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二
笔者在本系列之一上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是精神上的，理念上的，以及对未来社会演进发展道路的抉择，而不是实质性的，不是社会现实的，不是迫在眉睫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这样，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在哪里？
首先，中国是世界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世界安全格局主要是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的，他们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能够否决其他任何国家和一切国家提出来的动议，因此，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对他们这些国家本身发起动议，尤其不要说对他们发起战争。这样，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的革命、变革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外国是不会干涉的，何况中国还有大量核武器，谁敢来管？所以，恰如苏联的崩溃是全体苏联人民自己完成的一样，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唱主角。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早已说过。
其次，中国独立性极强，有自己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又以君王为中心，君王则有数千年沿续的“法统”，辅助君王法统的还有儒家的学统，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道统。由此构成的超稳定的专制体系并没有被中共的革命否弃，相反却名亡实存！中共成立伊始靠“砸烂孔家店”起家，夺权之初号称“与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但他们的做法和楚霸王项羽“火烧阿房宫”后立即在彭城给自己建王宫并无二致。毛泽东一生不遗余力的辱骂孔夫子，让他决定国旗方案，他还是选了五星红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毛泽东的精神仍然完全被儒学桎梏的最好表征。无论毛泽东还是中共，都不过是些小毛猴子，再怎么会翻筋斗，也翻不出孔老二的手心，其结果，政权稳固并且传到“江三世”以后，还是公开宣称要搞“德治”了！
再次，中国人口极多，独立之士极少，独立精神极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近百年的革命把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革掉了，但是，不仅中国当局的专制传统至今一以贯之，中国民间精神很大程度上也还被臣民心态占据，让全民摆脱臣民心态而具有公民意识，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个极为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虽有十几亿人口，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独立意志，勇于为众献身的人却寥若晨星。
正因此，日前青年思想家韩寒谈革命时说：“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面对这种政权和社会心态，别说真正的全民民主革命难以发生，就是发生了由少数勇士发起的革命，革命后结果会怎样也难以逆料——多半一如既往被暴力夺权者暴力掌权。
当然，以上三点是人所共见，构不成说明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作用有限的强有力论据。
在我看来，具体的说无论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还是其他的重大国际事件，对中国民主化的直接带动作用都会非常有限，决定性的原因非如上述，有更关键的方面。
这个更关键的方面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有着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统治结构。一切专制政权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统治多数人。但是，统治集团的人数多少，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强弱，统治能力的高下，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灵活与否等等，是有极大差别的。从这些方面说，中国统治者相较于他国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方面和以上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就使当代中国的专制统治获得了超稳定性。
1、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
首先我们来看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人数，或者说统治集团能够凝聚到一起自愿为其维持统治服务的人口比例有多大，这涉及到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不一样。
这样，无论中国独裁者怎么丧失人心，自愿支持它的既得利益者总不会少，所以，我们更需要看的是后者。虽然我们不可能获得定性分析的材料，但是，直观情况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致范围。首先，“文革”的派斗曾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那就是“人民文革”即各地民众乘毛泽东允许民众反对除他为首的一小撮最高统治者之外的一切中共官僚之机奋起反抗中共统治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人数比例。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其实正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其自认为有期权者，这种人在当时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相反，高潮时期“造反派”的支持者一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当然，人们支持造反派并非造反派有什么治国利民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对中共统治极其不满。几十年过去，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今天当局的社会基础因此明显收窄，因为有期权者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如此，我们计算一下其可能的社会基础，还是达到10%左右。集合概念的性质和其中的个体可能不同，但做宏观考察时个体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观之，首先中共的八千万党员是其最重要的基础。
