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厉有为先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非常兴奋！厉有为先生在文中分别从“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等十三个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且与当下中国国情相应的阐述。仅就思想而论，厉先生文中的观点对学界并不寞生，然而作为一个现官僚体制内人来如此全面、集中且深含忧患、紧迫的言说，却大大提振了社会关注政改的神经。
说实在的，中国呼唤变革已经一百多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经近三十年，然而社会却是革而不变，政改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政改的动力不足，社会变革的主体偏失，显然是其中重要的因由。厉有为先生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也直面了这一政改动力问题，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历史演进是天命，而天命的反映是民愿，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民愿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兼相爱，交相利”，即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到20世纪，人权演变为一个道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并指引人类建立一个没有恐惧、没有贫困的世界。这样人类社会进步的量尺由纯粹动物性的衣食住行改善而提升到更广泛意义的人权进步上。那么，争取自身权利就事实成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发展动力。这在厉有为先生的思考中就是“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
应该说仅仅民众的诉求固然是社会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但要成为社会变革的现实动力还需要将这种诉求结成有形的社会力量。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诉求是必需通过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以表达、抗争、推进的现实社会运动，来最终转化成对权力的切实压力，促使权力承担保护公民权利、满足民众诉求之目的。也就是说民众诉求的原动力要变现成社会变革的直接推动力，就必须通过公民社会这个媒介，只有公民社会的公民运动才把精神性的需求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
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几年来，所有的改革可以归结为经济改革，而这种立足于吃穿住行的经济改革迎合着人类原始的需求，这种改革的整个核心即是民生，手段就是做大GDP.这种民生旗号下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社会裂变，产生公权肆虐与民权不彰，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腐败横行、道德沦丧等等不堪言状，整个社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挣脱这种立足吃穿住行上的民生改善的经济改革所陷入的困境，就应该迈入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民权的政治改革时代。
“中国政改急迫”、“政改与革命赛跑”、“政改由碎步走，到应快步走”等等观点之所以日益成为今天社会的共识，直接起因于近年来全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每年奔走于各级政府的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及波及全国各地的二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使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积弊暴露无遗，使中国公民社会在权利灾难的自救中快速成长。中国社会急需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改革，而相应的从改善民生时代步入落实民权时代。
中国因公民维权的浪潮而掀起政治改革的风帆，那么政治改革的核心必将是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公民争取权利的运动就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力。事实上厉有为先生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所论述的政治改革路线选择问题：“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显然，这个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围绕公民权利的落实，其中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利器正是公民权利的践行。
落实公民权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争取公民的权利就是政治改革的动力，那么如何将民众诉求与公民权利运动转化成社会的政策、法规而积累下来？也就是说承担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厉有为先生认为“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在现体制下，中国社会能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当然是执掌权力的统治集团，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的共产党组织。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即他认为可以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共产党应该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由这段厉有为先生特别阐述的对承担政改的党的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指的是“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实际动力。
几乎无人不怀疑今日统治中国的是“权贵集团”，既然是权贵集团那就意味着不是共产党，不是厉有为先生所定义的能承担起政治改革使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改革所结出的毒瘤的权贵集团，早已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指望他们来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岂不是与虎谋皮？由于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权贵侵害公民的权利再归还给公民，所以这决定了中国权贵集团绝不允许中国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承担起政改的使命，就首先得与权贵集团剥离开来，将权贵集团左右中国的局势扭转过来，将权贵集团掌控的权力与资源争夺到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的共产党人手上。惟有如此，共产党才能真正承担起政治改革的使命，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由上面分析可见，以落实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众的诉求要转化成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就必须通过公民社会这种凝聚力量的组织形态，再通过公民运动这种表达力量的现实行动，使诉求这种政改的原动力变成社会变革的现实动力，这是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推动力，而权力集团要想很好迎应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就必须剔除统治集团中阻碍政治改革的权贵集团，使权力净化成“以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健康力量”，而这种健康力量承担政治改革的使命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行动力。从历史来看，公民权利诉求及其公民运动才会持续而恒久地促进社会的变革，因此这才是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的力量之源，而权力集团中的健康力量因应政治改革通常是被动的，阶段性的。因此，只有权力集团中健康力量紧密与公民社会变革力量呼应、结合，社会才能平稳持续变革，而一旦这种结合出现裂口甚至对抗，社会就必然陷入冲突、动荡。
一个追求宪政民主，追求公平正义，努力落实人权法治的健康的执政集团，才能顺应民间公民的权利诉求，才能将公民争取权利的政改动力转化成现实的社会变革之力。所以当下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主体是“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