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自由日”是由联合国于1993年12月创建的，旨在提高全人类新闻自由的意识，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到今年5月3日，已经是第19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了，每到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表致辞，很多国家都举办纪念活动，但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纪念日。19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取得了哪些进步？窥豹一斑可知全貌，从中国新闻记者的尊严这个角度去观察，更能一览无余。
无法报道真相，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奇耻大辱
从表面上看，中国新闻记者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业，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是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其中护士节是国际性节日，而教师节和记者节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节日。
中国政府为什么只为教师和记者设立节日？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在中国谁的社会地位最低就为谁过节，教师和记者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其社会地位仅高于“农民工”和“失足妇女”。在中国大陆的“三陪”文化中，二十年前流行“找个小姐陪陪你”，十年前流行“找个良家妇女陪陪你”，而现在流行“找个女教师陪陪你”、“找个女记者陪陪你”。近几年，女教师和女记者陪领导喝酒后被强奸、诱奸的事件频频发生，已经不是新闻了。
记者在国际上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中国怎么就成为弱势群体了呢？原来，“无冕之王”是中共宣传部，记者只是“无冕之王”脚下的“御用文人”。除了“御用文人”之外，中国大陆的记者还有很多别名，如“新闻民工”、“高级乞丐”、“高级妓女”等。民间的“黄段子”最能印证记者的社会地位：
记者协会与妓女协会门挨门，两会来访者经常走错门，记协秘书长劝妓协秘书长搬家，妓协会秘书长说：搬家没有必要，记者与妓者的工作是一样的：欢迎来稿（搞），稿（搞）费从优，吃的都是“封口费”，区别只在封上口与封下口！这个“黄段子”让我想到上个世纪40年代《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对“记者节”的解读——记者节，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节操就是气节操守，是做人的标准，是检验灵魂的试金石。具有高尚节操的人，诚信无欺，见义勇为，甚至舍生取义；具有高尚情操的记者，以批评为己任，能做到“铁肩担道义”。 而中国今天的记者节，是为了洗去记者的节操而设立。2009年记者节，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26家新闻媒体的400名记者在昆明金马碧鸡广场向党宣誓：“做负责任媒体”，“放弃灰暗新闻”。尽管网民们强烈要求云南省委宣传部解释什么是“负责任媒体”，什么是“灰暗新闻”，但一直没有得到解释。他们不可能解释，也不敢解释，因为：他们说的“负责任媒体”，就是让记者选择“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他们说的“放弃灰暗新闻”，就是让记者放弃揭露社会黑暗，放弃记者的节操。
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放弃节操的媒体及记者，也是在中共大政方针内迂回。诸如历次政治运动死亡人数、大跃进饿死多少人、“六四”、法轮功、计划生育等既定敏感话题，哪家媒体都自觉不去触碰。他们所敢言的，用行话说，就是要敢于和善于打“擦边球”，时不时地从墙里扔出一块石头，只打贪官不打皇帝，既吸引广大读者而又不犯规。可是一旦擦边多一点，就会招来宣传部追责，使良知媒体人常常活得太屈辱、太憋气！
无法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命定的，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其人格就会分裂，无耻地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最近，我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打击网络谣言的系列评论员文章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评论员是怎样的一种写作状态？我想，他们的文章不是坐着写出来的，不是站着写出来的，不是趴着写出来的，而是跪着撅着屁股写出来的。他们的写作姿势，与ＣＣＴＶ主楼的造型是一样的——面对阳具型的副楼，双膝跪地。他们的文章，是精神卖淫者在专制淫威下发出的和谐吟唱。
中国记者“去尊严化”的过程，如同妓院征服良女
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和尊严基点，要想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和尊严基点，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让这个职业的脸皮越来越厚，并美其名曰“战胜自我”和“超越自己”。打掉记者的节操，这个“去尊严化”的洗礼过程与老鸨子征服良家妇女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2011年8月，河南省西平县22岁女孩陈梦梦到县城天堡KTV应聘服务员，没想到上班后老板娘却威逼她做“特殊服务”，陈梦梦拒绝了老板娘的要求，但接下来先是两个打手将陈梦梦拉到KTV房间毒打一顿并将其强暴，然后拍下了她的裸照，老板娘以此要挟她卖淫。不堪忍受侮辱的陈梦梦提出辞职时，老板娘将其裸照发给了KTV店里的其他人，甚至还发给了街上的路人。陈梦梦精神几乎崩溃，她从KTV三楼跳下，降落时遇到电线缓冲侥幸捡回了半条命。