其二，依附于中共才能确保特殊利益的人群，既有他们的亲属、勾结他们发财的商人，也有很多黑恶势力，特别是在基层政府周边，黑恶势力为虎作伥是人所不争的事实。例如我于2011年8月30日在武汉市洪山区白马馨居买的房，9月7日就被当局让该地大队书记的小舅子上门强行要回去，此人正是当地一霸，开口就是“我们就是社会渣滓，政府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做到。”
其三，由于当局的利益导向和社会的个人利益至上风气合流，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后备知识精英往往有奶便是娘，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泯灭良知，乃至不仅每年“考官”人数多得不成比例，连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志向都是“做贪官”！这些人自然和清末废科举时的秀才们一样，本能的要为延续那种能给他们带来做官、做贪官的制度效力。所以，今日中国从个人人数上说，强烈希望维持现状的人还是数以亿计，占着人口一成以上的比例，而且在社会中他们拥有强大的地位优势、金钱优势、知识优势、组织优势。当然，这种情况在一切独裁政权统治下都是类似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一党专政有着比个人独裁牢固得多的这种基础。个人独裁不仅令人民憎恨也往往令统治集团无法容忍，尽管是毛泽东带着中共暴力夺取政权的，包括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基础都要比今天的中国一党独裁的基础差得多，因为毛泽东的利益和几乎所有中共高官的利益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至于这些年来完成民主转型的世界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相反，今日中共上下无论怎么离心离德，在只有维持一党独裁才能确保各自的非法利益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远比其他独裁国家强大，是它更易于维持的首要条件。
2、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之强没有其他国家可比
自古以来，一切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独裁统治都有一个核心集团，这个集团的大小强弱发展演化壮大衰微决定着这个统治集团的命运。自从毛泽东搞“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后，中共就形成了一个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独一无二的从顶层延伸到底层的核心集团。1949年前的夺权之路上，这个核心集团建立了一个以几个建党元老，几百个早期活动家，上万个老红军，几十万个抗日军人，上百万个“解放牌”的军政金字塔，而且相对于统治而言有一定相对合理的知识比例知识结构。这个结构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后就人员组成而言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其功能机制始终如一，不管它在信仰、政策方面怎么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共存共荣、唯我独尊始终如一。作为一个特权共同体，加入它意味着基本生存有了保证不说，而且拿到了升官发财的门票，就算违法犯罪，它也是再好不过的保护伞，一般只需要“家法处理”，这样，相应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有着一个极为强大的组织基础。
3、今日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小毛泽东
不惜强力维持现状的当权者状况也和其他独裁国家不同。从今天们来说，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也不同，中共上下主张并且实施暴力维稳的独裁者太多了！毛泽东是独夫民贼孤家寡人，北京调动一个连队都要通过他，邓小平则依靠“八老”和中顾委一起来确保太上皇地位。今天的中国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大小毛泽东不计其数——各地滥用警力拆房占地镇压罢工就是其表征。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不愿意逼反大众，因此一再提倡“和谐”，声称要“讲正气”，乃至不时还唱唱“要主持公平正义”的高调，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往往既不拍引起公愤，也不惜动用武力镇压，这种情况下，地方绑架中央已经成为常态，因为一个地方的贪官激起民变以后，中央不尽快镇压就会传播到其他地方，为了避免局面不可收拾，中央没法不对各地镇压民变表示支持。这不是为中央政权开脱，中央也有它需要镇压的时候，镇压起来也更加残酷，但它主要针对政治性的，全局性的，它绝不希望各地政府激起民变再去镇压，因为这对它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般独裁国家没有的局面，那就是中央地方利益脱节，各有强力维持独裁的需要，利益交换使得中央地方狼狈为奸，对中国的和平转型以及国际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的阻力都加大了。
4、超级国家机器
中共当局建立了空前绝后的超级国家机器。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掌控能力，中共当局不惜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政府，这里，仅凭记忆举出的数值不会准确，但严重到这种地步本身已经不需要准确资料了！那就是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25，也就是说二十几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官员和他的家人！在此基础上，当然还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警察、司法以及其他强力部门。相应的，这个超级国家机器有着世界上最凶恶的吸血——财政搜刮能力，实行着世界上最荒唐的党管国库的制度，挥霍着世界上最大量的税金，从而保障了它的镇压、收买政策所需要的庞大财力。它之所以迄今为止还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花大钱运转这个恐龙型的国家机器，则又因为它的幸运——碰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所以每年新增的花费总是可以从新增加的税收中开支，而不需要直接从加强对民众的盘剥入手，这样一来，在税收高速增长停滞倒退之前，它始终可以为所欲为！
