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型的前提是官民之间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的基础是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理性。可悲的是，60多年来，中国民间的理性呼声一直受到执政党和政府当局的非理性对待，尽管其非理性的程度在这一个多花甲的漫长岁月里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样，如果现代政治理性不能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思维方式，良性互动是不可能的，和平转型更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现代政治理性？
现代政治理性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上的，商业文明的基本原理是“意思自治，公平交易”。也就是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个人的事务，包括支配自己本人的人身和私有财物，以此为基础和他人社会进行交流沟通、协商谈判、制定契约，以及物质交换，和相应的履行义务。个人如此，组织之间如此，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当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政府所代表的公义来说人民必须服从，但这种服从恰恰必须是以政府由民意通过投票产生为前提的，必须是以政府服从全民利益为前提的，必须是以政府接受全民监督制约罢免为前提的。
这样，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现政府是中共作为一个军事集团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也是完全靠暴力维持的，因此，迄今为止它一直可以和中共画等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所以，今日中国的“官”其实只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总体上说它只能代表中共，尤其是对内，尤其是对民间力量、对政治反对派，现政府客观上只是中共这个普通政治组织的利益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十多年来通过垄断政权垄断全社会的财物和权力以及分配，当然是完全违反现代政治理性即“意思自治，公平交易”原则的。然而，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和中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成熟，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把“意思自治，公平交易”变成普照之光，也就是说，历史的进步必然把中共代表的“官”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政治组织，并且迫使它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对话，否则，它只能自绝于中国的历史进步。
值得庆幸的是，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今天，中共党内的理性精神也在发展，这就为它弃旧图新提供了一定可能。我们知道，中共虽然是一个以反商业文明的观念为宗旨的党，总体上说与商业文明格格不入，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集合概念的性质不等于其中个体的性质，在中共党内从来不乏理性的个人和理性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观念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六十余年来其指导思想也从“全面专政”到“四项基本原则”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五不搞”。可以断言，于它来说，从“五不搞”变成五要搞已经是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至少是认可和呼唤改革的一派）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政治理性苗头，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人民日报评论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应该说就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明证。
该文有云：“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
这里引用的三句古训，正是温家宝在几年前的一次两会后举行记者会时所引用过的，所以，该文至少在精神上是温家宝观念的表征。也就是说，这里肯定的“我们党”，其实肯定的是中共党内认同普世价值的一派，因为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中共只有温家宝公开肯定过普世价值，胡锦涛、吴邦国的观念则与此格格不入。
后文还有更直接的说法：“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我们知道，以上问题并不是哪个地方和部门的问题，而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现领导层的决策和施政的问题，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胡锦涛同志正在抱着炸弹跑向18大，力争以“稳定压倒一切”——压倒法治压倒人权压倒公平压倒正义——来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共喉舌能认识到现在中共已经面临“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的现实，面临“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的现实，，面临“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从而万劫不复的现实，总是它正在惊醒的表现吧，而且，即使它不代表中共整体或者说中共最高决策层，至少也代表了温家宝派的认识。
以此观之，中共最高层至少已经出现了相对理性化的派系，尽管他们未必能在今天就力挽狂澜，至少已经能一再发出声音——此前的同类声音我也有过评议。重要的是，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和邓小平时代一样，以胡萝卜加大棒就能治好，那么温家宝派步胡耀邦、赵紫阳后尘是无疑的。然而，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比基尼穿了三十多年，早已中心无存点点外泄，当今所有问题正是由他的那套威权政治造成的。列宁说，革命的条件是下层社会无法照原样生活了，上层社会也无法照原样统治了，今日中国，乌坎民变是前者的象征，王立军事件是后者的的象征。这种局面恰如该文所云：“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
其结果，不是抓紧时间进行根本性改革，就是“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
这个更大危机是什么呢？是苏联式的，还是波兰匈牙利式的？是埃及式的，还是罗马尼亚利比亚式的？显然，为了避免这种越拖就越严重的局面，中共党内的理性派正在奋起，由于局面越来越严重，中共党内的理性派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当然，温家宝只是一个行将离职的老三，而且无力决策只管行政，但是，他近年来的公开呼吁和大力号召，无疑已经是中共党内理性派觉醒并且力图主导中共决策的表征，不管今后由谁来接过普世价值大旗，为了中共不面临更可怕的历史结果，中共党内理性派必将奋勇拼搏，并且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虽说能否成为主流派还要看中共党内的博弈鹿死谁手。
我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从来不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恩赐上，从来噢强调只有我们自己输死抗争全力拼搏才有可能。
与此同时，我也从来强调，只有中共作为统治者具有充分理性，中国的转型才能和平进行。
