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国内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约我写一篇文章，为了能顺利登出，我已写得尽量克制，当夜值班总编经再三斟酌，决定“暂缓”发表，理由是哈维尔其人还是过于敏感了，有可能会刺激当局。这是一种内化的恐惧，已经渗透于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尽量的避免得罪当局，回避说出真实，这样的恐惧在哈维尔笔下早就有过深入底里的表达。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在给胡萨克总统的那封公开信中说：
深刻表述极权社会的恐惧
“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做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来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拿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那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全社会弥漫着空洞、虚假、谎言和阴郁的空气，处在僵化的后极权控制之下，人们虽然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自由，但是却没有任何精神上自由呼吸的空间。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中国，人们生活在“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只允许国人关心物质层面的东西，把人降低到一种形而下的存在状态。在翻来覆去的庸常生活当中，恐惧、冷漠、麻木、乏味、无聊吞噬着整个民族的精神，灵魂仿佛都被抽空了。
很遗憾，在“后极权”的中国，没有产生类似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具备这样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同时又有穿透现实的超凡洞察力，并且用一种独特的、极富概括力的语言表达出来，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被暴力或潜在的暴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民族却找不到最准确、最具有穿透力的语言，与这个空前压抑的时代构成对抗。
哈维尔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因为他参与领导的天鹅绒革命终结了捷克共产极权，也不仅是他一直关心、支持中国民主进程和人权状况，更重要的是他对“后极权”的思考、他的语言对于中国的转型同样适用。
重视语言在历史上的神秘力量
“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呈现了他的观察、感受和思考，不仅字字句句闪动着批判的锋芒，而且蕴含着通往未来健康社会的新因素，这些语言的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这是站在他对面的庞然大物难以想像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新语言提供了新的起点。事实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德国书商协会给他颁发和平奖，他被阻止出国领奖，他提交的书面致辞主题就是语言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
他说，“言词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宇宙生命形态的本质。精神、人的心灵、自我意识、概念思维及归纳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我们的处所的能力、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以及在这种认知下继续活下去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以言词为介质、甚或是由言词所创造出来的吗？”
语言如同光，新的语言一经产生，就会照亮黑暗。哈维尔的语言将在封闭、僵化的捷克社会掀动历史的波澜，虽然当时未必有人意识到。他深知语言是万物之始，同时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验”、“圈套与测试”，有些词汇此刻是谦卑，另一刻就会变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警觉。
他当然没有天真地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天良发现之上，更不会认为他提出的问题立马会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回应，但他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直面真实，就可以捅破一个被谎言、虚假统治的世界，他相信道德可以击穿时代的不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在现实的沉闷和压抑当中需要“第二口气”，他在真实中得见光，可以照亮内心的幽暗。这些文字意味着剧作家的哈维尔开始向思想家的哈维尔发生转变，他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病灶，并以难以辩驳的缜密的表述，将时代的真实处境阐释出来。
政治应该从良心出发
一九七七年，他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如此分析：“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一贯的逻辑来审视我们的处境，根据全球性的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比传统政治要深刻的多，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思考的走向。”
我们常常习惯了傲慢权力主导的谎言和虚假，在恐惧之下，久而久之，默认了这种恐惧，渐渐被空洞的废话、大话操控，在恐惧划定的圈圈里打转，哪怕在思想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极权社会”的统治与极权社会不同，他不是建立在完全的暴力控制之上，而是借助一套渐渐褪色的意识形态话语，加上心照不宣的利益分配暗示而维持的，人人知道反抗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在更多的时候回避反抗。但是这套把戏有如“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标语，不能将它戳穿。一旦哈维尔站出来，将它戳穿，那个把戏就原形毕露了。
在哈维尔的表述当中，最具中心地位的关键词乃是良心，它不仅是与强权分庭抗礼的利器，更是值得人类守护的永恒价值。《七七宪章》首先是他和一批知识分子表达良心的一份文献，虽然它指向权力的傲慢，但没有任何取而代之的意思，它重申的只是良心自由，及人类基本的权利与尊严。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他认为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这样的政治不是基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而是本着良心：“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从良心出发，“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改变：无权者也需要承担责任
在天鹅绒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的良心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事实上官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动，同样触动着官方的神经，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换言之，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份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这才是他愿意参与的政治，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良心与责任感。
中国今天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当局用暴力与谎言掌控社会的企图，与民众寻求自我解放的愿望之间，每一天都在发生冲突，当局的维稳手段不断强化，赤裸裸的暴力不断登场，手无寸铁的民众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与之对抗，唯一可以秉持的也就是良心。
二○○三年二月，哈维尔在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告别演说，再次提及良心：“有时候我会犯错，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总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职务时的誓言——信守我的认知与良心。”十三年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作为一个剧作家，成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设计。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良心和认知，负责任的行事，最终踏上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让人类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一个干净的、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中国的现实远比当年的捷克复杂、艰难，我们有深厚肥沃的专制土壤，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久远传统，今天我们需要寻求一条从良心出发、告别恐惧的新路，这是一条古老民族没有走过的现代道路，哈维尔的精神资源和他的示范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