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集中主义思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
要从集中制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对毛泽东就这一问题的有关言论作一清理。毛自1943年确立为中共的首脑人物之后，其威望日增。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的思想又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毛的思想其影响超越了他主宰中国的年代。鉴别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义的屏障，是一个颇为艰难而紧要的任务。
1、民主与集中，何者更为重要呢?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明确回答：“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22 集中高于、重于民主，明白无误。毛后来进一步说明：“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23目的是什么呢?是集中。所以毛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24本文已经说明，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但毛泽东将集中确立为一个独立于民主之外和之上的目标，而民主只是达到集中的“一种手段”。毛的这些言论，十分明白地告诉人们，共产党是要民主，还是要集中？也告诉人们，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是民主还是集中？
2、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有时候也出现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说，民主与集中是“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25 这里，首先是将民主集中制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侧面，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本义。按其本义，民主是制约和限定集中的，集中决不能游离民主而自成侧面，否则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集中制了。其次，在分解为两个侧面之后，孰轻孰重、谁主谁从呢?毛的回答是，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是统一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两个东西，而且又要不分主次以同等的态度去争取它；可是，实际的执行却不可能这样(且不说这种态度与“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之说相抵牾)。根据情势的需要，有时(如1978年思想解放那段时间)强调民主多一些，更多情况下强调集中多一些是常有的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称：“过去一个时期内，离开集中讲民主，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意味着，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应当强调集中了。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折衷是不可能的，结果总是倾向于集中。
3、怎样实现民主呢?毛泽东在1956年强调：“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6 他说，有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多。从那以来，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了不得违抗的国规了。如果说，七大提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规则还只是在党内实行，自那以来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了。中国特色的民主“特”在那里呢?就在于，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实现的。譬如，议会作为近代以来民主的象征，是伸张与凝聚民意的机关，但移植到中国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1954年我国也组织了这样的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并被宪法确定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就是通过这一机关表达他们的意志、行使他们的权力的。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还有党，“人大”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它的职权；也就是说，在最高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种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国家民主有着更多的民主与自由。这种民主形式的实施已半个世纪了，即使不与西方的议会制度作比较，就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与总结，也可以深知其弊端了。最关键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严重违背民主原则与宪政精神的。不然，为什么人大很早就有“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讥称；而对西方国家的议会，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我们这里都无人封此雅号呢!中国的人大在很长时期内“一致通过”是常规，西方的议会里有反对票和弃权票才是常规。在中国的人大，发表领袖所不高兴听的意见必遭厄运，在西方的议会里，反对当局的政策，与政府首脑唱点反调是正当的权利。如此等等。既然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民主之处境如此可怜可卑，那么普通公民还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等等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种民主权利时必须有党的集中指导：党把人民指向火海，人民就奔向火海；党把人民带向天堂，人民就升上天堂。人们常常感叹，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贯彻执行，因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后果云云。这实际上是莫大的误会。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贯彻的，正因为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才发生这样那样的不幸后果。
4、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民主的界定中得到进一步说明。毛泽东认为，民主就是向人民进行教育，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里就写道，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到：“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即“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27 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8
民主，是对人民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抛弃原来不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党的政策和指示，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使他们改掉缺点与错误，改善与领导的关系，消除同志间的隔阂；使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更好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对人民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压服，这就是民主。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是否妥切，暂且不论。以对人民进行教育而论，就有一个教育的主体问题，即谁来向人民进行教育呢?不言而喻，这个主体就是人民的领导者，享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员是也。领导者向人民进行教育，内中蕴含着一个提前，即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总是比人民高明、正确，领导怎么说总是有理的。因此，领导者总是教育者，人民总是被教育者。民主为什么必须有集中作指导，原来如此。那些领导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统筹全局，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老百姓为了不致迷失前进方向，必须接受领导的教育；还必须懂得，接受教育就是享受着民主的权利。但这样的民主恰好与民主的本义相背。因为民主应当是公民有参与国事、监督政府、揭露官员的失缺之权，以此使得政府官员不敢滥用权力、违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选择与监督政府之权，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说”决不能认为是在实行民主，称为训导人民的做“驯服工具”或许更为恰当些。