5、舆论控制能力
毛泽东当年就强烈的认识到全盘控制舆论的重要，把它作为“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几十年来，中共在舆论的控制上从来不惜工本，虽被迫有限的放开了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但也从来没有任其自由发展，网警和五毛成天忙乎无孔不入，基本上足以切断任何重大消息，使之无法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至于传统媒介（主流媒体）更是严防死守寸步不让，与此同时也注意不时敞开一点点通气孔以减轻压力。人所共知，当局对这方面的控制不遗余力，也可以从它花几百亿元打造面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品牌见出。最近有资料表明，当局已经通过中东波进一步认识到舆论掌控能力是专制政权的命门，故正在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尤其是舆论的微调能力。这种情况，使它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抵御民主冲击波，使它一千次一万次阻止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蔓延开来。
除了统治结构之外，实施统治的柔性系统也绝非其他专制国家可比。
这里可以指出的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能力极强
苏联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阿拉伯国家多数只信仰伊斯兰教，这样，他们的统治者一旦离开了传统的思想控制手段，民众就摆脱了原先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则不同。自古就有着兼收并蓄的传统，虽以儒家为主，并不排斥老佛和其他宗教，只要统治者可以把它们为我所用就行。到了中共，暴力夺权前后58年中一直冒充最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走资派”一复辟，“改革开放”这个策略就替代了传统意识形态，接着把“真金白银”“得实惠”当着蒙哄民众的诱饵，到举国上下都发现中共及其子弟才是最大的受惠者，而且抢完富人抢穷人时，他们又把古今中外一切可以用来维持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宗教都利用上了！一如民间段子的概括：“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和你装孙子”。说白了，中共虽然靠最严格的意识形态起家，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原则可讲的，随着统治的延续，它自己成了其早年革命的对象——大地主（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大资本家，也出卖了自己的一切信仰、主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它用这些极尽无赖的做法配合空前强大的国家暴力和全方位的主流媒体控制，躲过了一劫又一劫，目前看来，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时间。
2、统治方式变迁的幸运
通常人们都看到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一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统治能力高明带来的幸运的一面。早年的全面专政毁弃了中国的全部传统的精神资源，到“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也低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其结果正和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帝国汉王朝的武帝死后一样“劳民易抚”，前头的残酷统治正好为后头的“与民休息”打下了基础，很多年里，人民必须慢慢恢复生机，统治者也借此完成了从军事精英到技术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代际过渡。
3、高明的应变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当局对民众的反抗也从一刀切的镇压改为精细化的恩威并用，再加上不断地一点点让步，从而使大局面一直在其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马基亚福利《君王论》里的手段被当局发挥的淋漓尽致，如“坏事（六四大屠杀）一次做绝，好处要一点点的给”，“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越到后来越采取柔性化为主的方式，尽可能的收买、软化、吓阻、分化、遏制民间的反抗，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极个别主要反对派领袖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完全杜绝了反对派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反抗运动的联系，使中国的反对运动头脑和身躯一直处于分离状况，从而无法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如此等等。
此外，当局可以借助来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和机遇也特别好。在这方面，首先是美国政客的短视和畏惧使中共坐大。比如，美国政客一开始就没有料到它们会面对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样，总是一厢情愿的把中共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有时是为了美国国家的当前利益，更多的则是美国总统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比如，1948年毛泽东准备打过长江斯大林就极力反对拍美国介入引起世界大战，结果美国果然如毛泽东愿没有把中共拦截在江北。再如尼克松为了遏制苏联居然跑来朝拜毛泽东！由于没有一个美国政客预见到中共会是比苏联更可怕的对手，也就始终对中共采取投机政策。于是，布什在六四后立即派人对邓小平进行认可，克林顿违背竞选承诺给中共最惠国待遇，小布什丝毫没有考虑对付中共，却要在民主化的俄罗斯门口部署反导系统从而把它推进中共的怀抱，加上三十年来为了使用廉价商品不惜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使中共掌握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外汇——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就这样，中共终于坐大为可以和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统治者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中共的运气实在太好，当其在穷山沟流窜之时，何曾想到会有这么顺风顺水的命运！
