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