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此著，如释重负。在几千年的黑暗里，点亮一支蜡烛，真是很不容易。但又仿佛意犹未尽，尚有许多话和许多意思，还没讲完，并且还不知道从何说起。更有些依依不舍，仿佛与一群好朋友就此别过。其中既有以前相识的老聃、庄周，又有这次相逢的杨朱、墨翟、公孙龙。都是性情中人。
坐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草地上，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卑躬屈膝地活在一个个谎言之中，感到不可思议。
最初开始绪论和第一章时，发现中国历史原来是由孔丘的《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有如圈地运动似的，圈出来的。其真相蛰伏在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的背后。于是有了第二章，有关周公建制。第三章本来是论说老子《道德经》。从老子的政治思想之中，意识到了商周之交是其历史语境。写完老子，本当说说庄子，却被对《周易》的思考所打断。
二十年前写作论《红楼梦》一著时，曾经说过，《易经》是天书，此生可能与之无缘。不料，无意间闯进这本天书，猛然意识到，这里暗藏着华夏文化演变的奥秘。于是，追溯河图洛书，发现竟然是一个高维的全息方程式。与之对称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那个座标是旋转的，而河图洛书呈现出来的图式，也是旋转的。
从河图洛书再反观易经八卦，明白了姬昌演易究竟推演出了什么东西。姬昌推演出了一个封闭结构，一片阴暗的权术心机。前者是周公建制的根据所在，也是孔丘立言的努力方向。后者经由一番争霸政治的反复操练之后，最终由韩非制作成了帝王术和权谋术。
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足足化了两个章节，才大致上阐述清楚。这两章分别是第三、第四章。此前完成的老子《道德经》一章，改作第五章。既是遵循历史，也合乎逻辑。
第六章聚焦于孔孟汉儒。中国自孔孟以降的传统文化，有如一个封闭的怪圈。这个怪圈分别由叫做儒家和法家的两个半球合成。儒家学说向坐定江山的帝王提供如何将民众驯服成顺民的伦理道德，法家的帝王术和奴役术，则向逐鹿天下的枭雄提供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利用暴民从而如何夺取天下的权谋攻略。孔丘的《论语》起自春秋，游说君王克己复礼。韩非权谋盛于战国，力助嬴政一统天下。顺便说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理当改作助嬴为虐才对。枭雄逐鹿之际，孔儒学说在诸侯听来，犹如梦呓，于是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及至天下坐定，驯服民众成了专制帝王的必修课程，致使孔孟伦理死灰复燃。汉儒崛起，独尊儒术，制造以儒治国的神话。虽然汉末党锢诸子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以儒治国的神话却并没有随之破灭。儒生们照样心醉于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样的牛皮哄哄。尤其到了宋儒，更是将汉儒的天人合一，上升到了集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宇宙大法。
第七章是最后一章。随着对荀、韩、杨、墨、公孙龙的论述，终于发现，先秦的人文图景，并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是由“尊王攘夷”拉开序幕的，在文化上却是诸子并列，百家争鸣。其中，以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人多势壮。而以老、庄一派，最受人景仰，以致稷下诸子之中会生发出黄老学派。事实上，黄老学派的思路真正承继的，乃是管仲的政治思想。而与管仲政治相对称的，恰好是杨朱的贵己。正如管仲政治风靡天下，杨朱贵己乃时人共识。孟轲之于杨、墨的嫉恨，无意间道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墨翟和墨家，有如基督与基督教一般，其势甚众，弟子门徒，遍布天下。不说其他，连后来如庄子一般超脱的形而上思想家公孙龙，都深受墨翟兼爱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公孙龙才会与杨朱、墨翟一起，遭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刻意排斥。《史记》言及先秦诸子，以儒法两家为主体。其他宗师，全都边缘化。老子被司马迁与韩非强行并列，庄、杨、墨以及惠施、公孙龙，通通靠边。还不算关尹、列子，不算稷下学宫的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一众响当当的人物。对照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书单和名单，足以发现，司马迁为了突出孔儒，剔除了多少个性独具、著述卓然的先秦英才。
很难说本著的努力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一如笔者曾私底下对人说过的：当年需要一群文化人、一个文化运动成就的事业，如今却让人不得不独自担当和完成。难怪钱钟书会说，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这么说，并非是贬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等五四新文化诸君，抬高独孤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一脉学人，而只是想说，真正的文化创造，最终不是靠运动完成的，而是由独孤求败的学子担当的。
