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惊爆的街头运动。没有人会想到，在六月中旬摄氏三十多度的热浪中，香港会有两万五千人走上街头，去为一位仅仅几天前还不知道是何许人的湖南工人李旺阳申冤，要为他的「被自杀」而吶喊。

那些在六四时还没出生的九十后，或是在六四时仍是孩童的八十后，都成为这次抗争的先锋。他们参与绝食，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列。对於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门风暴，他们只是从父辈的回忆中认识血泪的歷史，但今天的李旺阳事件，却是他们亲自参与、感受直接经验的血泪。这也将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一次和中国的命运联繫起来。

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香港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一个没有法治与程序正义的中国，也将必然威胁香港的法治与程序正义。今天他们挺身而出为李旺阳抗争，也是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

就是在这样热浪滚滚的街头中，他们释放了香港人的愤怒，也释放了十三亿中国人被压抑的集体理想——正义和公平的社会，不能成为经济繁荣的牺牲品。没有法治的GDP主义不是当代中国人的那一杯茶；恰恰相反，这只是一杯毒酒，让人在浮华世间的醉意中，一步又一步地走向社会的崩解。

这其实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无论中国的经济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绕不过法治这一关。这次李旺阳事件的关键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程序正义。一个疑点重重的命案，却是草草地、粗暴地处理，让世人目瞪口呆。而践踏法治的根源，在於当局维稳的心态，一切都是「稳定压倒一切」，结果造成「一切压倒稳定」。

这也和陈光诚事件一样，地方的维稳系统，在这样的高压措施中，获得巨额的维稳经费，因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诱因，可以不顾任何法律与常识，作出让人髮指的违法事件。

其实薄熙来事件早就带来啟示，没有法治的中国，没有人是安全的。今天滥权的官员，明天也可能被滥权而受害。党国结构庞大的专制体系，却往往不去追究地方的滥权，甚至在体制上鼓励这样的违法措施。

维稳，维稳，中国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维稳，维稳，也使中国越来越不稳。

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出走美国领馆，薄熙来和谷开来所牵连的几宗命案，可能就永远深埋在黑暗中。如果陈光诚不是进入了美国大使馆，他在山东被长期压迫、蹂躪的事实，中央也是不闻不问。

中国的法律系统，被政法系统的专制权力所阉割，无法发挥追求正义与公正的制度功能，反而成为权力傲慢的工具，陷人民於不义，也最终陷执政党於不义。

这就是今年香港夏天愤怒街头的信息。李旺阳事件是香港政治的拐点，也是北京与香港关係的拐点。它肯定冲破了一国两制的模糊界线，因为香港和大陆的人民都相信：一国两制不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一国良制才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