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湖南一位17岁的少年通过网络中介，卖掉了自己的一只肾，得到22000元的报酬后，购买了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iphone和ipad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它们是幸福的隐喻，是拥有中产阶级社会身份的标志。
引言：何谓涓流效应
经济学是一种信仰，尽管它不需要有宗教那样的敬拜仪式。发展经济学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几近明晰的信仰。发展经济学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个国家里面会出现重大的社会改善，贫困、失业、收入不均即便不是完全能够解决也会比过来的情况好多了。更具体说，设想中的改善是由于一种叫做“涓流效应”的机制来实现的。这种效应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经济增长的收益将逐渐地自动地流向低收入阶层。”【1】
形象地说，它是如中国俗语所说的“大河流水小河满”的那种情形。还有，即便不是“逐渐地自动地”那般的效果，国家也会发挥分配调节功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如失业救济、补助等），会将经济增长的收益分润于广大人民”。可惜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善良愿望即信仰，被叫做“无发展的增长”那样一种后果所破灭。调侃地说，大河流水固然可以灌满小河，不过另外的情形则是小河把自己的水量贡献出去，大河满了，小河自己却没水了或干脆就干涸了。
一、反涓流，社会不公的历史之最
无发展的增长，又叫“发展的危机”。按着上引辞典的专业条目解释，说它是“发展经济学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长但经济结构并无多少变化，人民生活状况并无明显改善，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均三大基本问题仍未解决这种现象的一种概括”。 （P427）
信仰无一例外地是有预言功能的，发展经济学的预言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设想了涓流效应；另一方面，它又设想了贫困恶性循环论。虽然后者是一种相对规范的分析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预言特征，但它所包含的第二种恶性循环确实是具有预言性质的。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指出贫困恶性循环有两种情形：其一，资本形成不足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造成进一步的低收入；其二，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由此引起投资冲动下降，进而导致较低的生产率。（同上指辞典， P408〈贫困恶性循环论〉条目）。
很显然，现在中国媒体所说的“内需不足”实质上就是纳克斯所指的第二种贫困恶性循环，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至成为很重要的经济集团“金砖国家”的成员。对于第一种情况，中国仍有接近的迹象，那就是资本形成虽然较为便捷，但是投资效率却是十分低下的。这是个全球经济学界公认的问题。
作为有重要意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发生涓流效应，至少是这个效应并未持续，确实是个值得经济学家思考的现象。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不仅现在普罗百姓看不到涓流效应，而且还出现了相反的效应，即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人集中，社会不公平程度达到历史之最。
我称之为“反涓流”。
反涓流，这种定义似乎专业了些，但我相信读者通过以上对涓流效应的通俗化解说，能够理解它的含义。有关媒体尽管没有使用反涓流概念，但是对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表现出了巨大的担心。比如，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2010年12月14日的报道《中国特权者的胡作非为加大社会差距》【2】，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中国应该很富了，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富人严富，穷人更穷。只是富人是幸福的，穷人不是”。
二、梦想的破灭：中国消费拉动世界
穷人不幸福是现状，与此同时，穷人也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在行动上也有可能极端。极端行为有多种，其中更有犯罪的选择，但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肾换‘苹果’”。比如，湖南一位17岁的少年通过网络中介，卖掉了自己的一只肾，得到22000元的报酬后，购买了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iphone和ipad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它们是幸福的隐喻，是拥有中产阶级社会身份的标志。
不过，“肾换‘苹果’”的少年在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在父母的追问下讲出了实情。由此，网络中介人与手术实施者均受到了刑事追究，罪名是故意伤害。让所有心怀一丝善念的读者不胜悲叹的是，在“肾换‘苹果’”少年的惨重代价之后，“这一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王伟等人获得了22万元”。