毛泽东还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注意这里的“对”字。虽只一字，十分关键，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对人民实行民主”，就是说，在人民之上，有一个主，它解放你，领导你前进，还给你民主。于是，民主之多少与有无，给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是教育还是压服，皆决定于上。说是“百家争鸣”，结果“舆论一律”，说是“说服教育”，结果“全面专政”，这都是“对”的结果；一个“对”字，表示人民仍然无权，无民主之权，只能无限期地期盼赐予。他不对你“对”，你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其中那个“对”字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未有体会其深深的意韵。人民已习惯于一种“对”的地位，也不好怨天尤人了。
1962年，毛泽东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在这个讲话中，毛对民主作了另一种表述，即“让人讲话”。言论自由当然是民主的一种表现。问题在于这种权利也是上头给的，所谓“让”也。其实，“让”与“对”，都是同义词语。可以让你讲话，也可以不让你讲话。可以言者无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动权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以首先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说，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来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有权者集中无权者的意见，大权者集中小权者的意见，享有最高权力的统帅集中全党全国的意见。第二，所谓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这当然很好。可是，在各种意见中，作为享有集中权的领导者以什么作根据去判断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这个根据，就是领导者主观感觉。领导者认为哪种意见正确就集中哪种意见；或者说，哪种意见符合领导者的意想就集中哪种意见。结果，民主（让人讲话）不过只是虚晃了一枪。对这种集中，领导者当然可以拍拍胸膛说，没问题，照此办理吧!至于实践结果如何，那就天晓得了。纰漏一出，领导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也：或易地做官，或说一声“我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就完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讲话之后，“你(们)民主，我集中”，“群众民主，领导集中”，“委员民主，书记集中”的现象颇为流行，说明这一讲话不但没有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反为家长制提供了新的依据。
5、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从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29 毛泽东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30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共的传家宝，是毛泽东思想精粹之点。毛提出此方法时中共还是一个在野党。这一方法帮助中共克服困难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执政后如果不是运用民主与法律体制来治理国家，还是依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陷入人治主义的泥潭那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在未有国家政权之前，一则需要人民支持，二则如果领导失误，革命立即受到损失，在那种情况下，不联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意见行吗?可是，革命成功、权柄在握之后，则是另一番情景了。这时候的群众，是被管理、被领导的对象了，是群众听我的，而不是相反；若与领导发生矛盾或冲突，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归根到底要统一到领导的立场上来。一个人有了权，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决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样兢兢业业地去走群众路线。再说，此时的群众将会以另一种眼光、另一种语言来对待你；至于别有用心的人更会献上种种殷勤。如果你再摆一点官架子，还能听到多少真话呢?
十分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思想深处仍然没有跳出“为民作主”的传统理念，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即使其成熟阶段在政治思想方面仍没有超越被封建伦理家视为美德的“民本”思想。因为，在实行群众路线过程中，其能动的主体始终是领导者，群众始终是被动的客体。是谁从群众中来，是谁到群众中去?是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是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始终是领导者。没有领导者这个主心骨，群众的意见不可能集中起来，也不可能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群众所要表达的意见，只有领导者深入到群众之中时才能有机会“畅所欲言”；群众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领导者作出决定并下达贯彻，群众才可得益。这里，不但群众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领导者集中指导下进行的，而且，群众所面临的是祸是福、是乱是治，也全出于领导之决定。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民有、民治、民享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大相径庭，有天地之别。
结语：清理集权主义遗产是当代中国启蒙之要务
在向现代民主的转轨过程中，将民主集中制修正为民主制是无可回避的。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制度是排斥民主、保障集中的制度，它与民主精神回然相异。集中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难理解，这一制度是60多年来集权制运行和维系的基本工具。而集中的内核是什么呢？是“一党专制”，是党的寡头专制；毛泽东时代是毛专制（其顶峰是文革内乱），邓小平时代是邓专制（其顶峰是“六四”屠城）。它是那个时代发生的灾难、罪恶与挫折的总根源。遗憾的是，这一制度的反民主本质尚不为许多人所认识，他们为其中的民主词藻所迷惑，朦朦胧胧，不甚了了。由于没有对这一制度的历史与理论作一系统的清理，存在这种情况，或许在所难免。笔者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启蒙仅正面张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意义是不够的。清理沉重的集权主义遗产，帮助人们解脱现代专制主义的桎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228页。
2、《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40-441页。
3、引自《卢森堡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13页，514页。
4、《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
5、6、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页，200页，201页 。
8、9、出处同5，312页。
10、《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论民主集中制》（附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4年版，285页。
11、引自王贵秀《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117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59页。
13、《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卷670页。
14、《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卷1058页。
15、出处同⑾，118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页。
17、引自顾乃忠“东方文化的形态学透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8、应克复，“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北京，《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
19、出处同⑾，141页。
20、出处同⑾，140页。
21、转引自“少数意见保留权与党内民主”，北京，《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6期。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823页。
23、24、25、《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68页。
26、出处同（23），367、368页。
27、出处同上，28页。
28、出处同上，368页。
