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代中国亟待张扬自由之权利
80年代以来，人权或公民权的意识悄悄地孕育于人们之心灵，乃至成为一种思潮与运动。这是流淌了无数人(至少是上亿)的鲜血的民族的一种觉醒。到90年代末，人权的观念才开始为中共领导人所接受(标志是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2004年，将“囯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条款列入国家宪法)。不过，中共的首脑人物利用一切机会申明自己特有的人权标准，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权”。笔者认为，按这种解释，政府推出的人权计划未免是望梅止渴，因此必须加以辩明。
第一，为洛克所提出而被世界各国所认同的关于公民的三项基本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一个整体，三者互为条件，不能肢解为首先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如果说，生命权、财产权是生存权的范畴，那么，一个无自由权利的人怎么捍卫他的生命和财产呢!?当政府对公民施以暴政，而公民根本没有防御政府暴行的手段，包括无有批评、控告政府的自由权利，他怎么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呢!?当有人揭发(实际上是诬陷)你是特务、叛徒、反革命(这在运动的年代是家常便饭)，或指控你颠覆政府、或断定你有杀人、盗窃、嫖娼行为时，如果你连申辩的权利也没有，你还能安享正常人的生存权吗?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年代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20世纪的100年中，不论是前50年还是后50年，导致大批大批的中国人丧失生存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政治原因、社会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或自然方面的原因呢?答案自然主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可以想想，即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怎么惨死的呢?因为他首先失去了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其他如胡风、彭德怀、吴晗、储安平、顾准、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等等，皆然也!当刘少奇无端地遭到造反派批斗时，他拿着宪法说，你们对我个人怎么样我无所谓，但我是全国人民选举的国家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其实，刘少奇的话只讲对了一半。国家主席的尊严固然不得侮辱，但普通公民的权利遭到践踏难道就可以“无所谓”吗?实际上，正因为大批大批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可以横遭蹂躏，国家主席才无力抵档这恶流浊浪的袭击，使他的自由、尊严和生命也一概席捲而去。总之，只有当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得以保障时，公民的生存权才无后忧之虑。
第二，公民的生存状况是受到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的，因此，公民在这方面所享受权利的改善有待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公民自然权利的实现则不存在这些条件的限制，它不需要政府做什么，而是只要政府不做什么就可以立即实现。实现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对不同意见不搞“大批判”，不封锁消息，不封杀言路，不建立审查制度，不查封报刊，不开列禁书，不制裁异端，不抓思想犯，不以言入罪，不兴文字狱，……这一切都不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其他如结社自由、信仰自由，人身安全、财产保障等也是如此。总之，涉及到公民自然权利的领域，政府都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就都能实现了。
即使改善公民的生存状况，也往往需要从保障公民权利做起。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长期不得温饱。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迅速脱贫，生存状况很快改变。为什么?因为公社制度束缚了农民手脚，除了把你死死地拴在那块土地上还有什么权利可言!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自由，创业的自由，支配劳动成果的自由，离开土地的自由。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由问题。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能充分发挥每个经济人的潜能，靠了一双“看不见的手”，给经济发展注入永不衰竭的动力。计划经济是官府经济，官僚对复杂经济事务的越俎代庖，使亿万经济人无所事事，除了有一个饿不死的“铁饭碗”，社会经济总是低效率、高浪费。
第三，如果人权只是一个生存权，这等于把人贬之为动物一类了。人与动物之区别，并且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人有自由思想。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给你话，放弃你的自由吧!”这是什么人的逻辑呢?!可是人们的回答却是：“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说，自由比生命、比爱情、比任何物质享受都重要。
80年代以来，人权或公民权的意识悄悄地孕育于人们之心灵，乃至成为一种思潮与运动。这是流淌了无数人(至少是上亿)的鲜血的民族的一种觉醒。到90年代末，人权的观念才开始为中共领导人所接受(标志是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2004年，将“囯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条款列入国家宪法)。不过，中共的首脑人物利用一切机会申明自己特有的人权标准，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权”。笔者认为，按这种解释，政府推出的人权计划未免是望梅止渴，因此必须加以辩明。
第一，为洛克所提出而被世界各国所认同的关于公民的三项基本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一个整体，三者互为条件，不能肢解为首先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如果说，生命权、财产权是生存权的范畴，那么，一个无自由权利的人怎么捍卫他的生命和财产呢!?当政府对公民施以暴政，而公民根本没有防御政府暴行的手段，包括无有批评、控告政府的自由权利，他怎么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呢!?当有人揭发(实际上是诬陷)你是特务、叛徒、反革命(这在运动的年代是家常便饭)，或指控你颠覆政府、或断定你有杀人、盗窃、嫖娼行为时，如果你连申辩的权利也没有，你还能安享正常人的生存权吗?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年代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20世纪的100年中，不论是前50年还是后50年，导致大批大批的中国人丧失生存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政治原因、社会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或自然方面的原因呢?答案自然主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可以想想，即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怎么惨死的呢?因为他首先失去了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其他如胡风、彭德怀、吴晗、储安平、顾准、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等等，皆然也!当刘少奇无端地遭到造反派批斗时，他拿着宪法说，你们对我个人怎么样我无所谓，但我是全国人民选举的国家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其实，刘少奇的话只讲对了一半。国家主席的尊严固然不得侮辱，但普通公民的权利遭到践踏难道就可以“无所谓”吗?实际上，正因为大批大批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可以横遭蹂躏，国家主席才无力抵档这恶流浊浪的袭击，使他的自由、尊严和生命也一概席捲而去。总之，只有当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得以保障时，公民的生存权才无后忧之虑。
