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维稳付出了多大代价？恐怕没有人能够算清楚说清楚。

《财经》杂志曾刊登《公共安全账单》文章，披露了中国式维稳的一些经费现状：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连续多年超过国防预算。

2012年“公共安全”预算是7017.63亿元，比2011年执行数增长11.5%。而排在上一位的“国防”预算数是6702.74亿元。据此，境外媒体报道将“公共安全支出”视为“维稳费”，宣传2012年中国维稳费再一次超过军费预算。财政部有关人士出面驳斥了“公共安全支出”等同“维稳费”之说，说中国财政预算中根本就没有“维稳费”，同时告诉公众，除美国、法国以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和5486.06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和15.6%，而同期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9.5%、11.7%和21.3%。财政部宣称，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财政收入增长保持着协调发展，并非如外媒所编造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应付“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官媒也发文认为：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的帽子，是外媒的潜台词。可实际上，中国警察与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世界上排在相当靠后的位置。以美国为例，美国警察共有警员9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达到3.25‰，而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警员配备比例。如果以公共安全支出与军费比例而论，中国不及德、英、日、澳、俄；以警察占人口比例论，中国远低于美国，在这些数据面前，外媒所谓中国“投入巨资维稳”的报道真有点指鹿为马的味道。

官媒的说法当然只是代表官方少数人的立场，并且经不起推敲。如果说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那么中国的警察数量只有一百多万，一百多万警察每年要花掉数千亿元！这个惊人的数字会否让全世界更加震撼？！

实际上，中国人口基数大，警察的人数当然也就更多，警察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一般意义上的警察，包括了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户警、经警、狱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国安警察、空中警察、航运警察、缉私警察、林业警察等等，还有一支可与正规军队媲美的武装警察部队，包括机动部队和特战部队，其装备和规模与军队不相上下。还有一支与警察人数相差无几的治安联防队员和所谓的协警，几项相加，中国的警力规模应该在千万人之上，比官媒公开的这个人数至少多了十倍以上。

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不稳定局面日趋恶化和复杂。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以后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是一年超过一年。

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为什么维稳经费越来越多，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

体制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各级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制于各级党政部门，既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又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得原本简单的社会矛盾越搅越复杂，特别是司法不公导致的冤假错案越积越多，又得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径，常常为了对付一个上访的人或一个维权的人，政府要投入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来恐吓监视，这种劳民伤财的手段让那些挥霍维稳经费的人乐此不疲，因而所谓的维稳成本自然就越来越高。

维稳经费的支出数目巨大，而且维稳支出还是窄口径的，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部门支出的其他内容——以公安部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级政法委、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亦承担了大量维稳重任，但其预算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务大类下，无明细账目；地方专项经费和专项基金，可能列入公检法司等部门预算，也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传部、信访局等党政部门项下，还有可能隐藏在一些民生工程形象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五花八门！

虽然外界无法准确地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到，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似乎已经快走到尽头。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

尤其是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加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许多地方的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维稳经费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天价维稳成本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如湖南津市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维稳人员工资的发放。天价维稳成本是沉重的包袱，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

庞大的公共安全开支也用于建设覆盖全国的“危机预报体系”，就是将奥运会和世博期间建立的监控机制长期化正常化，根据公安部长孟建柱的解释是，要在全国建立5大网络来管理整个社会，这5大网包括在公众场所遍布监控网，然后在主要街道加强巡逻网，另外监控互联网，还有各个单位的监控网和街道居委会的监控网。重庆在公共安全网络监控方面显然是一个榜样，去年重庆就宣布投资170亿元在全市安装50万台监控摄像头，当时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表示，这是继美国“9·11”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这个系统由思科（Cisco）和海康威视（Hikvision）负责更换现有31万个视频摄像头，以及安装新设备，于2013年底以前形成一个集50万个视频摄像头于一体的应急联动数字化防控体系，覆盖重庆市80%的面积。市财政出资51.5亿元，社会力量投资100多亿元。

近年来，各大城市的安防体系建设投入和监控摄像头数量都在逐年增加。2008年，北京在奥运前在500个大型商场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广州为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安保投入9.9亿元左右，在全城安装26.8万个治安视频监控摄像头。另外，警方在涉亚场所内部及周边安装建设视频监控头1.2万个，实现亚运场馆及周边地区的无缝视频覆盖。

监控安防高科技产品近几年来风行中国，海内外生产销售厂商均把目光投向中国，当高科技被官方视为维稳的利器，就会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十二五期间，官方计划要投入5000亿来打造所谓的平安城市。然而，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50%！你或许想象不到，价值千元的摄像头会被卖到上十万元！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的本质，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的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

相比之下，城镇社保医保没有普及，农村社保医保更是纸上谈兵，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群体高达几亿，每年只需从党政部门的吃喝经费中压缩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而政府每年却要耗资数千亿来搞维稳，如果将其中一部分直接给那些低收入群体抑或投入到真正的民生工程，或者用于纠正补偿冤假错案，就不会陷入这种越维稳越乱，越维稳越不稳的乱象之中。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各级官僚，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出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