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互联网之福，让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幸拜读到当年风云一时害人无数留下骂名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申再望刊登在2009年10期《党史文苑》的大作《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因为笔者近年对大饥荒研究有兴趣，李井泉又是造成四川1958年到1962年期间，饿死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的主要作俑始者，怀着希望能看到一点说出真话，讲出真相，能有深刻反思，能对受苦受难四川老百姓有忏悔之意的心情，我认真阅读了申的全文。看后大失所望，如鱼鲠在喉，不得不提起笔来驳斥几句。不然，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总是相信党报党刊白纸黑字的人，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没有研读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会真的相信李井泉的真面目如其子所说：“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那就是描假为真，画丑为美也。
我对申再望所罗列的李井泉当年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因而在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不那么感兴趣。对他罗列李井泉多么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子女，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也没有多大兴趣。笔者最为关心的，是一个儿子的笔下，和李井泉最为亲近的人笔下，他在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角色，晚年怎么总结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讲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愧对百姓之声。
官二代，名声赫赫的习近平、薄熙来、刘源等人人皆知，申再望如果他自己不说，我还真孤陋寡闻不知何许人士。在百度上一搜，得来结果如下：申再望，李井泉同志之子。1948年11月生于山西省兴县。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职第一机械工业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从小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所以姓申不姓李。
这简短的履历，说明申再望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出版过几本书，大小算是个知识分子，多年家庭熏陶和受党的教育，他说话的口吻和党史党报惊人的一致。知识分子应以求真为己任，不可人云亦云。如果到今天还要一句带过去“三年自然灾害”的话，就是骗鬼的话，背了了五十年黑锅冤债的老天爷都不答应了。那请申再望拿出自然灾害的具体证据数据来，是全国范围还是个别省地？是旱涝还是病虫害？受灾面积多少？减产多少？据有关气象专家得来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什么叫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什么叫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
大饥荒中四川人民因为李井泉步步紧跟毛的极左路线大炼钢铁、修水库、铁路、工厂，加上瞎指挥、硬性高征购，反瞒产，不许上报不许逃荒，广大农民所付出的代价何止沉重？简直是殍尸遍野民不聊生。大批农民饥饿浮肿，最后活活被饿死，全国饿死三千六百万，其中四川占一千两百万，“独占鳌头”，是当仁不让的“冠军”。这个“勋章”和“奖牌”将永远挂在李井泉胸前，是跑不掉也躲不掉的。即使到了阴曹地府也是罪鬼恶魂。
李井泉有没有因为中央调粮而落泪，我无法判断，要落泪也是鳄鱼的眼泪。申再望希望用“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古诗来博得读者的同情和宽谅。可是中共向来的宣传不都是把暴君和奸臣打扮化妆成“爱民如子”“全心全意为人民”？宣传中捧着饭碗掉眼泪的周恩来，说对不起老百姓，让人饿死，不是在大饥荒中特批粮食给贵州茅台酒酒厂酿造他爱喝的茅台酒，让周边怀仁县饿死四五万人。“鞠躬尽瘁为人民”(《绣金匾》歌词)的好总理接到大饥荒粮食和人口变动表，马上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火化了都不知道是谁的刘少奇说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人相食，我们是要进史的。”但是有多少老百姓还听说过他有关粮食的高论：“农民吃饱了，我们吃什么？工人、解放军、学生、知识分子吃什么？国家建设拿什么搞？”言下之意，农民是不能让吃饱饭的。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争相刊登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记得一部朝鲜电影也有农民拿起饭碗哭的镜头，说金日成都吃的是粗粮)，老百姓一听，深受感动，主席都不吃肉了，咱吃糠咽菜算什么？事实真相是，毛的私人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以素代荤，找来专门师傅给他做由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还有活鱼鲜虾等十几味西餐。老百姓当然听不到伟大领袖的其他语录，比如：“死了人好，死人可以造粪。”“我们准备拿出三亿人打仗。”
就是真的，李井泉几滴眼泪，怎么冲刷他在大饥荒年代犯下的滔天之罪？怎么偿还四川上千万无辜农民的生命？请看看他在那个特殊时期唯毛泽东鞍前马后，对百姓百般欺压的恶行。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饿死了上千万人。
19658年，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一天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得全国冠军。《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他一个暗示，下面闻风而动。
1958年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做为四川省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央的纠偏政策。他在四川说一不二作风专横，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因为他是从“最根本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致使四川的饥荒比其他地方延长一年之久。
