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的在“思想”，自由的在“言论”，自由的在否定或肯定某种价值，某种制度。束缚似乎没有被感知，至少束缚的感知不是那么强烈，表现为：在专制的铁笼中还有心情炫耀或调侃被请去“喝茶”，想象着与专制者平起平坐，化干戈为玉帛。这些人总是在不自觉中流露出对现实的满足——不再疲于生计，可以腾出一些时间进行思索，思索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或价值，用以区别其他的人，其他的生存方式。
我不知道我的“爱犬”是否幸福，但是我总以为这是我给他的最大的幸福，我几乎可以满足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在我看来无外乎是：想到户外玩儿，想吃些肉，想找到一只正在发情的小母狗。这些“幸福”，我都可以满足——我以为他也会满足。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真的不能确定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的意识到这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实际上是给予的幸福，是我自以为的幸福——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厢情愿的，强制性的将“幸福”赋予“爱犬”而丝毫不用考虑他是否也认可这种“幸福”，更为关键的或许是：我自认为的，毋容置疑的“给予”及对这种“给予”的评价是否真的没有一点问题？我为什么认为这种“给与”是“幸福”而不是相反？——有一件事证明我的这一疑问并非空穴来风，我认为的美味远不及人的排泄物更能勾起“爱犬”的食欲，这说明了什么？显然，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一种“先验”的思维方式与评价体系，对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没有去追问，它什么时候进入到我的内心，通过什么方式让我习惯于他的主宰，自觉自愿的选择去依附？我为什么不曾觉察，不曾质疑它的目的性？联想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有这样的问题：将“给与”与“幸福”概念化，标准化之后，这些被固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束缚或是奴役。
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是个性的消亡而非以个体为基础，两者之间最真实的表现是排斥，是斗争，“系统”不过为排斥与斗争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个“社会的系统”作为平台，排斥与斗争没有可能发生。可我们受到的教育却不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某种先验的价值——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要避免排斥与斗争。这种先验的价值这样的说道：“我并没有完全否认个别的存在，个别的价值，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证明：‘我’思的方式，‘我’为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与众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都足以保证你们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独特的存在”。——可“系统”却刻意的不去告诉另外一个事实：当所有人都认可这些证明方式并接受这样的评价体系时，这些方式及这一评价体系就具有了普遍性特征——我的存在，只能在普遍性中得到证实或者说“我的存在”需要“他的存在”来解释，来证明。一切证明“我”的东西都会遇到“他”的质疑——“我思故我在”是思者本人的一种证明方式——自以为可以证明自己的方式，要么这种证明不具有普遍性，要么这种方式只能证明“思考着”本人（笛卡尔本人）——而不能要求所有其他的人都适用这样的证明方式。普遍性会使个性消亡，而“个性”在没有普遍性认可的前提下，是否真实的存在成为一个不解的谜。就是这个谜，让我们陷入两难，用毕生来实现“自我”却对“系统”无能为力——我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系统”的束缚——不管是“我思”，“我为”，或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自由（可能还包括自由这种价值本身）在这种系统的思维习惯与评价体系下荡然无存。
“我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陷入到特定的背景中，陷入到先验的系统中——语言、知识、逻辑、对象、价值的限定中。而这些限定根深蒂固，成为“我思”的基础，所谓的“我思”的个性、自由就只能淹没在结构、系统、范畴之中，而无法真实的得到实现。“我思”是一种个性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先天不足，太理性，太常规，太和风细雨，太因循守旧。形式与内容都被固化，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的被自我固化，所谓挣脱固化，获得自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非但无法接近自由，反而与自由渐行渐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屈从于被精英们认可的标准化习惯，承认既定的社会秩序，既定的社会等级，再为这些既定的东西贴上一些“文明”、“现代”、“进步”、“理性”、“和平”等诸如此类的标签，用以约束其他人。