对于这个震惊社会的事件，英国广播公司在2012年4月6日、美联社在7日、台湾《工商时报》在8日均进行了报道【3】。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单单是“肾换‘苹果’”少年的消费观念问题，更是王伟渴望获得财富之行为的社会后果。更多的如同“王伟”一样的人，不惜代价要追求到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那怕这份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伪中产阶级的！
正是因为伪中产阶级现象的隐秘存在，才让世界大惑不解，以至于抱怨“中国消费者不合作”，以至于“世界把希望寄托在伟大的中国消费者身上”的梦想破灭。
在全球危机长期化特征显现的2011年第一季度，一位叫汤姆•霍兰的分析人士，也是香港《南华早报》的长期撰稿人，在该报3月24日发表文章《中国消费者辜负了世界的期望》【4】，写道：“北京的高官希望，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华盛顿的政客相信，只要中国消费者多花钱少存钱，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差额就会消失。欧洲大陆的商界领袖则希望，新富起来的数亿中国中产阶级人士的出现，将为欧洲奢侈品提供一个利润丰厚的新市场。”
当时的中国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霍兰悲观地发现：在中国，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令消费者感到忧虑，相信今后的日子可能越过越紧。越过越紧，在一年之后得到证明。消费品的涨价正令心态还未中产阶级化的所谓中产人士感到无法接受，尤其中的“技术性涨价”。
技术性涨价，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件生活必须品可以随通胀率的上涨四块钱，这使得经销者还能保持原来的赢利水平；但是，鉴于涨价行为里有很大的个体心理因素而难以十分技术化地确定其合理幅度，经销者顺势将涨价幅度定在七块钱上，其中“不该涨”的三块就是技术性涨价。
有恒定购买习惯的消费者虽不至于能够发现“不该涨”的那个幅度，但可以感觉出来涨得过多的情形。因此，许多人或是放弃购买也改变了消费习惯，或是减少购买。
印证技术性涨价的日常生活细节很多，其中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单个（一般是食品，如包子）价格不变，但个头变小即单个份量变轻。说到包子这个特举的例子，其情况则是：不仅使用的皮小（面少）了，而且馅量也变少了，馅中的价格相对高的构成部分（如肉或木耳、虾仁）变少了。
三、“中产阶层”何以是个伪问题
中国有否标准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曰中产阶层，确实是个很大的社会学疑问。因为中产阶级不只是通过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拥有量（比如有房有车有存款或投资）来表示，更通过精神生活质量（绝少焦虑）与人格品位（如不俗滥、不谄媚、不依附）来表示。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大国的美国与中国，其实都是缺乏中产阶级的，整个社会生活也缺乏中产阶级精神。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在经济发达以及经济前景好的国家里，本应是受尊重的社会中坚层，但是，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却同样不受欢迎。
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1983年出版过一本书《格调：社会等级与生品味》【5】，在书中他给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存在的。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P44）
福塞尔的书在美国颇有些影响，《纽约时报》说它“狡猾而富有消遣性”，合众国际社说它有“丰富的历史向度、敏锐的洞察力、刺骨的滑稽”，是“投向美国等级社会的一线强光”，凡此等等。而译者在书序中则直截了当地说：“恶俗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所有福塞尔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观察到的社会等级符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泛滥，攀爬上财富阶梯顶端的人们正花样百出地炫耀财富，而且形式更为极端。”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及社会现象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远非如美国那样被调侃与被嘲弄，而是十分严肃的学术观点。因此，以专门著作来对待该问题的无一不是学术大部头。比如沈瑞英写的一本书《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6】，它首先承认中国的中产阶层“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其次认为它“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在消费文化视角的考察下，沈瑞英的著作十分尖锐地指出“中产被消灭”的情形，“据调查统计，2010年城镇居民有85%的家庭买不起房。媒体已称‘买一套房子，就消灭一个中产’。这不仅掏空两代人的积蓄和收入，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对其他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而且使家庭生活与工作都笼罩在负债的阴影中。”（P129）
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中产阶级或阶层的社会特征即其生活方式的社会性是热衷于子女教育、享受优越的居住环境和能够积累医疗养老等未来保障的储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这三项指标来衡量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呈现萎缩之势，且有明显的长期化特征。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最高端富人”的结构状况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
