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主力
“三点暗含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由于在反清这一点上存在共识，革命党人与洪门（天地会）一拍即合。1894年11月24日，”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兴中会（国民党的前身）在檀香山成立，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学者罗香林评价：”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黄兴组建华兴会，陶成章组建龙华会，同样也离不开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会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孙文感叹：”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作为洪门在海外的分支机构，1848年成立的致公堂势力很大，”华侨名列会籍者十之八九”，其分支安良堂的法律顾问，是后来的四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04年1月，孙文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坐上了洪门的第三把交椅；4月，孙文因护照问题被羁押在旧金山移民局扣留所，致公堂领袖黄三德聘请著名律师和利打官司，在华盛顿最高法院获得胜诉，孙文得以恢复自由；游埠数月，”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黄三德后来动用自己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致函加拿大洪门人士，把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等地的分堂楼宇抵押或变卖，筹得巨款数十万美元，供孙中山作革命经费”。
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革命党人重要的革命起事凡24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起事者，最少有12次。从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的黄花冈起义，孙文所主导、参与的10次起义，有9次依靠的都是洪门会党武装。为筹集黄花冈起义的经费，孙文奔赴美国、加拿大，声称”筹款30万便可推翻满清”，加拿大致公堂将该堂砖楼一座连地向银行抵押贷款1.2万加元，共筹得义款7.7万余港元。起义失败后，孙文与黄三德协商，决定将同盟会并入洪门，凡同盟会成员以前未有加入洪门的，一律加入致公堂，双方在《少年中国报》、《大同日报》发表联合声明。黄三德负责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国民救济局），短短五个月就筹得144130美元。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911年8月4日，四川各路袍哥（哥老会）借助保路风潮，在资中召开”攒堂大会”，密谋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袍哥老大张益山揭竿而起，率众进击成都，全川纷纷响应，民军蜂起。清政府急调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导致武昌守备空虚，10月10日新军发难一举成功。陕西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关中四十余里数日间，莫不义旗高举”，一时间，”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可以说，没有洪门、袍哥等会党出钱出人出力，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那么，这些革命功臣得到了什么回报？
国民党忘恩负义的传统
从旧秩序的破坏者到新秩序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党人惩治害群之马势所难免。会党组织良莠不齐，乘革命之机劝捐、勒派军资、危害公共安全者，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残酷镇压。1912年1月29日，孙文发出针对会党”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尤宜痛行戒绝”的电文，全国开始大力扫荡会党组织。如江西洪江会（洪门中哥老会的一个派系）自恃革命有功，四处抢劫、勒索，民怨沸腾，江西都督李烈钧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为名，对洪江会大开杀戒。
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地方还上演了因派系纷争残杀革命功臣的惨剧。如陈炯明取缔三合会，下令杀害参加过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的许雪秋、陈涌波等会党首领，孙文公开致电表示支持；嫌职务过低的革命元勋、哥老会老大万炳南，被陕西都督张凤翙枪杀。
依法惩处沦为土匪的少数会党分子，为社会治安所必须。但一旦扩大化，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取缔，缺乏改造机会的会党，要么沦为匪类，要么依附军阀、权贵，成为私人凶器。难得谭人凤为会党鸣不平：”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孙大炮昔日为募集革命资金，在海外印制的一元的公债券（保证在民国建立后每券偿还十元），以及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民国建立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由于财政困难根本无法兑现。1912年3月1日，孙文发给黄三德口惠而实不至的旌义状：”黄三德君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懋著劳绩，历久不渝，应发给最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
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致电孙文：”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亡灵，以慰同仁仰望之心。”孙文置若罔闻。黄三德请求将致公堂改为正式政党，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满口应承”的孙文，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踢起了皮球。
黄三德正告胡汉民：”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之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将责任推归孙文，几次三番，黄三德才明白：”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眼见致公堂立案无望，囊中羞涩的黄三德请全国铁路总督办孙文代筹1千元返美的路费，年薪3万大洋、”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的孙文，竟然”靳而不予”！对”懋著劳绩，历久不渝”的黄三德薄情寡义到这般地步，夫复何言。
