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
——《出埃及记》、《撒母耳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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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记得的二零零八年八月，是一场在北京举行的十六天体育运动会，场面隆重壮观，声势浩大。我记得的二零零八年八月，是一则对一起新闻事件的广泛媒体报道，事件骇人闻见，令人切齿。
事件的发生地，在中国的西部城市重庆。那是这年七月底的一天中午，重庆市渝中区的几名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对一位占道经营卖凉粉的小贩进行围殴，当场将其活活打死。一时间海内外舆情滔滔，各地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评论，《南方都市报》更是以近乎一整版的篇幅报道案情，黑体粗大的标题格外醒目，让读者不由心惊胆颤——“重庆三城管当街打死卖凉粉摊贩 警方已控制嫌疑人”。
读到这则报道，尽管是在炎热的盛夏，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一阵寒噤，不禁泫然泪下。在学术领域，行政处罚制度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探讨的就是如何将行政处罚制度朝向公正、合理的方向进行改革的。也因为此，城管制度，作为中国行政处罚领域弊端最明显、昏乱现象最多、民众深恶痛绝的一种制度，自然是我较为关注的。
这些年来，我陆续读过一桩桩的城管恶性执法事件，看过一幅幅狰狞的城管执法图片，对于我来说，这是生命里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也是一种痛苦颤栗的经历。好几次坐在书桌前，我浑身发颤，那些城管暴力执法行径下的一个个受难者们，仿佛正透过图片上的光晕向我默默对视。那一双双眼神充满了无助和哀楚，恍惚间我感觉跟他们的距离并没有现实中那么远，而是离得很近、很近。我渐渐、渐渐地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单纯从学术角度去看中国的行政处罚问题，许是过于肤浅了。我也渐渐地明白到，在我的生命里，永远也写不出能够配得上他们苦难的文章。
被这么多可怖的事件压在心头，被这么多凄惨的生命注视着，到今日我已经不能不动笔，去写出一点文字，以祭献给一个遥远的孤单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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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你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你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中有两个孩子，在你之下还有一个弟弟。不幸的是，母亲在生下你的弟弟刘大林后，突然间就患上了精神病，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从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务农勉强维持。在一九七零年代那样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全家人的生活过得拮据而又艰辛。你的家乡在四川盆地东部，位于有“小峨眉”之称的华蓥山西麓。这里地处川东北，东南边毗邻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重庆。奔腾不息的嘉陵江、岷江均从县境流过，然后迂回地向东流去。
你从小就言语不多，性格内向、温顺，甚至有些懦弱。可是你头脑灵活，勤劳、节俭，并且很能够吃苦耐劳。在弟弟刘大林的印象里，哥哥从来没跟人有过口角，更别说打架了，受了别人的欺负，也常常一声不吭地一个人躲在某个角落生闷气。
十三岁那年，即一九八六年，迫于家中生计，当年小学还尚未念完、一脸稚气的你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当同龄人还在学校里读书、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你就已经凭靠双手谋生了，甚至于，小小年纪的你还承担起了一部分的养家责任。这年的你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独立生存的打工少年。
十六岁那年，即一九八九年，你辗转来到重庆市区。你在位于渝中区两路口附近的健康路暂时安定了下来，靠修补皮鞋为生，这是你几年打工生涯中跟别人学来的一门手艺。因为收入微薄，除了做鞋匠之外，你还不断地四处找活干，或者在鞋摊旁提供其他的服务。你断断续续地做过下水道疏通工、清污工、棒棒（作者注：重庆街头的人力挑夫或临时搬运工的一种俗称）等工作，你还在鞋摊旁摆设过配钥匙机、豆浆机、水杯等，只要有可能挣到一点收入的活，再苦再累你都愿意去干。勤劳的你，成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城市里数以亿万计农民工中的一员。就这样经历了许多年，你靠着乡下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糊口、生存。你常常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在这座城市里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二十九岁那年，即二零零二年，你终于结婚成立家庭了，妻子袁跃美是重庆市大足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女儿。你俩于这年的春节在她堂妹家初次见面、认识，她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人看起来比较老实”。