2011年9月7日，英国《每日电讯》网站及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7】：亚洲版的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是271名，美国为400名；中国前十名富豪中有4个从事房地产业，一个从事进口贸易，一个从事高科技，其余4名从事制造和投资等行业；美国的情况是前十名富豪没有一个人从事房地产，大都从事高科技与零售行业。
结语：数据证实——更加不公平的社会
以上外媒数据的印证意义有两点：其一，中国商业经营趋向暴利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导向，人们渴望在社会中获得迅速而巨大的成功，因此，整个社会处于焦虑状态，从而大大压缩了“精神中产”的生存空间；其二，财富向更少数集中，底层贫困的基数在迅速增大。后一项说法有点学术化，但它有两个最直观的比例能够说明：中国人口是13亿2千8百万，十亿美元富豪271人与人口基数之比是百万分之0.2；美国人口是3亿零7百万，十亿美元富豪400人与人口基数的百万分之1.5。
再直白地说，中国的社会财富不均程度是美国的6.5倍（1.5÷0.2）。当然，这个算法有失简单，而上指的《参考消息》引述的两个消息源表明：
（一）1998年，中国占总人数10%的最贫困人群是占总人数10%的最富裕人群的7.3倍，十年后，到2007年，两者之比高达23倍（英国《卫报》网站2011年9月7日）；
（二）2010年，中国GDP跃上世界第二名的台阶，但13亿中约有一半的人（6.5亿之多）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人民币13元），即处在全球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埃菲社2012年9月7日北京电）。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数据也许很枯燥，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不公平趋势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还会向更加不公平发展。直到经济体系崩溃引发社会崩溃后，实现制度重置，才会实现新的公平。舍此，没有任何可能的选择，至少在经济学意义上如此。
——————————————————————————————————
注释部分：
【1】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P409〈涓流效应〉条目；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参考消息》2010年12月16日译介，题目“中国人最担忧社会差距问题”。
【3】同【2】报，2012年4月9日译介，题目“中国某些年轻人消费观令人忧”。
【4】同【2】报，次日译介，题目“中国消费者‘辜负了世界期望’”
【5】中译本，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梁乐石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6】沈著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7】同【2】报，2011年9月9日另综合路透社、埃菲社等多家新闻机构与网站的报道译介，题目“外媒解读中国亿万富豪创纪录”。
引言：何谓涓流效应
经济学是一种信仰，尽管它不需要有宗教那样的敬拜仪式。发展经济学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几近明晰的信仰。发展经济学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个国家里面会出现重大的社会改善，贫困、失业、收入不均即便不是完全能够解决也会比过来的情况好多了。更具体说，设想中的改善是由于一种叫做“涓流效应”的机制来实现的。这种效应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经济增长的收益将逐渐地自动地流向低收入阶层。”【1】
形象地说，它是如中国俗语所说的“大河流水小河满”的那种情形。还有，即便不是“逐渐地自动地”那般的效果，国家也会发挥分配调节功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如失业救济、补助等），会将经济增长的收益分润于广大人民”。可惜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善良愿望即信仰，被叫做“无发展的增长”那样一种后果所破灭。调侃地说，大河流水固然可以灌满小河，不过另外的情形则是小河把自己的水量贡献出去，大河满了，小河自己却没水了或干脆就干涸了。
一、反涓流，社会不公的历史之最
无发展的增长，又叫“发展的危机”。按着上引辞典的专业条目解释，说它是“发展经济学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长但经济结构并无多少变化，人民生活状况并无明显改善，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均三大基本问题仍未解决这种现象的一种概括”。 （P427）
信仰无一例外地是有预言功能的，发展经济学的预言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设想了涓流效应；另一方面，它又设想了贫困恶性循环论。虽然后者是一种相对规范的分析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预言特征，但它所包含的第二种恶性循环确实是具有预言性质的。重要的发展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指出贫困恶性循环有两种情形：其一，资本形成不足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造成进一步的低收入；其二，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由此引起投资冲动下降，进而导致较低的生产率。（同上指辞典， P408〈贫困恶性循环论〉条目）。
很显然，现在中国媒体所说的“内需不足”实质上就是纳克斯所指的第二种贫困恶性循环，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至成为很重要的经济集团“金砖国家”的成员。对于第一种情况，中国仍有接近的迹象，那就是资本形成虽然较为便捷，但是投资效率却是十分低下的。这是个全球经济学界公认的问题。