有一种谎言叫“善意的谎言”或“真实的谎言”，这些谎言似乎无需解释，无需证明。谎言本不是真实，披上“真实”与“善良”的外衣无非是赋予谎言以“价值”。“和平”在专制下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谎言，可偏偏有那么多人将这种“善良的谎言”大张旗鼓，乐此不疲的为其披上一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外衣招摇过市，愚弄那些被奴役的人，让这些人自觉的接受、认同这种“价值”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在这些人看来，是先验的，无需考证的，毋容置疑的。——自由甚至于所谓的民主在这样的谎言中消失，仅存的“我”不过是“和平”这一“价值”下的奴隶——还不断的，“善意”的告诫“我”要接受，忍耐这个奴隶地位，否则，奴隶也做不成，早早的下地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一方面在不断的，花样翻新的制造、固化约束，极力的在掩盖奴役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的传播着“文明、社会、自由在进步”的谎言，编织着一幅绚丽多彩的人生画卷——而那些已经坐稳了奴隶地位的“精英”们，正是固化约束，传播谎言的主力推手。这些人正在现实的帮助专制统治者固化秩序、固化概念、固化价值、固化“法”、固化“道德”、固化“善良”与“恶”——固化他们可以固化的一切——而这一切固化所要达到的现实与长远目标就是剥夺别人自由，确立“奴隶主”的永恒地位——让那些奴隶们永久的去哀鸣——这种哀鸣声是奴隶主最想听到的，最能证明“自我价值”的优美旋律！所有对固化的反抗与挣脱，都会被认为是偏离“系统”、“理性”轨道的行为，被指责为“疯子”，成为“疯子”后奴役者就有了更多的理由对其进行惩罚——将这种貌似公正的惩罚，强制性的加到这些“疯子”的身上——而那些固化秩序的推手，所偶然表现的“同情”，“人道”，就显得那样的虚伪、卑鄙、滑稽、可笑。
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过是至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对这一制度尚且有改善的余地与可能，更何况中国的专制制度还有什么不可以打破？！遗憾的是，一些人非但不去劝慰人们努力的减少或挣脱束缚，反而在推波助澜的为束缚或增加的束缚（如“失踪法”）寻找更为动听、迷人的理由，不断的要人们节制自己以适应这种既定的秩序，既定的强加的“幸福”。这些束缚及“幸福”的推手，总要装扮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摸样，总要披上一件“真理”或“知识”的外衣，总表现的那么善良，那样真诚，那样高瞻远瞩，有时又显得那样无辜——呕心沥血的做了那么多“好事”，多么不容易，却还有非议——他们在苛责奴隶，苛责奴隶的宽容度，苛责奴隶的素质，苛责奴隶良心，这些奴隶为何不为恩赐的“幸福”而流泪，为何不心甘情愿的为“伟大的进步”，为动听的谎言而高歌？
专制束缚下没有自由，请不要为束缚寻找理由，也别将这种束缚下的“幸福”当作一件赠品强迫我们接受。要么你撕下伪装，理直气壮地告知：专制的“系统”容不得自由；要么你解除一切束缚，恢复本应属于我们的自由。二者择其一，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不管你是否愿意，人类追求自由，打破束缚的决心与勇气不会因为不断变换的面容——或“凶残”或“善良”而有所改变，有所止息。
至于我们，自由的追求者，“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语）来质疑、挑战、挣脱那些来自于某种“奇境”的天赐之物对我们的束缚——这种束缚有时表现为权力，有时表现为“知识”，但是更多的时候，两者交织在一起——我们可能很注意对权力的防范却忽略了对不加质疑的“知识”的防范。很有可能，这种“知识”（不过是奴役的理由）才是我们真正难于逾越的障碍，难于战胜的、最危险的敌手。
我不知道我的“爱犬”是否幸福，但是我总以为这是我给他的最大的幸福，我几乎可以满足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在我看来无外乎是：想到户外玩儿，想吃些肉，想找到一只正在发情的小母狗。这些“幸福”，我都可以满足——我以为他也会满足。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真的不能确定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的意识到这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实际上是给予的幸福，是我自以为的幸福——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厢情愿的，强制性的将“幸福”赋予“爱犬”而丝毫不用考虑他是否也认可这种“幸福”，更为关键的或许是：我自认为的，毋容置疑的“给予”及对这种“给予”的评价是否真的没有一点问题？我为什么认为这种“给与”是“幸福”而不是相反？——有一件事证明我的这一疑问并非空穴来风，我认为的美味远不及人的排泄物更能勾起“爱犬”的食欲，这说明了什么？显然，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一种“先验”的思维方式与评价体系，对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从来没有去追问，它什么时候进入到我的内心，通过什么方式让我习惯于他的主宰，自觉自愿的选择去依附？我为什么不曾觉察，不曾质疑它的目的性？联想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有这样的问题：将“给与”与“幸福”概念化，标准化之后，这些被固化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束缚或是奴役。
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是个性的消亡而非以个体为基础，两者之间最真实的表现是排斥，是斗争，“系统”不过为排斥与斗争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个“社会的系统”作为平台，排斥与斗争没有可能发生。可我们受到的教育却不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某种先验的价值——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要避免排斥与斗争。这种先验的价值这样的说道：“我并没有完全否认个别的存在，个别的价值，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证明：‘我’思的方式，‘我’为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与众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都足以保证你们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独特的存在”。