中共的统治，机遇之好的另一个佐证是，本来它按自己立党宗旨——共产主义公有制——是绝对无法获得经济成就的，但是，在它因为搞那一套把中国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被迫求助市场经济时，居然把全世界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管理、技术全部都择优用上了，从而走捷径发展生产，使中国经济坐上了超常规高速发展的独轮车！这样，仅仅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它就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不可遏制的经济活力，从而使中共完全摆脱了为财政枯竭、民生凋敝、国势不振的烦恼，相反，可以时不时的在国际社会做“散财童子”，甚至以“崛起的大国”对世界呲牙咧嘴了！
以上情况分开来看都是老生常谈，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在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中国会不受其影响——这是因为在当代世界的专制政权中，中共的专制是太有中国特色了！这些特色迄今为此使它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统治者，它无疑还可以躲过许多劫。所以，轻言它的统治崩溃是会失望的，是会失误的。
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使中共比任何其他专制政权站得更牢；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之强没有其他国家可比，使中共更不容易被外力摧毁；今日中国已有成千上万个毛泽东，使它的强力镇压日常化；超级国家机器使它对反对派的打压无处不在，相反，反对派的成长也就格外艰难；舆论控制能力极强，使人民无法迅速有效的凝聚。此外，加上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能力极强、统治方式变迁的幸运并具有高明的应变能力，再加上本文开篇指出的国际帮助的局限，历史原因造成的惯性，以及中国社会大众因种种原因（民族心理积淀、专制高压、共产主义道德破产造成的伦理真空）而缺乏独立精神和公益精神，就使得比起其他国家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特别特别艰难，乃至一波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社会的直接影响都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既不要指望从国外直接输入民主，也不能指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浪潮可以直接席卷整个中国。不过，我们正视以上事实，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共统治的万寿无疆，更不是认为它有什么合法性，而是希望客观正确的认识它的发展规律，并且更快的把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笔者在本系列之一上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是精神上的，理念上的，以及对未来社会演进发展道路的抉择，而不是实质性的，不是社会现实的，不是迫在眉睫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太特殊了，这样，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内政的直接影响，通常都微不足道。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在哪里？
首先，中国是世界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世界安全格局主要是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的，他们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能够否决其他任何国家和一切国家提出来的动议，因此，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对他们这些国家本身发起动议，尤其不要说对他们发起战争。这样，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的革命、变革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外国是不会干涉的，何况中国还有大量核武器，谁敢来管？所以，恰如苏联的崩溃是全体苏联人民自己完成的一样，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唱主角。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早已说过。
其次，中国独立性极强，有自己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又以君王为中心，君王则有数千年沿续的“法统”，辅助君王法统的还有儒家的学统，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道统。由此构成的超稳定的专制体系并没有被中共的革命否弃，相反却名亡实存！中共成立伊始靠“砸烂孔家店”起家，夺权之初号称“与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但他们的做法和楚霸王项羽“火烧阿房宫”后立即在彭城给自己建王宫并无二致。毛泽东一生不遗余力的辱骂孔夫子，让他决定国旗方案，他还是选了五星红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毛泽东的精神仍然完全被儒学桎梏的最好表征。无论毛泽东还是中共，都不过是些小毛猴子，再怎么会翻筋斗，也翻不出孔老二的手心，其结果，政权稳固并且传到“江三世”以后，还是公开宣称要搞“德治”了！
再次，中国人口极多，独立之士极少，独立精神极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近百年的革命把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革掉了，但是，不仅中国当局的专制传统至今一以贯之，中国民间精神很大程度上也还被臣民心态占据，让全民摆脱臣民心态而具有公民意识，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个极为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虽有十几亿人口，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独立意志，勇于为众献身的人却寥若晨星。