婚后的你是一个体贴妻子的丈夫，妻子患有肺结核、骨结核病，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婚后你除了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外，还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你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因妻子很少外出工作，婚后你们夫妻俩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你总是以自己年轻、身体健康为由来安慰妻子说，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从相识那年起，每年逢到妻子生日，你都会记得在家里为她庆祝。你会提前买来一盒生日蛋糕、生日蜡烛，在妻子生日当天，你还会亲自下厨做擀面下锅，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端到妻子面前。当妻子偶尔抱怨你穷得连洗衣机也买不起时，你总是回她一句，“我就是你的永久牌洗衣机”，让妻子转忧为喜、不由扑哧一笑。看到妻子羸弱的身子，你经常对她说：“我必须死在你后头。”——因为你担心，自己死后没人照顾病弱的妻子。
随着儿子丁丁的出生，你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加深了。但因为收入微薄，一家人的生活条件相当窘促。你们一家三口居住在渝中区上大田湾的一个“筒子楼”（作者注：中国大陆的一种简陋、昏暗、狭窄的城市居民楼结构，面积狭窄）里，那是一间没有厨房、卫生间的租赁房，你们夫妇租下的房子原本是两居室，但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房子的里间又被你们转租给了他人。你们用柜子将这间面积仅七平方米的房间隔成了两段，靠窗一侧仅容下一张大床，那是你们夫妇的栖身之处，靠门一侧兼容了客厅、厨房、杂物间、儿子的卧室等多种功能。在这个简陋的家里，一家人的生活虽是清苦，却也时常其乐融融，并且，你们对生活依然有着改善的憧憬、盼望。你常常会对妻子说，你会努力挣钱，你要让全家人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岁月来到二零零八年三月，因为生意清淡，这年的初春你决定改行。你做起了沿街卖凉粉、凉面的摊贩生意，因为在这之前你发现，卖凉粉、凉面比起其他的营生挣钱要稍稍容易一些。这年春天你仅仅做了三个月，便有了两千多元的盈余。每当夜晚数点自己白天的挣来的钱时，你常感到有点儿莫名的兴奋，觉得这样做下去肯定能够逐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一家人的日子有了盼头。
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街头的小本生意，竟让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了你的头上。置你于死地的，是一支标榜“执法为民”的政府公务队伍——城管。
3
十四年前，一个全新的公权力机构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它就是城管，全称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队）”。城管一路走到今天，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负面新闻源，不时就会传出掀起舆论风暴的恶性新闻事件。它不是暴力机器，却拥有准武装力量，威风凛凛，所向披靡；它的存在，并没有合法的依据，却显得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它的权力来源，缺乏正当性，却很不识时务，总是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像是脱了缰的野马般恣肆狂奔，铁蹄所踏之处货翻摊倒，人伤血流。
又像是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一阵飓风，这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权力队伍所到之处，总能斩获丰硕的战利品，留下来的，是人们对它的惊恐和义愤。这十四年间，在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经常会上演这样一幕独特的场景：一辆标有“城管执法”的车辆不知从何处驶来，嘎然之间停在街头摆摊的小摊贩面前，穿着制服的城管队员们、或是不穿制服的所谓城管“协管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蜂拥而上，向着摊位冲将过来，迅速将摊位上的物品打翻在地，将摊位的若干器具用品（小推车、工具、食物、小商品等）强行夺走、没收，再横七竖八地扔上执法车，将搜出来的销售现金当场予以罚没，然后载着战利品开车扬长而去。在这极其混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小摊贩都会向城管苦苦哀求，请求给自己留下一点营生的工具物品，双方免不了一番论辩、争夺、拉扯、推搡，在“执法”无法顺利进行的情况下，此时城管立时会对摊贩群起围殴，一时间大打出手，有时还会殴打围观者，常常将摊贩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当场打死。如果引来路人的围观，围观人群通常会对小摊贩的被抢被打产生同情，对城管的野蛮暴力行径感到愤怒，在不少的场合，围观者会群起将城管队员团团围住，加以指责，掀翻城管的执法车，要求城管向摊贩道歉、或报警要求警方处理、要求追究城管的伤人行为。——这，就是国人熟知的城管“打、砸、抢、踢、掀”的执法模式。
