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据说是某伟大的政权建立的纪念日。在这个时刻，北京永远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像个精心打扮、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就在这一天，我却得知了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消息：我的好朋友、著名维权律师、基督徒李和平，在两天前遭到了一群歹徒的绑架和毒打。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显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李和平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的一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最受不了的是高压电棍的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带着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九月三十日凌晨一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树林子里。”
打手们个个训练有素，目的也很明确。李和平接着写道：“等我回家查点了一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非亲历者不能相信，然而这就赤裸裸地发生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举办地北京。”很明显，凶手们就是要阻止李和平参与的某些人权案件。凶手与中共当局存在着高度的默契，因为就在李和平被殴打前夕，北京国保方面的警察还找过他谈话，逼他离开北京，而被他严词拒绝。一个庞大的政权，是否因为害怕与一个弱小的律师当堂对证，就不得不使出这样的下流手段来呢？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那些穿着便衣的打手就是警察，但当局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
尽管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李和平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并表示还将继续手上的工作。他在这篇声明的结尾处写道：“我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行径，完全不认同。打人者威胁我不得在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必须带全家滚出北京。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他们，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的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李和平遭毒打事件，让所有人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北京，这是一座罪恶之城，而非和谐之城。此时此刻的北京，与纳粹时代的柏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没有什么区别；此时此刻的北京，与圣经中描述的因败坏堕落而被上帝所毁灭的所多玛和蛾摩拉没有什么区别。今天，政府越来越像黑帮，黑帮越来越像政府。今天，公义早已从掌权者的手上丧失，善良被虐待，邪恶被鼓励，掌权者不再具有上帝所赐予的职分。
李和平律师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他与我一同在北京某家庭教会受洗。那一天的洗礼，由几个家庭教会联合举办的，仅仅我们方舟教会便有八个人受洗，其中就有李和平的妻子王姊妹。李和平本来是陪同妻子前来参加受洗仪式的。等到事先报名受洗的人全都完成了洗礼，负责施洗的宋军牧师询问说：“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愿意接受洗礼？”
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和平激动地举手报名，大声地说：“我愿意！”于是，他走到台前，跪了下来，由牧师对其施行了撒水礼。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进入他的心中。他虽然没有怎么读过圣经，虽然还不怎么明白圣经完备的真理，但他凭着单纯、诚实和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也喜悦这样的孩子。
此后，李和平由于忙于法律事务，很少来教会参加聚会，也没有参加周间的查经班。我们经常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请他尽量抽时间读经、祷告、聚会，与神同在。我也深信，上帝既然拣选了他，便永不丢弃他。这几年来，李和平的律师事务所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并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可以赚钱的案件，而一直对人权案件有很大的负担。这些人权案件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收入，有时甚至需要律师本人支付各种费用；更危险的是，接手这些人权案件，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当局所不喜欢的律师的行列中，而对其他业务造成莫大的困扰。
在年轻一批人权律师中，李和平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温和而理性的佼佼者。他不主张其他人提出的政治抗争的策略，而坚持在法律渠道之内，通过一个个的案例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李和平心地善良，没有敌人意识，即便此次受到残酷的毒打，他也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而仍然呼吁让法律之光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在这份声明中宣称，他对那些凶手并没有怨恨，仍然愿意去爱那些迷失本性的同胞。此前，他已经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威胁，但从来都是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对待他们，不像某些人那样唾骂警察为“狗杂种”——警察也是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人，他们不是狗，只不过他们在为邪恶的权力轴心服务，因而失去了人的良善。但是，这种良善是可以被唤醒的，就如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那个秘密警察一样。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不能对人性失去信心。这也正是李和平的公开声明中最后一句让我感动不已的地方。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因为参与起草一份中国人权问题报告，而被北京国保从家中带走，警察出示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传唤证。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闻讯之后，立即给李和平打电话，请他前来提供法律帮助。结果，李和平几乎同时与我妻子到达。律师到来得如此迅速，让留下来监视我家的秘密警察们大吃一惊。他们将李和平从我家中带走，威胁他不准介入此案件，否则将让他在北京一个案件也接不了。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第二天我便被释放回家。两天之后，我与妻子回四川老家，李和平驱车前来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有两辆特务的车辆跟踪，并不停地对我们拍摄。在危难的时刻，最能见出真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恐惧，说完全不害怕，那是自吹自擂的谎言；但是，凭着爱，凭着对上帝的公义的信心，我们可以战胜恐惧。
这几年来，李和平参与了许多高度敏感的人权案件，如地下教会、法轮功、上访村、因言论获罪者等群体等等，都是他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当然，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案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二零零五年，李和平与其他几为人权律师一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他还告诉我说，他计划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拓展开来、力量雄厚之后，专门设置两三个人权律师的职位，使之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人权案件。他们不必为事务所挣钱，而由事务所为他们支付薪水。他本人就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构想，假如有几十家、几百家律师事务所都这样做，那么会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人权案件中来，而人权律师也不再有后顾之忧，他们将在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李和平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贫寒之家，他虽然到北京有许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改变其淳朴的农民本色。他曾经告诉我说，每当回到河南老家，看到那些深陷于贫苦之中的乡亲们，就为之而潸然泪下，恨不得将口袋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乡亲们。他个人的生活却非常朴素和节俭，住着一套两居室的狭小破旧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的捷达车，根本不像是一个拥有几十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这个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有人开玩笑说，圣经中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那么律师要进天堂比财主更难。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眷顾和保守像李和平这样为公义而战的律师，这样的律师是上帝所爱的仆人。
此次李和平被毒打事件，表明当局是如此地心虚，如此地害怕正在崛起之中的人权律师群体。用黑社会手段来恐吓、干扰律师参与人权案件，在近来已经多次发生过，滕彪、杨在新、李健强等律师都曾遭受人身伤害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但是，此次李和平被毒打，其恶劣程度却前所未有：参与殴打的人数最多、殴打的方式最残忍、计划安排得最周密、恐吓的方式最卑劣（直接恐吓说要伤害其妻子和孩子）。这也表明当局除了使用此类下作的手段外，已经在意识形态上、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制高点”。对于这样一个一边步步退却，一边不时发癫狂的政权，需要有新的策略和方式来应对，正如丁子霖女士所说：“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李和平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丁子霖所赞赏的工作——“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圣经中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又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二节）我们更要为李弟兄、王姊妹和他们的孩子祷告，求上帝的杖上帝的竿与他们同在，求上帝赐予他们勇气与智慧度过这受难的日子。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