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政治运动就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极端的行为，持续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宽，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实属罕见。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在整个共运史上，这种政治运作方式也是罕见的。更令人关注的是，绝大多数的政治运动，多以文化批判切入，拿来开刀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整饬的也是知识分子。其中原因如何？发人深省。一连串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整饬，人人过关的粗暴方式，动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恐怖，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这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就不止是巨大心理压力，而是形成了一种内心的强烈恐惧。所谓“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聂绀弩：《反省时作之二》） 在暴力恐吓面前，天地尚且如此，何况凡人。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思想改造，改造的不光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就连闭上嘴巴，保持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被改造成因他人的思想而迷糊，按他人的指示而表态，实质上就是没有思想、也不敢思想，而被称作知识分子的“愚民”。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成为某一种思想和意志的应声虫。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指的就是这种名为知识分子，实为“愚民”的尴尬局面。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何在？始作俑者的动机何在？这不但是一直困惑着我们的问题，也是知识界至今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伤害之深， 对我们国家、民族负面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认真地思考下去。何方先生在《党史笔记》有这样一个 观点：“延安整风不仅如李维汉所说，教育了“老长征”和“三八式”整整两代人，做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重要的还是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而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风。所以，延 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那么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问题，根子是否也在延安整风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 料，分析了1949年以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结果表明，众多的事实基本都能印证何方先生的观点。联系到1936年底到40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49年以来发生的以文化批判切入的历次政治运动，当然是延安整风模式的翻版，而且更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的惯用伎俩，统治文人的一般手法而已。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皇权专制对付知识分子的手段，莫过于以言获罪，即所谓的文字狱。这个办法的好处就在于，只要能把口出异议的文人消灭掉，这杀一儆百的 示范力作用，就能使任何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老实。对于皇权统治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 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李国文：《曹操与建安文人》）而延安整风运动，不光是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困境的一个入口，也是把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皇权政治联系起来的纽带。
因此，“延安整风不仅如李维汉所说，教育了“老长征”和“三八式”整整两代人，做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重要的还是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而且是解读毛泽东不断整饬知识分子的背后，皇权专制死 灰复燃、变本加利的一把钥匙。从假文化批判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最终走向文革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就不仅仅是个旗号，而是关系到毛泽东个人成败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也是他后半身政治行为的一个准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问题，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狂热的介入，不能理解他那一个又一个的文化批判，不能理解他对知识界的思想改造，更不能理解文化革命的根源和动机。当我们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理解为启蒙与造神之间的两难之时，就不得不 把个人崇拜——即造神运动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新启蒙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成为观察和理解这一事件进程的重要坐标。美国政治学家罗弗尔曾经指出，“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行动风格方面形成的特征，称作“政治文化”（culture politic）。 它不仅在国内政治上会顽强表现出来，在确定国家外交政策目 标上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会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与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延安整风背后的究竟是那种文化在起支配作用呢？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还是五四新文化？都不是。无论是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还是人治，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跳出两千年皇权政治的旧框框，起作用的还是皇权专制文化。而这，恰好是中国当代政治最尴尬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政治长期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夺取和巩固了他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也是皇权政治文化死灰复燃的标志性事件，并成为当代中国恶劣的政治传统。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何方先生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当今中国的客观现实，无疑给何方先生这段评价提供了最好的事实依据。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那么这个共和国留在大陆这片土地上的遗产，恐怕也就是孙中 山先生逢年过节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而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遗产，除了白话文还留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五四的真精神早已荡然无存。真正支配着我们社会运行的，则是新启蒙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 元化领导和人治。”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问题，都与我们要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关系密切。新启蒙运动、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当然只能回到延安整风的政治动机和背景的历史中去。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无论因何而起、整风过程、整风的目的，以及历史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说法各不相同，在不同的人们那里的说法各不相同；即使在那些 当事人的口中，说法也是不尽相同。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有官方统一口径的原因，有研究者角度不同的原因，即使在当事人那里，光是整还是被整这一条，你就可能 得到两种以上的不同版本。在原始档案没有完全开禁之前，一个相对统一、真实、权威的版本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好在本文所研究的并不是延安整风本身，对于那些不确定的内容，可以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方法，置无关紧要的枝节于不顾，对那些重要的关键点，尽可能采用各方相似、相近或大家都基本认可的资料。本文所涉及 的资料，主要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动机与结果有关，而那些资料的差异，影响这个判断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