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他买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齐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只准谈疫情，不准谈饿死人……
老人小孩饿死无数，适龄妇女绝经子宫下垂，不能怀孕。守着粮仓见死不救。
“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让龙颜喜悦自己平步青云是他唯一在乎的。
什么年代了，搬出《人民日报》吓唬人？凑巧，笔者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形容中国的媒体，首当其冲是《人民日报》：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它舔谁就舔谁。为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推波助澜的是它，把造神运动推到“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也是它，打倒牛鬼蛇神的时它，拨乱反正的也是它。《人民日报》不过是党的喉舌党的宣传工具，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一向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能事，是被阉割的报纸，是中国新闻人的悲哀。
谁不知道，中共高官要人魂归西天后，如果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后人无不避阴大树下，或升官或发财，祖宗三代都幸福，主席的儿子混个省长，省长儿子混个厅长，孙子辈也可以挺起胸脯张开闭口“我爷爷”，白得个少将，光宗耀祖。如果问心无愧心中无私，还需要“全家慎重商量，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吗？不是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何不去问问四川百姓求得一个更“公正的评价”呢？
又是笑话，邓榕能代表国家能代表公正吗？邓家又当主席又当什么会长的儿女会说一个邓的“不”吗？会有斯大林的女儿娜佳.斯维特兰娜，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红色公主”，写斯大林的那种背叛精神吗？会揭露当年四川调粮问题上邓李两人不过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的罪恶行为吗？
由此可见，广大的农民的宝贵生命只是这些政治人物保全个人地位的砝码，让哪里人吃饭不让哪里人吃饭，让哪里人活让哪里人死，都是他们一句话说了算。和邓后来的着名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出一辙，几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私有的，任意取舍的。聪明绝顶的邓公主怎么会承认“我父亲也有责任，他的手上也沾满了四川上千万名饿魂的血”，那不是大大的影响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光辉形像，怎么让一切向前看过上小康日子的老百姓感恩戴德呢？“老爷子”替李井泉说话，其实是为自己说话，为李井泉开罪，是为自己开罪。他不是曾经指示“有些问题放到下世纪再说，先搞经济。”等犯罪的老家伙都死了再说，等中国人被LV被奔驰被香奈儿麻醉了以后再说。邓榕让申再望放心，是为了让自己放心。红二代还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没享受够老子留给的好日子呢。邓榕写邓小平哪里是在写史，不过是歌功颂德，装璜老爹。
申再望搬出共产党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还不够，搬出身份显赫的邓榕公主还不够，还要搬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来为其父李井泉粉饰作证。
傅高义教授有没有这么说过，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有待于笔者进一步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其中一人是说谎者。假如傅高义教授没有说过，那么就是申再望在借他人之口说谎，用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来作伪证。中国有几个人能认识哈佛大学的教授？有几个人能得到签证有钱来美国求证？假如傅高义教授承认的确说过此言，的确对中国的大饥荒抱着“理解”的态度，的确“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千万人的数字”。那么笔者个人认为他就是个混帐教授，没有良知没有道德没有起码人权观念的教授，不尊重历史事实信口胡言的教授。
傅高义教授有没有说过姑且不论，先看看这些观点有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强迫性。”中国的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是谁造成的？又仅仅只是轻描淡写的“困难”吗？做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不需要研究清楚吗？能理解就是能接受能谅解能不受遣责不需要追究吗？
“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
申再望应该是不聋不哑不痴不呆的人。那么请读读中共党史，自己人的话总不会错吧。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某些媒体评论关于党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的宣传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二卷公布的这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两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第二卷中所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然了，共产党的宣传手段总是一点成绩敲锣打鼓天下知，缺点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怕让人看见。
曾经参加《党史》二卷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对《南方周末》说，“在新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的了。”