1913年发动叛乱（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流亡日本，又打起了洪门的主意，自称”洪门一份子”，希望各埠洪门团体”全部填写誓约、加人中华革命党”，”共图革命事业”；洪门人士终于忍无可忍: “洪门求都督胡汉民立案，一再批斥不准，先生受洪门待遇之厚，胡汉民感谢洪门之手墨未干，岂意忘本食言，如是之速。今先生大炮之徽誉，腾于内外，伟人变作匪人，先生利用洪门之技俩又出，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1915年护国战争，美洲致公堂所筹款项均直汇云南，不交与孙文。
1919年1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致信孙文：”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要求”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曾声称”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洪棍”孙文，居然说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短短几年，民国历史就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辈涂抹得面目全非，何况百年之后！
抗战时期，洪门大佬、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建立筹饷局，为国内筹集了330万美元；1948年，对国民党极为失望的司徒美堂公开声明拥护中共，投入中共阵营。
蒋介石和他的“夜壶”
蒋介石每次到上海都要见黑道大哥杜月笙，令一位美国外交官感到奇怪。有个中国官员解释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里揭示了蒋介石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鸦片。
1928年，声称”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蒋介石，”禁烟所得”达到1700万元左右；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来自四川、云南的几百吨鸦片，则由蒋介石的军队押运，沿长江东进。蒋当家执政三年，国产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1931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讽刺说：”如果精明的宋（子文）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1932年，杜月笙以每月上缴财政300万元的条件垄断上海的鸦片生意；1933年，兼管全国缉毒工作的蒋介石，与上海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杜月笙合作愉快，鸦片税收达到1600万元，全国的鸦片税每月可达3000万元。杜月笙控制了”江南地区鸦片运输、烟膏分配、瘾民执照发放以及管理土行烟馆系统，海关等机关收缴的各类毒品均交委员会，再投入市场”。
见日本人也想占领毒品市场，蒋介石于1937年颁布法令，使用日人制造的麻醉药品将受严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说：“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无独有偶，据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共元老《谢觉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书籍和文献披露，为筹措军费，中共在延安时期也曾大肆种贩鸦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学者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国军也不干示弱，民国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亚洲大毒枭杜月笙，为解决蒋委员长的后顾之忧，鞠躬尽瘁，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形成了“全球销售网络”。
杜、蒋关系说来话长，前者不仅是后者的提款机，也是特殊时期最锋利的一把快刀。1927年4月12日凌晨，杜月笙诱杀中共四大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统领的青帮成为蒋介石清党分共的急先锋；1932年”一*二八”抗战，杜月笙为十九路军送去大量食品和生活用品，蔡廷锴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1935年，杜月笙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的120架军用飞机全部捐赠给了国民党；1937年凇沪会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出数万受伤军民，并将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罐头等劳军物资送到前线；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还协助军统刺杀了大汉奸傅筱庵、张啸林；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共计260万人。
无论怎样评价杜月笙，他抗日有功，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应无疑议。没想到抗战胜利，蒋介石翻脸比翻书还快，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打出了大字标语：”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因未达到”救济特捐”的筹款目标，上海当局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直到他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没有蒋介石授意，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本党历史的新页》，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把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溃败，归罪于杜月笙的”逆袭”！社论还说：”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经济的措施。”
客居香港的杜月笙，经济并不宽裕，想与家人、朋友去法国安度晚年，向台湾申请办理27张护照，台湾方面竟要收取15万美元的护照费！杜月笙告诉密友范绍曾：“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蒋介石完全就是把我当尿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1951年杜月笙去世，这位昔日的“上海皇帝”仅给家人留下11万美元的遗产。
（未完待续）