第二，公民的生存状况是受到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的，因此，公民在这方面所享受权利的改善有待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公民自然权利的实现则不存在这些条件的限制，它不需要政府做什么，而是只要政府不做什么就可以立即实现。实现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对不同意见不搞“大批判”，不封锁消息，不封杀言路，不建立审查制度，不查封报刊，不开列禁书，不制裁异端，不抓思想犯，不以言入罪，不兴文字狱，……这一切都不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其他如结社自由、信仰自由，人身安全、财产保障等也是如此。总之，涉及到公民自然权利的领域，政府都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就都能实现了。
即使改善公民的生存状况，也往往需要从保障公民权利做起。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长期不得温饱。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迅速脱贫，生存状况很快改变。为什么?因为公社制度束缚了农民手脚，除了把你死死地拴在那块土地上还有什么权利可言!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自由，创业的自由，支配劳动成果的自由，离开土地的自由。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由问题。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能充分发挥每个经济人的潜能，靠了一双“看不见的手”，给经济发展注入永不衰竭的动力。计划经济是官府经济，官僚对复杂经济事务的越俎代庖，使亿万经济人无所事事，除了有一个饿不死的“铁饭碗”，社会经济总是低效率、高浪费。
第三，如果人权只是一个生存权，这等于把人贬之为动物一类了。人与动物之区别，并且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人有自由思想。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给你话，放弃你的自由吧!”这是什么人的逻辑呢?!可是人们的回答却是：“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说，自由比生命、比爱情、比任何物质享受都重要。
“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的《共产党宣言》，也可以说是一篇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宣言。
失去自由，就不再成其为人，这历来为进步思想家所申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如此写道：“作为奴隶，当你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时候，你是不知其甘甜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话，你就会劝我们不仅仅是用投枪，而且要用斧头为自由而战”。但丁在《君道论》中则说：“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恩惠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则如是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帕斯卡说是更简明：“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在中国，则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所谓大丈夫，就是具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人格。此故，陈寅恪提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治学之准则。马寅初为捍卫自己的思想，声明“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老舍、傅雷、邓拓、李达等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劫难中不堪凌辱，以死抗之。中外历史上为自由而战的事例，可歌可泣，不胜枚举，却无有像当代中国那样因无自由而惨死那么多的民族精英。社会进步，来自自由；智慧与创造，来自自由；一切美好的东西，皆为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共乘机举起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争得了民心，成为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须知，凭军事实力共产党是劣势。
扼杀自由正是专制主义的本性。极端专制主义者甚至不仅禁止言论自由，而且不允许有不说话的自由，即保持沉默的自由。如同贡斯当所说，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秘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29也就是当代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说的，它完全剥夺了“无权者的权力”。在那种社会里，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说话，我一定灭亡。”因此，要活命，就得会说谎。社会中生产得最多的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人们习以为常。从那种灾难年月挣扎过来的韦君宜说：“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30 在讲假话成为一种时尚的年代，社会“完全不重视忠城，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尽的精神虐待”31
失去自由，就不再成其为人，这历来为进步思想家所申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如此写道：“作为奴隶，当你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时候，你是不知其甘甜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话，你就会劝我们不仅仅是用投枪，而且要用斧头为自由而战”。但丁在《君道论》中则说：“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恩惠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则如是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帕斯卡说是更简明：“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在中国，则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所谓大丈夫，就是具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人格。此故，陈寅恪提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治学之准则。马寅初为捍卫自己的思想，声明“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老舍、傅雷、邓拓、李达等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劫难中不堪凌辱，以死抗之。中外历史上为自由而战的事例，可歌可泣，不胜枚举，却无有像当代中国那样因无自由而惨死那么多的民族精英。社会进步，来自自由；智慧与创造，来自自由；一切美好的东西，皆为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共乘机举起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争得了民心，成为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须知，凭军事实力共产党是劣势。
