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于2011年10月18日落下帷幕，该次全会不仅没有释放出一丝一毫令人感到振奋的政治改革的正面信息，反而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该项《决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该项决定中，笔者所感受到的分明是周恩来所谈论过的专门摧残败坏优秀文化的“新的迷信”，正在阴魂不散地回光返照。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他在讲话中专门点名批评了南开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曹禺：“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编》也很苦恼。……《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在周恩来眼里，曹禺真正成功的优秀作品，不是他作为中共党员所创作的《胆剑篇》，而是他早年创作的《雷雨》：“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合乎那个时代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曹禺的《雷雨》，是一部描写旧式家庭通奸乱伦的情色传奇的宿命悲剧。30年前，周公馆的少爷周朴园与女仆梅侍萍未婚同居，先后生育了周萍、大海两个儿子。周公馆为了让周朴园与门当户对的一位小姐正式结婚，在除夕之夜驱逐了梅侍萍和刚刚三天的二儿子大海。侍萍母子投水获救后嫁给鲁贵，改姓为鲁的她又生育了女儿四凤。30年后，鲁贵和四凤成为周公馆的仆人，鲁大海成为带领工人在周家煤矿罢工闹事的工人代表，周朴园的太太周蘩漪生育了周冲。在外地帮工的鲁侍萍到周公馆寻找女儿时，与周朴园意外重逢。剧中八个主要人物之间，因此形成乱伦通奸的或一男二女或一女二男的复杂关系，冥冥之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诛地灭、绝子绝孙的天谴罚罪。鉴于演出者和评论者一致认为《雷雨》是社会问题剧或政治宣传剧的严重误读，曹禺先在1935年的《〈雷雨〉的写作》一文中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1936年1月，曹禺在为《雷雨》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采用“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概念进一步回应说：“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笔者反复改写20多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分别由台湾秀威公司改书名为《天谴@天堂：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书中把曹禺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归纳概括为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一种密码模式：“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曹禺通过这样一种密码模式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迷信”，指的是当年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界普遍盛行并且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崇拜，以及对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人身依附式的个人崇拜。落实到文艺创作之中，就是对于毛泽东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之类最高指示的绝对服从。正是在这种“新的迷信”的束缚管制和摧残败坏之下，曹禺的影剧人生和人生影剧，逐渐迷失了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
曹禺对于自己委曲求全地依附屈从于“新的迷信”应该是完全清醒的。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曹禺，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他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创作。据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在《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中介绍：“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所谓“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指的是毛泽东当年在文艺界的主要代理人周扬。在田本相编著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一书中，记录有曹禺1980年6月22日接受田本相、杨景辉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剧作选，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扬写的那篇文章改的，……我不是怪罪周扬，而是说明：不能把没有想通的东西，把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就去生硬地灌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
回顾历史，在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宣传的。但是，一旦把艺术创作屈从和依附于被周恩来称之为“新的迷信”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操作，曹禺的影剧创作不仅丧失了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而且也起不到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感动人心的激励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与文艺创作相关联的文化建设以及更加远大的文化强国建设，从根本上是无从谈起的。进一步说，真正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建设，是具备普世性价值的既没有国界限制更没有党派色彩的普世文化，这种普世性的优秀文化，是不会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与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共中央还要以私党私派的名义，为整个国家出台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像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决定以及被其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说到底只是一种摧残败坏和毒害毁灭中国优秀文化的反文化与负文化，完全是没有任何先进性和建设性可言的“新的迷信”。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他在讲话中专门点名批评了南开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曹禺：“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编》也很苦恼。……《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在周恩来眼里，曹禺真正成功的优秀作品，不是他作为中共党员所创作的《胆剑篇》，而是他早年创作的《雷雨》：“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合乎那个时代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曹禺的《雷雨》，是一部描写旧式家庭通奸乱伦的情色传奇的宿命悲剧。30年前，周公馆的少爷周朴园与女仆梅侍萍未婚同居，先后生育了周萍、大海两个儿子。周公馆为了让周朴园与门当户对的一位小姐正式结婚，在除夕之夜驱逐了梅侍萍和刚刚三天的二儿子大海。侍萍母子投水获救后嫁给鲁贵，改姓为鲁的她又生育了女儿四凤。30年后，鲁贵和四凤成为周公馆的仆人，鲁大海成为带领工人在周家煤矿罢工闹事的工人代表，周朴园的太太周蘩漪生育了周冲。在外地帮工的鲁侍萍到周公馆寻找女儿时，与周朴园意外重逢。剧中八个主要人物之间，因此形成乱伦通奸的或一男二女或一女二男的复杂关系，冥冥之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诛地灭、绝子绝孙的天谴罚罪。鉴于演出者和评论者一致认为《雷雨》是社会问题剧或政治宣传剧的严重误读，曹禺先在1935年的《〈雷雨〉的写作》一文中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1936年1月，曹禺在为《雷雨》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采用“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概念进一步回应说：“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笔者反复改写20多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分别由台湾秀威公司改书名为《天谴@天堂：曹禺影剧的密码模式》，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书中把曹禺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归纳概括为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一种密码模式：“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曹禺通过这样一种密码模式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迷信”，指的是当年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界普遍盛行并且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崇拜，以及对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人身依附式的个人崇拜。落实到文艺创作之中，就是对于毛泽东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之类最高指示的绝对服从。正是在这种“新的迷信”的束缚管制和摧残败坏之下，曹禺的影剧人生和人生影剧，逐渐迷失了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
曹禺对于自己委曲求全地依附屈从于“新的迷信”应该是完全清醒的。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曹禺，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他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创作。据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在《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中介绍：“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所谓“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指的是毛泽东当年在文艺界的主要代理人周扬。在田本相编著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一书中，记录有曹禺1980年6月22日接受田本相、杨景辉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剧作选，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扬写的那篇文章改的，……我不是怪罪周扬，而是说明：不能把没有想通的东西，把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就去生硬地灌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
回顾历史，在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宣传的。但是，一旦把艺术创作屈从和依附于被周恩来称之为“新的迷信”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操作，曹禺的影剧创作不仅丧失了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而且也起不到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感动人心的激励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与文艺创作相关联的文化建设以及更加远大的文化强国建设，从根本上是无从谈起的。进一步说，真正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建设，是具备普世性价值的既没有国界限制更没有党派色彩的普世文化，这种普世性的优秀文化，是不会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与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共中央还要以私党私派的名义，为整个国家出台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像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决定以及被其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说到底只是一种摧残败坏和毒害毁灭中国优秀文化的反文化与负文化，完全是没有任何先进性和建设性可言的“新的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