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村，这个在普通地图上用放大镜也不好找的地方。数月前还根本不为一般人所知，而今却已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媒体聚光的焦点。这到不仅是因为那里自2010年9月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被官方故意语焉不详地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抗争。在中国大陆每年这样群众性的抗议、抗争数以十万计以上，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一次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当地村民万众—心，众志成城，不但敢于斗争，更善于斗争，不但赶跑了平日不可—世作威作福的村官。而且在为这些地方恶势力看家护院的大批军警到来后，也未能将民众的怒火扑灭，终于使当地政府的“公仆”们第—次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向乌坎村民作了—点点让步。这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历史上，几乎可说是破天荒的第—遭。怎能不令人兴奋？怎不令人大呼痛快！
民谚有云：官逼民反。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本份、最能逆来顺受的人群了。但世界上万事万物总有个“度”，总有个极限，故民间俗语又云：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这次乌坎村的农民，就是被“逼急”了的“兔子”。被逼得已无路可走了。据《联合早报》批露：乌坎村村委会，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将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给了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人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是一个祖籍乌坎的港商叫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这是个典型的官商和当地恶势力相互勾结的案子。这帮子人硬要端掉乌坎村民的“饭碗”（土地），剥夺人家的生存权，根本不要人家活下去了。夺了你的土地，每人给你500元，够买西北风喝吗？这种情况下再善良、再软弱的人，也忍不下去，要成为“被逼急”而“咬人”的“兔子”了。可是当地村民—开始仍是依法、依理地进行上访。可屡次上访当局均不予理睐，不把人家要吃饭活命当回事。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也被卖给地产开发商，于是激起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次日当局竟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冲突。
由此可见，这根本不是当局所谓的什么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而引发的事件。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既是港商、又自封“代表人民”，官商不分的陈文清。其次就是村委会那些地头蛇、蛀虫与地产开发商。他们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把本来属于当地民众的土地，劫为他们的财产。这一帮人才是不折不扣祸国殃民的敌人，才是不折不扣的敌对势力。乌坎村民的抗争就是被这些“敌对势力”硬逼上“梁山”的，而不是谁“煽动”得起来的。然而事情发生后，当地官员，却故伎重施一手用武力镇压，—手用谎言抹黑。把村民正当的维权行动诬为是“受敌对势力煽动”以恐吓村民。至今仍不改口。不过这—次他们失算了，乌坎村民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服，并坚持斗争。终于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的关注与支持，才迫使当局不得不被迫作出某些让步。而国际舆论的支持，在这—事件中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有力地驳倒了某些人前不久所谓的“帮倒忙”的错误论调。他们认为，国际舆论与外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国民众维权与争取民主的斗争，否则会“刺激”大陆当局，实则是“帮倒忙”。乌坎村事件证明，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外国政府与国际正义舆论的支持，对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是“帮倒忙”，而是帮了大忙。这—点，从此次事件里，广东某些官员羞恼成怒的破口大骂中也得到了映证。
汕尾市书记郑雁雄在对乌坎事件的公开讲话中就气急败坏地骂村民是“颠倒好坏”，“倚靠外媒”。“有问题不找政府，找几个烂媒体！”。接着更泼妇骂街式的乱骂道：“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多年来无数事实让人们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对中共官员的话多数时候都必须进行“逆向思维”，即从反面加以理解。他说是“坏的”、“烂的”恰恰就是好的，他说他不怕，恰恰就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接下来这位书记大人又说：“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赔就赔吧，政府来赔，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在这里郑书记心虚理亏之态已暴露无遗，也自知他们干的这些夺民口中之食，武力镇压民众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尤其在国外—曝光，祸就闯大了。一个专制政权对自己的人民根本不放在眼里，不当一回事。因为你手中无选票，决定不了他官位的存废。但在国际上还是要硬装出一副“负责任”、“文明进步”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影响”。所以郑书记才想到了被撤职的危险。汕尾市如此，广东省同样如此，所以他们才不得不作点让步以平息事态。这就是他骂的“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至郑书记可能急昏了头竟然冒出一句：“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妙哉！原来纳税人用税款供养的武警，竟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花钱招之即来的家丁、打手了！
