后成立‘健民’药厂，厂长还是我父亲。我读中学是在‘文华’中学。到后来在市美术学校学美术。解放后在一所小学教美术。……我记忆不好。我有两个男孩四个女孩。有两个在武汉，在武钢工作。我一个人生活。前年又离了婚。有个男学生来和我一块吃饭，他弄饭。经常有很多学生来和我玩。我爱画画，爱跳舞。我姐姐叶元双，在美国洛杉矶。每年汇给我一千美金。她原来嫁给一个大军官。解放前夕坐飞机到美国，在飞机上生的孩子。前几年姐夫死了，又结了婚，也是中国人。几个外甥都在美国。她回来看过。……”
1993年2月19日，叶元双女士在美国一图书馆看到我写叶开泰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健民潮》（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92年10月版）后，曾与我一信说：“我很希望能知道一点我们的祖传事业━━叶开泰过去40多年在解放后的经过，更想明了该店的前途及将来。当局来函要我们投资合业，但我退休十余年，先夫已去世20余载，全靠我工作将子女教育成人。现有一子一女作教授，他们只能维持他们的家庭。我则靠我养老金度生，无法投资。但我同子女均同意，若当局保送叶家可造就的子女或叶开泰老工作人的有前途的家属，我们愿供给他们来美后的住舍及学费，但必须研究制药及商业管理。我知道国内的管理及技术尚赶不上美国，若能来此深造两年，返国后才有所用，则可公私两全。但始终未有答复。我们国内有许多产业，请求了多年，要求还一部分给我老弟（元利）寄居，也如石沉大海。用我们的店名，也毫无手续。因此我对中国（武汉）政府完全失去信任。我养活我弟弟15年，谁都知道是我节用省食的养老费用，来接济我穷老病弱的弟弟。”
1993年3月23日，叶元双又给我来信中介绍她的素质来历：“我永远感谢我伟大的母亲，没有她不顾一切同我们那老封建保守家庭抗衡，我同我妹妹入教会学校求学，用去她陪嫁存在店内生息的五千两银子，我们决难有受新教育而能自立的机会。我女儿是X.D.C的教授，她正准备著作我一生遭遇，大家都鼓励我也译成华文。我很希望回国时能见到你，你必定也很欣赏我的一生，在国内及国外的经历，真是千辛万苦，赤手成家。……前五年我同儿子开车去游西雅图，在博物馆内见有叶名琛画像及他的朝服，经再三交涉，仍不许摄照，只买有博物介绍一本，上面有一段记载：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曾平稔匪有功，在英军船上抗争时发鬓被烧，掳后英人屡赞其英勇，允他携带中国粮食及部属，因他善字画，常代作扇面及字画，清疑其投降敌，取回世袭官职。待所留中国粮食尽后他拒食英粮，同随从一齐饿死。这同我听家中人所言相同，并非服毒。我还有一个二哥元福在辽宁，已分袂60年。”
从叶元双这两信来看，健民在挂牌叶开泰后，曾想与叶家重新“公私合营”，可惜叶家后人已无资本，新公私合营不成。叶家仅有的无形资产，“健民”又无须购买便可单方自行“借用”，虽叶家投诉，但终究国情特殊，又天涯万里，终如泥牛入海。而叶元双为了重振叶开泰，一方面联络大陆旧部，一方面还想请旧部之子弟越洋深造，也实在是一片复兴之志至诚至大。可叹，留在大陆的叶元利等男儿，非但无志无力复兴叶开泰，连生活也还要靠远在美国的老姐资助，而远在美国的叶元双，固然复兴大志可嘉，怎奈一为女儿身，二已年高八十之多，而其子女，终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西方教育已让他们对祖辈荣耀无所挂念，更兼早已不熟华文汉语，文化上的断裂使他们毫无母亲那样的怀旧复兴意识。
如若在美国的叶开泰子孙真有资本收购“健民”，可能叶开泰就复活了。然而，叶开泰子孙没有富翁。叶开泰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一纵而逝！
1993年我离汉南下深圳后，已多年未不知叶元双等人联音讯。而今叶元双若活着，该是百岁老人了。1999年5月上旬，“健民”总经理、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国进电话告诉我，叶家人这几年已不见再提重振叶开泰，也无人再抗议健民“擅用叶开泰招牌”了。所以，如今，健民厂高枕无忧地照挂叶开泰不误。言下之意，健民如今已无意与叶家“公私合营”，甚至有其他外商想合资健民，也终遭拒绝。在今天的健民人来看，叶开泰固然名声好，传统好，但其实力、权利能有政府好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靠一个资本家，靠一套好中药生产传统与技术，还是远不如靠一个强大的政党为上。就健民的总经理来说，与其在叶开泰老板之下当管事、经理，不如在政府、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更可靠，这是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若是从武汉百姓来看，可能会纯粹从药品质量上来选择“健民”优质可信得多的叶开泰。然而在地方政府来看，“健民”现在虽然达不到叶开泰那样的民间口碑，但在全国国有中药行业中，也还算得老大，算得政府的掌上明珠。中央电视台年年有广告，报刊上月月有宣传，这也就算是不错了。
于是乎，叶开泰招牌重挂已有20多年了，而叶开泰却照样“脑死亡”。
回归民营也不见复活叶开泰