中国的很多记者在被奸污及打掉尊严后，绝对不会去跳楼。他们拿到新闻发布会的信封后，会赶紧跑到卫生间去点钱；他们拿到“封口费”后，会马上与自己的上级们商量如何分赃；他们拿到利益集团的广告费和宣传费后，会马上到报社财务处拿“提成”。他们喜欢被强奸，喜欢被诱奸，喜欢拿“小费”，一旦尝到甜头就像达到高潮的妓女——我要，我还要！这种可耻的行为已经远远不是中国记者的无耻，官员们捡西瓜，难道不允许记者捡芝麻？罪孽不能全记在他们的头上，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
中国记者的妓女形象，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2011年10月12日，西班牙《阿斯报》副主编马塔里亚纳斯采访中国男足时收到300元人民币红包，他非常惊讶，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回到酒店制作了视频，他在视频中手持300人民币，将中国这一奇怪的潜规则介绍给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真是见怪，“车马费”也是新闻。而在中国，连“封口费”都是正常现象。
2008年记者节，《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以《封口费缠身的记者节没有荣耀只有雪耻》为题作文纪念，他感慨：“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很巧的是，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来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许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一群真真假假的记者竟然在一场矿难之后，像乞丐一样排着队向欲瞒报的矿方争领封口费。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封口费事件曝光后，记者们像往常那样对自己职业神圣性、崇高性、使命感、荣誉感的任何空洞标榜也是可耻的，记者节中任何莺歌燕舞、自娱自乐和无节制的分利表彰也是无耻的。”
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问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是谁为中国记者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又是谁摧毁了这个职业的道德和尊严基点？
2000年10月28日15时，江泽民在中南海会客厅接见香港特首董建华。到了现场记者提问环节，有香港媒体记者问：中央支持董建华连任是否会影响香港自治？江泽民立刻变脸，先是质问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接着语惊四座：“我讲的意思，不是我要钦点他，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你们呀，我感觉你们新闻界也要学习，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一套的，你们必定是Too Young（太年轻），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指水平），我跟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也要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用广东话说)识得唔识得呀！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甚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 simple（太简单），sometimes naive(有时无知)，懂得没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我见得太多啦，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甚么也不说，这是最好的……”
香港记者不可能都去“闷声发大财”，因为社会责任是媒体的生命。但是，大陆记者绝对领会“闷声发大财”的精神实质，并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你是哪个单位的？”在中国，不仅是党的总书记可以这样问记者，任何一个级别的官员都可以这样恫吓记者。单位情节，是中国人的集体情节，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职称、房子、晋升都由单位一揽子掌控，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单位，就连结婚这个自认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也得单位开具介绍信或证明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离开单位的人发现“下海”创业太难，远没有在单位通过贪污受贿发财快，还是被包养和圈养好，于是纷纷“上岸”花钱买单位。因单位的重要性，领导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意味要找到你单位领导去，打碎你的铁饭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在第十一届全运会跳水比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熊倪的启蒙教练马鸣突然接受采访，指出全运跳水金牌实际上已经中国跳水掌门人周继红全部内定，并指出了接下来4枚金牌的获得者。让人惊讶的是，比赛结果最终证明了马鸣当初的预言，几乎所有媒体都涌向了新闻发布厅求证“金牌内定”一说。当有记者提问“金牌内定”的问题时，周继红两次反问记者：“你哪个单位的？”