如果申再望不掩起耳朵捂着眼睛的的话，那么笔者非常愿意为他提供“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得出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字。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墓碑》作者杨继绳综合各类资料，参考国内外人口专家的研究成果，根据各方面的分析和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最后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仅四川一省就占了一千二百万。
再请看看外国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结果：
“算出精确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注意，至今每一步估算都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公布的官方统计。然后，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用这些数据估算出1200万至3000万。但我发现，档案馆内的截至到1961-62年数据，包括由公安局、省委以及很有权力的调查组编辑的资料，与政府公开的数据有极大的差距，相差至少达50%。基于非常细节的研究，我认为3000万或3200万应提升到至少4500万人。”这是香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客的最新结果。记载在他的新书《毛泽东的大饥荒》里。
除此之外，我还要对申再望公布一个数字，就是我母亲这样一个七口之家，就饿死四口人，他们分别是四十二岁的外爷牛志恒，十四岁的二姨牛佛黛，八岁的小舅牛祥娃，还有一个一两岁姓名不清楚的小姨。当然，当年的统计方法有很多，想尽办法尽量减少死亡数字，以保住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地主不算人，小孩不算人，有病的不算等等。
“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
听申再望这意思，全四川人不是白痴就是傻瓜，要么脑残，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把生产的粮食全部上缴，颗粒不剩，自己吃野菜啃树皮。推理下来，不识字没文化的农民也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没人逼没人抢，都是自愿的，自愿饿死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老父老母，甚至自己。一千万人都是心甘情愿被饿死的。其父李井泉是无罪的清白的。
自1958年，全国五风横行，无地不刮，毛泽东亲临过的四川，更是皇恩浩荡，幸福无边。在红人李井泉的主持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吃是人之第一需求，可是硬是被剥夺。因为李井全大搞大食堂，有的农民为吃一顿饭要走十几里路，又常常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扣。饥饿难耐的农民，处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就像牛羊见到青草要吃一样），吃的无非是玉米麦穗等，可这种吃青行为被干部看见，轻则重罚、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至死。
仅举一列，在四川反“瞒产私分”中，1957年，荣县小春征购没有完成，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用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开了一个五级干部会，吊打三十名社队干部，十多人致残，捕了三名公社干部。县委书记说“要粮不要人。”“真的打起人来，不要泼冷水。”“有粮不交者给我打。”会后，各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打人成风。还设有“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代表、劳教、处分，普遍使用肉刑。干部常常扣除社员口粮，甚至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这只是一县一社的状况，但窥一斑而知全豹。
不知道申再望深思了些什么？深思的结果又是什么？他一再强调“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无疑又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前面不是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要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后面又是歌颂李井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了老毛的威望为了老周老邓的威望为了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用不变色，闭口不说一个字。更不要说什么向四川千万饿魂忏悔请罪了。
如果申再望还没有深思清楚李井泉为什么到死“沉默是金”，是他奴才当惯了，跪惯了，主子犯错自己掌脸掌习惯了。是他害怕留下千夫指万人垢的骂名，害怕株连包括申再望这样的孝子，是害怕身后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埋不到大墓巨碑之下。但笔者认为，他是逃不脱的，地狱里的四川饿魂会拿他是问，押上法庭，受到判处。
用网络人士的话做为结束语：历史需要新的突破口，作为当事人，你父亲深知对人民犯下的罪过，死不辩解。作为后人，你们却不甘寂寞，叫嚣个啥！等把你父亲问题说透了，共产党的天下可能就保不住了。
李井泉是历史的罪人，也配被称作“沉默的青山”？
我愿意听到李井泉之子申再望的驳答。
附：《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作者：申再望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20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11月1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分，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渡船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有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二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4军25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砺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3.5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
