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贵州农村青年在广东东莞舒照岭，利用中介的名义为湖南农村青年吴刚（报道使用的化名）介绍工作，骗了后者300元中介费；当骗局被识破后且追讨300元无望的情况下，吴刚怒杀了舒照岭。这是个十分可悲的事件，一如报道所说，是“弱者相残的悲剧”。
引言：继续关注伪中产问题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没人自甘贫困，只有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岩处之士”（住山洞的修生者）那类极少数才对财富没有欲望，但是，后者获得是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以至于被历史所颂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得更好”是一种信仰，正像发展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样。
“生活得更好”的财富标准就是进入中产阶层。综合本系列第一篇所涉及到的指标，可以说是，有钱（存款或投资，或两者均有），有房子（尽量住得大且好一些），有私家车（尽量豪华一些），教育好子女（以便继承并管理家业或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积累对付未来健康风险的能力（足够的养老与医疗专项积蓄）。然而，在这些财富指标之外，“精神中产”是不能忽略的。没有健康的精神生活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注定是伪中产。
一、病态社会：无所不在的焦虑感
健康的精神生活里面不可能一点不受焦虑的影响，但肯定的是焦虑在精神生活中少之又少，且是一闪而过即不会持续的。在最基本层次上，精神中产是指个人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专业精神，可以拥有一份不错的物质生活，并不担心外在因素（如经济危机）对此产生影响，或者说其所选择的个体精神生活方式足以对抗任何危机。
在较高的层次上讲，即便是个人生活方式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甚至有所毁坏，但毁坏的只是一种模式而不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相信生活有意义，是一种自我治理的源动力，是有信仰的最个体内含。但是，不用说这种“最内含”在中国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种信仰，就是在最基本次上也难以普遍实现。因此，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尚处于“伪中产”——说好听一点是“前中产”阶段——并不为过！
伪中产，最深刻的精神特质是焦虑，焦虑之深以至于无所不在。焦虑之所以产生，是个体对外界做出过度反应，或曰担心错过一切想抓住任何机会。在表层上，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社交强迫症。迫于维护各种关系即通过关系获取或维护自身利益，而参与不情愿的社交应付。
因此，财富上的中产阶层往往会陷入“这个礼随不随”、“随多少才好”之类的庸俗与琐碎的计较中。进一步地会在闲暇无事时产生各种人际联想，很不必要地计算人际恩怨。正是因于此点，处于伪中产其状态的群体情绪波动较大。
情绪波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外在的表现，因此，中产女性“长气”的个体心理活动就成了最具隐蔽的焦虑。比方说，一位白领女士自己收入不错，工作节奏松散，孩子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丈夫在离家不远的外地任职，双方的老人均有稳定的退休金养老。这算是较为标准的中产阶层家庭了。但这位女士常常莫名其妙地“长气”，心生不快。为了打发时光，她就将绝大部分闲余时间投入到看电视方面。
二. 两个更多：迷信与迷恋
“生活的更好”作为普通人的信仰是一种“泛信仰”，它几乎没宗教性质却有迷信的色彩，这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稍作研究就不难发现：这种“泛信仰”中的迷信色彩源自于整个社会的焦虑，而伪中产阶层的焦虑也不过是整个社会焦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高流动的市场化社会当中，人们很难分清追求与无奈、信仰与迷信的关系。于是，一种古老而新鲜的职业兴旺起来，算命先生出现在小城市的繁华街头和大城市的过街天桥及路边摊子集中地段。
迷信的古老，是因为从业者借助传统资源而成为新的就业者而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一如古代社会的方术之士之生活优渥。迷信的新鲜，是因为它以很现代且别具创新意味的形式出现，让某种名义的“科学”为其服务。这方面的从业者很精明，他们看得出科学已经成许多人信仰的一部分，而凡有信仰均会有不同程度的迷信因素在里面。
