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内忧外患历史背景下“西化”与“俄化”之博弈
1927—1949，这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是内忧外患的年代，是变幻莫测的年代，也是权力大换班的年代。这二十二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度分裂。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中共两次（1927,1943）重挫、重伤，奄奄一息；是日本侵华，挽救了中共，挽救了共产革命。蒋介石挥师北伐，消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经济获得振兴，为日后抗日创造了政治与物质条件。抗战时期，中共乘机迅速扩大地盘（中共称“抗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与武装力量，这是内战（1947—1949）中中共胜出的一个关键因素。内战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形成隔海分治的局面而至今。这二十二年，除了八年抗战是抵御外敌的战争，其余十四年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内斗。
这二十二年是否存在“西化”与“俄化”两条路线的博弈呢？如果有，那么，国共两党谁代表“西化”路线？谁代表“俄化”路线呢？由于这一时期战火纷飞，矛盾交织，要认清两条路线分野颇为复杂。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1927年4月12日发动“清党”运动（过去称“4.12”反革命政变），由容共转变为分共、清共，双手沾满共产党员的鲜血。北伐战争后虽结束军阀割据的乱局，重建中华民国，但蒋介石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国人又陷入失望。面对日军侵华，蒋介石强调“攘外必须安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把中国又拖入战争火海，直至败退台湾。如此说来，国民党没有资格称为“西化”路线的代表。
关于“清党”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就是俄共在远东的一个战略安排（遏制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华的势力，以保障苏俄的安全）。俄国人的一条腿从此就伸进了中国。它给新生的中共大量卢布（中共党史中从未提及此事）。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俄共的一个附属党，其一切活动与决策都得听从国际和俄共的指令。俄共还不断派遣顾问亲驾，对中共进行监督与指导。这是苏俄推行的红色殖民主义。
中共一大党纲就是一个马列化的纲领，此后马列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地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就是按俄共制定的方案实施的。但是两党并不存在合作的基础。蒋介石说：“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蒋介石：“国民革命与经济关系”，1927年，《谁是新中国》第188页。）一个奉行三民主义，一个笃行共产主义；一个搞国民革命，一个搞阶级革命；一个对有产者实行节制政策，一个是要剥夺与消灭所有的有产者。因此，破裂是必然的。除此之外，更为紧要的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之后，其势力迅速渗透与蚕食国民党，即所谓“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矛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5月）上蒋介石所提出并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已有明显的反映。《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对党员的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如此等等。（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显然，《党务案》实是《限共案》。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共产党员；其余四个部（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的日常工作也多为共产党员的秘书负责。可见，国民党的党权已基本上为共产党所篡夺。根据党务案，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沈雁冰、彭湃、彭泽 等辞去了所任部长、秘书的职务（同上，第177页。）。
通过《党务案》后，国共矛盾并未平息。此时，正是蒋介石挥师北伐之际。苏俄顾问鲍罗廷策动武汉国民党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1926年12月13日），并执行最高权力。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实际上是“拥汪倒蒋”）的策划下，汪精卫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于1927年4月2日，在鲍罗廷的指挥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作出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的决议。此决定在于达到篡夺党权和终止北伐的双重目的。在北伐面临断炊，党国面临分裂之际，蒋介石除了“清党”已无退路。此期间，中共在上海组织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企图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即中共在上海的政权），使蒋介石失去江浙财力的支撑。中共还在南方一些乡村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政权，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局面。所以，清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取缔为中共所操纵的工会与农会组织。“清党”之举是血腥与冷酷的，其后期还有名不副实的扩大化倾向，但北伐大业的成功却永垂史册。对于超越党派偏见的今人，自会公正一评。从“西化”与“俄化”两条路线的界分来看，蒋之北伐成功是粉碎“俄化”路线的一次胜利，它使共产政权在中国的立足推延了约二十几年的光景。中共的史书上一再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大革命的对象是谁？难道除了“打倒军阀”之外，还有别的目标？
关于“攘外必须安内”