29、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901页，902页。
要从集中制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对毛泽东就这一问题的有关言论作一清理。毛自1943年确立为中共的首脑人物之后，其威望日增。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的思想又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毛的思想其影响超越了他主宰中国的年代。鉴别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义的屏障，是一个颇为艰难而紧要的任务。
1、民主与集中，何者更为重要呢?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明确回答：“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22 集中高于、重于民主，明白无误。毛后来进一步说明：“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23目的是什么呢?是集中。所以毛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24本文已经说明，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但毛泽东将集中确立为一个独立于民主之外和之上的目标，而民主只是达到集中的“一种手段”。毛的这些言论，十分明白地告诉人们，共产党是要民主，还是要集中？也告诉人们，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是民主还是集中？
2、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有时候也出现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说，民主与集中是“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25 这里，首先是将民主集中制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侧面，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本义。按其本义，民主是制约和限定集中的，集中决不能游离民主而自成侧面，否则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集中制了。其次，在分解为两个侧面之后，孰轻孰重、谁主谁从呢?毛的回答是，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这里的问题是，本来是统一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两个东西，而且又要不分主次以同等的态度去争取它；可是，实际的执行却不可能这样(且不说这种态度与“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之说相抵牾)。根据情势的需要，有时(如1978年思想解放那段时间)强调民主多一些，更多情况下强调集中多一些是常有的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称：“过去一个时期内，离开集中讲民主，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意味着，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应当强调集中了。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折衷是不可能的，结果总是倾向于集中。
3、怎样实现民主呢?毛泽东在1956年强调：“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6 他说，有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多。从那以来，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了不得违抗的国规了。如果说，七大提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规则还只是在党内实行，自那以来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了。中国特色的民主“特”在那里呢?就在于，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实现的。譬如，议会作为近代以来民主的象征，是伸张与凝聚民意的机关，但移植到中国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1954年我国也组织了这样的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并被宪法确定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就是通过这一机关表达他们的意志、行使他们的权力的。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还有党，“人大”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它的职权；也就是说，在最高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种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国家民主有着更多的民主与自由。这种民主形式的实施已半个世纪了，即使不与西方的议会制度作比较，就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与总结，也可以深知其弊端了。最关键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严重违背民主原则与宪政精神的。不然，为什么人大很早就有“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讥称；而对西方国家的议会，无论在其本国，还是在我们这里都无人封此雅号呢!中国的人大在很长时期内“一致通过”是常规，西方的议会里有反对票和弃权票才是常规。在中国的人大，发表领袖所不高兴听的意见必遭厄运，在西方的议会里，反对当局的政策，与政府首脑唱点反调是正当的权利。如此等等。既然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民主之处境如此可怜可卑，那么普通公民还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等等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种民主权利时必须有党的集中指导：党把人民指向火海，人民就奔向火海；党把人民带向天堂，人民就升上天堂。人们常常感叹，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贯彻执行，因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后果云云。这实际上是莫大的误会。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贯彻的，正因为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才发生这样那样的不幸后果。
4、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民主的界定中得到进一步说明。毛泽东认为，民主就是向人民进行教育，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里就写道，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到：“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即“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27 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8
民主，是对人民进行教育。通过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抛弃原来不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党的政策和指示，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使他们改掉缺点与错误，改善与领导的关系，消除同志间的隔阂；使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更好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对人民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压服，这就是民主。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是否妥切，暂且不论。以对人民进行教育而论，就有一个教育的主体问题，即谁来向人民进行教育呢?不言而喻，这个主体就是人民的领导者，享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员是也。领导者向人民进行教育，内中蕴含着一个提前，即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总是比人民高明、正确，领导怎么说总是有理的。因此，领导者总是教育者，人民总是被教育者。民主为什么必须有集中作指导，原来如此。那些领导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统筹全局，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老百姓为了不致迷失前进方向，必须接受领导的教育；还必须懂得，接受教育就是享受着民主的权利。但这样的民主恰好与民主的本义相背。因为民主应当是公民有参与国事、监督政府、揭露官员的失缺之权，以此使得政府官员不敢滥用权力、违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选择与监督政府之权，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说”决不能认为是在实行民主，称为训导人民的做“驯服工具”或许更为恰当些。