也许武汉政府和健民人都意识到，在现有的国营体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复活叶开泰，于是开始大胆决定，让“健民”回归民营。
2005年6月28日上午，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董事长鲍俊华对我透露：健民药业集团已正式签字同意其参股的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叶开泰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大鹏药业有限公司，是由武汉健民、武汉大鹏药业以及现代中药三家共同出资设立的。其中武汉健民出资5850万元，占有新公司45%的股权。武汉大鹏药业以经评估的资产5850万元出资，所持股份和武汉健民相等。
如果说，叶开泰药店在1953年6月1 日被迫与武汉陈太乙、陈天宝三家药店合并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时，“叶开泰传统”还有90%；1955年10月1 日又被迫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时，“叶开泰传统”还余60%；1966年9月文革浩劫，“健民”随着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一起“为资本家算清全部利息”而成为“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叶开泰传统”可能仅剩20%左右；到1988年5月，健民重挂“国营武汉叶开泰制药厂”，1992年新厂长闵光新全面发扬“叶开泰传统”，“叶开泰精神”可能又回升到60%。但是，如今叶开泰离开母体健民嫁入大鹏，“叶开泰传统”还能否保持28%（以45%的股权下的60%“叶开泰传统”计算）？
一个多月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被浙江民营股份企业华立集团收购控股。8月5日，《上海证券报》报道：“今日，武汉健民(600976)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三大股东华立集团将受让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19.637%武汉健民股权，从而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完成后，武汉健民将成为华立集团控股的第4家国内上市公司,也是其旗下第3家医药类上市公司。”
据悉，民企华立信奉“共识、共和、共创、共享”共生新精神，在这种共生理念下，华立可能采纳一些“叶开泰传统”，但绝不会让“叶开泰传统”控股。这就仍然宣告：虽然“健民”回归民营体制了，但也不可能复活叶开泰。健民、华立可能永远悬挂着叶开泰招牌：一个虚名到永远——挂叶开泰牌子，卖健民、华立药。
如果叶开泰在1953年6月1 日被迫与武汉陈太乙、陈天宝三家药店合并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算是“中风”半死；1955年10月1 日它又被迫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叶氏管理者失去经营权，算得“脑死亡”；1966年9月 “健民”随着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一起“为资本家算清全部利息”而成为“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是“正式死亡”；1988年5月，健民重挂“国营武汉叶开泰制药厂”，1992年新厂长闵光新全面发扬“叶开泰传统”， 2005年8月“健民”被华立收购，皆可谓“借尸还魂未遂”，可以说，辛亥革命一百年来，叶开泰只自由生存了42年，而有58年处于“半死”、“脑死亡”和“借尸还魂未遂”！
可见，若从中国四大药店之一的武汉叶开泰药店来看，辛亥革命显然失败了！它让中国失去了百年老店的生存环境——叶开泰药店的命运，其实也是同仁堂、胡庆余、陈李济四大药店共同的命运：谁不知今日同仁堂、胡庆余、陈李济虽然招牌依然响亮，却早已实不称名，面目全非了！
2011年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有篇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毛泽东与蒋介石：辛亥两兵 不同道路》指出，毛泽东与蒋介石，当年都是辛亥革命军的两个士兵。所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其毛泽东时代与蒋介石时期，都可属于“后辛亥革命”。从叶开泰透视辛亥革命，人们只是看到，“后辛亥革命”让百年老店在中国被灭绝！
灭绝中国百年老店的辛亥革命，能够说成功么？
明清多么凶恶专制之朝，都未索走叶开泰等百年老店之命，可是她们却倒在了辛亥革命带来的伪现代化体制之下。谁能说辛亥革命真比“汤武革命”进步？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1年10月16日于深圳 早叫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