比如，“皮纹测试”在被官方媒体批判为迷信之前，很是盛行过一段时间。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2年2月2日有报道《中国禁止“天才”指纹分析》【1】，说：“据称，‘皮纹测试’能在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数学、音乐或语言方面的天赋。”在这篇报道里，涉及到了“皮纹测试”的收费标准，每个被测试的幼儿园孩子的家长要为此支付1200元人民币。
一个孩子长大能干什么，或者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天赋又一样的两个孩子长大后各自会从事什么，是由后天（成长过程）的诸多因素决定的。这几乎是项常识。但是，焦虑扭曲了常识，使常识变得不可靠起来。尤其是信息供给趋近无穷大且任何信息都可能换取收入的情况下，许多常识反而成了个体生活的累赘。
推翻常识的行为本身并不可怕，也值得鼓励，但前提是行动者要有一套新的知识系统。说得“文话”一些是：没有批判的自由，所有赞美都是讽刺；没有辨析的能力，所有批判都是撒泼。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许多违背常识的人均会陷入“追求与无奈”的矛盾、“信仰与迷信”悖论。比如说，一个招工中介的从业人员靠提供就业信息骗手续费，结果绝对是让被骗者揭穿乃至报复，除非被骗者宽容大度或有了真实的好机会而不与骗人者计较。现实中，不计较的很少，极端的还会形成血案。
三、还在持续：弱者相残的悲剧
一位名叫舒照岭的贵州农村青年在广东东莞，利用中介的名义为湖南农村青年吴刚（报道使用的化名）介绍工作，骗了后者300元中介费；当骗局被识破后且追讨300元无望的情况下，吴刚怒杀了舒照岭。这是个十分可悲的事件，一如报道所说，是“弱者相残的悲剧”。【2】找不到工作的吴刚是当然的弱者，而骗人的舒照岭却是个更弱的弱者，因为在行骗之前，“与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刚出来的一段时间，舒照岭和吴刚都有过短暂的‘创业史’”。舒照岭所谓创业的失败其直接代价是父亲向银行贷了3万元外加1万元人情借款，总计4万全交给他，让他赔了进去。赔了钱，必然产生巨大的压力，压力所产生的焦虑不在于如何还债，而在于日后如何生存。
底层社会的艰难不仅为古老而新鲜的各种算命行业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同时，也为各类出售低质量信息乃至信息垃圾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确实是个怪圈。我无意贬低所有的信息中介从业者，但是这个行当在本质上与算命行当是无区别的。算命者从业者未必就一定有害社会与他人，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提供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介从业者未必就一定以骗人为目的，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提供了咨询与市场机会。但是，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算卦摊子以及信息中介绝对不是这个社会的福音。
迷信与迷恋混融在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一个社会多数个体的精神生活，以至于法律会对此做出相应制约与调整。比如，2011年8月13日生效的一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房产属于产权登记方的私人财产，而不是双方共有财产。其释法意图在于阻止女性拜金倾向，使其正确看待婚姻。据《印度时报》网站2011年8月22日的报道《中国妻子离婚后失去财产权》，写道：“这项司法解释挑战了中国传统观念，即要想保持婚姻稳定，新郎需要购置一处房产。对于中国男性而言，没有婚房很难结婚，而根据过去的规定，一旦离婚，该处房产的产权属双方共有。”【3】
该项释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新婚家庭（尤其男方）的经济焦虑，降低了婚姻行为的道德风险。但是，它对整个的社会焦虑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焦虑，起不到多大的缓解作用。当然，寄希望一项有针对性的释法来应对社会整体性问题也是不现实的，人们也不能有这种奢望。
迷信与迷恋交织在一起，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负担，也即大幅增加了其经济焦虑程度。比方说，本来温馨浪漫的情人节由于消费攀比社会心态的介入，而使它变质为“用钱买爱”的难关。这与上指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没本质区别，正如街头卦摊与“信息一条街”没有区别一样。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2月14日的报道《中国：所需要的就是爱和钱》以一位北京年轻人的节日经历为例，写道：“他计划花1000元人民币，买99朵红玖瑰送给女友。没准，这位女友想要999朵。”而同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的报道《有中国特色的情人节》则说：“在中国，不需要情人就能在情人节有所收获。”【4】。没有情人也有收获指的是情人节礼物的经营者，因为“用钱买爱”已是无奈的时尚。经营者可以借机提高礼物价格：红玫瑰的售价平时是两块，情人节涨到了二十块。调侃地说，花一千元买99朵玫瑰的那位男士，算是享受批发价了。