先说延安整风运动的动机。按照官方的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但事实上毛泽东只是作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则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至于张闻天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是实际的还是名义的，都不重要，只要有这个事 实，就能说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不成立，至少在名分上不成立，名不正则言不顺。尤其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任何一个 政治团体中，都是作为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名份，就算你有实权，也不能说是名至实归；这种实权最终也是靠不住的。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动因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方方面面很多，不管是“抢救运动”，还是反“宗派主义”，都不过手段而已，而不是这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毛泽东的真实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其一、是为了“改造中央”。毛泽东1943年10月6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 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为什么要“改造中央”？因为他是少数派，而且其他的中央委员还要反对他。 这不光从他的口中证实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不确切，同时也道出了他“改造中央”的目的所在：排除异己，以己为尊。 因此就有了这次整风的“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是“路线斗争”、“打碎两个宗派”这样的步骤，才使大家的 “觉悟成熟”。这个“打碎宗派”，“觉悟成熟”的结果是什么呢？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果然，1945年4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 上的统一。“决议”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至此， “改造中央”这个目的才算真正达到了。这个目的，在整风运动结束的两个月后，召开中共七大对六届六中全会的确认并公诸于世；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名正言顺地 讲：“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二、要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除了“名正言顺”的问题通过“改造中央”解决了，那么“领导地位”是否能使人心悦诚服的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那就是“统一思想”，这个观点毛泽东本人在谈到延安整风运动是毫不隐讳地承认过，上面所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所谓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并非是统一到 马列主义那里，而是基础上的另一个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而思想不象别的东西，说统一就能统一。制服要统一，裁缝就可以，伙食标准要统一，厨师就办到；人长个脑袋，就是为思想而存在的，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所思所想，可是你要知道他所思如何就未必然了。既然思想的特征如此，那这思想就不是谁想统一就能统一。不过，对中国人来说，“统一思想”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办法不是找哪个来开会，约哪个来谈心。如此统一下去，这思想猴年马月才能统一？实际上，“统一思想”这个把戏，在中国玩了两千年，懂得历史的政治家没有哪个不知道。这个把戏就是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抬到吓人的高度，吓得你不能不统一到儒学的思想里去。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要统一思想，这套把戏当然就派上了大用场。当“中 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抬到吓人高度之前，这个吓人的的把戏又是如何玩起来的呢？那就是所谓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的种种极端做法，看似不合情理，但对“统一思想”这个目的来说又在情理之中。那些被抢救的对象中，虽然个个都被打得鬼哭狼嚎，整得生不如死， 但事后多数还是得到他的重用。比如柯庆施、陶铸，他们不但有骄人的革命资历，在党内也算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抢救中对他们的恶整，只不过是他的手段而 已，通过抢救把他们整服、整得来听话这才是关键。这个“抢救”运动把人整到什么地步呢？对此，薄一波回忆到：“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 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 是“抢救” 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3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版。）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在延安时期就大张旗鼓的开始了！其手段之恶劣，用心之歹毒，实在令人发指。在经历了这种折磨而活下来的人们，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没有被整服才是怪事；哪里还敢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啊！据说，毛泽东在得知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后，怒道：还我王实味。从他那个“统一思想”的目的来说也许是真话。如果整服、整得来听话是他初衷，那么把人整死就失去意义了。从“抢救运动”的对象中，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居多，斗争的多，检讨的多，关押的多，因逼供而遭受酷刑的多，但杀掉的相对较少，在审干甄别后，多数还是用起来，甚至是重用，倒也能说明“抢救运动”是他用来恐吓的手段，目的在于把这些人整服、整听话。他那个“统一思想”，如果没有把干部修理成可用之器，那就是无的放矢。有了这个前提，他那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的把戏就可以粉墨登场了。把毛泽东思想与“统一思想”的把戏联系起来，有没有依据呢？有。胡乔木就对此论到： “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六届六中全会不是说“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 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了吗？如果胡乔木讲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是真，那么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必假，反之亦然。我说这些的目 的，不是研究真假如何，而是通过这个小小的逻辑漏洞来说明，“决议”中的“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不过是为七大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那里的一个铺垫，因为“决议”已经为这一政治目标打下了伏笔，那就是“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 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是张如心的一篇文章，但他在文章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3年“七一”前后掀起宣传毛泽东的高潮，刘少奇在7月6日 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刘少奇选集》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只是两天后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才减去三个字首次用“毛泽东思想”。