城管的执法行动关涉摊贩的基本生计，由此冲突几乎是必然的，这时该如何应付局面？——暴力！城管作为一个法外机构，它的设立、执法依据、行为模式缺乏法律依据和正当性，这时该怎样才能显得自身腰板硬、底气足？——暴力！城管发展到如今的这十多年来，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每况愈下、日渐崩塌，时至今日几乎已成为人人憎恶、唾骂的执法机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暴力！几年前，一本被称为“流氓培训手册”、“最缺德的损招”的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书籍被网民曝光（该书封面上方注明系北京城管局培训教材，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著者系城管培训“课题研发组”），令人惊异的是，在讲述“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分寸把握”时，该书教导城管队员在执法受到暴力侵害之际要“控制住相对人的肢体，使他在短时间内动弹不得；最好是几名城管一起行动，一次性控制住相对人身体，要达到招招见效，不给相对人以喘息的机会；……”在“反暴力抗法的局部动作”一节中，该书教导城管队员如何做到“以暴制暴”时不留下把柄：“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阻止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该书还教导城管队员，要“意无杂念”，同时“不要考虑自己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此时应达到忘我的状态。”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城管尚且如此暴力，中国其他地区的城管执法更可以想见了。难怪有网民用百度搜索“城管”的释义，得到的解释是：“一、名词，专门欺压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二、动词，等同于打、砸、抢。”不仅如此，城管的暴力执法形象还远播到了国外，使得“城管”一词成为国外不少媒体报道中的热门词——英文将它翻译为“chengguan”（作者注：城管的汉语拼音），成了英语单词的新外来语，也成了“暴力”的同义词。
遭到公众普遍斥责的城管执法形象问题，也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视野。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在《必须卸掉城管的武装》一文中说：“一些地方的城管不仅配备棍棒，而且开始配备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辣椒水……武备越来越重，暴力趋势越来越明显。”北京法学学者、人权活动家滕彪先生在他那篇广为流传的《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中，凿凿有据地指出，“城管野蛮执法人所共知，城管打人事件几乎天天都有，而城管殴打公民致死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在互联网上Google‘城管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暴力致死’有782,000 条结果。”同时，他还列举了近十年来城管暴力执法致死的部分案例：
“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
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
2001年11月12日，因与市容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
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人员在检查市容卫生过程中与沙区双碑村陈家连生产队的个体户余波发生争执，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
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青年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殴打致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
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
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在小寨兴善寺东街清理占道经营时，一工作人员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
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城管人员在野蛮执法过程中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
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
2005年11月19日，江苏无锡城管打死小贩吴寿清。
2006年2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第九分队将上海市民李秉浩殴打致死。
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喝醉酒的城管队队长覃宗权殴打致死。
2007年1月8日下午15时40分左右，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
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综合执法大队的周某等4名执法人员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将正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殴打致死。
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开发区横板村16组村民陈某被该区城管人员一、二十人群殴致死，事后家属抬着尸体封堵了境内320国道路段，抗议城管暴行，引发近万名群众围观。