结语：文化沙漠——暴卷起文化沙尘暴
迷信与迷恋能将一切有品味的事情恶俗化，经济焦虑制造了丑陋无比的“奇迹”。这种“奇迹”的一个直接关联的经济背景则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传导到中国，自2010年末以来，中国就出现了“工资涨速赶不上通胀”的现象。但是就工资上涨问题的官方说法也自相矛盾，主流经济学家见诸党媒的说法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工资上涨水平较高。假定工资水平真地提高了，就不会有居民收入较慢的现象，哪怕其中有时滞反应。
中国经济状况描述的混乱与大量的官场雷人话语出现，是一个本质，那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衰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沙漠化已经形成。还有，复振意识形态也无法消除文化沙漠化，重庆的唱红已经是最好例证。无论是唱红还是试图用儒家思想来弥补空白，结果都是吹起问文化沙尘暴。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惯性已经消灭了文化作为社会因素的自我生长空间，整个社会生存的“经济动物”化已经严重异化了人存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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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记者：汉娜•加德纳，《参考消息》2月4日译介，改题目为《“皮纹测试”折射迷信活动回潮》
【2】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7期报道，“厚街杀人事件”（记者：马多思）。
【3】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8月23日综合英国《每日电讯》8月21日的一篇同类报道译介，题目“外报评述婚姻法新解可阻女性拜金”。
【4】同【3】报，2012年2月16日综合两则报道译介，题目“《中国特色情人节所需就是爱和钱”。
引言：继续关注伪中产问题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没人自甘贫困，只有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岩处之士”（住山洞的修生者）那类极少数才对财富没有欲望，但是，后者获得是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以至于被历史所颂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得更好”是一种信仰，正像发展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一样。
“生活得更好”的财富标准就是进入中产阶层。综合本系列第一篇所涉及到的指标，可以说是，有钱（存款或投资，或两者均有），有房子（尽量住得大且好一些），有私家车（尽量豪华一些），教育好子女（以便继承并管理家业或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积累对付未来健康风险的能力（足够的养老与医疗专项积蓄）。然而，在这些财富指标之外，“精神中产”是不能忽略的。没有健康的精神生活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注定是伪中产。
一、病态社会：无所不在的焦虑感
健康的精神生活里面不可能一点不受焦虑的影响，但肯定的是焦虑在精神生活中少之又少，且是一闪而过即不会持续的。在最基本层次上，精神中产是指个人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专业精神，可以拥有一份不错的物质生活，并不担心外在因素（如经济危机）对此产生影响，或者说其所选择的个体精神生活方式足以对抗任何危机。
在较高的层次上讲，即便是个人生活方式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甚至有所毁坏，但毁坏的只是一种模式而不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相信生活有意义，是一种自我治理的源动力，是有信仰的最个体内含。但是，不用说这种“最内含”在中国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种信仰，就是在最基本次上也难以普遍实现。因此，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尚处于“伪中产”——说好听一点是“前中产”阶段——并不为过！
