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包”，我的朋友们大多这样称呼您；更有女士们亲切地称呼您为“包包”，像晓波夫人刘霞等。我很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跟您如此亲昵，亲昵得没大没小，像忘年交，像父女，甚至兄弟的感觉。
一方面，我认识您很晚；另一方面，正因为很晚才认识您，所以您在我心中特高，基本上一直定格于八十年代的感觉，乃至我始终没能走进您——这是我的至憾。
2004年深秋的一天，独立笔会在京郊画家村开年会，颁奖（好像是第二届“自由写作奖”）给张诒和女士。当我乘坐余杰他们安排的又大又旧的面包车抵达会场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已经到了，三三两两地聚在农家院落里聊天。我认识的人其实很有限，我记得只有晓波、世存、老浦（志强）、俊秀、北村、余杰、老焦（国标）、徐晓等，大部分对我来说都是新面孔。
大家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我拿着刚买不久的数码相机随便拍照，一边等着开会、开饭。无意中，一个穿着老式黑夹克的长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面带微笑，表情祥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偏矮胖的身材和那身极普通的装扮，让我本能地以为是住在这院里的“原住民”。但我发现好多人都跟他打招呼，所谈的都是些当下颇敏感的政治或学术性话题，徐晓等几位“大姐大”不时地过来嘘寒问暖，我开始觉得老头的来头不小。开会时，他被让位于“正席”，坐在获奖者张女士的边上。忘记了他是否曾发过言，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坐在那，面带微笑，每人发言结束后，都起劲鼓掌的神态。
颁奖仪式告一段落的当儿，我终于忍不住好奇，问俊秀老头是谁。
“包遵信啊，你不知道吗？”俊秀若无其事地说。
“真的？是他么……”我的嘴巴一定张了半天。
从那以后，隔三岔五，我会在一些聚会上见到包老。但八十年代呼风唤雨的启蒙者形象总挥之不去，生性腼腆的我很少主动跟老人家凑近乎，也绝少有攀谈的机会。老人家在我的心中仍然是那个八十年代启蒙者的“包老”，而不是可以互开玩笑的“老包”。
如此过了两三年。中间不时听朋友说老包病了、脑溢血住院，后又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什么的，我脑子里会照例浮现出那个穿黑夹克，看上去有点老土、面带微笑的形象，在心里为他祈福。
最后一次见包老，是一个多月前。具体地说，是十七大召开前夕。友人的川菜馆“川码头”的亚运村新店开张大吉，晓波召集大家聚餐志庆。我家近，到得早，进店后，还没什么人，只见世存和老板坐在那喝茶。我在旁边刚落座，包老就到了，见了世存满脸乐呵呵的。世存问他身体如何，老人家说每天遛弯儿、逗孙子，挺好。我在一旁插嘴说，那不是神仙的日子嘛。
世存向他介绍我，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我八十年代就读您的文章和您编的书，见过您老N次，但始终没机会跟您说话套近乎，今儿终于逮着了。老人家乐了，很爽的样子。然后问我要了名片，站起来从柜台取来了店里的便签纸和圆珠笔，给我写了家里的地址、邮编、电话，那字写得真叫漂亮。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要把字条当墨宝收藏起来，说着便随手夹进了随身携带的一本书里。谁成想，“墨宝”竟成了永久的纪念。
这时，世存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包老带没带字过来。包老说，当然带了，给店里的谁谁了。世存立马问店里的伙计，并按伙计的话，伸手从冰箱的上面取了一打宣纸下来。然后从里面找出为自己写的那一幅，贪婪地铺在桌上，边看边点头，嘴里嘟囔着“好”、“好”。我不懂书法，也忘记写了什么内容，但见字写得遒劲、飘逸，一看便是出自旧学的童子功。包老有点谦虚地说，已经快二十年没写了。我说，您老现在能重新提笔书法，就说明身体状态很好，因为写毛笔字是很用力的。老人听了，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人稀稀拉拉地来，终于凑齐，可以开局了。在一个单间，一个像《最后的晚餐》那样的大长桌，众人分坐两边。我和世存坐在进门处的内侧，恰好对面就是包老。而包老则坐在一左一右两名美女的中间，“两手持花”。
因为喝了不少酒，席上聊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只依稀记得包老要烟抽，旁边的美女，开始不让，后来妥协说只能让你抽一支。老头乐呵呵地说“行，行，就一支”，然后点火，吸着，很享受的样子。喝酒也是，基本上在两位美女的掌控之下。我在对面，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在一起，很和谐，简直就像父女似的。