我对申再望所罗列的李井泉当年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因而在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不那么感兴趣。对他罗列李井泉多么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子女，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也没有多大兴趣。笔者最为关心的，是一个儿子的笔下，和李井泉最为亲近的人笔下，他在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角色，晚年怎么总结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讲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愧对百姓之声。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申再望语）
官二代，名声赫赫的习近平、薄熙来、刘源等人人皆知，申再望如果他自己不说，我还真孤陋寡闻不知何许人士。在百度上一搜，得来结果如下：申再望，李井泉同志之子。1948年11月生于山西省兴县。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职第一机械工业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从小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所以姓申不姓李。
这简短的履历，说明申再望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出版过几本书，大小算是个知识分子，多年家庭熏陶和受党的教育，他说话的口吻和党史党报惊人的一致。知识分子应以求真为己任，不可人云亦云。如果到今天还要一句带过去“三年自然灾害”的话，就是骗鬼的话，背了了五十年黑锅冤债的老天爷都不答应了。那请申再望拿出自然灾害的具体证据数据来，是全国范围还是个别省地？是旱涝还是病虫害？受灾面积多少？减产多少？据有关气象专家得来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什么叫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什么叫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
大饥荒中四川人民因为李井泉步步紧跟毛的极左路线大炼钢铁、修水库、铁路、工厂，加上瞎指挥、硬性高征购，反瞒产，不许上报不许逃荒，广大农民所付出的代价何止沉重？简直是殍尸遍野民不聊生。大批农民饥饿浮肿，最后活活被饿死，全国饿死三千六百万，其中四川占一千两百万，“独占鳌头”，是当仁不让的“冠军”。这个“勋章”和“奖牌”将永远挂在李井泉胸前，是跑不掉也躲不掉的。即使到了阴曹地府也是罪鬼恶魂。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申再望语）
李井泉有没有因为中央调粮而落泪，我无法判断，要落泪也是鳄鱼的眼泪。申再望希望用“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的古诗来博得读者的同情和宽谅。可是中共向来的宣传不都是把暴君和奸臣打扮化妆成“爱民如子”“全心全意为人民”？宣传中捧着饭碗掉眼泪的周恩来，说对不起老百姓，让人饿死，不是在大饥荒中特批粮食给贵州茅台酒酒厂酿造他爱喝的茅台酒，让周边怀仁县饿死四五万人。“鞠躬尽瘁为人民”(《绣金匾》歌词)的好总理接到大饥荒粮食和人口变动表，马上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火化了都不知道是谁的刘少奇说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人相食，我们是要进史的。”但是有多少老百姓还听说过他有关粮食的高论：“农民吃饱了，我们吃什么？工人、解放军、学生、知识分子吃什么？国家建设拿什么搞？”言下之意，农民是不能让吃饱饭的。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争相刊登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记得一部朝鲜电影也有农民拿起饭碗哭的镜头，说金日成都吃的是粗粮)，老百姓一听，深受感动，主席都不吃肉了，咱吃糠咽菜算什么？事实真相是，毛的私人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以素代荤，找来专门师傅给他做由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还有活鱼鲜虾等十几味西餐。老百姓当然听不到伟大领袖的其他语录，比如：“死了人好，死人可以造粪。”“我们准备拿出三亿人打仗。”
就是真的，李井泉几滴眼泪，怎么冲刷他在大饥荒年代犯下的滔天之罪？怎么偿还四川上千万无辜农民的生命？请看看他在那个特殊时期唯毛泽东鞍前马后，对百姓百般欺压的恶行。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饿死了上千万人。
19658年，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一天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得全国冠军。《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他一个暗示，下面闻风而动。
1958年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做为四川省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央的纠偏政策。他在四川说一不二作风专横，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因为他是从“最根本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致使四川的饥荒比其他地方延长一年之久。
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他买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齐饿了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只准谈疫情，不准谈饿死人……
老人小孩饿死无数，适龄妇女绝经子宫下垂，不能怀孕。守着粮仓见死不救。
“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让龙颜喜悦自己平步青云是他唯一在乎的。
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申再望语）