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分队在野蛮执法时与一三轮车夫潘怀发生冲突，并将其打死。
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与老太发生争执活活碾死老太。
我在这张名单上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和一丝难言的恐怖气息。这些城管执法的暴行，堪称残忍而又下作、暴戾恣睢的人间罪恶；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们，以他们悲惨的死亡，为十多年来擢发难数的城管暴行留下了历史见证。面对这些披着执法外衣的一系列暴行，我想起了埃及神话中那个绰号为“力量之主”、被埃及人视作邪恶和灾难的化身的罪恶之神——塞特。就像塞特的形象是长着长方形的耳朵、和弯曲凸出的长嘴的丑状一般，当代中国的城管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展示着人性的丑恶和狰狞、权力的傲慢和冷酷。他们仿佛邪灵附体似的，不断地念叨着“管他什么真、善、美、人性、温情、怜悯，既然下手就应该狠一点，再狠一点！”，或者干脆如深圳的城管队员在“执法”时高呼：“我就是土匪！”，或者像湖北城门的城管集训和“执法”时喊出“打出城管威风”的口号 。他们的确不是什么自我标榜的“人民公仆”，而是一群明火执仗的虎狼之师，一台随时会向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发动不义之战的暴力机器。
这些城管队伍所谓的“执法对象”，这些像枯草一样被损害被欺凌的人们，他（她）们并不是正在作案的案犯，或是正在潜逃的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城市街头寻衅滋事的地痞流氓，他（她）们是挣扎于城市边缘地带、艰难谋生度日的底层民众，是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弱势的群体。他（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卷席而居，家人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老人养不起老。他（她）们没有在坐等或要求政府施恩救济，而是选择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他（她）们只不过为了生计而设摊经营些餐饮小吃，或是在街头巷尾摆地摊卖些小商品，或是干些体力活比如蹬三轮车载客，或是拾荒捡垃圾换取些微薄收入。可是，在某个日子猝然之间灾难就临到了，他（她）们一次次地在自己的国家中惊慌而逃，狼奔鼠窜，他（她）们的锅碗被砸烂，摊位被掀翻，器具被收缴，现金被罚没，身体被打伤，甚至被打死。城管制度在中国施行的这十多年来，如此的暴力行径无日不断地在这个国家中或轻或重地发生着，至今还横行逆施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城管抢人谋生器物，砸人谋生工具，断人谋生之路，榨取贫穷百姓，欺凌底层民众的恶行孽债，实乃罄竹难穷，覆载所不容。
中国城管逞施的这种“打、砸、抢、踢、掀”底层民众谋生器物的“执法”模式，背离了一个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社会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法治原则，也就是，任何涉及处罚、税收、债务或其他法律纠纷的案件，均不得侵犯人民为维持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生活所必须的财产。基于这一原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均不得拿走人民赖以谋生的器物工具；在任何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中，权力必须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求生面前止步。
早在14世纪，英国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原则精神审判案件，在一个皇家税务官扣押私人财产（一头牛）引发的返还财产的案件中，法官判决持有国王豁免信件的皇家税务官败诉，其应将财产返还给原告。基于对这一法治原则的理解，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及公法研究中心的葛克昌教授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有过这样的学术论述：“个人及家庭生存所需之最低生活基准，应为课税禁区”、“就最低物质及文化水准之下，加入课税之侵害，因危及生存权，纵其所受侵害之程度极微，亦有背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安全。”
自古以来，在有着漫长弥久历史的华夏中国，小商摊贩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朝历代的官府长期对之采取允许其合法存在、由自由市场进行调节的态度。譬如在汉朝，朝廷就采纳了儒生董仲舒提出的“不应与民争利”的思想，让官员之外的百姓有利可图，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又譬如在宋朝，拿那幅写实风俗画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来说，描绘的就是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热闹的市场景象，画卷的市集上众多的各色小商小贩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
