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6日，温家宝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大半年过去，即将任满卸职的温家宝，并没有像包括笔者在内的“人民群众”所期待的那样，率先公示一下他自己家里的私有财产，以便“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依法监督以他为首的中国政府，是不是当真“廉政”过。相反地，他自己连同中央常委中其他八名同党的名字，竟然一直在新浪微博被设定为不能够正常显示更不允许依法监督的敏感词。在即将过去的十年任期里，温家宝至少在解禁开放民间金融以及民间小产权房；依法废除劳动教养、计划生育以及法外信访之类的罪恶条例方面，是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所作为的。在职权范围内拒绝做出足够多的制度性建设的温家宝，竟然奢谈什么“人亡政息”，本身就是中共执政党及其现政权，已经彻底腐败、难以救药的最佳证明。
据《礼记•中庸》记载，春秋时代的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由此可知，“为政在人”的人亡政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体制的一种常态模式。温家宝的讲话充分证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专制体制，在中共长达63年的执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遏制根除，反而发扬光大为一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被一些文史学者重新发现并且高调赞美的梁启超，也曾经在其晚年异想天开地认为，他已经从中国传统的专制历史中，找到一种可以避免人亡政息的先救中国再救世界的神奇药方：“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
这段话出自梁启超1927年5月5日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家书。同年初夏，由清华研究院研究生周传儒、吴其昌记录整理的《记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所记录的正是梁启超的神奇药方。这个药方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礼教以“莫须有”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天下为根本依据，从事“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奉天承运、神道设教、天下为公、替天行道、天诛地灭、改朝换代——的公天下、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神圣事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样一种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梁启超首先谈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做人道理：
“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
谈到这项教育试验的失败，梁启超反思道：“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鹜于片断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换句话说，教训别人如何做人的梁启超，偏偏就是一个在自我修养的做人方面一知半解、价值混乱的失败之人；也就是他此前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承认过的“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的有罪之人。即使这样，梁启超依然能够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包装打扮成为一个道德楷模：
“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
为了强化自己的救世药方的道德感召力，梁启超接下来又到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等人身上，去寻找道德资源：“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相互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所谓“咸丰以后……的理想道德社会”，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清王朝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当年的曾国藩一派人在拼死镇压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同时，还初步启动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就在湘军总领、两江总督曾国藩竭尽全力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幕客赵烈文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公元1867年7月21日——为他预测了大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大清王朝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是“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本身，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44年后的1911年，一场规模不大的武昌起义，便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中国社会随之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之中。
在此之前的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已经以全球化的开放眼光，把大清王朝和日本幕府被迫在西方炮舰打击下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造福人类的“门户开放”。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还没有从“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积极主动地舍弃专制传统，充分融入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之中，才是唯一可行的文明通道。
60多年过去，曾经周游欧美各国的梁启超，依然没有具备马克思的全球化的开放眼光。按照他的理解，同治中兴的“理想道德社会”，之所以会随着文正公曾国藩、文忠公胡林翼的去世而土崩瓦解、人亡政息，仅仅是由于文忠公李鸿章“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以及袁世凯“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
而在事实上，无论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都已经通过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制度化建设，成功杜绝了发生人亡政息的政制悲剧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朝换代、人亡政息，恰恰是孔子在《礼记•中庸》中所说的“为政在人”——也就是把治国理政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某一个或几个自以为天命在身、道德高尚的专制统治者——的必然结果。脆弱不堪到可以被李鸿章、袁世凯任意败坏的所谓“理想道德社会”，归根到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野蛮专制的非常态社会。梁启超想从这样的社会传统中寻找先救中国再救世界的神奇药方，与温家宝着眼于一党执政的私党利益的“人亡政息”一样，是对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已经充分全球化的普世性价值一知半解地公然违背。
大半年过去，即将任满卸职的温家宝，并没有像包括笔者在内的“人民群众”所期待的那样，率先公示一下他自己家里的私有财产，以便“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依法监督以他为首的中国政府，是不是当真“廉政”过。相反地，他自己连同中央常委中其他八名同党的名字，竟然一直在新浪微博被设定为不能够正常显示更不允许依法监督的敏感词。在即将过去的十年任期里，温家宝至少在解禁开放民间金融以及民间小产权房；依法废除劳动教养、计划生育以及法外信访之类的罪恶条例方面，是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所作为的。在职权范围内拒绝做出足够多的制度性建设的温家宝，竟然奢谈什么“人亡政息”，本身就是中共执政党及其现政权，已经彻底腐败、难以救药的最佳证明。
据《礼记•中庸》记载，春秋时代的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由此可知，“为政在人”的人亡政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体制的一种常态模式。温家宝的讲话充分证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专制体制，在中共长达63年的执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遏制根除，反而发扬光大为一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被一些文史学者重新发现并且高调赞美的梁启超，也曾经在其晚年异想天开地认为，他已经从中国传统的专制历史中，找到一种可以避免人亡政息的先救中国再救世界的神奇药方：“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
这段话出自梁启超1927年5月5日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家书。同年初夏，由清华研究院研究生周传儒、吴其昌记录整理的《记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所记录的正是梁启超的神奇药方。这个药方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礼教以“莫须有”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天下为根本依据，从事“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奉天承运、神道设教、天下为公、替天行道、天诛地灭、改朝换代——的公天下、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神圣事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样一种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梁启超首先谈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做人道理：
“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
谈到这项教育试验的失败，梁启超反思道：“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鹜于片断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换句话说，教训别人如何做人的梁启超，偏偏就是一个在自我修养的做人方面一知半解、价值混乱的失败之人；也就是他此前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承认过的“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的有罪之人。即使这样，梁启超依然能够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包装打扮成为一个道德楷模：
“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
为了强化自己的救世药方的道德感召力，梁启超接下来又到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等人身上，去寻找道德资源：“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相互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所谓“咸丰以后……的理想道德社会”，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清王朝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当年的曾国藩一派人在拼死镇压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同时，还初步启动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就在湘军总领、两江总督曾国藩竭尽全力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幕客赵烈文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公元1867年7月21日——为他预测了大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大清王朝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是“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本身，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44年后的1911年，一场规模不大的武昌起义，便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中国社会随之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之中。
在此之前的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已经以全球化的开放眼光，把大清王朝和日本幕府被迫在西方炮舰打击下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造福人类的“门户开放”。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还没有从“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积极主动地舍弃专制传统，充分融入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之中，才是唯一可行的文明通道。
60多年过去，曾经周游欧美各国的梁启超，依然没有具备马克思的全球化的开放眼光。按照他的理解，同治中兴的“理想道德社会”，之所以会随着文正公曾国藩、文忠公胡林翼的去世而土崩瓦解、人亡政息，仅仅是由于文忠公李鸿章“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以及袁世凯“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
而在事实上，无论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宪政，都已经通过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制度化建设，成功杜绝了发生人亡政息的政制悲剧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改朝换代、人亡政息，恰恰是孔子在《礼记•中庸》中所说的“为政在人”——也就是把治国理政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某一个或几个自以为天命在身、道德高尚的专制统治者——的必然结果。脆弱不堪到可以被李鸿章、袁世凯任意败坏的所谓“理想道德社会”，归根到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野蛮专制的非常态社会。梁启超想从这样的社会传统中寻找先救中国再救世界的神奇药方，与温家宝着眼于一党执政的私党利益的“人亡政息”一样，是对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已经充分全球化的普世性价值一知半解地公然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