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个人权威的弱化，资源的局限，才需要借助派系的力量在博弈中争取更大的利益，这是今日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派系斗争出现的时代背景。
明眼人皆知，要想理解中国当下的许多现象，比如薄王案的惊爆、经济运行、保钓风潮等，大概都不能离开十八大政治继承的视角；而要了解十八大的政治继承，可能也离不开对团和太子两派之间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的关注。
即使不是生死相搏，但因各派甚至是各个家族、个人的安危前途利益在此一举，争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这从一个侧面也揭示出，沧桑百年，中国的政治迄今未上轨道，又面临新的转折。
笔者多次说过，近代中国在政治上有两大事件造成的遗留问题，至今我们尚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一是1905 年科举取消后，国家与社会、精英的选择及其与权力和民众的连带一直未有一个规范的、符合现代需要的制度；二是辛亥革命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制度到文化上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遗留固然有历史的因缘，当然也有中国人自己认识、选择、行动上失误的诸种原因。
乃至今天，我们还在猜谜式地想像有关习近平消失、九常委还是七执政等等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对这样一个巨国，这几乎是件让国人感到羞辱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威权权威的递减规律还是在缓慢地起作用。从毛这无皇帝头衔的皇帝，到邓这半皇帝的强人（不得不与陈云等派系不断妥协），再到江、胡，个人权威和体制性的整体合法性都在衰退，现有制度资源在政治博弈中作用相对增大，与党代会相关的权力资源分配就成为斗争的焦点.而在毛甚至邓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基本不是靠党代会解决，各种权力位置本身也并不一定具有事实上的权威和资源。
借用韦伯那经典的政治分析来说，传统权威、奇理玛斯（Charisma）的个人权威逐渐消失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制度性的法理型权威。而其中的关键又在於，现在的执政党到底是要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还是继续堕落成一个利益垄断集团，奢想“永续执政”（万世一系），最终被人们用极端的方式唾弃。十八大后的一些年，对这个问题要作出最后的选择了。否则，是否还有个十九、二十大也就在未定之数了。
因为，作为政党，中共与社会之间的隔断之深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有些人一厢情愿地把团派和太子两派组间的博弈比拟为国外的政党竞争，或希望其向这个方面演变，但由於没有政治开放，从根本上讲，这种政治难脱传统帮派政治的格局，也不具意识形态争执的色彩。他们只各自代表他们自己或极少数的利益集团，为自己和家族、团夥的利益在博斗，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无关，与真正的政党政治无涉。
是由於个人权威的弱化，资源的局限，才需要借助派系的力量在博弈中争取更大的利益，这是今日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派系斗争出现的时代背景。而这种派系斗争的出现，从另一侧面也进一步显现并将加速威权政体的衰败。
因此，这种现象註定是一种过渡现象。从体制资源看，由於现体制缺乏一个有效的人才选拔管道，才造成团派的形成；而太子党依附父辈的资源以及现体制人才选拔的非规范性得到拔擢。从历史来看，它是八十年代由邓主导的中共推行的所谓“第三梯队”政策的第二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收穫的成果。这些即将主政中国者都是由那个时代开始从政，循不同的行政和党务系统攀升至今日最高位。但不同的是，第一批胡、温这类获益者，依託的是邓的权威以及其改革所带来的资源，而第二批人从胡甚至是江那里能争取到的资源相信都极其有限，而畸形改革路线遗留的后果更无法再让他们有乐享其成、拖延委饰的可能。
无论属於何派、其个人能力如何，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他们升迁的管道不透明，註定将让他们先天便权威不足，难以服众。而由於在人治威权体制中，个人、制度权威相关联的特点，领导人的权威弱化会加速体制权威的弱化；而体制权威的弱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削弱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常常是在这种权威合法性危机的并发症中，爆发大规模的危机.
至於此次十八大最后胜出的团派或太子党的领导人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和应对这一现状，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改革将取何种态度，还有待观察。靠文宣出身的团派，其行政能力常被人怀疑，借体制攀缘上台，底气不足，可能会因此更加维护体制。虽然其做民间代言人改造体制的可能不是没有，但需要条件；而体制面临的危险和利益的纠葛，会加强太子们自身的凝聚力和捍卫江山的危机意识，其中一些人会抗拒改革到底，另一些因根红苗正，无出卖政权之嫌，忧江山崩颓，损及自身，或念苍生困厄，目光较远者，也不无主动推动改革之可能。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定无疑：数年后，团派和太子党都将成为政治绝响。
因为，急速成长变动的各种社会势力需要选择推出自己真正的代言人。现有制度和领导人包括即将上台者，都不再具备足够的资源再来安排一个类似的接班格局，相关的考量、努力註定劳而无功，人们不可能忍受薄瓜瓜这代纨绔子弟再来执掌权柄，或不经选择认可，服膺什么胡春华、周强来领导中国。作历史断言的人常缺乏自信，但笔者对此却有极强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