（徐则浩：《王稼祥传》第37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如此看来，毛 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其实就是毛泽东他本人的，既不属于张如心，也不属于刘少奇。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不是专用名词。就如中山装指的是以孙中山之名命名的一种服装式样，而中山先生的服装是指孙中山的衣裳。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思想则是专用名词，指的是以毛泽东名字来命名的思想体系，也是“决议”所定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 1945年4月至6月 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自己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于是，“决议”所说的“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了。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而是一切工作都要以 毛泽东思想为方针。这个规定可就是造出来一个在世的活圣人，比起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出的孔圣人厉害多了。董仲舒造的圣人，最多是拿老祖宗说事，人们只有诠释的权利和空间，而且还不好过于离谱；现代造出的圣人，那就不是拿老祖宗说事，而是圣人自己说事，人们只有听的权利，执行的权利，这哪里还有其他思想的空间？更没有离谱一说。要说离谱，那也是圣人自己的谱。即便是圣人离谱也是圣离谱，也就无所谓离谱还是不离谱，按七大党章规定，也是要照办。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延安整风运动最重要的结果，也是对以后的 中国社会影响最深刻的东西。尤其是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 工作的指针”，实质上不但承认了毛泽东把持话语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把毛泽东放到“定于一尊”的神坛上。这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被个人崇拜的旗帜取而代之，现代造神运动由此而起。这一现代造神运动之所以具有如此的迷惑性，就在于它是以马列主义话语为基础，披着新民主主义外衣闪亮登场，并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走向全国。在后来的岁月里，经过无数政治运动、文化批判运动持续不断地“创造”和“发展”着，到文化大革命已是登峰造极。到我们这一代，现代造神运动已不是毛泽东“独尊”初级阶段，而是像章别在胸脯上，思想融化在血液中的高级阶段，进入了造神运动的“无限崇拜”时期；直到毛泽东逝世，这个现代造神运动方告结束。其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祸害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尤其在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就事论事，何方先生的这一评价自有他的道理，若是放在宏观的历史学里，不过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一段插曲。直到今天，这段插曲还有人继续愉快地哼着，但曲散人终也不过是迟早的事。费正清在所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对延安整风曾这样说到：“这种运动方式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06页，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国内的学者也表示了与此相似的看法：“整风运动开创了一种形式，即以大规模的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延安整风成为后来中国各种思想运动的源头。”（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48页。）这当然也包括“抢救”的恐怖手段。而延安整风运动所形成的，在“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则是现代“造神运动”必然产生的重大政治背景。
何方所把延安整风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理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而在在历史学家那里，延安整风不过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唐德刚对此论到：“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 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 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作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既然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主席，要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要大搞一言堂，要惟我独尊也是情理之中。谁叫我们有三千年的皇权政治传统呢？ 正是这个传统，才会有了在袁世凯之后的又一场造神的闹剧。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改造；一部近代史，看似英雄辈出好不热闹。那一个不是“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不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在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毛泽东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 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 唐德刚：《民国通史》。）秦始皇他倒是做得，可苦了今生今世的黎民百姓。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对皇权政治真是碍事得很；真实的政治目标和表面的话语体系，竟如此的大相径庭，这些喜欢言必称民主，行必依科学的知识分子，被整饬、打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要说这场闹剧的开头，也就只能从延安整风说起；因为整风不但粗暴地泯灭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良知，还塑造了胡乔木这类肮脏的灵魂。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一针见血的揭露：“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如果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整饬乃至迫害，是延安整风的的一个创举，而胡乔木就是延安整风炮制出来的一个最丑陋的标本，他却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表演了几十 年！贻害国家，误尽苍生。其实，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皇权专制之实，延安整风干的就是这个事，在这点上胡乔木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所谓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实话，不过是专制皇权、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奇怪的、对立统一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他何尝不是处于两难境地？要生存下去，不做伪君子，就只能是真小人；此外，不是大刑伺候，就是秦城养老；以他的聪明，是不会去找死的。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即共产主义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新启蒙运动，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会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学理及概念，但并不对这些运动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故无须赘言。既然“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那么当今中国政治的现状也并非不可理喻。看了这次平庸的17大，有文章说真泄气。泄什么气？正如何方先生所言，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根子就在延安整风，17大未必不是？这在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为中共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当然还将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延续下去。不信且看，封杀网络、阻断言路、打压异己，不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发生着吗？还好，背靠背的相互揭发，“抢救运动”象是没有搞了。无论怎样，这也算是一点进步吧！
（本文节选于作者专着《知识分子的困境——造神与启蒙间的两难》的绪论部分，并作了简单的文字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