2010年“两会”，《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在湖北省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上请省长的李鸿忠谈谈对邓玉娇案的看法，却被反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这位省长还当众抢走了女记者的录音笔。互联网上一片要求李鸿忠道歉的怒吼，但他只归还了录音笔。令网民没有想到的是，李鸿忠继续侮辱记者。3月10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他时问“许多网民要求您向记者道歉，您怎么想？”李鸿忠回答：“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我把李鸿忠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为了“和谐”，记者必须“去尊严化”，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慢慢地就习惯了。
在政府官员的心中，记者的职责就是“弘扬主旋律”，就是唱赞歌，就是发挥“喉舌作用”时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的“口交一致”。
羞辱与蒙羞无处不在，强奸与顺奸无时不有
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废除对公众人物的侮辱罪并对诽谤罪加以特别限制，也没有规定记者的法律豁免权，要想让记者有尊严地活着，就必须加快新闻立法和取消刑事诉讼法“危害国家安全被拘可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并让全社会认识到：只要有一名记者由于报道真相而遭到暴力、恐吓或任意拘留，就是相当于剥夺了所有人说话自由的尊严；而保护记者新闻自由的尊严，就是保护人民凭自己良心说话办事的尊严，就是保护“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言论自由。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现实中，发出这样质问的领导干部太多了，只是逯军倒霉被曝光罢了。在这样的质问下，绝多数记者选择的是前者。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进京抓记者，政法机关成为“一把手”的家奴，记者时刻受到“莫须有”罪名的威胁。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以“反贪”名义（检察官违纪询问通知书）传唤《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使他有家不敢回，有业不能就。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芜湖国能电力第五分公司强迫员工交“份子钱”，记者前去采访，该公司安全专员刘来福指着记者的鼻子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你采访我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你对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这种态度吗？”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河南商报》记者王向前到南阳市信访局了解“三公”经费支出向社会公开情况时，该局两名干部突然动武，按住王向前进行搜身，随后从楼上下来的一个干部，狠狠地把记者证摔在了王向前的脸上，又在他脸上扇了几巴掌，在他腿上跺了几脚，边打边骂，一直打到他站不起来，还威胁：“敢动一下，今天就让你死在这!”
中国记者不会忘记，《新民晚报》女记者陶邢莹在采访中惹怒大连足协秘书长，“被他们掐脖子吊起来打”……
导致新闻记者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向谁负责的问题。政府与舆论监督，实质上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民主化社会，公民天经地义地享有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特权”。公民把此种“特权”的一部分授予新闻媒体，使之成为公民权利的一种载体、一种代理和一种公器。
中国新闻记者的尊严已经丧尽。温州7•23动车惨案发生后，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发出这样的感慨：“很多国内外的记者前去采访难属，讽刺的是难属们几乎只接受境外及港台媒记的采访。难属说：‘你们这些吃政府饭的媒体，我就算说了你们 敢写敢登吗？还是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几位国内的媒记识趣的走开了，中国媒体人的悲哀啊！国内媒体有党委宣传部掐着脖子、捏着睾丸呢！香港的媒体，如果不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北京的媒体，如果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这就叫一国两制！”
7月29日晚，当中宣部下达第三道禁令时，中国媒体人的灵魂和良心无处安放。《新京报》一名编辑微博解释被迫撤版的过程：“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一名北京新闻从业者在微博中说：“为今晚的扼杀气愤却又无奈，不得不从。在中国，一切媒体都是党报，一切新闻人都是臭不要脸，一切遇难者都是我们自己。”《南方都市报》深度版主任喻尘微博悲情：“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羞辱与蒙羞无处不在，强奸与顺奸无时不有，这就是中国新闻记者的生存环境。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那座大楼在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CCTV主楼的形象，就是中国大陆媒体人的整体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