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方励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是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高三的学生。那是1987年的1月，儘管我们高三年级都在忙于高考的複习准备，但是校园外一场昙花一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冲击到了我们。
1月13日，《人民日报》转发新华社合肥1月12日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託，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今天下午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免去管惟炎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研究生院院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他们二人将由中国科学院分别安排到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紧接着，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消息：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1月17日作出了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决定列举了方励之的五大罪状，分别是：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四。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係；五。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配合这条消息，还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朱雅轩，朱荣林的大批判文章，题为《党与知识分子的关係不容挑拨》。这篇充满“文革”的文章在最后说：“方励之倚才自恃，俨然以知识分子，尤其是八十年代青年学生的‘救世主’自居，似乎人们都是‘阿斗’，党和政府什麽都错了，马列主义全都失灵了，而唯独他的一套浅薄的‘理论’才是济世良方。。。然而这类‘学说’，对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几个信他的呢？”
这两位作者显然错估了形势。在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相信方励之，受到方励之思想的启蒙与鼓舞的岂止是“几个”，根本就是成千上万。当局大张旗鼓地批判方励之，就是明确的反证。而我，就是千千万万以方励之为精神导师的八十年代青年学生中的一个。
作为一个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高考的中学生来说，我对八六年底的学潮了解不多，对方励之的言论本来也完全不了解。有一天我回家，在北大地质系教书的父亲带回来一个系裡的学习材料，赫然就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自由化言论批判》，裡面钜细靡遗地罗列了很多三个人的讲话和文章。这使得我有机会完整地看到了方老师的观点。那种感觉，真的如同醍醐灌顶，令我受到很大的精神震撼。因为在此以前，我很少能见到这样大胆的，批判性的言论，这一次看到，使得我对很多问题产生了新的看法。后来我常常想，什麽叫做“启蒙”，方老师他们的言论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就是典型的启蒙，因为开启了我们用分析和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的道路。同时我也常常想，中共的宣传部门有时候真的是愚蠢到不行，这样全国性下发方励之等人的言论，其实正好是扩散了他们的言论和影响，对自由化运动起到了扎扎实实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相信，很多那个年代的人，都是通过批判材料才接触另一个思想天地的，说起来还是要谢谢中宣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