日寇侵华，铸成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取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继续向华北扩张。全国人民呼吁国民党政府抗日卫国，可蒋介石的方针是“攘外必须安内”。只是在西安事变的逼迫下，蒋介石才终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执政史中这个不得人心的一页，似乎是难以释怀的。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似乎张是民族英雄，而蒋是只反共不抗日的罪人。实际上，“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就是因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才开门揖盗，放虎入室。当时进攻的关东军不过六七百人，而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有兵力八千人，而且准备精良，又有充足的武器储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完全可能。现在这个史实已布大陆于天下，不是什么秘档了。（见萨苏、黄文炜：“日本人眼中的‘九一八’”，《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9月19日）西安事变后，苏俄报刊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如果按中共给张学良的电示，对蒋“诛之为上”，中国即陷入内乱之灾，日军便可长驱直入，吞并中国，接着便可腾出手来进攻苏俄。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张学良与中共才不得已释放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所谓“和平解决”的真相。可见张学良“逼蒋抗日”，不是无懈可击。
另一方面，蒋介石是否纵容日军侵华，醉心于剿共呢？蒋介石主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是他所面对的两大历史使命，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分。对于日军侵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就考虑借苏联之力牵制日本不致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1934年夏，蒋派员与苏联直接接触。10月初，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强迫必至，战争准备应从速完成矣。”为此，蒋派孔祥熙与苏联大使会面，请苏联考虑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军事互助协定。1935年底，蒋在日记中写道：剿匪“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清剿也。”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十分明白，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敌；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因此，蒋一方面积极与苏联磋商订立互助协定，亦同时向苏联提出，要求苏联劝说中共，承认民囯政府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民军，使民囯政府可统率全国之力抗御日寇。1936年1月，蒋还派员与中共莫斯科代表王明取得联系，商谈国共妥协大计。关键在于，苏联不愿意承担调停国共冲突的角色，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这意味着苏联仍将暗中支持中共。蒋介石认为，通过苏联不能解决两党妥协，不如找中共直接谈判，一俟有了结果，再考虑与苏联议订协定。此事因此就搁置了起来，一直到该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上述背景的简单介绍，有助于瞭解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须安内” 之用心良苦。日本国所以敢于侵犯中国，因为两国在军力国力上差距悬殊，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面对强敌，国内非但不统一，还内斗不断，贸然抗日无疑是徒劳之举。为了早日抗日，蒋介石费尽心机，内外斡旋，历史提供给他的条件也只能如此。全国民众，急切呼吁政府早日抗日，爱国忧国之心可以理解，但作为执政者当局，不能只凭一腔热血，简单应对。西安事变的积极成果是促成了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前提是国民党不再剿共，还有共产党也停止反对民囯政府。一个政府，一支军队才赢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可见，只有安内才能攘外。蒋介石力促安内，全力抗外，有什么不对？
关于“专制独裁”
下面，我们且来评说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
首先，任何国家，包括现代各民主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武装力量，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力量。这是公理，不是独裁。政府之中自有一执政党，有一首脑，英美国家，莫不如此，也无人指责他们是独裁。至于主义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制定纲领的宗旨。不允许有主义和纲领的政党是不能称其为政党的（如中共羽翼下的各民主党派）。问题还在于是什么主义？是三民主义还是被阉割民主灵魂的新民主主义，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第二，即便说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也是内忧外患历史条件下的历史选择，犹如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战争和内乱时设置“独裁官”一职。近代史史学家章立凡在“民囯思想界的历史高度”的演讲中说过一句话：“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持此看法的人，将会愈来愈多。蒋介石1928年重建民国，至1949年操政二十二年。除去领导北伐战争，经历了十年剿共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内战。这不是蒋介石好战，不爱和平，不爱民主。1935年蒋介石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时对苏联大使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13页）
抗日期间，国民党内外，要求实行宪政呼声不断高涨。1943年7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蒋梦麟教授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致信蒋介石，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绝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此时主政民国才十六年。面对的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还面对中共武装力量的磨擦与暗斗。在内外极不太平、极不稳定的局势下，蒋介石听取民意，就有付诸宪政的诚意。中共一再痛斥蒋介石专制独裁，呼吁结束一党执政，可是它自己上台执政十六年之际在干什么？当人民提出哪怕是很低的民主要求，它是如何应对的？执政六十年之后又是否有放弃一党执政、实施宪政的意向呢？两相比较，谁才是货真价实的专制独裁？
