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88岁的离休老头邓小平前往武汉、珠海、深圳、上海等地游玩观光时，发表了一系列引发巨大反响的公民言论，尽管其中的许多言论是错误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如“不争论”之说），但他在讲话中对深圳经验和改革开放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常识，但在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大地则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治理整顿”的时期，保守派官僚集团在清洗改革派阵营的同时，在舆论上掀起了“左”倾狂澜，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不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反所谓“和平演变”，而且大肆抨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指责开辟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都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回归计划经济，回归“传统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团把持的“中央”从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因为这种“治理整顿”而出现了好几年的“停滞”局面。
这种局面当然是作为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邓小平所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虽然是六四元凶，但他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主要是反对政治民主化，反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民主挑战。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一直得意于自己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认为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还是发展商品经济都极大的推动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团的“治理整顿”则要否定改革开放，污蔑改革开放是搞所谓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对邓本人的否定和威胁——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邓小平借外出观光之机才有针对性的发出了被称为“南巡讲话”的系列言论。其目的显然在于继续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尽管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鉴于他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对第三代核心官僚的决定性影响力，“讲话”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舆论酝酿，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纳了邓小平有关“南巡讲话”的思想，决定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竞争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出口贸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邓小平之“南巡讲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南巡讲话”的后遗症也是同样的明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
从指导思想上讲，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体逃不出“吃饭哲学”那一套。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闪腾挪移，至于政治领域，那就免了吧。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始终被当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张而加以顽固抵制，其结果，南巡讲话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由于人民主体的缺位，由于民主监督和分权制衡的缺位，导致这场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盛宴，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占大锅饭，而且在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还通过国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开掠夺人民财富的血腥悲剧。通过强取豪夺及权贵化改革，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及其依附势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由拆迁、征地及各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官僚权贵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执政党不是积极开启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压“维稳”，幻想通过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统治。
这样的执政理念当然是愚蠢的，“维稳”执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从唐福珍们的自焚到钱明奇们的爆炸再到乌坎村民的集体“革命”，可以清晰的看到“维稳”政治正在一步步将人民大众从个体牺牲、个体反抗向群体反抗的“革命”轨道上“驱赶”。如果执政党死死抱着“维稳”逻辑不变，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又一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尽管“革命”（反抗压迫）是最权威的天赋人权，但从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可持续角度出发，“革命”一旦爆发，也不完全是好事，不仅各级官僚权贵会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个国家和社会可能迎来大动荡、大骚乱时期，也正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高调发出再搞一次“南巡讲话”的呼吁。希望当今“圣上”比照邓小平，发表政改讲话，启动改革，从而避免人民革命的严峻危机。
当然，周瑞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从客观国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国和1992年初的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所谓“治理整顿”而中止了三年时间，“左”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国，改革也早已停滞——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实际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从彼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强力维稳时期，对抗普世价值、对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维似乎成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与92年不同的是，老邓死后，执政党进入寡头统治时期，无论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核心领袖都缺乏独裁政治所必须的强大权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头集团里，首席“执政官”是当前“维稳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来僵化呆滞，甚至在前不久还老调重弹什么“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此情况下，周瑞金们指望“胡总”像20年前的邓小平那样发表政改讲话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于其他寡头，想要发生“南巡”奇迹，更不可能。唯有温家宝常借“出巡”或出国之机发表政改讲话，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板和其他寡头的配合，也只能勉强维持清谈而已。
因此，在2012年类似于“南巡讲话”那种“一锤定音”似的政改决策奇迹是很难发生的——既然指望“圣上”再来一次“南巡讲话”很不现实，那么，出路又在哪里？难道执政党只能眼睁睁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场针对自己的全盘革命？！
答案是不一定。我认为执政党如果足够的聪明和清醒，不仅针对自己的革命会被避免，而且还有可能光荣体面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风光”下去。
学界所谓呼吁“再来一次南巡”无非是寻找最权威的关于政改的声音，既然从国家的上层乃至顶层寻找不到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南巡”、进行政改的政治“利维坦”，决策层不妨眼睛向下，从民间寻找真正的权威。其实，自古及今，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民间的诉求，来自伟大的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那要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
前文说过，由于扭曲的权贵化改革导致官僚权贵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中下层社会心理——“仇官”是反对腐败、反对强权压迫；“仇富”反对的是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和掠夺式占有并由此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都是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够较好的实现。正如乌坎村民的维权革命一样，他们不仅提出“还我土地”、“反对腐败”的口号，而且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进行民主选举”的口号，甚至直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通过公正合法程序民主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可以说，乌坎村民的诉求恰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核心诉求。