及至担当之际，方才发现，原来是一次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二十年前，也是金秋十月，在南京与人提及重建人文精神。当时能够想到的重建可能，乃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陈寅恪的文化守灵，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会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假如当时就想到如此艰辛，不要说坐在身旁的朋友、同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堪重荷。
哈德逊河对岸依然郁郁葱葱，河面上早已雾气散尽。蓝天白云。相比之下，历史显得多么的灰暗。尤其是中国历史。曾经在论述《红楼梦》的绪论里，讲过汉唐之气，宋明之情。现在看来，过于笼统了。西汉的独尊儒术，东汉的以儒治国；前者霸道，后者悲壮。以儒治国的失败，那是必然的。当年晏婴就曾经告诫过齐王，绝对不可听信孔丘言政。一场党锢血案，足以让后世儒生谈虎色变，更是让假装修身养性的宋儒，讳莫如深。以宋儒的世故精明，没有一个愿意赴汤蹈火。有宋士林，最时髦的，是爱国主义啦啦队，写诗作文，鼓励他人忠君报国。文天祥不小心把自己写了进去，于是只好叹零丁，说惶恐，希望能有个身后名，叫做“留取丹心照汗青”。
东汉儒生之中，刘向和郑玄，可谓异军突起。刘向的古文经学，对峙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意味深长。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在学问上直承刘向。章氏说及孔丘，不过古之良史。章太炎的风骨，有如嵇康，毫无董仲舒的张狂，亦无宋儒如朱熹者的僵硬冷酷；更与承继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康有为那样的夸张和卑怯，形成鲜明对照。
汉末群雄并起，最杰出如曹操者，心仪党锢英雄，却断然鄙弃儒术而效法管仲乐毅，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比划周公吐哺，要天下归心。曹操最终确实成了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而多多少少刷新了管仲乐毅的业绩。其时，即便以儒臣自居的诸葛亮，治国用兵，也了无儒学痕迹。更不用说东吴的士林人杰，颇有稷下诸子之风。魏晋时代，无论人文风貌还是政治格局，都是对先秦的一个追忆。尽管稍嫌短暂，但也前有建安七子，后有竹林七贤，更不用说，尚有无数才俊高士。简要勾勒，自陈蕃李膺之后，经嵇康阮籍，最后以陶渊明作结。这一片士林景致，成为《世说新语》津津乐道的话题。陈寿的《三国志》，也因为如实记载了精彩纷呈的人文景观，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卓然不群。
应该是自东汉开始，印度，当时叫做天竺，有佛陀之学传入中国，时称浮屠。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中原逐鹿和江山易手背后，佛学悄悄地在朝野传播开来，润物细无声。及至南北朝，才显出其佛法无边的恢宏气派。梁武帝的信佛，并非偶然，而是启开了大唐王朝奉佛教为国教的先声。佛法的柔软在于，可以随着世俗人群的相异而变出不同的法门。唯识，天台，华严，三轮，净土，律、密、禅，不一而足。诸多法门之中，遍布民间的无疑是净土宗，对士林影响最巨者，当推足以勾起有关老、庄、关尹、列子的回忆的禅宗。比起老、关、庄、列，禅宗还更加逍遥，更加齐物，并且更为简易，有如方便法门。
禅宗之于中国士林，是打开了士子的心灵；禅宗之于中国文化，是激发出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发生在唐宋士子的心灵深处，没有纲领，不成运动，却不声不响地洋溢在诸如王维的诗歌、苏轼的文章、严羽的《沧浪诗话》里。相比《沧浪诗话》，不要说当年曹丕的《典论•论文》，即便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显得老气横秋。
毋庸置疑，这场悄悄的复兴，遭到了儒生的横眉冷对。唐朝有韩愈的文以载道，被诉诸一场古文运动；有宋以降，便是宋明理学。理学的出现，于历代专制王朝历史，标志着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因此成为朝廷的文化鹰犬，以三纲五常绑架包括为官、处世、做人、婚姻、家庭在内的所有世俗人生，从而囚禁民众的心灵和情感。宋明理学又经由科举制度，以功名为诱惑，制伏士林。
宋明理学，其实亦可分作两端；一端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成为专制王朝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一端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多多少少影响了明末的性灵文学和性情文人。
由叫化子建立的明朝，是历朝历代之中，最无能最昏庸的朝代。宋朝皇帝虽然无能，但还出过个把艺术家皇帝。明朝的皇帝除了宫廷政变，房中术丑闻，加上特务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摆得上台面的正大光明业绩。崇祯在煤山的自缢，几乎就是对应于朱元璋开国的象征。从江湖窃国，在煤山自行了结。王朝终结之际，方见人材辈出。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个个风骨清朗，一洗宋明理学的蓬头垢面。更有傲视清兵入关的江南士子，宁死不屈。正是这样的豪气，激发出戴震之于理学的大声质疑。因为相比之下，理学实在委琐卑劣得不行。