国外的情况又如何的呢？对此，上海学者顾则徐在《城管是个不利于民生的怪胎》一文中说：“从全世界来说，也就中国有所谓的城管。全世界没有城管的大部分的城市比我们一般的城市更卫生、更安全、更和平”。去年病故的宪法学学者蔡定剑教授，在一篇长文中如此阐述：“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现象，但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建立城管来对其的经营加以管制和取缔。”在对城管制度的弊端进行了一番学术论证之后，这位专攻宪政制度的学者愤然感叹道：“政府执法的目标决定不要走向加强暴力，那些呼吁要通过加强立法使城管合法和让城管变成第二警察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路是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是加剧政府与老百姓矛盾冲突的路，这样的执法是与人民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
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中国，为什么要施行这样一种既违背中国传统、又背离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执法机制，一种被媒体和学者称之为“城市公害”、“社会毒瘤”、“不利于民生的怪胎”的制度呢？长期关注当代中国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四川学者肖雪慧先生，在其文章《城管象征了什么——再谈城管》中，她是这么说的：“这个机构的创设目的。在人们可观察和直接可感范围内，目的至少有二：扭曲的政绩观衍生出来的城市面子和政府部门与民夺利的需要。这两种目的，理念上与民生相悖，现实中跟民众权益、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权益直接对立。完全不以民生为念的城市面子把底层民众低成本的生存环境当成有碍观瞻的，必欲扫荡除之而后快；缺乏有效制约的公权机构，与民夺利的欲望冲动既在低价征地、野蛮拆迁之类事情上表现出强烈攻击性，也表现为对一切谋生渠道的控制和设租收费。由此产生的种种尖锐问题，已有的机构显然不足以、也不便应对。于是城管应运而生。”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设立城管制度，为的是地方当局政绩工程的需要（追求市容市貌的美观、统一，追求所谓的城市现代化），或城市管理的需要（追求所谓的城市秩序，故要驱逐街头摊贩），或与民争利的需要（靠收取费用、罚没款项谋取单位及官员个人利益），或城市建设的需要（譬如让城管充当强制拆迁的急先锋、打手），或城市规划的需要（譬如所谓的“改造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或地方当局贯彻自己意志的需要（譬如追求所谓的维护稳定的执政目标）。这一切催生城管、维持城管的现实考虑，导致政府机构臃肿的现状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又多了一个庞大的争利机构——城管，导致原本就受到限制的民间自由度更为紧缩，也导致中国社会原本就处于困境之中的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日渐出现恶化的趋势。
可是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始年份，能否容我问一下，为什么，就为了追求所谓井然的城市秩序、良好的城市外观，就非得要断了成千上万底层民众的谋生之路，堵了成千上万弱势群体可怜的那么一点希望？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对待底层的弱势的社会成员就不能展现出一丝同情、一丝怜悯、一丝关爱、一丝人类社会对待同类的起码的善待和尊重？难道一定要驱逐得底层民众更加绝望，一定要驱逐得弱势群体更加脆弱，才能展现出中国城市的良好形象，才能展现出这个国家已经步入现代化，才能展现出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了吗？
我相信，这样的质问并不过分。但是倘若现实中非得要这样去做，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城市形象一文不值，这样的城市秩序一文不值，这样的现代化一文不值，这样的大国崛起也同样一文不值。同时，我还想说得是，那些恣肆暴虐的城管队员向着一个个街头摊位举起的拳头，不单单只是砸碎了底层弱势民众的谋生工具，也砸碎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入列为文明人类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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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回顾城管十多年来的历程时，时常想到山城重庆街头曾经有过的一个凉粉小摊贩，时常想到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这位小摊贩，是千千万万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挣扎谋生、历经艰难而又无比辛酸的小商小贩的典型，也是许许多多城管暴力执法行径之下牺牲品的典型。
那是一个罪孽的午后，一个比夜还要黑暗的晴日。
那一天，是二零零八年的七月三十日。那一天，居然是一个艳阳当空、骄阳似火的晴天。那天中午午饭过后，你推着向邻居借来的一辆小推车出摊，准备到平常通常摆摊的地点，两路口大田湾体育场大门口的斜对面沿街地段，摆摊售卖。中午十二点左右，你们夫妻俩一道出摊，你推车在前，妻子挑担在后，一同往大田湾体育场的方向行走。这一路走过的柏油路被晒得发亮发烫，街头的行道树有气无力地低垂着，空气中有股难耐的燥热气息。这个午后你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趟归不去的路。