一会儿，坐在右边的美女（我至今不知其芳名，但她真的很美）吸一口烟，对包老说：“老包，你看，我八九见你时，还是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中年老娘们了，这可咋办啊？”
说着，爆出一串很不像“中年老娘们”的清脆的笑声。包老很憨厚地、又带点坏地安慰她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呢？”那天我在回去的车上，脑子里一直闪回这一幕。我想，包老肯定有个女儿，而且他的女儿就是那个美女的样子。你别说，追悼会上看见包老的女儿，眉眼间还真有点像。
后来，开十七大了，居大不易的京城，出行变得更不易。有的朋友被送回原籍，有的朋友无法离家。再后来，听说包老病了，住院了。没几天，就看到网上垂危的消息。而我能做的，只有在心中为老人祈祷，祝他能再次挺过来。
但一切，终于成了枉然——包老还是去了。
二
11月3日，是最后送别包老的日子。天公作美，居然阳光明媚，在初冬北京，可谓奢侈。
一大早，就接到短信、电话，说谁谁被监控了，谁谁被带到派出所了，等等。一种最近常有的倦怠感袭来，去，还是不去，有些动摇。但既然已经跟朋友约好同往，便决定还是过去。因为当天下午，准备参加三味书屋杨继绳先生的讲座（《改革开放30年》），出门时，在带什么东西的问题上，颇费犹疑：我想请杨先生在其香港繁体字版的《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上签字，但我无法确定带这本“砖头”过去是否安全。想了想，决定还是带过去。到那看看情况，实在不行的话，不进去就是了。
乘地铁，在东四十条站，与《瞭望东方》的北方朔、《纵横周刊》同事贾葭及其女友、《南方周末》的沈小姐会齐，一起乘一辆出租车赶赴东郊殡仪馆。
近两年来，好像有种趋势：一些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去世后，后事不去八宝山，而是在东郊殡仪馆。去年辞世的林昭的舅父、原社科院文学所长许觉民先生，好像也是在东郊火化的。
两年前，在八宝山参加赵紫阳的葬礼。火化后，因骨灰安放的位置问题（实质是“规格”问题），与当局未达成共识，乃至骨灰被家属抱回家，至今未能入土为安。以赵在党内的资历、地位，家属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个人对那种连墓地也要分出上上下下的等级秩序的做法深恶痛绝。记得晓波曾对我说，中共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他好像说的是他在秦大（“秦城大学”）的经验，但却令我联想到八宝山的格局。去过那里的人会知道，公墓从里向外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墓区，按风水的远近，从山上到山下分别安葬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副部级以上高官、地师级、县团级……普通市民死后，难以负担高昂的墓地费用，很多人只能在骨灰存放处按缴费时间暂时占据一个格子，酷似其生前人事档案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八宝山是什么“国家公墓”，如此“国家公墓”从根本上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反文明的。
出于上述理由，从心理上，我更倾向东郊——幸亏京城还有个东郊殡仪馆。这种一西一东的结构颇具审美感：一边是高官政客，巨贾名流；一边文人寒士，贩夫走卒；一边是权力的荣光，体制的威仪；一边是民间的精粹，草根的风流。这种即使在阴界也要与体制保持距离的决绝姿态，其实正是包括包老在内的许多分子们生前的写照或身后的余愿。
边想着这些怪异的事情，便到了殡仪馆前。“简直太过分了！”大门前，传来一个女子愤怒的斥责声。抬眼望去，大门两侧分别有两堆人。女子被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汉子包围，中间的女子好像在据理力争着什么，透过汉子之间的间隔，我发现那女子是刘荻小姐。大门另一侧，停着一辆黑色公务车，另一群同样穿着的汉子正把一个人往车里塞。那人头已经被塞进车里，半拉身子还在车外，拼命挣扎。事后，我才知道，被塞进车里的人是李海。
这劈头撞见的一幕，很刺激，我们多少有些紧张。但同时，也给我们制造了机会。哥几个会心地对视了一下，便若无其事地往里走。便衣们只顾阻止刘荻和李海，无暇照顾我们，使我们顺利溜进了大门。
来到送别包老的主厅门前的时候，等待告别的人们已排起了好长的队伍，估摸着约有300人左右。队伍的旁边，是几乎与队伍等长的鲜花花篮。队伍中有朋友招呼我去前面签到，领取鲜花。签到时，看见告别厅里，晓波、祖桦们在忙碌。