戴震之于理学的批判，赢得了章太炎和胡适的高度认同。章太炎在《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里说：“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更是敬戴震为先贤，赞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可见，五四新文化的打倒孔家店之举，并非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已在士林里酝酿许久，蓄势待发。这除了上述文艺复兴激发的心灵自由之外，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历史巨变，让中国士子深深地意识到了，理学于治国无方，于救亡无效。即便是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建功立业之际，也不得不掺杂黄老之术。更不用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之，再温良恭俭让，也不愿臣服于孔孟之道、认同朱熹之流。
自清末民初以降的历史演变，已在拙著《枭雄与士林》（台湾版本《百年风雨》）中，分析论说。此著的绪论是《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百年激变写在《枭雄与士林》里，商周之交是本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主要论题。经此两著，大致上达成了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书写。二十年前的重建人文精神一说，总算如愿以偿。虽然这不过是个开端，以后尚有许多课题，需要细究。或者，留待后人续说。
树叶婆娑，清风拂面。草地上，有遛狗的走过，有健身的跑过。历时六年的努力。初到美国，心里没底。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于是有过读博的世俗念头。曾经给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写过信，投石问路，准备考他的博士生。他的中文姓名应该叫史景迁，缘自对司马迁的崇拜。斯宾塞先生看了我的履历，回信说：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应该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因为是电子邮件来往，所以通信已失，只记得大意如此。后来，在耶鲁教中文的一位同胞，更是直言相告：你来读什么博士呀。那些导师写的东西，还比不上你呢。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意思却相当恳切。
此后读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发现构思巧妙。但读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毛泽东》一类的著述，却无所收获。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来自英国的美国学者怀有敬意。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诚实。十多年过去，回首自己在美国的人生，对他当年的回执，心存感激。
其实当时也收到热情洋溢的回复，邀请我去读博。但事后想想，真有些后怕。假如按照读博的程序一路下去，翻阅无数不想翻阅的书籍，撰写一篇又一篇无聊透顶的论文，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煎熬到最后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时，差不多已经疯掉了。
写到这里，下意识地想起了那位Oracle CEO（即甲骨文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在耶鲁大学给2000屆毕业生所作的演讲。这里援引其中一段，与众分享：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辍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说？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
埃里森所例举的辍学生当中，还不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还不包括哈佛那个发明了脸书（Facebook）的哥们。他们都是辍学生。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高等学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创造历史的科技精英的相继辍学经历，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记，标记着学府，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地方。美国的学府如此，极权国家的学府，其尴尬更是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美国学府毕竟是个思想言论自由之地，学术成就公平竞争之地；尽管其学院政治，也相当恶俗。
回首当年离开执教了十多年的校园，既悲凉，又庆幸。悲凉的是，人文精神竟然也随我一起离开了那个学府。庆幸的则是，幸亏远离那样的喧嚣。回首往事，没有像埃里森那么开心得手舞足蹈，但也会读着埃里森的演讲，忍俊不禁。我离开了，而别人，却没有。虽然不会把人家看作失败者。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到美国来求败，而不是求成的。
比起埃里森的腰缠万贯，区区可是一贫如洗。从求败的意义上说，算是成功了。此著完成之际，倘若有人问，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回答应该是：
好吧，西绪弗斯也该在山顶上休息片刻了。
二0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