“三点暗含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由于在反清这一点上存在共识，革命党人与洪门（天地会）一拍即合。1894年11月24日，”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兴中会（国民党的前身）在檀香山成立，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学者罗香林评价：”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黄兴组建华兴会，陶成章组建龙华会，同样也离不开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会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孙文感叹：”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作为洪门在海外的分支机构，1848年成立的致公堂势力很大，”华侨名列会籍者十之八九”，其分支安良堂的法律顾问，是后来的四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04年1月，孙文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坐上了洪门的第三把交椅；4月，孙文因护照问题被羁押在旧金山移民局扣留所，致公堂领袖黄三德聘请著名律师和利打官司，在华盛顿最高法院获得胜诉，孙文得以恢复自由；游埠数月，”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黄三德后来动用自己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致函加拿大洪门人士，把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等地的分堂楼宇抵押或变卖，筹得巨款数十万美元，供孙中山作革命经费”。
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革命党人重要的革命起事凡24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起事者，最少有12次。从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的黄花冈起义，孙文所主导、参与的10次起义，有9次依靠的都是洪门会党武装。为筹集黄花冈起义的经费，孙文奔赴美国、加拿大，声称”筹款30万便可推翻满清”，加拿大致公堂将该堂砖楼一座连地向银行抵押贷款1.2万加元，共筹得义款7.7万余港元。起义失败后，孙文与黄三德协商，决定将同盟会并入洪门，凡同盟会成员以前未有加入洪门的，一律加入致公堂，双方在《少年中国报》、《大同日报》发表联合声明。黄三德负责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国民救济局），短短五个月就筹得144130美元。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911年8月4日，四川各路袍哥（哥老会）借助保路风潮，在资中召开”攒堂大会”，密谋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袍哥老大张益山揭竿而起，率众进击成都，全川纷纷响应，民军蜂起。清政府急调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导致武昌守备空虚，10月10日新军发难一举成功。陕西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关中四十余里数日间，莫不义旗高举”，一时间，”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可以说，没有洪门、袍哥等会党出钱出人出力，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那么，这些革命功臣得到了什么回报？
国民党忘恩负义的传统
从旧秩序的破坏者到新秩序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党人惩治害群之马势所难免。会党组织良莠不齐，乘革命之机劝捐、勒派军资、危害公共安全者，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残酷镇压。1912年1月29日，孙文发出针对会党”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尤宜痛行戒绝”的电文，全国开始大力扫荡会党组织。如江西洪江会（洪门中哥老会的一个派系）自恃革命有功，四处抢劫、勒索，民怨沸腾，江西都督李烈钧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为名，对洪江会大开杀戒。
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地方还上演了因派系纷争残杀革命功臣的惨剧。如陈炯明取缔三合会，下令杀害参加过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的许雪秋、陈涌波等会党首领，孙文公开致电表示支持；嫌职务过低的革命元勋、哥老会老大万炳南，被陕西都督张凤翙枪杀。
依法惩处沦为土匪的少数会党分子，为社会治安所必须。但一旦扩大化，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取缔，缺乏改造机会的会党，要么沦为匪类，要么依附军阀、权贵，成为私人凶器。难得谭人凤为会党鸣不平：”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孙大炮昔日为募集革命资金，在海外印制的一元的公债券（保证在民国建立后每券偿还十元），以及面额为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民国建立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由于财政困难根本无法兑现。1912年3月1日，孙文发给黄三德口惠而实不至的旌义状：”黄三德君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懋著劳绩，历久不渝，应发给最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
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致电孙文：”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亡灵，以慰同仁仰望之心。”孙文置若罔闻。黄三德请求将致公堂改为正式政党，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满口应承”的孙文，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踢起了皮球。
黄三德正告胡汉民：”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之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将责任推归孙文，几次三番，黄三德才明白：”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眼见致公堂立案无望，囊中羞涩的黄三德请全国铁路总督办孙文代筹1千元返美的路费，年薪3万大洋、”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的孙文，竟然”靳而不予”！对”懋著劳绩，历久不渝”的黄三德薄情寡义到这般地步，夫复何言。