就在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后来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一方；但其中中共不肯放弃武装力量，实行军队国家化，这是问题的根本。一个政府下存在两个对峙的武装力量，国家的和平与民主断乎可言。如果国共位置对换，共产党执政，能容许手执百万军队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存在吗？按照现代宪政理念，反对党应通过和平竞争，利用周期性大选的机会争取选民的支持获得执政的资格；而不是执迷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暴力逐鹿天下，击败对手，改朝换代，永远独霸国家权力。如果以这一理念考量当年国共双方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谁家符合现代宪政民主的规则呢？联想到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坐山观虎，提出“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实际上是利用国民党抗御日寇之际，积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势力范围，为日后与国民党进行武力较量、争霸天下积极备战。因此，内战之根源我们只能说在中共一方，尤其是其首领毛泽东要独坐江山的权谋。
第三，蒋介石长期背负专制的骂名，殊不知，蒋委员长的专制是“有限专制”，同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无限专制”（“有限专制”和“无限专制”是笔者启用的概念）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一点至今为国人所忽视。什么是“有限专制”呢？即这种专制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很少伸展到社会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因此，在有限专制下，自由尚有广泛的空间。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用担心会被“共产”。工商业经营是自由的，不用担心会被“改造”。市场是开放的，不用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公民的迁徙是自由的，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学校是多元的，有公立的，更有各类私立学校。教育不要求为政治服务，否则不会有北京大学“兼容并包”那样的楷模，也不会有南开的典范和令人怀念的西南联大。文艺创作是自由宽松的，无须官家的批准和审查。作家们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灵感去创作，因此，优秀作品精彩纷呈，文艺大家灿若繁星。李叔同，徐志摩，老舍，曹禺，巴金，鲁迅，聂耳，田汉，徐悲鸿，周作人。想起他们，心驰神往。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是自由宽容的，学者们被西方的启蒙思想所激活，被自古以来的士大夫精神所唤醒，人文精英千姿百态。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梁漱溟。这代先贤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令今人望尘莫及，先秦的气象似乎在这批精英群体上再现。蒋介石所能做的，是对文化泰斗表示敬意，即使做了阶下囚的陈独秀也一再表示友好，没有对文化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即使马寅初在蒋介石鼻子底下的重庆发表反蒋演说，也没有对他过不去。此外，舆论是多元开放的，没有一律。新闻传播是自由的，没有严控。民间的报刊和出版机构百花争艳，民间的书店和戏院随处可见。而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无限专制”，我们看到的是文艺凋零，学术枯萎，思想贫困，教育失败，以及成群结队的思想犯。目睹这一切，我们怎么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未完待续）
1927—1949，这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是内忧外患的年代，是变幻莫测的年代，也是权力大换班的年代。这二十二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度分裂。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中共两次（1927,1943）重挫、重伤，奄奄一息；是日本侵华，挽救了中共，挽救了共产革命。蒋介石挥师北伐，消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经济获得振兴，为日后抗日创造了政治与物质条件。抗战时期，中共乘机迅速扩大地盘（中共称“抗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与武装力量，这是内战（1947—1949）中中共胜出的一个关键因素。内战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形成隔海分治的局面而至今。这二十二年，除了八年抗战是抵御外敌的战争，其余十四年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内斗。
这二十二年是否存在“西化”与“俄化”两条路线的博弈呢？如果有，那么，国共两党谁代表“西化”路线？谁代表“俄化”路线呢？由于这一时期战火纷飞，矛盾交织，要认清两条路线分野颇为复杂。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1927年4月12日发动“清党”运动（过去称“4.12”反革命政变），由容共转变为分共、清共，双手沾满共产党员的鲜血。北伐战争后虽结束军阀割据的乱局，重建中华民国，但蒋介石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国人又陷入失望。面对日军侵华，蒋介石强调“攘外必须安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把中国又拖入战争火海，直至败退台湾。如此说来，国民党没有资格称为“西化”路线的代表。
关于“清党”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就是俄共在远东的一个战略安排（遏制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华的势力，以保障苏俄的安全）。俄国人的一条腿从此就伸进了中国。它给新生的中共大量卢布（中共党史中从未提及此事）。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俄共的一个附属党，其一切活动与决策都得听从国际和俄共的指令。俄共还不断派遣顾问亲驾，对中共进行监督与指导。这是苏俄推行的红色殖民主义。
中共一大党纲就是一个马列化的纲领，此后马列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地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就是按俄共制定的方案实施的。但是两党并不存在合作的基础。蒋介石说：“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蒋介石：“国民革命与经济关系”，1927年，《谁是新中国》第188页。）一个奉行三民主义，一个笃行共产主义；一个搞国民革命，一个搞阶级革命；一个对有产者实行节制政策，一个是要剥夺与消灭所有的有产者。因此，破裂是必然的。除此之外，更为紧要的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之后，其势力迅速渗透与蚕食国民党，即所谓“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矛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5月）上蒋介石所提出并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已有明显的反映。《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对党员的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如此等等。（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显然，《党务案》实是《限共案》。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共产党员；其余四个部（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的日常工作也多为共产党员的秘书负责。可见，国民党的党权已基本上为共产党所篡夺。根据党务案，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沈雁冰、彭湃、彭泽 等辞去了所任部长、秘书的职务（同上，第177页。）。