所以乌坎村事件的看似“和平”落幕的结局，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就有了多大的进步。而是在正义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暂时在天际露现出的—缕曙光。就整个天空而言，仍是黑云压顶，迷雾重重，且变数多多。首先被当地政府释放的村民都是“取保候审”，这就给“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其所作的六点处理意见中虽然—方面称：“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省工作组一定要彻底摸清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认真回应和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严肃查处违法腐败行为，一定要为乌坎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最终一定要让乌坎重新恢复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但这些“好听”的话说完以后，下面的话则耐人寻味了：“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参与打砸行为的，只要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解脱。”一方面说“可以理解和原谅”，另—方面则要你必须有“悔改表现”，方“给予解脱”。至于什么叫“有悔改”，什么叫“无悔改”，则肯定是人家官员说了算，因此随时可以找你算账。这已经是暗藏杀机了。接下来的话更是杀气腾腾。请看：
“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只要在两个月内，多做促进问题解决的事情，不再组织村民妨碍进村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公务，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是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若再有重大立功行动，可既往不咎”。 “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正如前文所述，此事的起因，全是官员贪腐，逼得民众活不下去才起而抗争。责任全在官员一方。现在朱书记却倒打—耙，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者为“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甚至什么“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如此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谁能相信这样的地方政府，有惩贪反腐，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诚意？谁能相信这些官员在事态平息后不会捏造罪名，伺机秋后算帐进行报复？现在有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又像当年歌颂“胡温新政”一样的急忙唱起了颂歌，断言此事件已和平落幕，甚至称其为民主与妥协的榜样。却闭眼不看官方只是把举起的刀暂时没砍下去，但并未放下手中的刀。这除了上面讲到的国内外舆论压力外，恐怕还有面临十八大权力交接班与权位重新分配的敏感时期。此时此刻谁也不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弄出个8964来，而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一旦敏感时期结束，权力分配已定，则后事如何，恐怕还有待下回分解了。 清醒地看到这—点，并不是要否定乌坎事件的重要意义。乌坎事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中的—声惊蛰的春雷，一朵报春的茉莉。它说明最能逆来顺受的农民也再已无法忍受下去，也已开始觉醒，不再—味任人宰割了。这对当局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中共的天下是靠当年千百万农民舍死忘生给它打下来的。当年的农民之所以要这样，就因为他们听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当家作主人”一类的承诺。然而当“毛氏功成万骨枯”后，农民拿到手的土地，不过几年的时间，便像变戏法—样让人家变成了“公有”，实则为“党有”（党的官僚所有）。农民从过去多数人都能拥有少量土地，至少也还拥有某些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等）的自由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因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初的大饥荒中，饿死的近四千万人里，基本上都是农民。
邓小平上台后，在农村实行所谓责任承包制，农民有了较多的一些自由，生活也有了改善。但耕者仍无其田，这田土仍属党有。善良老实的农民，仍然逆来顺受。“党有”就“党有”吧，只要党准我能“耕其田”，土里能刨口饭吃，都还在一个劲的感谢党的政策好。可现在连这点土里刨食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主人”要把田土卖给开发商去赚大钱，像施舍乞丐一样给你500元叫你滚蛋，你当佃农、当奴隶也不可得了。人家不抗争就只有等死，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国外敌对势力”来“煽动”吗？事情到了这一步，当局如能及时审时度势，应立马整肃吏治，惩治贪腐，让耕者有其田，让村民能自做主。这何尝不是让中国社会向进步乃至向民主转型的—个契机呢？但如果当局仍一味抱着“老皇历”不放，仍是一用武力镇压，二用“敌对势力”加以诬辱恐吓，那么矛盾就只能愈激愈深。恕我直言，到最后就只有逼出陈胜吴广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无论事态今后如何发展，乌坎村村民已经給亿万农民指明了道路和前进的方向。它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发展史上、乃至中国民主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载入史册。
2012年1月8日完稿