伪中产，最深刻的精神特质是焦虑，焦虑之深以至于无所不在。焦虑之所以产生，是个体对外界做出过度反应，或曰担心错过一切想抓住任何机会。在表层上，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社交强迫症。迫于维护各种关系即通过关系获取或维护自身利益，而参与不情愿的社交应付。
因此，财富上的中产阶层往往会陷入“这个礼随不随”、“随多少才好”之类的庸俗与琐碎的计较中。进一步地会在闲暇无事时产生各种人际联想，很不必要地计算人际恩怨。正是因于此点，处于伪中产其状态的群体情绪波动较大。
情绪波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外在的表现，因此，中产女性“长气”的个体心理活动就成了最具隐蔽的焦虑。比方说，一位白领女士自己收入不错，工作节奏松散，孩子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丈夫在离家不远的外地任职，双方的老人均有稳定的退休金养老。这算是较为标准的中产阶层家庭了。但这位女士常常莫名其妙地“长气”，心生不快。为了打发时光，她就将绝大部分闲余时间投入到看电视方面。
二. 两个更多：迷信与迷恋
“生活的更好”作为普通人的信仰是一种“泛信仰”，它几乎没宗教性质却有迷信的色彩，这是现代社会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稍作研究就不难发现：这种“泛信仰”中的迷信色彩源自于整个社会的焦虑，而伪中产阶层的焦虑也不过是整个社会焦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高流动的市场化社会当中，人们很难分清追求与无奈、信仰与迷信的关系。于是，一种古老而新鲜的职业兴旺起来，算命先生出现在小城市的繁华街头和大城市的过街天桥及路边摊子集中地段。
迷信的古老，是因为从业者借助传统资源而成为新的就业者而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一如古代社会的方术之士之生活优渥。迷信的新鲜，是因为它以很现代且别具创新意味的形式出现，让某种名义的“科学”为其服务。这方面的从业者很精明，他们看得出科学已经成许多人信仰的一部分，而凡有信仰均会有不同程度的迷信因素在里面。
比如，“皮纹测试”在被官方媒体批判为迷信之前，很是盛行过一段时间。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2年2月2日有报道《中国禁止“天才”指纹分析》【1】，说：“据称，‘皮纹测试’能在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数学、音乐或语言方面的天赋。”在这篇报道里，涉及到了“皮纹测试”的收费标准，每个被测试的幼儿园孩子的家长要为此支付1200元人民币。
一个孩子长大能干什么，或者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天赋又一样的两个孩子长大后各自会从事什么，是由后天（成长过程）的诸多因素决定的。这几乎是项常识。但是，焦虑扭曲了常识，使常识变得不可靠起来。尤其是信息供给趋近无穷大且任何信息都可能换取收入的情况下，许多常识反而成了个体生活的累赘。
推翻常识的行为本身并不可怕，也值得鼓励，但前提是行动者要有一套新的知识系统。说得“文话”一些是：没有批判的自由，所有赞美都是讽刺；没有辨析的能力，所有批判都是撒泼。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许多违背常识的人均会陷入“追求与无奈”的矛盾、“信仰与迷信”悖论。比如说，一个招工中介的从业人员靠提供就业信息骗手续费，结果绝对是让被骗者揭穿乃至报复，除非被骗者宽容大度或有了真实的好机会而不与骗人者计较。现实中，不计较的很少，极端的还会形成血案。
三、还在持续：弱者相残的悲剧
一位名叫舒照岭的贵州农村青年在广东东莞，利用中介的名义为湖南农村青年吴刚（报道使用的化名）介绍工作，骗了后者300元中介费；当骗局被识破后且追讨300元无望的情况下，吴刚怒杀了舒照岭。这是个十分可悲的事件，一如报道所说，是“弱者相残的悲剧”。【2】找不到工作的吴刚是当然的弱者，而骗人的舒照岭却是个更弱的弱者，因为在行骗之前，“与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刚出来的一段时间，舒照岭和吴刚都有过短暂的‘创业史’”。舒照岭所谓创业的失败其直接代价是父亲向银行贷了3万元外加1万元人情借款，总计4万全交给他，让他赔了进去。赔了钱，必然产生巨大的压力，压力所产生的焦虑不在于如何还债，而在于日后如何生存。
底层社会的艰难不仅为古老而新鲜的各种算命行业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同时，也为各类出售低质量信息乃至信息垃圾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确实是个怪圈。我无意贬低所有的信息中介从业者，但是这个行当在本质上与算命行当是无区别的。算命者从业者未必就一定有害社会与他人，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提供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介从业者未必就一定以骗人为目的，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提供了咨询与市场机会。但是，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算卦摊子以及信息中介绝对不是这个社会的福音。