毛泽东还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注意这里的“对”字。虽只一字，十分关键，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对人民实行民主”，就是说，在人民之上，有一个主，它解放你，领导你前进，还给你民主。于是，民主之多少与有无，给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是教育还是压服，皆决定于上。说是“百家争鸣”，结果“舆论一律”，说是“说服教育”，结果“全面专政”，这都是“对”的结果；一个“对”字，表示人民仍然无权，无民主之权，只能无限期地期盼赐予。他不对你“对”，你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其中那个“对”字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未有体会其深深的意韵。人民已习惯于一种“对”的地位，也不好怨天尤人了。
1962年，毛泽东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在这个讲话中，毛对民主作了另一种表述，即“让人讲话”。言论自由当然是民主的一种表现。问题在于这种权利也是上头给的，所谓“让”也。其实，“让”与“对”，都是同义词语。可以让你讲话，也可以不让你讲话。可以言者无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动权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以首先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说，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谁来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有权者集中无权者的意见，大权者集中小权者的意见，享有最高权力的统帅集中全党全国的意见。第二，所谓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这当然很好。可是，在各种意见中，作为享有集中权的领导者以什么作根据去判断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这个根据，就是领导者主观感觉。领导者认为哪种意见正确就集中哪种意见；或者说，哪种意见符合领导者的意想就集中哪种意见。结果，民主（让人讲话）不过只是虚晃了一枪。对这种集中，领导者当然可以拍拍胸膛说，没问题，照此办理吧!至于实践结果如何，那就天晓得了。纰漏一出，领导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也：或易地做官，或说一声“我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就完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讲话之后，“你(们)民主，我集中”，“群众民主，领导集中”，“委员民主，书记集中”的现象颇为流行，说明这一讲话不但没有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反为家长制提供了新的依据。
5、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从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29 毛泽东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30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共的传家宝，是毛泽东思想精粹之点。毛提出此方法时中共还是一个在野党。这一方法帮助中共克服困难产生过重要作用。但是，执政后如果不是运用民主与法律体制来治理国家，还是依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陷入人治主义的泥潭那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在未有国家政权之前，一则需要人民支持，二则如果领导失误，革命立即受到损失，在那种情况下，不联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意见行吗?可是，革命成功、权柄在握之后，则是另一番情景了。这时候的群众，是被管理、被领导的对象了，是群众听我的，而不是相反；若与领导发生矛盾或冲突，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归根到底要统一到领导的立场上来。一个人有了权，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决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样兢兢业业地去走群众路线。再说，此时的群众将会以另一种眼光、另一种语言来对待你；至于别有用心的人更会献上种种殷勤。如果你再摆一点官架子，还能听到多少真话呢?
十分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思想深处仍然没有跳出“为民作主”的传统理念，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即使其成熟阶段在政治思想方面仍没有超越被封建伦理家视为美德的“民本”思想。因为，在实行群众路线过程中，其能动的主体始终是领导者，群众始终是被动的客体。是谁从群众中来，是谁到群众中去?是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是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始终是领导者。没有领导者这个主心骨，群众的意见不可能集中起来，也不可能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群众所要表达的意见，只有领导者深入到群众之中时才能有机会“畅所欲言”；群众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领导者作出决定并下达贯彻，群众才可得益。这里，不但群众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领导者集中指导下进行的，而且，群众所面临的是祸是福、是乱是治，也全出于领导之决定。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民有、民治、民享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大相径庭，有天地之别。
结语：清理集权主义遗产是当代中国启蒙之要务
在向现代民主的转轨过程中，将民主集中制修正为民主制是无可回避的。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制度是排斥民主、保障集中的制度，它与民主精神回然相异。集中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难理解，这一制度是60多年来集权制运行和维系的基本工具。而集中的内核是什么呢？是“一党专制”，是党的寡头专制；毛泽东时代是毛专制（其顶峰是文革内乱），邓小平时代是邓专制（其顶峰是“六四”屠城）。它是那个时代发生的灾难、罪恶与挫折的总根源。遗憾的是，这一制度的反民主本质尚不为许多人所认识，他们为其中的民主词藻所迷惑，朦朦胧胧，不甚了了。由于没有对这一制度的历史与理论作一系统的清理，存在这种情况，或许在所难免。笔者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启蒙仅正面张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意义是不够的。清理沉重的集权主义遗产，帮助人们解脱现代专制主义的桎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228页。
2、《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40-441页。
3、引自《卢森堡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13页，514页。
4、《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
5、6、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页，200页，201页 。
8、9、出处同5，312页。
10、《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论民主集中制》（附录），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4年版，285页。
11、引自王贵秀《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117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59页。
13、《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卷670页。
14、《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卷1058页。
15、出处同⑾，118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页。
17、引自顾乃忠“东方文化的形态学透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8、应克复，“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北京，《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
19、出处同⑾，141页。
20、出处同⑾，140页。
21、转引自“少数意见保留权与党内民主”，北京，《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6期。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823页。
23、24、25、《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68页。
26、出处同（23），367、368页。
27、出处同上，28页。
28、出处同上，368页。
29、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901页，9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