如果执政当局认为乌坎村不过一介弹丸之地，乌坎村民的诉求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诉求的话，则可以看看《零八宪章》的主张。《零八宪章》从文本上讲虽然出自知识精英，但从联署者的身份观察，13000人的签名来自体制内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正因此，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才认为《零八宪章》“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我认为《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只不过是广大人民各样诉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无论是杨佳的诉求、唐福珍的诉求、钱云会的诉求、钱明奇的诉求还是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诉求都可以从《零八宪章》里寻找到相应的答案——既就是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也同样可以从《零八宪章》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零八宪章》最权威地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基本诉求和核心诉求，书写在《零八宪章》旗帜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最直接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明确强调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管邓小平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些具体内容，尽管邓小平当时的思想还有很大局限性，如强调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邓小平的局限性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实践的眼光来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人类社会的经验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正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最高文明结晶，诚如温家宝先生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温家宝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具体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再比照《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可以发现，在邓小平、温家宝与《零八宪章》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事业——“如此如此”，不仅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会被有效化解，不仅因“维稳”高压所产生的人民“革命”风险会消弭于无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执政党还能光荣体面的主导中国社会继续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
但问题在于不能再等待了！
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来说，“时间”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危机四伏的执政党来说，“时间”则具有不容怀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 如果“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起来”，如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咆哮起来，搞起一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仅权贵阶层会首先遭遇严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估计权贵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和牵连——与其等到将来的某个日子眼泪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就大胆地“动”起来、“干”起来、“改”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天地间，一碗饭、一张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衮衮诸公应该放远眼光、学会算账——守着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够了，百年之后，均逃不过“一抔黄土”的命运。因此，本人不奢望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权力地位和多余财富所累，努力倾听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主动接过《零八宪章》的政改建议，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交响乐中为中华民族开辟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2012-2-8于凤凰村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常识，但在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大地则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治理整顿”的时期，保守派官僚集团在清洗改革派阵营的同时，在舆论上掀起了“左”倾狂澜，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不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反所谓“和平演变”，而且大肆抨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指责开辟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都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回归计划经济，回归“传统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团把持的“中央”从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因为这种“治理整顿”而出现了好几年的“停滞”局面。
这种局面当然是作为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邓小平所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虽然是六四元凶，但他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主要是反对政治民主化，反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民主挑战。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一直得意于自己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认为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还是发展商品经济都极大的推动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团的“治理整顿”则要否定改革开放，污蔑改革开放是搞所谓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对邓本人的否定和威胁——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邓小平借外出观光之机才有针对性的发出了被称为“南巡讲话”的系列言论。其目的显然在于继续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尽管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鉴于他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对第三代核心官僚的决定性影响力，“讲话”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舆论酝酿，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纳了邓小平有关“南巡讲话”的思想，决定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竞争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出口贸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邓小平之“南巡讲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南巡讲话”的后遗症也是同样的明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
从指导思想上讲，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体逃不出“吃饭哲学”那一套。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闪腾挪移，至于政治领域，那就免了吧。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始终被当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张而加以顽固抵制，其结果，南巡讲话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由于人民主体的缺位，由于民主监督和分权制衡的缺位，导致这场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盛宴，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占大锅饭，而且在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还通过国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开掠夺人民财富的血腥悲剧。通过强取豪夺及权贵化改革，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及其依附势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由拆迁、征地及各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官僚权贵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执政党不是积极开启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压“维稳”，幻想通过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统治。