迷信与迷恋混融在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一个社会多数个体的精神生活，以至于法律会对此做出相应制约与调整。比如，2011年8月13日生效的一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房产属于产权登记方的私人财产，而不是双方共有财产。其释法意图在于阻止女性拜金倾向，使其正确看待婚姻。据《印度时报》网站2011年8月22日的报道《中国妻子离婚后失去财产权》，写道：“这项司法解释挑战了中国传统观念，即要想保持婚姻稳定，新郎需要购置一处房产。对于中国男性而言，没有婚房很难结婚，而根据过去的规定，一旦离婚，该处房产的产权属双方共有。”【3】
该项释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新婚家庭（尤其男方）的经济焦虑，降低了婚姻行为的道德风险。但是，它对整个的社会焦虑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焦虑，起不到多大的缓解作用。当然，寄希望一项有针对性的释法来应对社会整体性问题也是不现实的，人们也不能有这种奢望。
迷信与迷恋交织在一起，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负担，也即大幅增加了其经济焦虑程度。比方说，本来温馨浪漫的情人节由于消费攀比社会心态的介入，而使它变质为“用钱买爱”的难关。这与上指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没本质区别，正如街头卦摊与“信息一条街”没有区别一样。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2月14日的报道《中国：所需要的就是爱和钱》以一位北京年轻人的节日经历为例，写道：“他计划花1000元人民币，买99朵红玖瑰送给女友。没准，这位女友想要999朵。”而同日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的报道《有中国特色的情人节》则说：“在中国，不需要情人就能在情人节有所收获。”【4】。没有情人也有收获指的是情人节礼物的经营者，因为“用钱买爱”已是无奈的时尚。经营者可以借机提高礼物价格：红玫瑰的售价平时是两块，情人节涨到了二十块。调侃地说，花一千元买99朵玫瑰的那位男士，算是享受批发价了。
结语：文化沙漠——暴卷起文化沙尘暴
迷信与迷恋能将一切有品味的事情恶俗化，经济焦虑制造了丑陋无比的“奇迹”。这种“奇迹”的一个直接关联的经济背景则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传导到中国，自2010年末以来，中国就出现了“工资涨速赶不上通胀”的现象。但是就工资上涨问题的官方说法也自相矛盾，主流经济学家见诸党媒的说法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工资上涨水平较高。假定工资水平真地提高了，就不会有居民收入较慢的现象，哪怕其中有时滞反应。
中国经济状况描述的混乱与大量的官场雷人话语出现，是一个本质，那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衰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沙漠化已经形成。还有，复振意识形态也无法消除文化沙漠化，重庆的唱红已经是最好例证。无论是唱红还是试图用儒家思想来弥补空白，结果都是吹起问文化沙尘暴。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惯性已经消灭了文化作为社会因素的自我生长空间，整个社会生存的“经济动物”化已经严重异化了人存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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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记者：汉娜•加德纳，《参考消息》2月4日译介，改题目为《“皮纹测试”折射迷信活动回潮》
【2】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7期报道，“厚街杀人事件”（记者：马多思）。
【3】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8月23日综合英国《每日电讯》8月21日的一篇同类报道译介，题目“外报评述婚姻法新解可阻女性拜金”。
【4】同【3】报，2012年2月16日综合两则报道译介，题目“《中国特色情人节所需就是爱和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