正因此，日前青年思想家韩寒谈革命时说：“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面对这种政权和社会心态，别说真正的全民民主革命难以发生，就是发生了由少数勇士发起的革命，革命后结果会怎样也难以逆料——多半一如既往被暴力夺权者暴力掌权。
当然，以上三点是人所共见，构不成说明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作用有限的强有力论据。
在我看来，具体的说无论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还是其他的重大国际事件，对中国民主化的直接带动作用都会非常有限，决定性的原因非如上述，有更关键的方面。
这个更关键的方面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有着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统治结构。一切专制政权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统治多数人。但是，统治集团的人数多少，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强弱，统治能力的高下，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灵活与否等等，是有极大差别的。从这些方面说，中国统治者相较于他国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方面和以上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就使当代中国的专制统治获得了超稳定性。
1、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
首先我们来看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人数，或者说统治集团能够凝聚到一起自愿为其维持统治服务的人口比例有多大，这涉及到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不一样。
这样，无论中国独裁者怎么丧失人心，自愿支持它的既得利益者总不会少，所以，我们更需要看的是后者。虽然我们不可能获得定性分析的材料，但是，直观情况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致范围。首先，“文革”的派斗曾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那就是“人民文革”即各地民众乘毛泽东允许民众反对除他为首的一小撮最高统治者之外的一切中共官僚之机奋起反抗中共统治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人数比例。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其实正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其自认为有期权者，这种人在当时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相反，高潮时期“造反派”的支持者一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当然，人们支持造反派并非造反派有什么治国利民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对中共统治极其不满。几十年过去，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今天当局的社会基础因此明显收窄，因为有期权者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如此，我们计算一下其可能的社会基础，还是达到10%左右。集合概念的性质和其中的个体可能不同，但做宏观考察时个体的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观之，首先中共的八千万党员是其最重要的基础。
其二，依附于中共才能确保特殊利益的人群，既有他们的亲属、勾结他们发财的商人，也有很多黑恶势力，特别是在基层政府周边，黑恶势力为虎作伥是人所不争的事实。例如我于2011年8月30日在武汉市洪山区白马馨居买的房，9月7日就被当局让该地大队书记的小舅子上门强行要回去，此人正是当地一霸，开口就是“我们就是社会渣滓，政府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做到。”
其三，由于当局的利益导向和社会的个人利益至上风气合流，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后备知识精英往往有奶便是娘，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泯灭良知，乃至不仅每年“考官”人数多得不成比例，连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志向都是“做贪官”！这些人自然和清末废科举时的秀才们一样，本能的要为延续那种能给他们带来做官、做贪官的制度效力。所以，今日中国从个人人数上说，强烈希望维持现状的人还是数以亿计，占着人口一成以上的比例，而且在社会中他们拥有强大的地位优势、金钱优势、知识优势、组织优势。当然，这种情况在一切独裁政权统治下都是类似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一党专政有着比个人独裁牢固得多的这种基础。个人独裁不仅令人民憎恨也往往令统治集团无法容忍，尽管是毛泽东带着中共暴力夺取政权的，包括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基础都要比今天的中国一党独裁的基础差得多，因为毛泽东的利益和几乎所有中共高官的利益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至于这些年来完成民主转型的世界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相反，今日中共上下无论怎么离心离德，在只有维持一党独裁才能确保各自的非法利益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远比其他独裁国家强大，是它更易于维持的首要条件。
2、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之强没有其他国家可比
自古以来，一切暴力夺权暴力掌权的独裁统治都有一个核心集团，这个集团的大小强弱发展演化壮大衰微决定着这个统治集团的命运。自从毛泽东搞“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后，中共就形成了一个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独一无二的从顶层延伸到底层的核心集团。1949年前的夺权之路上，这个核心集团建立了一个以几个建党元老，几百个早期活动家，上万个老红军，几十万个抗日军人，上百万个“解放牌”的军政金字塔，而且相对于统治而言有一定相对合理的知识比例知识结构。这个结构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后就人员组成而言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其功能机制始终如一，不管它在信仰、政策方面怎么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共存共荣、唯我独尊始终如一。作为一个特权共同体，加入它意味着基本生存有了保证不说，而且拿到了升官发财的门票，就算违法犯罪，它也是再好不过的保护伞，一般只需要“家法处理”，这样，相应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有着一个极为强大的组织基础。
