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职业继续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湾北社法政组副召集人
今年是中共当局发动「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摧残了中国数以百万的知识精英，涉及的层面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以及中共当局的表现，都是骇人听闻的。后来中共当局虽然也口头承认「反右运动」的错误，不过重要的是，必须还要有实际的作法。对照台湾持续推动的「转型正义」工程，中共当局似乎还有待努力。本次节目专访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曾建元教授，谈中共当局对「反右运动」应有的反省。
反右运动的始末
问：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反右运动事件。最近中国大陆针对反右运动，有上百人联署希望能够平反这个事件。中共官方承认他们做错了这件事情，平反的这个事情也引发了中国大陆的舆论声浪。这个反右运动其实是比文化大革命更早之前的文化与政治迫害运动，我想很多人不太清楚反右运动，因为时间久远，可否请曾教授介绍一下反右运动的始末。
答：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和许多民主党派，都是共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与建立了新中国。当初很多人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专制及经济凋蔽的不满，而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当会有一番新气象，而带着这种期待与抱负加入新中国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确也是如此，至少在政治权力的安排上不是由共产党所独揽的，而是与各党派共同分享政权，也很快重建了经济和社会秩序，文化上初有非常蓬勃非常活跃的发展，他们以迎接新时代来临的喜悦投注汇聚成整个国家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新政府他们当然是先处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所以一开始中共即先从事镇压反革命势力即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接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严重侵蚀的斗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肃清之余才展开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亦即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下国家的经济生产关系以及所有权的型态进行改造，目标是希望从根本去做到阶级平等。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就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乃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完成，中国将进入发展生产力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建国之后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和重整社会秩序的工作已经完成，大家要集中精神全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也类似于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等人提倡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里面所强调的发展生产力的道理。
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论述里，是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以大家要集中心力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全面的建设。在当时大家对国家的发展充满希望的氛围下，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话，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要勇于发表言论，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艺术家多多进行自由的创作，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毛泽东看起来非常谦虚地向知识分子召唤，请他们来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特别是对民主党派进行「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喊话，当时大家信以为真，通通都站出来大鸣大放，连大学生也不例外。
举例来对照，1980年代台湾校园热衷谈论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其实这种讨论在中国反右运动之前就曾经出现过。当时有很多人质疑共产党组织进入校园，毛泽东于1957年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讲道：「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毛泽东便找了邓小平就学校党委制向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征求意见，而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批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自由论坛〉，就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共产党的自我辩护，就只能说他们进入校园，才会保证有一个中间且领导的力量来维护学术自由。既然可以大鸣大放，则深受感动的校园知识分子，于是便纷纷地跳出来发言批评。此外，在肃反镇反期间也有很多冤错假案，有人希望藉此平反。甚至于针对政治制度的构造，即共产党掌握各个社会团体组织，甚至渗透到民主党派的党天下现象，也有主张改进的声音。各种主张与思想都出现了，真的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谁也没想到，后来毛泽东竟然翻脸了，并发表了重要的谈话，称人民的矛盾并未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我矛盾还是存在，从这些人反党的言行就可以看出，我现在就是要引蛇出洞，让这些人都现形，于是便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这个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就是当时拥护共产党或是对新中国充满期望的年轻人，通通在一夕之间变成国家的公敌，另外就是民主党派开始噤声，开始消声匿迹，所有的社会团体组织，被中国共产党藉由反右派斗争的理由而全部进驻。所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相对多元的环境转变成为极权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而当时的大学生现在都差不多七、八十岁了，所以在今年年初就有人发起这个联署，希望能平反这个事件。
平反反右是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理想
问：这是不是和作家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有所连带关系？
答：对。这本书写得非常感人。这本书表面上在写他父亲章伯钧，描写家庭的状况，以及来往长辈的往事，但其实都是放在整个反右运动的背景下来写。这本书投射了当时无辜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章诒和的书唤起大家对反右运动的记忆，也唤起大家当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理想或美好过去的回忆，使大家思考到这个共和国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根本的问题，是根源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上。反右运动的平反，是一群老人和右派后代他们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根据最近的资料，已有将近一千人联署了。事实上当时有五、六十万人受反右运动波及，虽然是相对少数，但这些人毕竟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良心。共产党承认过去反右运动是有错误的，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有错，共产党有错，错在哪里？反右是对的，错是错在扩大化，株连无辜，可是根本问题是，反右是错误的，国家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本来言论自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不论是真是假，至少是以文字表示的成文规定，怎可以以反右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迫害，这是国家的背信，所以他们现在想要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举办的时机推动彻底平反的诉求。
平反反右有正当性
问：如曾教授所说，中共处理反右，可能比处理六四的空间还大。透过处理反右是不是能达到所谓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看不到，可是新共和国成立之初比较多元与比较民主气氛的怀念，则透过目前很多平反反右的小说或是回忆录来唤起。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或是家属其实如教授所说的，现在年纪都很大了一样，很难透过平反反右去形成改革中共政治体制的力量。
