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监管为腐败提供肥沃土壤

 

　　监管本身需要大量成本。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监管规则以及实施监管，无不需要成本。除了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摆在桌面上的成本，监管还有其他许多成本。首先，它会带来收入的再分配。有许多权力，像创业的权力，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的，但在以审批制的形式交给监管者后，它会带来收入转移。比如说，我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100万，得到你批准还是赚100万。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所以我还得额外“投资”50万。这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如果创业的权力是我的，我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怎样做好企业上，但现在权力到你手里了，我必须贿赂你，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如果我可以直接用钱买你这个权力，还算是好的，但贿赂你还怕人家抓住，所以我还得做好多名堂来掩盖贿赂行为。比如说我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但用汽车零部件怎么贿赂你呢？给现金你又害怕，哪我怎么办呢？我办个桑拿浴吧。然后经常请你去洗桑拿。像这样创造出各种各样变相的贿赂手段，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我用在我事业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将政府监管后造成的这些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固定成本”，是一次性的费用；另一类是监管者每年都要“年检”，因此每年都得交“维持成本”，类似于可变成本。这两部分成本一部分表现为资源、现金的方式，另一部分是时间的形式。两部分的损失都很大，其中时间的损失可能更大。

 

　　监管会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包括事前的防范成本，事中的监督、制约成本和事后的处理成本。为了防范监管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比如说审批，不能在一个部门转，而要经过几道关口，涉及更多部门，免得权力集中，使得有人容易滥用这个权力。据说，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你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约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第二是事中的监督成本，如查账之类。第三是事后的解决成本。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在厦门“远华案”中，有报道说光办事人员一天的吃喝住行就是20多万。

 

　　这些成本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监管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另外，监管导致信誉机制丧失，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如果有信誉，本来我们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监管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某著名跨国公司公司谈到，他们在其他国家做生意，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 “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用于查处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这家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公司，现在可能不投了。

 

　　监管还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其中有一部分税收被作为“租金”转移了，甚至更多地是永远消失了。

 

　　值得警戒的是，监管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监管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监管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的扩大。从长远来看，这势必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监管，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监管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一个问题，而监管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授予监管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的，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监管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监管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1000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2000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2000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1000万。但这样的“帕累托改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3000万、4000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的话，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他自对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利用监管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监管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comple－mentary)，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赂的机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里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互补性、交叉性，左鞋右鞋，胶卷相机，就是这么一种关系。第二，权力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大，对权力的监督就越难，监管者腐败的积极性就越高。好比说监管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监管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审批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监管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监管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监管，监管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为什么越监管，监管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监管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监管，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但他们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得不完善，监管是多么得好，多么得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监管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如果说地方政府保护的真是地方利益，那么地方老百姓愿意将棉花、粮食卖给别的地方时，它为什么不让？武汉市民买桑塔那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

 

　　监管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监管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监管“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证明好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监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监管。仅这一条就使得监管完全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