3、今日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小毛泽东
不惜强力维持现状的当权者状况也和其他独裁国家不同。从今天们来说，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也不同，中共上下主张并且实施暴力维稳的独裁者太多了！毛泽东是独夫民贼孤家寡人，北京调动一个连队都要通过他，邓小平则依靠“八老”和中顾委一起来确保太上皇地位。今天的中国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大小毛泽东不计其数——各地滥用警力拆房占地镇压罢工就是其表征。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不愿意逼反大众，因此一再提倡“和谐”，声称要“讲正气”，乃至不时还唱唱“要主持公平正义”的高调，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往往既不拍引起公愤，也不惜动用武力镇压，这种情况下，地方绑架中央已经成为常态，因为一个地方的贪官激起民变以后，中央不尽快镇压就会传播到其他地方，为了避免局面不可收拾，中央没法不对各地镇压民变表示支持。这不是为中央政权开脱，中央也有它需要镇压的时候，镇压起来也更加残酷，但它主要针对政治性的，全局性的，它绝不希望各地政府激起民变再去镇压，因为这对它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般独裁国家没有的局面，那就是中央地方利益脱节，各有强力维持独裁的需要，利益交换使得中央地方狼狈为奸，对中国的和平转型以及国际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的阻力都加大了。
4、超级国家机器
中共当局建立了空前绝后的超级国家机器。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掌控能力，中共当局不惜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政府，这里，仅凭记忆举出的数值不会准确，但严重到这种地步本身已经不需要准确资料了！那就是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25，也就是说二十几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官员和他的家人！在此基础上，当然还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警察、司法以及其他强力部门。相应的，这个超级国家机器有着世界上最凶恶的吸血——财政搜刮能力，实行着世界上最荒唐的党管国库的制度，挥霍着世界上最大量的税金，从而保障了它的镇压、收买政策所需要的庞大财力。它之所以迄今为止还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花大钱运转这个恐龙型的国家机器，则又因为它的幸运——碰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所以每年新增的花费总是可以从新增加的税收中开支，而不需要直接从加强对民众的盘剥入手，这样一来，在税收高速增长停滞倒退之前，它始终可以为所欲为！
5、舆论控制能力
毛泽东当年就强烈的认识到全盘控制舆论的重要，把它作为“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几十年来，中共在舆论的控制上从来不惜工本，虽被迫有限的放开了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但也从来没有任其自由发展，网警和五毛成天忙乎无孔不入，基本上足以切断任何重大消息，使之无法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至于传统媒介（主流媒体）更是严防死守寸步不让，与此同时也注意不时敞开一点点通气孔以减轻压力。人所共知，当局对这方面的控制不遗余力，也可以从它花几百亿元打造面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品牌见出。最近有资料表明，当局已经通过中东波进一步认识到舆论掌控能力是专制政权的命门，故正在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尤其是舆论的微调能力。这种情况，使它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抵御民主冲击波，使它一千次一万次阻止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蔓延开来。
除了统治结构之外，实施统治的柔性系统也绝非其他专制国家可比。
这里可以指出的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能力极强
苏联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阿拉伯国家多数只信仰伊斯兰教，这样，他们的统治者一旦离开了传统的思想控制手段，民众就摆脱了原先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则不同。自古就有着兼收并蓄的传统，虽以儒家为主，并不排斥老佛和其他宗教，只要统治者可以把它们为我所用就行。到了中共，暴力夺权前后58年中一直冒充最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走资派”一复辟，“改革开放”这个策略就替代了传统意识形态，接着把“真金白银”“得实惠”当着蒙哄民众的诱饵，到举国上下都发现中共及其子弟才是最大的受惠者，而且抢完富人抢穷人时，他们又把古今中外一切可以用来维持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宗教都利用上了！一如民间段子的概括：“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和你装孙子”。说白了，中共虽然靠最严格的意识形态起家，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原则可讲的，随着统治的延续，它自己成了其早年革命的对象——大地主（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大资本家，也出卖了自己的一切信仰、主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它用这些极尽无赖的做法配合空前强大的国家暴力和全方位的主流媒体控制，躲过了一劫又一劫，目前看来，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时间。
2、统治方式变迁的幸运