——可“系统”却刻意的不去告诉另外一个事实：当所有人都认可这些证明方式并接受这样的评价体系时，这些方式及这一评价体系就具有了普遍性特征——我的存在，只能在普遍性中得到证实或者说“我的存在”需要“他的存在”来解释，来证明。一切证明“我”的东西都会遇到“他”的质疑——“我思故我在”是思者本人的一种证明方式——自以为可以证明自己的方式，要么这种证明不具有普遍性，要么这种方式只能证明“思考着”本人（笛卡尔本人）——而不能要求所有其他的人都适用这样的证明方式。普遍性会使个性消亡，而“个性”在没有普遍性认可的前提下，是否真实的存在成为一个不解的谜。就是这个谜，让我们陷入两难，用毕生来实现“自我”却对“系统”无能为力——我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系统”的束缚——不管是“我思”，“我为”，或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自由（可能还包括自由这种价值本身）在这种系统的思维习惯与评价体系下荡然无存。
“我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陷入到特定的背景中，陷入到先验的系统中——语言、知识、逻辑、对象、价值的限定中。而这些限定根深蒂固，成为“我思”的基础，所谓的“我思”的个性、自由就只能淹没在结构、系统、范畴之中，而无法真实的得到实现。“我思”是一种个性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先天不足，太理性，太常规，太和风细雨，太因循守旧。形式与内容都被固化，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的被自我固化，所谓挣脱固化，获得自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非但无法接近自由，反而与自由渐行渐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屈从于被精英们认可的标准化习惯，承认既定的社会秩序，既定的社会等级，再为这些既定的东西贴上一些“文明”、“现代”、“进步”、“理性”、“和平”等诸如此类的标签，用以约束其他人。
有一种谎言叫“善意的谎言”或“真实的谎言”，这些谎言似乎无需解释，无需证明。谎言本不是真实，披上“真实”与“善良”的外衣无非是赋予谎言以“价值”。“和平”在专制下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谎言，可偏偏有那么多人将这种“善良的谎言”大张旗鼓，乐此不疲的为其披上一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外衣招摇过市，愚弄那些被奴役的人，让这些人自觉的接受、认同这种“价值”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在这些人看来，是先验的，无需考证的，毋容置疑的。——自由甚至于所谓的民主在这样的谎言中消失，仅存的“我”不过是“和平”这一“价值”下的奴隶——还不断的，“善意”的告诫“我”要接受，忍耐这个奴隶地位，否则，奴隶也做不成，早早的下地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一方面在不断的，花样翻新的制造、固化约束，极力的在掩盖奴役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的传播着“文明、社会、自由在进步”的谎言，编织着一幅绚丽多彩的人生画卷——而那些已经坐稳了奴隶地位的“精英”们，正是固化约束，传播谎言的主力推手。这些人正在现实的帮助专制统治者固化秩序、固化概念、固化价值、固化“法”、固化“道德”、固化“善良”与“恶”——固化他们可以固化的一切——而这一切固化所要达到的现实与长远目标就是剥夺别人自由，确立“奴隶主”的永恒地位——让那些奴隶们永久的去哀鸣——这种哀鸣声是奴隶主最想听到的，最能证明“自我价值”的优美旋律！所有对固化的反抗与挣脱，都会被认为是偏离“系统”、“理性”轨道的行为，被指责为“疯子”，成为“疯子”后奴役者就有了更多的理由对其进行惩罚——将这种貌似公正的惩罚，强制性的加到这些“疯子”的身上——而那些固化秩序的推手，所偶然表现的“同情”，“人道”，就显得那样的虚伪、卑鄙、滑稽、可笑。
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过是至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对这一制度尚且有改善的余地与可能，更何况中国的专制制度还有什么不可以打破？！遗憾的是，一些人非但不去劝慰人们努力的减少或挣脱束缚，反而在推波助澜的为束缚或增加的束缚（如“失踪法”）寻找更为动听、迷人的理由，不断的要人们节制自己以适应这种既定的秩序，既定的强加的“幸福”。这些束缚及“幸福”的推手，总要装扮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摸样，总要披上一件“真理”或“知识”的外衣，总表现的那么善良，那样真诚，那样高瞻远瞩，有时又显得那样无辜——呕心沥血的做了那么多“好事”，多么不容易，却还有非议——他们在苛责奴隶，苛责奴隶的宽容度，苛责奴隶的素质，苛责奴隶良心，这些奴隶为何不为恩赐的“幸福”而流泪，为何不心甘情愿的为“伟大的进步”，为动听的谎言而高歌？
专制束缚下没有自由，请不要为束缚寻找理由，也别将这种束缚下的“幸福”当作一件赠品强迫我们接受。要么你撕下伪装，理直气壮地告知：专制的“系统”容不得自由；要么你解除一切束缚，恢复本应属于我们的自由。二者择其一，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不管你是否愿意，人类追求自由，打破束缚的决心与勇气不会因为不断变换的面容——或“凶残”或“善良”而有所改变，有所止息。
至于我们，自由的追求者，“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语）来质疑、挑战、挣脱那些来自于某种“奇境”的天赐之物对我们的束缚——这种束缚有时表现为权力，有时表现为“知识”，但是更多的时候，两者交织在一起——我们可能很注意对权力的防范却忽略了对不加质疑的“知识”的防范。很有可能，这种“知识”（不过是奴役的理由）才是我们真正难于逾越的障碍，难于战胜的、最危险的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