你们夫妻俩到达体育场的斜对面摆摊后不久，十二点三十分左右，一辆五十铃执法车行至体育场附近，这是重庆市行政综合执法局两路口大队的执法车。只见从车上冲下来四个人，他们一个箭步冲向你的摊位拉住小推车，硬要将小推车没收。因为邻居的手推车价值不菲，值好几百元，你不住地央求着城管别收走小推车。在被断然拒绝后，你接着哀求：“那么车你们收走好了，其他的小东西就不要收了。”但你的苦苦哀求换来的是一顿暴打，混乱中一名城管队员将啤酒瓶敲碎当作攻击性武器，准备向你打去，却意外划伤了路人。这时围观的几十名路人见状纷纷大声吼到：“莫打人！”但几个打人男子对此无动于衷，仍然没有停手，对你不住地进行殴打，勒脖子、击打胸部、头部、踢腿脚。瞬间你倒下了，在倒地后你试着爬起来，打人男子见状又对你继续拳打脚踢，直到你昏迷不醒。事后袁跃美对这一幕记得很清楚，“突然间刘建平的倒地，软绵绵的，像泥巴一样”。围观人群看到这个被围殴的小贩突然倒下，好像是“中暑了”。
袁跃美赶忙过去想把丈夫扶起来，有人拿过来一瓶矿泉水，喂到你的嘴里。不过，袁跃美发现水只能顺着丈夫的嘴角溢下来，流到地面。约摸半分钟后，袁跃美清楚地听到丈夫的喉头发出“咕”的一声响。这是你在世上发出的最后声音，犹如长吁了一口气。“遭了，出人命了！”，围观群众叫嚷道，有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见救护车迟迟未到，当时在现场的你亲戚胡波立即上前摸你的脉搏，发现并无跳动迹象后，他飞快地抱起你奔向一辆车，随即将你送到了急救中心。
下午一点十五分，《重庆商报》的记者赶到事发现场，看到地上有两只箩筐，其中装有盛凉虾、凉粉的器具等物，凉虾散落了一地，一双拖鞋掉落在箩筐的一前一后。下午一点二十七分， 医院急救中心宣告——刘建平经抢救无效死亡。就在一小时之前出门时还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一个身体健康的农村汉子，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的街头被城管执法人员活活给打死了。
一个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农民，一个进城务工艰难谋生的乡下人，一个靠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的小贩，一个终生栖身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原本应得到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却沦为像垃圾一样被清扫的对象。当城管扑来，拳脚扬起，你倏然栽倒在地，之后昏迷不醒，身上伤痕累累，一小时过后在医院不治而亡。在那个酷暑的午后，你选择到街头摆摊只想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只为了养家糊口，却被城管当局以执法的名义凶残地围殴致死了！
你死于人头攒动的闹市街头，你死于众目睽睽之下。你的死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是一个死于街头、一生境遇悲惨的农村底层人物。只是她死于饥寒交迫，而你死于弊政暴行。鲁迅曾经评说祥林嫂的命运时说的一番话，放到今天还仍然没有过时：“在那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里，祥林嫂是没有办法摆脱她那悲惨的命运的；问题不在于她自己凭自己的力量能否冲破黑暗的环境，问题倒是在于中国人民是否了解这个社会的黑暗。
那是你们全家最伤心的日子，一家人的顶梁柱倒下了。原本全家主要靠你摆摊卖小吃维持生计，此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只留下一身疾病、无法工作的妻子，年逾六旬靠看厕所挣点收入的父亲，和六岁半的儿子。记者在急救中心采访你的妻子时，这个瘦小的农村妇女只是一个劲地哭泣，反复地喃喃自语：“就这样被打死了啊！”你再也没有机会为父亲尽孝，再也没有机会在妻子生日的时候做一碗面条，再也没有机会为儿子挣一笔上学的费用，你再也无法实现“让一家人过上真正城里人的生活”的诺言。
你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五岁，你死于青壮年时期。那年我三十三岁，是比你年轻两岁苟活于世的同龄人。你惨遭围殴、毙命街头的地方重庆，是我十多年前曾去西南政法大学进修培训的地方。那一年的我刚刚取得律师资格证书，正准备着正式投入律师行业，对这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业充满憧憬，对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法治比任何一个人的统治来得更好”满怀期许，而今，想到贫困的你死于非命，想到瘦弱的你死于惨死，想到身处底层的你被国家机器吞噬，想到自己曾经对法律职业、对法律的公平公正的满怀期待，似有数不尽的失落感啃噬着我的心，更有止不住的悲痛。
你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是南宋诗人陆游曾经来到的地方。这位长年颠沛流离的诗人被岳池农村多彩的春耕景象所吸引，为农民的生活情景和劳动的欢乐场面所感染，因此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池农家》，其中的诗句“农家农家乐复乐”，道出了诗人对当时农家欢乐生活的盛赞。如今，面对先人讴歌农民生活的诗句，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实在羞愧难当。
你的遭遇，就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底层小人物一样——“在城市的陋巷和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挣扎，免不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际遇，在物质上一贫如洗，在精神上含垢忍辱、备受欺凌，他们总是无声无息地生活，又无声无息地死去。”陀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发出的感慨，也是你的遭遇反映出的当代中国实况——“这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陋巷里，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在那愚钝的利己主义、种种利害冲突、令人沮丧的荒淫无耻和种种隐秘的罪行中间，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像这种阴森可怖、使人肝肠欲断的故事，是那么经常地、难以察觉地，甚至可说是神秘地在进行着……”