什么年代了，搬出《人民日报》吓唬人？凑巧，笔者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形容中国的媒体，首当其冲是《人民日报》：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它舔谁就舔谁。为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推波助澜的是它，把造神运动推到“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也是它，打倒牛鬼蛇神的时它，拨乱反正的也是它。《人民日报》不过是党的喉舌党的宣传工具，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一向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能事，是被阉割的报纸，是中国新闻人的悲哀。
谁不知道，中共高官要人魂归西天后，如果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后人无不避阴大树下，或升官或发财，祖宗三代都幸福，主席的儿子混个省长，省长儿子混个厅长，孙子辈也可以挺起胸脯张开闭口“我爷爷”，白得个少将，光宗耀祖。如果问心无愧心中无私，还需要“全家慎重商量，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吗？不是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何不去问问四川百姓求得一个更“公正的评价”呢？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申再望语）
又是笑话，邓榕能代表国家能代表公正吗？邓家又当主席又当什么会长的儿女会说一个邓的“不”吗？会有斯大林的女儿娜佳.斯维特兰娜，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红色公主”，写斯大林的那种背叛精神吗？会揭露当年四川调粮问题上邓李两人不过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的罪恶行为吗？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是施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三民回忆，1959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还在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食到北京。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墓碑》p952页）
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基本上是邓小平的原话，当时在场的就是三五个人。李井泉是否给其他书记讲了，我就不知道了。（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由此可见，广大的农民的宝贵生命只是这些政治人物保全个人地位的砝码，让哪里人吃饭不让哪里人吃饭，让哪里人活让哪里人死，都是他们一句话说了算。和邓后来的着名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出一辙，几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私有的，任意取舍的。聪明绝顶的邓公主怎么会承认“我父亲也有责任，他的手上也沾满了四川上千万名饿魂的血”，那不是大大的影响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光辉形像，怎么让一切向前看过上小康日子的老百姓感恩戴德呢？“老爷子”替李井泉说话，其实是为自己说话，为李井泉开罪，是为自己开罪。他不是曾经指示“有些问题放到下世纪再说，先搞经济。”等犯罪的老家伙都死了再说，等中国人被LV被奔驰被香奈儿麻醉了以后再说。邓榕让申再望放心，是为了让自己放心。红二代还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没享受够老子留给的好日子呢。邓榕写邓小平哪里是在写史，不过是歌功颂德，装璜老爹。
申再望搬出共产党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还不够，搬出身份显赫的邓榕公主还不够，还要搬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来为其父李井泉粉饰作证。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申再望语）
傅高义教授有没有这么说过，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有待于笔者进一步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其中一人是说谎者。假如傅高义教授没有说过，那么就是申再望在借他人之口说谎，用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来作伪证。中国有几个人能认识哈佛大学的教授？有几个人能得到签证有钱来美国求证？假如傅高义教授承认的确说过此言，的确对中国的大饥荒抱着“理解”的态度，的确“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千万人的数字”。那么笔者个人认为他就是个混帐教授，没有良知没有道德没有起码人权观念的教授，不尊重历史事实信口胡言的教授。
傅高义教授有没有说过姑且不论，先看看这些观点有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强迫性。”中国的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是谁造成的？又仅仅只是轻描淡写的“困难”吗？做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不需要研究清楚吗？能理解就是能接受能谅解能不受遣责不需要追究吗？
“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
申再望应该是不聋不哑不痴不呆的人。那么请读读中共党史，自己人的话总不会错吧。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某些媒体评论关于党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的宣传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二卷公布的这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两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第二卷中所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然了，共产党的宣传手段总是一点成绩敲锣打鼓天下知，缺点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怕让人看见。
曾经参加《党史》二卷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对《南方周末》说，“在新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的了。”