通过《党务案》后，国共矛盾并未平息。此时，正是蒋介石挥师北伐之际。苏俄顾问鲍罗廷策动武汉国民党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1926年12月13日），并执行最高权力。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实际上是“拥汪倒蒋”）的策划下，汪精卫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于1927年4月2日，在鲍罗廷的指挥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作出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的决议。此决定在于达到篡夺党权和终止北伐的双重目的。在北伐面临断炊，党国面临分裂之际，蒋介石除了“清党”已无退路。此期间，中共在上海组织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企图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即中共在上海的政权），使蒋介石失去江浙财力的支撑。中共还在南方一些乡村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政权，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局面。所以，清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取缔为中共所操纵的工会与农会组织。“清党”之举是血腥与冷酷的，其后期还有名不副实的扩大化倾向，但北伐大业的成功却永垂史册。对于超越党派偏见的今人，自会公正一评。从“西化”与“俄化”两条路线的界分来看，蒋之北伐成功是粉碎“俄化”路线的一次胜利，它使共产政权在中国的立足推延了约二十几年的光景。中共的史书上一再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大革命的对象是谁？难道除了“打倒军阀”之外，还有别的目标？
关于“攘外必须安内”
日寇侵华，铸成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取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继续向华北扩张。全国人民呼吁国民党政府抗日卫国，可蒋介石的方针是“攘外必须安内”。只是在西安事变的逼迫下，蒋介石才终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执政史中这个不得人心的一页，似乎是难以释怀的。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似乎张是民族英雄，而蒋是只反共不抗日的罪人。实际上，“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就是因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才开门揖盗，放虎入室。当时进攻的关东军不过六七百人，而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有兵力八千人，而且准备精良，又有充足的武器储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完全可能。现在这个史实已布大陆于天下，不是什么秘档了。（见萨苏、黄文炜：“日本人眼中的‘九一八’”，《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9月19日）西安事变后，苏俄报刊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如果按中共给张学良的电示，对蒋“诛之为上”，中国即陷入内乱之灾，日军便可长驱直入，吞并中国，接着便可腾出手来进攻苏俄。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张学良与中共才不得已释放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所谓“和平解决”的真相。可见张学良“逼蒋抗日”，不是无懈可击。
另一方面，蒋介石是否纵容日军侵华，醉心于剿共呢？蒋介石主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是他所面对的两大历史使命，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分。对于日军侵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就考虑借苏联之力牵制日本不致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1934年夏，蒋派员与苏联直接接触。10月初，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强迫必至，战争准备应从速完成矣。”为此，蒋派孔祥熙与苏联大使会面，请苏联考虑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军事互助协定。1935年底，蒋在日记中写道：剿匪“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清剿也。”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十分明白，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敌；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因此，蒋一方面积极与苏联磋商订立互助协定，亦同时向苏联提出，要求苏联劝说中共，承认民囯政府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民军，使民囯政府可统率全国之力抗御日寇。1936年1月，蒋还派员与中共莫斯科代表王明取得联系，商谈国共妥协大计。关键在于，苏联不愿意承担调停国共冲突的角色，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这意味着苏联仍将暗中支持中共。蒋介石认为，通过苏联不能解决两党妥协，不如找中共直接谈判，一俟有了结果，再考虑与苏联议订协定。此事因此就搁置了起来，一直到该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上述背景的简单介绍，有助于瞭解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须安内” 之用心良苦。日本国所以敢于侵犯中国，因为两国在军力国力上差距悬殊，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面对强敌，国内非但不统一，还内斗不断，贸然抗日无疑是徒劳之举。为了早日抗日，蒋介石费尽心机，内外斡旋，历史提供给他的条件也只能如此。全国民众，急切呼吁政府早日抗日，爱国忧国之心可以理解，但作为执政者当局，不能只凭一腔热血，简单应对。西安事变的积极成果是促成了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前提是国民党不再剿共，还有共产党也停止反对民囯政府。一个政府，一支军队才赢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可见，只有安内才能攘外。蒋介石力促安内，全力抗外，有什么不对？