作为有重要意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发生涓流效应，至少是这个效应并未持续，确实是个值得经济学家思考的现象。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不仅现在普罗百姓看不到涓流效应，而且还出现了相反的效应，即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人集中，社会不公平程度达到历史之最。
我称之为“反涓流”。
反涓流，这种定义似乎专业了些，但我相信读者通过以上对涓流效应的通俗化解说，能够理解它的含义。有关媒体尽管没有使用反涓流概念，但是对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表现出了巨大的担心。比如，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2010年12月14日的报道《中国特权者的胡作非为加大社会差距》【2】，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中国应该很富了，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富人严富，穷人更穷。只是富人是幸福的，穷人不是”。
二、梦想的破灭：中国消费拉动世界
穷人不幸福是现状，与此同时，穷人也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在行动上也有可能极端。极端行为有多种，其中更有犯罪的选择，但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肾换‘苹果’”。比如，湖南一位17岁的少年通过网络中介，卖掉了自己的一只肾，得到22000元的报酬后，购买了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iphone和ipad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它们是幸福的隐喻，是拥有中产阶级社会身份的标志。
不过，“肾换‘苹果’”的少年在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在父母的追问下讲出了实情。由此，网络中介人与手术实施者均受到了刑事追究，罪名是故意伤害。让所有心怀一丝善念的读者不胜悲叹的是，在“肾换‘苹果’”少年的惨重代价之后，“这一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王伟等人获得了22万元”。
对于这个震惊社会的事件，英国广播公司在2012年4月6日、美联社在7日、台湾《工商时报》在8日均进行了报道【3】。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单单是“肾换‘苹果’”少年的消费观念问题，更是王伟渴望获得财富之行为的社会后果。更多的如同“王伟”一样的人，不惜代价要追求到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那怕这份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伪中产阶级的！
正是因为伪中产阶级现象的隐秘存在，才让世界大惑不解，以至于抱怨“中国消费者不合作”，以至于“世界把希望寄托在伟大的中国消费者身上”的梦想破灭。
在全球危机长期化特征显现的2011年第一季度，一位叫汤姆•霍兰的分析人士，也是香港《南华早报》的长期撰稿人，在该报3月24日发表文章《中国消费者辜负了世界的期望》【4】，写道：“北京的高官希望，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华盛顿的政客相信，只要中国消费者多花钱少存钱，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差额就会消失。欧洲大陆的商界领袖则希望，新富起来的数亿中国中产阶级人士的出现，将为欧洲奢侈品提供一个利润丰厚的新市场。”
当时的中国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霍兰悲观地发现：在中国，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令消费者感到忧虑，相信今后的日子可能越过越紧。越过越紧，在一年之后得到证明。消费品的涨价正令心态还未中产阶级化的所谓中产人士感到无法接受，尤其中的“技术性涨价”。
技术性涨价，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件生活必须品可以随通胀率的上涨四块钱，这使得经销者还能保持原来的赢利水平；但是，鉴于涨价行为里有很大的个体心理因素而难以十分技术化地确定其合理幅度，经销者顺势将涨价幅度定在七块钱上，其中“不该涨”的三块就是技术性涨价。
有恒定购买习惯的消费者虽不至于能够发现“不该涨”的那个幅度，但可以感觉出来涨得过多的情形。因此，许多人或是放弃购买也改变了消费习惯，或是减少购买。
印证技术性涨价的日常生活细节很多，其中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单个（一般是食品，如包子）价格不变，但个头变小即单个份量变轻。说到包子这个特举的例子，其情况则是：不仅使用的皮小（面少）了，而且馅量也变少了，馅中的价格相对高的构成部分（如肉或木耳、虾仁）变少了。
三、“中产阶层”何以是个伪问题
中国有否标准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曰中产阶层，确实是个很大的社会学疑问。因为中产阶级不只是通过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拥有量（比如有房有车有存款或投资）来表示，更通过精神生活质量（绝少焦虑）与人格品位（如不俗滥、不谄媚、不依附）来表示。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大国的美国与中国，其实都是缺乏中产阶级的，整个社会生活也缺乏中产阶级精神。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在经济发达以及经济前景好的国家里，本应是受尊重的社会中坚层，但是，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却同样不受欢迎。