如果申再望不掩起耳朵捂着眼睛的的话，那么笔者非常愿意为他提供“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得出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字。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墓碑》作者杨继绳综合各类资料，参考国内外人口专家的研究成果，根据各方面的分析和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最后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仅四川一省就占了一千二百万。
再请看看外国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结果：
“算出精确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注意，至今每一步估算都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公布的官方统计。然后，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用这些数据估算出1200万至3000万。但我发现，档案馆内的截至到1961-62年数据，包括由公安局、省委以及很有权力的调查组编辑的资料，与政府公开的数据有极大的差距，相差至少达50%。基于非常细节的研究，我认为3000万或3200万应提升到至少4500万人。”这是香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客的最新结果。记载在他的新书《毛泽东的大饥荒》里。
除此之外，我还要对申再望公布一个数字，就是我母亲这样一个七口之家，就饿死四口人，他们分别是四十二岁的外爷牛志恒，十四岁的二姨牛佛黛，八岁的小舅牛祥娃，还有一个一两岁姓名不清楚的小姨。当然，当年的统计方法有很多，想尽办法尽量减少死亡数字，以保住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地主不算人，小孩不算人，有病的不算等等。
“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
听申再望这意思，全四川人不是白痴就是傻瓜，要么脑残，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把生产的粮食全部上缴，颗粒不剩，自己吃野菜啃树皮。推理下来，不识字没文化的农民也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没人逼没人抢，都是自愿的，自愿饿死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老父老母，甚至自己。一千万人都是心甘情愿被饿死的。其父李井泉是无罪的清白的。
自1958年，全国五风横行，无地不刮，毛泽东亲临过的四川，更是皇恩浩荡，幸福无边。在红人李井泉的主持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吃是人之第一需求，可是硬是被剥夺。因为李井全大搞大食堂，有的农民为吃一顿饭要走十几里路，又常常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扣。饥饿难耐的农民，处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就像牛羊见到青草要吃一样），吃的无非是玉米麦穗等，可这种吃青行为被干部看见，轻则重罚、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至死。
仅举一列，在四川反“瞒产私分”中，1957年，荣县小春征购没有完成，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用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开了一个五级干部会，吊打三十名社队干部，十多人致残，捕了三名公社干部。县委书记说“要粮不要人。”“真的打起人来，不要泼冷水。”“有粮不交者给我打。”会后，各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打人成风。还设有“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代表、劳教、处分，普遍使用肉刑。干部常常扣除社员口粮，甚至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这只是一县一社的状况，但窥一斑而知全豹。
不知道申再望深思了些什么？深思的结果又是什么？他一再强调“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无疑又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前面不是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要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后面又是歌颂李井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了老毛的威望为了老周老邓的威望为了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用不变色，闭口不说一个字。更不要说什么向四川千万饿魂忏悔请罪了。
如果申再望还没有深思清楚李井泉为什么到死“沉默是金”，是他奴才当惯了，跪惯了，主子犯错自己掌脸掌习惯了。是他害怕留下千夫指万人垢的骂名，害怕株连包括申再望这样的孝子，是害怕身后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埋不到大墓巨碑之下。但笔者认为，他是逃不脱的，地狱里的四川饿魂会拿他是问，押上法庭，受到判处。
用网络人士的话做为结束语：历史需要新的突破口，作为当事人，你父亲深知对人民犯下的罪过，死不辩解。作为后人，你们却不甘寂寞，叫嚣个啥！等把你父亲问题说透了，共产党的天下可能就保不住了。
李井泉是历史的罪人，也配被称作“沉默的青山”？
我愿意听到李井泉之子申再望的驳答。
附：《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作者：申再望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20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11月1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分，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渡船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有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二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4军25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砺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3.5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