这样的执政理念当然是愚蠢的，“维稳”执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从唐福珍们的自焚到钱明奇们的爆炸再到乌坎村民的集体“革命”，可以清晰的看到“维稳”政治正在一步步将人民大众从个体牺牲、个体反抗向群体反抗的“革命”轨道上“驱赶”。如果执政党死死抱着“维稳”逻辑不变，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又一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尽管“革命”（反抗压迫）是最权威的天赋人权，但从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可持续角度出发，“革命”一旦爆发，也不完全是好事，不仅各级官僚权贵会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个国家和社会可能迎来大动荡、大骚乱时期，也正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高调发出再搞一次“南巡讲话”的呼吁。希望当今“圣上”比照邓小平，发表政改讲话，启动改革，从而避免人民革命的严峻危机。
当然，周瑞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从客观国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国和1992年初的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所谓“治理整顿”而中止了三年时间，“左”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国，改革也早已停滞——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实际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从彼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强力维稳时期，对抗普世价值、对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维似乎成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与92年不同的是，老邓死后，执政党进入寡头统治时期，无论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核心领袖都缺乏独裁政治所必须的强大权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头集团里，首席“执政官”是当前“维稳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来僵化呆滞，甚至在前不久还老调重弹什么“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此情况下，周瑞金们指望“胡总”像20年前的邓小平那样发表政改讲话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于其他寡头，想要发生“南巡”奇迹，更不可能。唯有温家宝常借“出巡”或出国之机发表政改讲话，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板和其他寡头的配合，也只能勉强维持清谈而已。
因此，在2012年类似于“南巡讲话”那种“一锤定音”似的政改决策奇迹是很难发生的——既然指望“圣上”再来一次“南巡讲话”很不现实，那么，出路又在哪里？难道执政党只能眼睁睁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场针对自己的全盘革命？！
答案是不一定。我认为执政党如果足够的聪明和清醒，不仅针对自己的革命会被避免，而且还有可能光荣体面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风光”下去。
学界所谓呼吁“再来一次南巡”无非是寻找最权威的关于政改的声音，既然从国家的上层乃至顶层寻找不到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南巡”、进行政改的政治“利维坦”，决策层不妨眼睛向下，从民间寻找真正的权威。其实，自古及今，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民间的诉求，来自伟大的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那要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
前文说过，由于扭曲的权贵化改革导致官僚权贵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中下层社会心理——“仇官”是反对腐败、反对强权压迫；“仇富”反对的是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和掠夺式占有并由此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都是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够较好的实现。正如乌坎村民的维权革命一样，他们不仅提出“还我土地”、“反对腐败”的口号，而且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进行民主选举”的口号，甚至直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通过公正合法程序民主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可以说，乌坎村民的诉求恰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核心诉求。
如果执政当局认为乌坎村不过一介弹丸之地，乌坎村民的诉求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诉求的话，则可以看看《零八宪章》的主张。《零八宪章》从文本上讲虽然出自知识精英，但从联署者的身份观察，13000人的签名来自体制内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正因此，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才认为《零八宪章》“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我认为《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只不过是广大人民各样诉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无论是杨佳的诉求、唐福珍的诉求、钱云会的诉求、钱明奇的诉求还是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诉求都可以从《零八宪章》里寻找到相应的答案——既就是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也同样可以从《零八宪章》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零八宪章》最权威地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基本诉求和核心诉求，书写在《零八宪章》旗帜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最直接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明确强调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管邓小平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些具体内容，尽管邓小平当时的思想还有很大局限性，如强调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邓小平的局限性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实践的眼光来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人类社会的经验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正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最高文明结晶，诚如温家宝先生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温家宝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具体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再比照《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可以发现，在邓小平、温家宝与《零八宪章》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事业——“如此如此”，不仅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会被有效化解，不仅因“维稳”高压所产生的人民“革命”风险会消弭于无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执政党还能光荣体面的主导中国社会继续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
但问题在于不能再等待了！
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来说，“时间”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危机四伏的执政党来说，“时间”则具有不容怀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 如果“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起来”，如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咆哮起来，搞起一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仅权贵阶层会首先遭遇严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估计权贵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和牵连——与其等到将来的某个日子眼泪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就大胆地“动”起来、“干”起来、“改”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天地间，一碗饭、一张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衮衮诸公应该放远眼光、学会算账——守着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够了，百年之后，均逃不过“一抔黄土”的命运。因此，本人不奢望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权力地位和多余财富所累，努力倾听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主动接过《零八宪章》的政改建议，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交响乐中为中华民族开辟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2012-2-8于凤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