告别厅前，警云密布，绝大多数是便衣。他们站在进入告别厅之前的外厅里，穿插在人群中，“维持秩序”。我们到的较晚，已无法自由拍照，更不能从容地把挽联的内容一一看过，乃至居然错过了据说是现场的一幅最长的挽联，世存代表我们7位朋友手书的“半生奔走，启蒙未竟千秋也；京城囚居，独立已然百世师”——至为遗憾。趁到前面签到，然后又回到后面排队的过程中，大致浏览了摆在告别厅外的挽联，看见有晓波夫妇的花篮放在正中，还有金观涛夫妇、陈子明夫妇、秦晖夫妇、胡平、王丹、浦志强等人的花篮，从里向外一字排出。手持鲜花的人们安静地排队，偶尔有人小声地说话。我看见人群中有吴思、徐友渔、贺卫方、李泽厚、黎明、张显扬等先生，还有王丹的母亲王凌云女士和高渝女士的身影。给人的感觉，凡是留在国内的、与80年代有关的人士都到了场；身在海外不得而回，或尽管身在京城，但却不得自由的人，则献了花篮。
11点整，主持人晓波宣布追悼会开始。厅小人多，又不好意思往前挤，所以我只能站在厅的墙边，除了正前方“送别包遵信先生”的横幅和左右两侧的挽联及放大的包老生前遗照外，安放在厅中央鲜花丛中的包老的遗体完全无法看到。
作为治丧小组的晓波和祖桦站在右侧，包老的家属们站在左侧。主持者晓波首先向大家说明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的大致程序，他声音不大，表情疲惫。我知道，这是从老包病危到过世之后一直在为治丧事宜奔波劳顿的结果，同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来自警方莫大的压力，我甚至根本没想到他居然能出席并主持仪式。
第一项议程，由于浩成先生致悼词。年届耄耋的于老，情真意切，高度评价了包老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致力启蒙的一生，说他并非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或老于世故、明哲保身的“聪明人”，他不满足于仅仅“坐而论道”，而是闻道后便“起而饯行”的人。谈到当局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老人愤怒地说：“我在10月25日到东方医院探视他的第二天，当地派出所所长就突然到我家询问我是否去过医院？还有哪些人去过？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连一个垂死之人都不放过，真是无比的残暴和凶狠！对这种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权行径，我在这里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接下来，是第二项议程，由包老的女儿包瑷致祭父辞。她的声音很美，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听便知道是北京长大的孩子。女儿娓娓地回忆生活中的父亲，哀而不伤，一幕幕父女情深的片断，令闻者动容，讲到包老临终时的情形，更叫人肝肠寸断：“我多希望，你的心跳渐渐增强，你的手指恢复温度。但我知道，冰封的时刻一点点逼近，让我无法躲藏。眼睁睁地，看着监视仪上的曲线变成不再有任何起伏的直线，我知道，那一刻到了。奇迹般地，我没有嚎啕大哭，甚至没有一滴眼泪。我的心，麻木了，如同您已经发凉变硬身体。在生命面前，一切都那么渺小；在死亡面前，生命又那么脆弱；您能熬过孤苦伶仃的少年，熬过监狱的孤独，熬过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的生活，熬过没有基本人权的压抑……但熬不过死亡。面对生命的逝去，我是那么无助！七天来，我仿佛都是在白色的梦中，声音和影像都是白色的……”
也许，所有女儿眼中的父亲，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人：“我陆续近距离地接触到您的生前朋友，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您在家庭之外的大世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是一位风云人物，据说是您编过的丛书影响过不止一代人。而对于我来说，那个风云人物的人物的您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您是遥远的，即便您在家里，也总是坐在书桌前，要么看书，要么写作，不停地抽烟。我读中学时，您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但我不知道你外出做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感觉您好像是去各地讲学；您的毛笔字写得漂亮，我从小就模仿您的签名，但您从未给女儿留下一幅墨宝。直到难忘的1989年，你被捕，家被抄，原住房被没收，你才在被捕之前向我交代了几件事。爸爸，八九以前，您在家的时间太少，您给女儿的时间也太少，女儿多希望积攒足够的时间，用更多的记忆填补您留下的空白。”