答：其实的确是不容易。这些人年纪也大了，六四很多人都不了解了，更何况是年代更久远的反右，所以反右的政治影响力不大。但是反右却深深影响当时民主党派、共产党内与毛泽东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人没有政治影响力，但是在文化上，在他们对国家集体历史记忆的刻划上面，这些人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章诒和的一本回忆录可以引起那么大的回响，那么震撼人心，这些故事，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生命的余年就是要说出事情的真相。而这个事件共产党本身也承认有扩大化的错误，至少扩大化的部分要先平反，这个诉求基本上在共产党体制下是有它一定的正当性。
台湾追求转型正义的经验
问：共产党既然承认有错误，针对错误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胡锦涛、温家宝或中共的领导人有公开的道歉或认错吗？即使口头认错了，那它实际的做法又如何？譬如说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我们有所谓的补偿、有所谓的转型正义等等，中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补偿？
答：当然他们要到这个地步不容易，台湾二二八也是经历多年争取，有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对抗，国民党才松口认错。当时还有一个状况，李登辉也曾经讲说二二八不是我做的，当时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要我道歉？现今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年也不在其位。现在状况就有点像当时李登辉认为不是我的错误为什么要我道歉，在心理上有所抗拒。现在对于反右运动平反的争取，感觉上类似台湾在平反二二八当初的情况。大陆社会对当初不了解，只知道当初执政党或政府有做错事情，而受害者年纪都大了，希望重建历史，来召唤社会良心。二二八是这样的，他们在唤起社会的良心之后，国民党必须要承认错误，而至少它承认了官逼民反的这个部分。若以这部分而言，大陆做的可能还不够，可是也许从最久远的反右开始，就中共统治下一连串事件进行反省，这倒是个起点。利用奥运的机会，把反右与维权结合在一起，扩大平反运动的视野，让国际的力量能够进入伸援，这可能是下一步应该要去做的，或是这是台湾可以尽力之处。
问：请问您觉得台湾目前的转型正义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地步？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如何转移到中国大陆？
答：关于转型正义这个问题，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是指从威权转移到民主的过程当中，怎样去清理威权遗留的不正义问题。但是台湾的经验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权人士来做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还不存在转型到民主的问题，所以说转型正义的种种作法现在还用不上，可是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至少可以提供参考，而最根本的就是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先清理出来，民间的力量要先集结，把有关资料不论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先整理出来，让越多人知道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而后当这个问题越多人关心之后，则要求政府对相关档案解禁。1957年至今已五十年，很多国家的政府档案逾五十年就要开放，因此直可以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局开放部份国家档案，看看当年的反右运动到底有哪些是扩大化。所以关于历史真相追查的部份，台湾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台湾在这方面政府的档案到底开放到怎样的程度，大家其实都还在质疑，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因为很多当事人可能还在世或是怎样。转型正义的问题，必须先有历史真相你才能辨别是非，才有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的归属问题。我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至少责任是很清楚的，因为共产党承认有扩大化的错误，而以台湾经验来说，承认有错误，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补偿、赔偿要怎么处理。当年在扩大化中受迫害而因此失去工作和尊严的人，他的财产的赔偿、他的精神、他的名誉的损失怎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也有〈国家赔偿法〉，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如果人很多，可以概化处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概化处理？至少在名誉上面要能够平反。台湾的经验就是，除了金钱的赔偿，就是由政府颁发恢复名誉证书，其实就是政府道歉，给受害者。台湾的金钱赔偿额度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来的冤错假案众多，若是真的以金钱赔偿，将会是极其可观的数字，但无论如何，至少先从名誉的赔偿与平反开始吧。
欢迎把反右平反当成样板
问：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崛起，各方面要兼顾的问题或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它可能会优先处理这个部份吗？这对它来说是当务之急吗？尤其是在政治杀伤力没那么强的情况下，它会被当成是一个样板来优先处理吗？
答：我想这要看中共的判断，不过这是可以被当成样板的，所以优先处理对它的政治风险杀伤力其实不大，中共可以释放善意。这些人年纪也大了，所求也不多，他只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平反其实就可以释怀了，而这方面可以先做。在做法方面，先承认共产党也会做错事，内部也会有问题，接下来也许就是第十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可以作为一个着力点。历史证明党不是永远做对事情的，也是要时时检讨。根本地去回顾当年毛泽东当年所讲的期待党外人士来帮共产党整风，这个话是有道理的，这句话放到今天还是可以适用。如果反右基本上是对的，那么要找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并且检讨它。我想对当下还是有可以借镜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共对维权的要求，最容许处理的部份，中共不妨先就此释放善意。
问：可是北京当局会不会担心所谓的平反风，会不会有骨牌效应？如果反右可以平反，在中共的党史上面，其实这类的案件是相当多的。
答：我想中共终究要面临这个问题，先从最早的开始慢慢来，可以控制的或先对共产党已承认错误的部份先做。
知识分子的天命
问：其实反右运动跟知识分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您觉得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里面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应该要接受什么样的规范？在这个反右运动里面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不幸的遭遇，是否可以作为未来一个什么样的借镜呢？
答：就中国大陆来讲，知识分子普遍只能议政而无法独力从政，所以没有办法在政治权力的场域里形成相当的影响力，经常就像台湾人所说的狗吠火车。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的政治运动，经常都是先找知识分子来开炮，利用知识分子不同政治立场上的矛盾，为政治力量铺路，来进行整风或整肃，所以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中有很多悲惨的下场，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共产党太热爱共产党，……
问：延续到现在，如焦国标和高智宬等参与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依旧证实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宿命，以至于还是有些人始终噤声不敢说，因为如果你说了话，你就可能会遭到被监控或迫害的命运。这些情况完全没有改善。……
答：如果都只有个别的行动，结果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应该要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许，那种使命感是天命，还是要有的。虽然知识分子的命运看起来好像很多舛，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中国「士」的传统所赋与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感还是要付诸实践的，不能只是书空咄咄。实践就是进入人民、进入社会，甚至进入政治、参与行动，而不是老在象牙塔里面独善其身。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7年8月26日播岀之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政经广场》接受主持人黎慧芝与徐永明专访的录音，由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研究生游威伦整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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