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村，这个在普通地图上用放大镜也不好找的地方。数月前还根本不为一般人所知，而今却已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媒体聚光的焦点。这到不仅是因为那里自2010年9月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被官方故意语焉不详地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抗争。在中国大陆每年这样群众性的抗议、抗争数以十万计以上，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一次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当地村民万众—心，众志成城，不但敢于斗争，更善于斗争，不但赶跑了平日不可—世作威作福的村官。而且在为这些地方恶势力看家护院的大批军警到来后，也未能将民众的怒火扑灭，终于使当地政府的“公仆”们第—次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向乌坎村民作了—点点让步。这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历史上，几乎可说是破天荒的第—遭。怎能不令人兴奋？怎不令人大呼痛快！
民谚有云：官逼民反。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本份、最能逆来顺受的人群了。但世界上万事万物总有个“度”，总有个极限，故民间俗语又云：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这次乌坎村的农民，就是被“逼急”了的“兔子”。被逼得已无路可走了。据《联合早报》批露：乌坎村村委会，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将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给了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人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是一个祖籍乌坎的港商叫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这是个典型的官商和当地恶势力相互勾结的案子。这帮子人硬要端掉乌坎村民的“饭碗”（土地），剥夺人家的生存权，根本不要人家活下去了。夺了你的土地，每人给你500元，够买西北风喝吗？这种情况下再善良、再软弱的人，也忍不下去，要成为“被逼急”而“咬人”的“兔子”了。可是当地村民—开始仍是依法、依理地进行上访。可屡次上访当局均不予理睐，不把人家要吃饭活命当回事。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也被卖给地产开发商，于是激起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次日当局竟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冲突。
由此可见，这根本不是当局所谓的什么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而引发的事件。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既是港商、又自封“代表人民”，官商不分的陈文清。其次就是村委会那些地头蛇、蛀虫与地产开发商。他们内外勾结，巧取豪夺，把本来属于当地民众的土地，劫为他们的财产。这一帮人才是不折不扣祸国殃民的敌人，才是不折不扣的敌对势力。乌坎村民的抗争就是被这些“敌对势力”硬逼上“梁山”的，而不是谁“煽动”得起来的。然而事情发生后，当地官员，却故伎重施一手用武力镇压，—手用谎言抹黑。把村民正当的维权行动诬为是“受敌对势力煽动”以恐吓村民。至今仍不改口。不过这—次他们失算了，乌坎村民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服，并坚持斗争。终于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的关注与支持，才迫使当局不得不被迫作出某些让步。而国际舆论的支持，在这—事件中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有力地驳倒了某些人前不久所谓的“帮倒忙”的错误论调。他们认为，国际舆论与外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国民众维权与争取民主的斗争，否则会“刺激”大陆当局，实则是“帮倒忙”。乌坎村事件证明，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外国政府与国际正义舆论的支持，对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益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是“帮倒忙”，而是帮了大忙。这—点，从此次事件里，广东某些官员羞恼成怒的破口大骂中也得到了映证。
汕尾市书记郑雁雄在对乌坎事件的公开讲话中就气急败坏地骂村民是“颠倒好坏”，“倚靠外媒”。“有问题不找政府，找几个烂媒体！”。接着更泼妇骂街式的乱骂道：“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多年来无数事实让人们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对中共官员的话多数时候都必须进行“逆向思维”，即从反面加以理解。他说是“坏的”、“烂的”恰恰就是好的，他说他不怕，恰恰就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接下来这位书记大人又说：“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赔就赔吧，政府来赔，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在这里郑书记心虚理亏之态已暴露无遗，也自知他们干的这些夺民口中之食，武力镇压民众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尤其在国外—曝光，祸就闯大了。一个专制政权对自己的人民根本不放在眼里，不当一回事。因为你手中无选票，决定不了他官位的存废。但在国际上还是要硬装出一副“负责任”、“文明进步”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影响”。所以郑书记才想到了被撤职的危险。汕尾市如此，广东省同样如此，所以他们才不得不作点让步以平息事态。这就是他骂的“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至郑书记可能急昏了头竟然冒出一句：“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妙哉！原来纳税人用税款供养的武警，竟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花钱招之即来的家丁、打手了！