我站在后面，静静地听着这至情至痛的叙说，随着女儿的追溯，想象着那种我所熟悉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日常的幸福，及这幸福在时代、社会中的脆弱、转瞬即逝。一瞬间，我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和那些和我一样在北京长大的童年伙伴们的家庭，那些我再熟稔不过的普通知识分子们的小家庭，幸福得如此相似，不幸起来，却各有各的不幸。
情绪随着女儿的回忆而起伏、波动，泪水不禁流到了腮边。别了，包老；别了，八十年代；别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在心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但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
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了。我们五个人一组，重新排队进入大厅。静谧的告别，没有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放的哀乐，这正合吾意。也许是哀乐的旋律过于哀伤，也许是从小听得太多，混合了各种政治性记忆的缘故，我特别听不得中国的哀乐。为了不影响告别，我把书包斜背在肩上。来到大厅中央包老的棺床旁边，看见了睡在花丛中的包老。或许是被病痛折磨变形的缘故，也许是化妆的缘故，有点不像过去见过的他。在他的身边，我稍作停留，力求在这最后的一瞬，刻写并覆盖我心中关于包老的全部记忆。三鞠躬，深深地。然后，双手把白色的鲜花放在包老的身边，我绕过老人，来到了排成一排的家属面前。本来想点什么，对包瑷，她方才文情并茂的祭文，引起了我深深的共振。但望着臂戴黑纱、泪眼婆娑的家人们，我喉咙中像是被一团棉花般的东西堵住了一样，同时感到微微的颤抖。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都无法说，唯一能做的，只有用双手握住包老家人的一只只手，通过这种方式，向包老的家人、后人，传达我对老人家及其所代表的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的诀别。
出得大厅，包括我在内，人们的情绪还沉浸在方才的激动之中。几乎没人马上离去，大家在外面拍照，拍花篮、挽联，也拍合影。在大厅出口的台阶上，祖桦双手拿着一块几乎跟他差不多高的包老的生平展板，让大家拍照。有穿殡仪馆藏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让大家离开。开始，我以为他们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并不介意。但后来，看到一个穿同样制服的彪形大汉伸手拍了拍在我旁边拍照一位青年的肩膀，问他是不是海外媒体的记者。那哥们显然被盯了半天了，支支吾吾，不置可否。蓝制服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一个角落，好像要求他把刚才拍的照片删掉。我这才明白，原来蓝制服的真身是“盖世太保”。真他妈恶心，我掉头走下台阶。
后来听朋友说，在场的警察为数甚众，连朝阳区国保大队长都御驾亲征，来到了现场。好厉害，我把这当成是包老的哀荣，我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感谢所有亲临现场的大盖帽、蓝制服，以及手拿步话机，在殡仪馆四周和附近的警车里执行任务的“盖世太保”们，因为你们的工作，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我们的行动的意义，确认并放大了我们的存在。谢谢你们！
晓波夫人刘霞走出来，手拿一叠复印的示意地图，让大家结束后一起去朝阳门附近的一家餐厅用午餐。估计是治丧小组的安排，以代表包老及家属向来宾表达谢意。一来觉得太打扰，二来下午我们还要赶去参加杨继绳先生关于改革反思的讲座，我和俊秀等几个朋友单独告辞了。
当我们离开殡仪馆，朝告别厅方向最后一望的时候，太阳正在最高处，向我们投下温暖的光芒。大门口平静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两小时前李海、刘荻被硬绑进车里一幕，仿佛已经很久远，远得就像一出现代神话。
2007年11月5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