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1983年出版过一本书《格调：社会等级与生品味》【5】，在书中他给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存在的。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P44）
福塞尔的书在美国颇有些影响，《纽约时报》说它“狡猾而富有消遣性”，合众国际社说它有“丰富的历史向度、敏锐的洞察力、刺骨的滑稽”，是“投向美国等级社会的一线强光”，凡此等等。而译者在书序中则直截了当地说：“恶俗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所有福塞尔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观察到的社会等级符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泛滥，攀爬上财富阶梯顶端的人们正花样百出地炫耀财富，而且形式更为极端。”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及社会现象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远非如美国那样被调侃与被嘲弄，而是十分严肃的学术观点。因此，以专门著作来对待该问题的无一不是学术大部头。比如沈瑞英写的一本书《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6】，它首先承认中国的中产阶层“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其次认为它“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在消费文化视角的考察下，沈瑞英的著作十分尖锐地指出“中产被消灭”的情形，“据调查统计，2010年城镇居民有85%的家庭买不起房。媒体已称‘买一套房子，就消灭一个中产’。这不仅掏空两代人的积蓄和收入，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对其他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而且使家庭生活与工作都笼罩在负债的阴影中。”（P129）
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中产阶级或阶层的社会特征即其生活方式的社会性是热衷于子女教育、享受优越的居住环境和能够积累医疗养老等未来保障的储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这三项指标来衡量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呈现萎缩之势，且有明显的长期化特征。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最高端富人”的结构状况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
2011年9月7日，英国《每日电讯》网站及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7】：亚洲版的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是271名，美国为400名；中国前十名富豪中有4个从事房地产业，一个从事进口贸易，一个从事高科技，其余4名从事制造和投资等行业；美国的情况是前十名富豪没有一个人从事房地产，大都从事高科技与零售行业。
结语：数据证实——更加不公平的社会
以上外媒数据的印证意义有两点：其一，中国商业经营趋向暴利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导向，人们渴望在社会中获得迅速而巨大的成功，因此，整个社会处于焦虑状态，从而大大压缩了“精神中产”的生存空间；其二，财富向更少数集中，底层贫困的基数在迅速增大。后一项说法有点学术化，但它有两个最直观的比例能够说明：中国人口是13亿2千8百万，十亿美元富豪271人与人口基数之比是百万分之0.2；美国人口是3亿零7百万，十亿美元富豪400人与人口基数的百万分之1.5。
再直白地说，中国的社会财富不均程度是美国的6.5倍（1.5÷0.2）。当然，这个算法有失简单，而上指的《参考消息》引述的两个消息源表明：
（一）1998年，中国占总人数10%的最贫困人群是占总人数10%的最富裕人群的7.3倍，十年后，到2007年，两者之比高达23倍（英国《卫报》网站2011年9月7日）；
（二）2010年，中国GDP跃上世界第二名的台阶，但13亿中约有一半的人（6.5亿之多）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人民币13元），即处在全球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埃菲社2012年9月7日北京电）。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数据也许很枯燥，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不公平趋势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还会向更加不公平发展。直到经济体系崩溃引发社会崩溃后，实现制度重置，才会实现新的公平。舍此，没有任何可能的选择，至少在经济学意义上如此。
——————————————————————————————————
注释部分：
【1】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P409〈涓流效应〉条目；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参考消息》2010年12月16日译介，题目“中国人最担忧社会差距问题”。
【3】同【2】报，2012年4月9日译介，题目“中国某些年轻人消费观令人忧”。
【4】同【2】报，次日译介，题目“中国消费者‘辜负了世界期望’”
【5】中译本，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梁乐石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6】沈著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7】同【2】报，2011年9月9日另综合路透社、埃菲社等多家新闻机构与网站的报道译介，题目“外媒解读中国亿万富豪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