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六四悲剧之后，执政者运用严密的政治控制，试图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此情形下，中国大陆再无成规模的实体政治抗争，并不出人意外。与之相应的，在政治思潮中，改革话语佔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这些言说并未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偶尔还会招致打压，仍可以看作是一种主流话语，频繁地见诸报端，在人羣当中口耳相传，深入讨论，影响乃至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判断。

在我看来，改革话语首先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走向终结的必然产物。极权主义社会消灭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用铁幕断绝了对外交往。当极权主义社会因维持困难而试图转变时，一切资源依旧掌握在执政集团的手中，任何改变都只能依赖执政集团自身，此时，除了突变式的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唯一的可能。因此，在1978年到1989年间，改革话语的强势或者所谓改革共识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所谓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缺位情况下，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的整体战略抉择。

1989年尤其199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而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后极权主义社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整全式（holistic）的改革话语随之终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於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应当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改革正在过大关”等论调应运而生。

一方面，这一思路考虑到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区隔，走出了1980年代后期欲在短期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跨越的改革思路。但是，新的改革话语依旧是1980年代改革话语的延续，既保留了由国家单方面自上而下推进的思路，也保留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绝对强势的前提假设.在这一思路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依旧处於缺位元的状态，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有待处理的物件，而非可以发挥主动作用的角色。

正因如此，这种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并未过多地冒犯执政者，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在1989年后的政治高压和悲剧过后的极端悲观情绪之下，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又在传递着某种希望，这使得它取得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但是，它并未取得在1980年代那样的一致共识，而是始终受到少数人士顽强的质疑。因为，如果1989年数以百万人群的聚集呐喊换来的不过是强力的镇压扼杀，那么，同样的执政者何以会在此刻改弦更张？此外，背负上了难以摆脱的六四债务，政治改革难道不是变得更加困难了吗？

尤其是在经历了近20年片面经济改革之后，新的质疑也越来越强：权力已经与利益高度融为一体，执政者又为什么要开启有损於自己利益的政治改革呢？ 近年来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随着权贵资本主义的成型，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丝毫破冰的迹象，甚至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以致许多人喊出了“改革已死”的断言，其含义不外是当前执政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意愿。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执政集团不仅丧失了改革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改革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改革，乃是国家极端强大和社会极其弱小情形下不得不如此的变革路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变化，尽管国家依旧佔据着关键性的资源，但大多数人都摆脱了单位或公社的管辖，民间也拥有了相当比例的各类资源。尤为关键的是，创造性和活力更多地属於民间而非体制。

在此情形下，就算执政者有改革的意愿，也未必拥有了与改革相匹配的资源和能力。就算执政者猛然醒悟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支配越来越活跃壮大的社会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驱使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毋庸讳言，改革话语的拥护者，绝大多数与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或本身就身处体制之中。因此，在提出或者拥护改革话语的时候，并不容易感觉到上述的矛盾，只要最高层有丝毫的风吹草动，便会轻易地唤起广泛的关注，而不管事后被一次次地证明为虚妄。相反，面对日益生机勃勃的新兴社会，要么是不屑一顾，要么怀有某种本能的警惕，与当代中国的改革话语相伴随的，常常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对各类民间抗争行为的疏离，和对政治抗争的厌恶。

在我看来，这种对权力不切实际的寄望和对民间毫无来由的不屑或警戒，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 如前所述，改革成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弱小，对於长期坚持改革话语的人士而言，这种坚持可能导致改革的前提成为某种不可质疑的神话，以致於无条件地相信国家依旧强大和社会依旧弱小，从而忽略了身边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新兴力量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并投身其中。

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认识到，改革的神话已经终结.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是执政者既没有改革的意愿，也失去了单向改革的能力，却垄断着强制资源和关键性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足以窒息这个社会的变革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新兴的民间社会虽然拥有了自为自在的庞大势能，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创造性和活力，却在执政者的压抑下分裂为无数小的碎片，难以立即形成改革的力量，两方面的结果就是没有良性的力量涌现，导致孙立平所谓的社会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学会将眼光朝下朝外，朝向民间.当然，鉴於民间目前的离散局面，要形成力量必须通过联合，而在执政者的强势高压之下，走向联合就离不开抗争。在这个意义上，告别单向改革就意味着走向抗争，并通过抗争形成对体制的压迫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好比是油门和刹车的关系，而合起来就是一种可能的有序变革。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社会走出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