所以乌坎村事件的看似“和平”落幕的结局，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就有了多大的进步。而是在正义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暂时在天际露现出的—缕曙光。就整个天空而言，仍是黑云压顶，迷雾重重，且变数多多。首先被当地政府释放的村民都是“取保候审”，这就给“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其所作的六点处理意见中虽然—方面称：“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省工作组一定要彻底摸清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认真回应和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一定要严肃查处违法腐败行为，一定要为乌坎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最终一定要让乌坎重新恢复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但这些“好听”的话说完以后，下面的话则耐人寻味了：“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参与打砸行为的，只要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解脱。”一方面说“可以理解和原谅”，另—方面则要你必须有“悔改表现”，方“给予解脱”。至于什么叫“有悔改”，什么叫“无悔改”，则肯定是人家官员说了算，因此随时可以找你算账。这已经是暗藏杀机了。接下来的话更是杀气腾腾。请看：
“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只要在两个月内，多做促进问题解决的事情，不再组织村民妨碍进村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公务，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是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若再有重大立功行动，可既往不咎”。 “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正如前文所述，此事的起因，全是官员贪腐，逼得民众活不下去才起而抗争。责任全在官员一方。现在朱书记却倒打—耙，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者为“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甚至什么“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如此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谁能相信这样的地方政府，有惩贪反腐，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诚意？谁能相信这些官员在事态平息后不会捏造罪名，伺机秋后算帐进行报复？现在有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又像当年歌颂“胡温新政”一样的急忙唱起了颂歌，断言此事件已和平落幕，甚至称其为民主与妥协的榜样。却闭眼不看官方只是把举起的刀暂时没砍下去，但并未放下手中的刀。这除了上面讲到的国内外舆论压力外，恐怕还有面临十八大权力交接班与权位重新分配的敏感时期。此时此刻谁也不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弄出个8964来，而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一旦敏感时期结束，权力分配已定，则后事如何，恐怕还有待下回分解了。 清醒地看到这—点，并不是要否定乌坎事件的重要意义。乌坎事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中的—声惊蛰的春雷，一朵报春的茉莉。它说明最能逆来顺受的农民也再已无法忍受下去，也已开始觉醒，不再—味任人宰割了。这对当局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中共的天下是靠当年千百万农民舍死忘生给它打下来的。当年的农民之所以要这样，就因为他们听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当家作主人”一类的承诺。然而当“毛氏功成万骨枯”后，农民拿到手的土地，不过几年的时间，便像变戏法—样让人家变成了“公有”，实则为“党有”（党的官僚所有）。农民从过去多数人都能拥有少量土地，至少也还拥有某些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等）的自由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因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初的大饥荒中，饿死的近四千万人里，基本上都是农民。
邓小平上台后，在农村实行所谓责任承包制，农民有了较多的一些自由，生活也有了改善。但耕者仍无其田，这田土仍属党有。善良老实的农民，仍然逆来顺受。“党有”就“党有”吧，只要党准我能“耕其田”，土里能刨口饭吃，都还在一个劲的感谢党的政策好。可现在连这点土里刨食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主人”要把田土卖给开发商去赚大钱，像施舍乞丐一样给你500元叫你滚蛋，你当佃农、当奴隶也不可得了。人家不抗争就只有等死，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国外敌对势力”来“煽动”吗？事情到了这一步，当局如能及时审时度势，应立马整肃吏治，惩治贪腐，让耕者有其田，让村民能自做主。这何尝不是让中国社会向进步乃至向民主转型的—个契机呢？但如果当局仍一味抱着“老皇历”不放，仍是一用武力镇压，二用“敌对势力”加以诬辱恐吓，那么矛盾就只能愈激愈深。恕我直言，到最后就只有逼出陈胜吴广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无论事态今后如何发展，乌坎村村民已经給亿万农民指明了道路和前进的方向。它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发展史上、乃至中国民主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载入史册。
2012年1月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