关于“专制独裁”
下面，我们且来评说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
首先，任何国家，包括现代各民主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武装力量，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力量。这是公理，不是独裁。政府之中自有一执政党，有一首脑，英美国家，莫不如此，也无人指责他们是独裁。至于主义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制定纲领的宗旨。不允许有主义和纲领的政党是不能称其为政党的（如中共羽翼下的各民主党派）。问题还在于是什么主义？是三民主义还是被阉割民主灵魂的新民主主义，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第二，即便说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也是内忧外患历史条件下的历史选择，犹如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战争和内乱时设置“独裁官”一职。近代史史学家章立凡在“民囯思想界的历史高度”的演讲中说过一句话：“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持此看法的人，将会愈来愈多。蒋介石1928年重建民国，至1949年操政二十二年。除去领导北伐战争，经历了十年剿共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内战。这不是蒋介石好战，不爱和平，不爱民主。1935年蒋介石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时对苏联大使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13页）
抗日期间，国民党内外，要求实行宪政呼声不断高涨。1943年7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蒋梦麟教授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致信蒋介石，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绝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此时主政民国才十六年。面对的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还面对中共武装力量的磨擦与暗斗。在内外极不太平、极不稳定的局势下，蒋介石听取民意，就有付诸宪政的诚意。中共一再痛斥蒋介石专制独裁，呼吁结束一党执政，可是它自己上台执政十六年之际在干什么？当人民提出哪怕是很低的民主要求，它是如何应对的？执政六十年之后又是否有放弃一党执政、实施宪政的意向呢？两相比较，谁才是货真价实的专制独裁？
就在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后来谈判破裂，内战爆发，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一方；但其中中共不肯放弃武装力量，实行军队国家化，这是问题的根本。一个政府下存在两个对峙的武装力量，国家的和平与民主断乎可言。如果国共位置对换，共产党执政，能容许手执百万军队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存在吗？按照现代宪政理念，反对党应通过和平竞争，利用周期性大选的机会争取选民的支持获得执政的资格；而不是执迷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暴力逐鹿天下，击败对手，改朝换代，永远独霸国家权力。如果以这一理念考量当年国共双方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谁家符合现代宪政民主的规则呢？联想到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坐山观虎，提出“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实际上是利用国民党抗御日寇之际，积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势力范围，为日后与国民党进行武力较量、争霸天下积极备战。因此，内战之根源我们只能说在中共一方，尤其是其首领毛泽东要独坐江山的权谋。
第三，蒋介石长期背负专制的骂名，殊不知，蒋委员长的专制是“有限专制”，同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无限专制”（“有限专制”和“无限专制”是笔者启用的概念）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一点至今为国人所忽视。什么是“有限专制”呢？即这种专制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很少伸展到社会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因此，在有限专制下，自由尚有广泛的空间。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用担心会被“共产”。工商业经营是自由的，不用担心会被“改造”。市场是开放的，不用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公民的迁徙是自由的，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学校是多元的，有公立的，更有各类私立学校。教育不要求为政治服务，否则不会有北京大学“兼容并包”那样的楷模，也不会有南开的典范和令人怀念的西南联大。文艺创作是自由宽松的，无须官家的批准和审查。作家们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灵感去创作，因此，优秀作品精彩纷呈，文艺大家灿若繁星。李叔同，徐志摩，老舍，曹禺，巴金，鲁迅，聂耳，田汉，徐悲鸿，周作人。想起他们，心驰神往。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是自由宽容的，学者们被西方的启蒙思想所激活，被自古以来的士大夫精神所唤醒，人文精英千姿百态。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梁漱溟。这代先贤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令今人望尘莫及，先秦的气象似乎在这批精英群体上再现。蒋介石所能做的，是对文化泰斗表示敬意，即使做了阶下囚的陈独秀也一再表示友好，没有对文化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整肃，即使马寅初在蒋介石鼻子底下的重庆发表反蒋演说，也没有对他过不去。此外，舆论是多元开放的，没有一律。新闻传播是自由的，没有严控。民间的报刊和出版机构百花争艳，民间的书店和戏院随处可见。而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无限专制”，我们看到的是文艺凋零，学术枯萎，思想贫困，教育失败，以及成群结队的思想犯。目睹这一切，我们怎么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