这是一个陷入罪恶泥淖中的国度，任意践踏社会最底层的国民。这是一个缺乏爱和公义的国度，肆意欺凌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你的死让人感到，当公权力在握的政府团队蜕变为与民争利的机构，民众将几无立锥之地；当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国家机器横行无忌时，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顶之上就宛如悬挂着一柄随时会降落下来的利剑。
你死于万众翘望的日子，那一天是二零零八年的七月三十日。再过一个礼拜，一场华丽壮观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将在中国首都开幕。据说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奥运会，据说这场运动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据说这场运动会吉祥物传递的信息是“友谊、和平”，据说这场运动会的理念之一是“人文奥运”，据说这场运动会要展示出这个国家“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并且，奥运期间全国各大城市将展开整顿市容市貌的统一行动，各地训练有素的城管正精神百倍地摩拳擦掌、整装待发。那一天有妍丽的歌舞表演，有激情的火炬传递，还有豪迈的咏颂赞歌。而你，刘建平，一个亿万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一个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个直辖市的街头小贩，在公权力所向披靡的围殴之下倏瞬倒毙，并且，暴尸街头，因着城市管理的需要，因着奥运期间整顿市容市貌的需要。你倒在街头的时候浑身无力，全身多处伤痕，身旁散落着一地的凉粉、凉虾、箩筐，和盛凉粉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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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当街被城管围殴死去之后，这起血案成为继当年年初湖北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子事件之后，又一起轰动全国的城管暴力执法致人死亡案件。公众舆论对你的惨死普遍表示同情，而城管的野蛮暴力执法行径则成为众怨之的，有评论员发出沉痛告白，“重庆城管打死商贩再为城市管理敲响警钟”。最终三名城管凶徒被送上了被告席，但是因种种原因法院最后作出的是“从轻处罚”，并且没有任何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城管官员承担刑责。人们期冀着这起命案，能像零三年“孙志刚事件”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一样，也能够换来城管制度的终结。然而，尽管城管制度在公共领域早已声名狼藉，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之的批评和声讨源源不绝，尽管这起命案发生过后社会学者指出“城管从制度上就是怪胎”，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多家媒体一再呼吁“取消城管，是时候了！”，包括王建勋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一再吁请“城管制度应当也必须废除”，但时至今日又是三年过去了，城管制度并没有像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那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筒。法国作家雨果曾向往的“权杖和刀剑已经折断，光明将取而代之”的景象，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依然是一场难圆的梦。
在你死后的这三年多来，虽然城管制度早已引起公愤，虽然媒体和学者对城管制度的批判声几乎是众口一辞，虽然一些地方的城管也推出诸如“行政执法礼仪规定”之类的举措来回应民意（均为治标之策），但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的流血冲突丝毫未见收敛的趋势，城管队伍的执法手段依然走不出暴力的窠臼，各地城管执法队伍的战车依然轰隆挺进，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在你死后的这三年多以来，相似的遭遇不断地降临到其他公民的身上，小摊商贩、三轮车夫、失业游民、被拆迁户、围观群众……难以数计的国民在城管队伍的斧钺之下身无立锥，惨遭殴伤，甚至毙命。你们因身份而遭欺压，你们因身处社会底层而受难，你们被狞恶的力量紧随脚跟，你们在国家机器的烈焰面前战战兢兢，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溃散奔逃，你们被骄傲的拳脚肆意攻击，你们逃不脱网罗，你们寻不着避难所。你们的心灵总是不安，身体疲倦，唯有暗暗祈祷凶恶人的弓不上弦，刀不出鞘，使你们能在这个国家中得享平安，有处容身之地。
时序流转间，你离开世间已经三年了。三年前家人将你安葬在重庆的一座公墓里，每年清明时节亲人们都会前往凭吊，追念你生前为家庭的付出和辛劳。你离开的时候时值盛夏，如今已是初秋，都说重庆的秋天多雨，这个季节的重庆想必会时常笼罩在轻柔的雨雾之中。当年还是少年的你远离乡村来到这里谋生，此后在这座城市的底层劳作挣扎了将近二十年。这座城市，是两千多万重庆人的，也是你的。三年的时光过去了，你的魂魄是否已化作野生的青苔，紧贴这座城市的土地，融入这块温润的土地。
写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