1993年我在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的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和平宪章》中就指出：“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正反两方面的先例，完全足以使我国大陆仍然充满对立情绪的朝野各方达这种共识：中国大陆从一元化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只有在政府当局有诚意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地程序化地和平进行，才能将其负面影响——即对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如果说，二十年前我这么说还没有任何具体例证，那么，今天《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注脚。
如该文所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大体来说，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都是社会和经济制度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削弱了垄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把1把社会经济权利还给了公民，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党政官员能够凭着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疯狂的攫取财富，因此，虽然一开始“上头放，下头望，中间一个顶门杠”，但很快就出现了“蛇小窟眼大”的局面，再小的官也可能攫取大得惊人的财富，这样，社会经济改革倒是没有阻力了，但权力至上的反商业文明的模式也被固定化了——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
因为政治改革就是把政治权利还给人民，具体的说就是把公民权利和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和全民公决权利、监督权利和罢免权利还给每一个公民，如此一来，中共党政官员的权力不仅凸显出其不合法性，而且要被逐步以合法选举产生的加以取代，这对他们以权谋利还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的情况下，他们还能不极力拒斥？从人类历史上说，改革改得自己“肉疼”就不改，这是普遍现象，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永远只是例外。所以，今日中国这种情况是不奇怪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政治改革是很难启动的。
但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如前所述，连中共自己的有识之士也普遍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全面民主化，中国公民的还政于民要求无法抗拒，，连人民日报作为中共喉舌也为其能够幸存下去而提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连温家宝也公开发出了这样的哀鸣“不改革死路一条”。
应该指出，温家宝此语和邓小平三十年前所指完全不同！邓小平创导的经济改革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如果不是政治危机迫在眉睫，“大国崛起”的陶醉绝非毫无根据——当年因为赤贫而具有的“开除球籍”之忧早已不复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当然是因为不搞宪政民主制就必然导致内乱内战，导致步苏联乃至罗马尼亚、利比亚后尘！
所以，《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之语实在是中共党内理性派睁开眼睛看中国的表现，为了中共能在商业文明时代的今天继续存活，为了其酋首不至于走齐奥赛斯库开创的光辉道路，中共必须开始接受“微词”了！
“微词”是什么？是古代言语对民众对于当局和高官的不满和反对的表征，从今天来说，宁要微词也就是宁要言论自由，宁要全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批评抨击。
该文开宗明义的说：“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从反对派来说，这种看法当然是把政治改革当做执政党和政府的专利，因此还是没有突破非商业文明的政治模式。
但是我们要看到，任何和平转型都是以执政者能控制基本局面为前提的，都是以当局能够从放开言论自由开始逐步允许民间力量凝聚和发展为特点的，以此为开端，民意逐步开始全面表达，稳健务实的反对派迅速成长起来，假以时日，官民之间有了基本共识，有了双方共同认可的、可以逐步公平化的游戏规则，良性互动就形成了，和平转型就有望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局能够容忍反对派凝聚、成长、壮大吗？
当然没有人能替中共来回答。
但是问题在于，仅仅能保障微词，宁不能保证不走向危机！
要想避免罗马尼亚、利比亚式的危机，就还得兑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就还得要反对派的合法化，就还得和吴邦国的“五不搞”反其道而行之，就还得走宪政民主制之路！
所以，《人民日报》此文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和平转型的特点正是无论官民，很多话不到该说的时候就不说，为了稳妥推进，大家在当前都只说当前该说的话，这就是理性，这就是良性互动的方式方法。
正是从这种角度说，我认为人民日报此文还是很到位的，它把中共党内理性派的观点充分表达了出来，它为随之而来的中共政改破局起到了敦促作用，它向中共的保守派反改革派敲响了警钟——虽然国际上、民间社会一直在敲，但这一回来自中共党内！这样一来意义当然完全不同了。
中国民间的理性反对派从民主墙时代产生开始，就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1993年我在北京发起《和平宪章》活动，提出“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主张，至今也有二十年了，2008年，刘晓波等人又发起了声势更加浩大的《08宪章》运动，全面倡导普世价值，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可以说，不同的声音尽管广泛存在，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共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是由于中共迟迟没有响应，呼唤激进的声浪越来越高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显而易见，中共如果始终不迈出以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反对派的全面激进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庆幸的是，被邓小平打压下去二十多年的中共党内的政治改革呼声，在国际国内形势的诱导下或者说逼迫下，终于再次高涨起来，从温家宝近年来的十余次高调讲话，到人民日报不时发出的文章都远远超出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台上时的范围，这表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已经改变了大量中共党人的极端化思维，开始向商业文明的政治理性回归。
这样，尽管民间的过激声浪日高，理性的温和反对派仍然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尽管官方的主流派当权派仍然在持守“五不搞”，理性的明智的温家宝派则声浪日高，是否可能在近年被中共新的掌门接受实在值得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官民都理性化是良性互动的基础，目前看来，通过人民日报该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未来几年实现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钱景是确实存在的。
201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