通常人们都看到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一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统治能力高明带来的幸运的一面。早年的全面专政毁弃了中国的全部传统的精神资源，到“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也低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其结果正和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帝国汉王朝的武帝死后一样“劳民易抚”，前头的残酷统治正好为后头的“与民休息”打下了基础，很多年里，人民必须慢慢恢复生机，统治者也借此完成了从军事精英到技术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代际过渡。
3、高明的应变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当局对民众的反抗也从一刀切的镇压改为精细化的恩威并用，再加上不断地一点点让步，从而使大局面一直在其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马基亚福利《君王论》里的手段被当局发挥的淋漓尽致，如“坏事（六四大屠杀）一次做绝，好处要一点点的给”，“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越到后来越采取柔性化为主的方式，尽可能的收买、软化、吓阻、分化、遏制民间的反抗，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极个别主要反对派领袖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完全杜绝了反对派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反抗运动的联系，使中国的反对运动头脑和身躯一直处于分离状况，从而无法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如此等等。
此外，当局可以借助来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和机遇也特别好。在这方面，首先是美国政客的短视和畏惧使中共坐大。比如，美国政客一开始就没有料到它们会面对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样，总是一厢情愿的把中共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有时是为了美国国家的当前利益，更多的则是美国总统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比如，1948年毛泽东准备打过长江斯大林就极力反对拍美国介入引起世界大战，结果美国果然如毛泽东愿没有把中共拦截在江北。再如尼克松为了遏制苏联居然跑来朝拜毛泽东！由于没有一个美国政客预见到中共会是比苏联更可怕的对手，也就始终对中共采取投机政策。于是，布什在六四后立即派人对邓小平进行认可，克林顿违背竞选承诺给中共最惠国待遇，小布什丝毫没有考虑对付中共，却要在民主化的俄罗斯门口部署反导系统从而把它推进中共的怀抱，加上三十年来为了使用廉价商品不惜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使中共掌握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外汇——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就这样，中共终于坐大为可以和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统治者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中共的运气实在太好，当其在穷山沟流窜之时，何曾想到会有这么顺风顺水的命运！
中共的统治，机遇之好的另一个佐证是，本来它按自己立党宗旨——共产主义公有制——是绝对无法获得经济成就的，但是，在它因为搞那一套把中国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被迫求助市场经济时，居然把全世界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管理、技术全部都择优用上了，从而走捷径发展生产，使中国经济坐上了超常规高速发展的独轮车！这样，仅仅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它就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不可遏制的经济活力，从而使中共完全摆脱了为财政枯竭、民生凋敝、国势不振的烦恼，相反，可以时不时的在国际社会做“散财童子”，甚至以“崛起的大国”对世界呲牙咧嘴了！
以上情况分开来看都是老生常谈，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在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中，中国会不受其影响——这是因为在当代世界的专制政权中，中共的专制是太有中国特色了！这些特色迄今为此使它躲过了一劫又一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统治者，它无疑还可以躲过许多劫。所以，轻言它的统治崩溃是会失望的，是会失误的。
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使中共比任何其他专制政权站得更牢；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之强没有其他国家可比，使中共更不容易被外力摧毁；今日中国已有成千上万个毛泽东，使它的强力镇压日常化；超级国家机器使它对反对派的打压无处不在，相反，反对派的成长也就格外艰难；舆论控制能力极强，使人民无法迅速有效的凝聚。此外，加上统治者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能力极强、统治方式变迁的幸运并具有高明的应变能力，再加上本文开篇指出的国际帮助的局限，历史原因造成的惯性，以及中国社会大众因种种原因（民族心理积淀、专制高压、共产主义道德破产造成的伦理真空）而缺乏独立精神和公益精神，就使得比起其他国家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特别特别艰难，乃至一波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社会的直接影响都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既不要指望从国外直接输入民主，也不能指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浪潮可以直接席卷整个中国。不过，我们正视以上事实，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共统治的万寿无疆，更不是认为它有什么合法性，而是希望客观正确的认识它的发展规律，并且更快的把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