扼杀自由正是专制主义的本性。极端专制主义者甚至不仅禁止言论自由，而且不允许有不说话的自由，即保持沉默的自由。如同贡斯当所说，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秘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29也就是当代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说的，它完全剥夺了“无权者的权力”。在那种社会里，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说话，我一定灭亡。”因此，要活命，就得会说谎。社会中生产得最多的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人们习以为常。从那种灾难年月挣扎过来的韦君宜说：“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30 在讲假话成为一种时尚的年代，社会“完全不重视忠城，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尽的精神虐待”31
我们都应当好好想想，没有精神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六、简短的结语
发轫于近代民主的现代民主国家，均视国家权力(公权或国权)为公民所授，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在法律和道德上，均应受到限止，滥用者即受制止；并且，视公民权(私权或民权)不可侵犯与剥夺，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建立了一道法律与舆论的边界(或曰屏障)。政党、社会团体(它们都是利益集团)可参与公权，但不得鲸吞与垄断公权，因而是位于公权之下的社会权力。政党领袖(党魁)为政党之代表，受制于党派，不是驾于党派之上的家长。因此，现代民主国家对于公民、国家、党派与领袖四种政治要素的位置排序是：公民为其首，它是各种政治权力之源，国家为其次，党派为其三，领袖乃为小四子了。乃此，民权高于国权。国权者对外即为主权也，因而也可以说，民权或人权高于主权。在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四种政治要素位置排序则正好相反。领袖为其首，政党为其次，国家为其三，公民为其末了!主权、国权当然高于人权、民权了。改变这种专制主义的政治关系，深信已不会太久。（全文完）
注释：
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页。
2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9页。
3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8页。
4 出处同上，第58页。
5 出处同上，第59页。
6 出处同上，第60页。
7 出处同上，第56页。
8 出处同上，第57页。
9 出处同上，第57页。
10 出处同上，第63页。
11 出处同上，第63页。
12 柏林《两种自由概念》，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5～206页。
13 出处同上，第207～208页。
14 出处同上，第207～208页。
15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载《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321-322页。
16 出处同上，第326页。
17 出处同上，第324页。
1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89页。
19 出处同上，第292～293页。
20 出处同上，第302页。
21 林昭(女)狱中诗句。1957年林昭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发表看法以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以鲜血写成了不少诗文，以示抗议。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遭杀害，年仅35岁。此句引自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玟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玟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22 萨拉斯特罗的殿堂为《魔笛》一剧中描述的炼狱。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8页。
2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27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28 柏林：《两种自由概念》，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190页。
29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4页。
30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31 韦君宜：《思痛录》，第133页。
六、简短的结语
发轫于近代民主的现代民主国家，均视国家权力(公权或国权)为公民所授，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在法律和道德上，均应受到限止，滥用者即受制止；并且，视公民权(私权或民权)不可侵犯与剥夺，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建立了一道法律与舆论的边界(或曰屏障)。政党、社会团体(它们都是利益集团)可参与公权，但不得鲸吞与垄断公权，因而是位于公权之下的社会权力。政党领袖(党魁)为政党之代表，受制于党派，不是驾于党派之上的家长。因此，现代民主国家对于公民、国家、党派与领袖四种政治要素的位置排序是：公民为其首，它是各种政治权力之源，国家为其次，党派为其三，领袖乃为小四子了。乃此，民权高于国权。国权者对外即为主权也，因而也可以说，民权或人权高于主权。在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四种政治要素位置排序则正好相反。领袖为其首，政党为其次，国家为其三，公民为其末了!主权、国权当然高于人权、民权了。改变这种专制主义的政治关系，深信已不会太久。（全文完）
注释：
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页。
2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9页。
3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8页。
4 出处同上，第58页。
5 出处同上，第59页。
6 出处同上，第60页。
7 出处同上，第56页。
8 出处同上，第57页。
9 出处同上，第57页。
10 出处同上，第63页。
11 出处同上，第63页。
12 柏林《两种自由概念》，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5～206页。
13 出处同上，第207～208页。
14 出处同上，第207～208页。
15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载《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321-322页。
16 出处同上，第326页。
17 出处同上，第324页。
1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89页。
19 出处同上，第292～293页。
20 出处同上，第302页。
21 林昭(女)狱中诗句。1957年林昭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发表看法以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以鲜血写成了不少诗文，以示抗议。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遭杀害，年仅35岁。此句引自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玟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玟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22 萨拉斯特罗的殿堂为《魔笛》一剧中描述的炼狱。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8页。
2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27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28 柏林：《两种自由概念》，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190页。
29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4页。
30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31 韦君宜：《思痛录》，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