1913年发动叛乱（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流亡日本，又打起了洪门的主意，自称”洪门一份子”，希望各埠洪门团体”全部填写誓约、加人中华革命党”，”共图革命事业”；洪门人士终于忍无可忍: “洪门求都督胡汉民立案，一再批斥不准，先生受洪门待遇之厚，胡汉民感谢洪门之手墨未干，岂意忘本食言，如是之速。今先生大炮之徽誉，腾于内外，伟人变作匪人，先生利用洪门之技俩又出，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1915年护国战争，美洲致公堂所筹款项均直汇云南，不交与孙文。
1919年1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致信孙文：”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要求”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曾声称”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洪棍”孙文，居然说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短短几年，民国历史就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辈涂抹得面目全非，何况百年之后！
抗战时期，洪门大佬、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建立筹饷局，为国内筹集了330万美元；1948年，对国民党极为失望的司徒美堂公开声明拥护中共，投入中共阵营。
蒋介石和他的“夜壶”
蒋介石每次到上海都要见黑道大哥杜月笙，令一位美国外交官感到奇怪。有个中国官员解释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里揭示了蒋介石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鸦片。
1928年，声称”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蒋介石，”禁烟所得”达到1700万元左右；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来自四川、云南的几百吨鸦片，则由蒋介石的军队押运，沿长江东进。蒋当家执政三年，国产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1931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讽刺说：”如果精明的宋（子文）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1932年，杜月笙以每月上缴财政300万元的条件垄断上海的鸦片生意；1933年，兼管全国缉毒工作的蒋介石，与上海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杜月笙合作愉快，鸦片税收达到1600万元，全国的鸦片税每月可达3000万元。杜月笙控制了”江南地区鸦片运输、烟膏分配、瘾民执照发放以及管理土行烟馆系统，海关等机关收缴的各类毒品均交委员会，再投入市场”。
见日本人也想占领毒品市场，蒋介石于1937年颁布法令，使用日人制造的麻醉药品将受严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说：“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无独有偶，据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共元老《谢觉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书籍和文献披露，为筹措军费，中共在延安时期也曾大肆种贩鸦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学者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国军也不干示弱，民国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亚洲大毒枭杜月笙，为解决蒋委员长的后顾之忧，鞠躬尽瘁，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形成了“全球销售网络”。
杜、蒋关系说来话长，前者不仅是后者的提款机，也是特殊时期最锋利的一把快刀。1927年4月12日凌晨，杜月笙诱杀中共四大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统领的青帮成为蒋介石清党分共的急先锋；1932年”一*二八”抗战，杜月笙为十九路军送去大量食品和生活用品，蔡廷锴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1935年，杜月笙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的120架军用飞机全部捐赠给了国民党；1937年凇沪会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出数万受伤军民，并将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罐头等劳军物资送到前线；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还协助军统刺杀了大汉奸傅筱庵、张啸林；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共计260万人。
无论怎样评价杜月笙，他抗日有功，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应无疑议。没想到抗战胜利，蒋介石翻脸比翻书还快，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打出了大字标语：”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因未达到”救济特捐”的筹款目标，上海当局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直到他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没有蒋介石授意，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本党历史的新页》，称杜月笙为”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时代渣滓”，把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溃败，归罪于杜月笙的”逆袭”！社论还说：”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经济的措施。”
客居香港的杜月笙，经济并不宽裕，想与家人、朋友去法国安度晚年，向台湾申请办理27张护照，台湾方面竟要收取15万美元的护照费！杜月笙告诉密友范绍曾：“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蒋介石完全就是把我当尿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1951年杜月笙去世，这位昔日的“上海皇帝”仅给家人留下11万美元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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