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香港黑帮题材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一名在赌场守门的年轻小混混，在周遭的喧哗与骚动中，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李嘉诚传》。旁人对他说：这是本烂书，不要看了，如果看完这本书就能成为李嘉诚，那么写这本书的人早就发达了，还轮得到你？
说的也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东南亚富豪们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十有八九都属于同一种叙事方式：穷人家的孩子少有大志，千辛万苦，终成大事，所谓“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励志故事对穷人家的孩子颇很有吸引力。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长期在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的乔•史塔威尔所著的《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比亚洲富豪们的各种传记都更加真实可信。他之所以使用“教父”这个名字，旨在反映这群人传统的家长式作风、男性权力、冷漠高傲和神秘性。他指出：“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正如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虽然不是好莱坞经典电影《教父》中拿枪杀人的黑手党教父，但这些戴着白手套、衣冠楚楚的家伙，却比那些冲锋陷阵的教父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
地产霸权与李嘉诚神话
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访问过香港，将香港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之典范，预言香港回归之后会继续保持繁荣，并为内地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支持。但是，这位睿智的学者在香港只是走马观花，结交的人士非富即贵，故而对香港看走了眼。
香港和东南亚实行的并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亚洲教父》一书用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揭示教父和政客们是如何联手垄断若干重要的经济部门，尤其的房地产业的。前不久，担任过香港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得胜的助理的潘慧娴，以“庐山中人”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地产霸权》。该书也指出，香港已经被几个大地产商家族所垄断。表面上所谓高度自由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其背后实质却是高度垄断之下合理、合法、合情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英雄所见略同。乔•史塔威尔分析说，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政治过程缺乏大众输入也意味着香港不像其它富裕城市，缺乏让欠富裕的人生活过好些的东西。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公共用地；对于环境质量关注极少；道路老是建个不停，老百姓居住的小区进一步降低了档次。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是一个共同分担困难工作但分配却极端不公的地方。”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群盘踞于金字塔顶端的教父们。
有评论者在《李嘉诚财富模式大批判》一文中指出，李嘉诚并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李的财富模式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阻力。李嘉诚的财富模式，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以地产财阀扩张结合政府意愿为主宰，对内剥削为主，扭曲了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财富要靠投机，勤劳不能致富。第二，社会经济活动以大宗不动产投机为主体，压制了其它一切行业的创造力。全社会为几个巨阀打工。其它所有行业的利润被脱去一层皮。第三，剥夺了普通人住普通房子的权力，残酷剥削年轻人，使得年轻人普遍买不起房，结不起婚，无法过上安定的生活。第四，更深远的，加速改变了人口结构。香港现在每年有七万名小孩出生，其中一半来自大陆内地落地生。香港土著每年只出生三万多名小孩。
“地产霸权”的模式近二十年来从香港蔓延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涌现出很多年轻的富豪。他们大多数借助地产和房价的狂风，一跃而起，成为新一代财富的拥有者。根据福布斯统计，中国的七十多万名千万富翁中，百分之九十都与房地产相关，并且财富聚集，只在短短的数年之间。最有代表性的是碧桂园的女继承人、一九八一年出生的杨惠妍。福布斯在一篇题为《爸爸的女孩》（Daddy’s Girl）的文章中，将杨惠妍成为首富的原因归结为“有个好爸爸和上市带来的财富膨胀”。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给了一个形象的比照：杨惠妍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投资家索罗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和传媒大亨默多克。这样的社会财富分配让人恐惧。而这些新兴富豪的财富经营理念，大多是借鉴李嘉诚而来。
当全社会都在借鉴李嘉诚的时候，是有极大危害的。因为这种模式下的财富的增值与新生产力无关，全靠经营城市、周期性投机、炒地炒房，并且不断炒高生活成本，对内压榨普通居民。由香港模式扩大而成的“中国模式”，变得最为粗放和无效，在换来GDP增长数字的同时，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分配不公，在经济表面上飞速发展的同时，普通人生活水准甚至下降了。
没有同情心的垄断资本主义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强调他们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他们反对过度的福利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倡导富裕阶层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教会等渠道为穷人提供各种帮助。这是美国社会尽管也存在贫富悬殊，却能够成功地避免了贫富对立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东南亚，教父们践行的却是一套“没有同情心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准则。
《亚洲教父》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智思是泰国盘古银行家族在香港的后代，他组织了一个独特的活动，带一群教父级的人物考察香港的贫民窟，当他们看到那些夜里租用附有梯子的双人床的老人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震惊了。但是让读者震惊的则是这些教父们的第二个反应：大亨们说，对这个现象的有用的政策性的建议是，把这些穷人迁到中国内地去，在那里他们可以用有限的钱来买更多的东西。他们根本不考虑中国内地是否有足够的公共设施或医疗设备，也没有考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人们是否愿意去。
亚洲教父们对别人的吝啬与对自己的慷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大都喜好奢侈的生活方式。首先，他们一辈子迷恋女人和性，许多人甚至公然违背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习俗和法律，拥有三妻四妾，进而导致家族纷争不断。其次，他们的“好名”之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热衷于爵士和博士的头衔，反衬出他们内心缺乏自信。第三，因为“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或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沉迷仙佛等民间宗教，对风水术数等更是笃信不疑，所以像南怀瑾这样的骗子才能在教父之间游刃有余。
与之相反，大部分美国的富豪都过着简朴的生活，穷奢极欲不是他们的喜好。尽管他们不一定都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深受清教徒传统的影响与制约。正如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节俭、勤奋而非奢侈、糜烂才是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也为工业革命时代推动基督教复兴的伟大人物约翰•卫斯理所支持，约翰•卫斯理说：“凡是‘赚取一切他们所能赚取的，节省一切他们所能节省的’人，也应该‘给予一切他们所能给予的’，如此才能添加神的恩宠并累积天上的财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股神巴菲特。巴菲特说：“我的西服是旧的，我的钱包是旧的，我的汽车也是旧的。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就一直住在这栋旧房子里。”他对自己的生活标准感到十分满意，对新款手机、电脑、汽车没多大兴趣，更不要说私人岛屿、豪华游艇之类的虚幻的东西。就连给妻子的结婚钻戒，他都是到折扣店挑选。那么，巴菲特是一个抠门的人吗？他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慷慨捐款，足以让亚洲的教父们望尘莫及、自惭形秽。
东北亚模式与东南亚模式的差异
乔•史塔威尔的笔触遍及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他笔下的教父们以华人和华裔为主也兼及其他族裔。他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不认为文化是产生这群教父的土壤。相反，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滋生这群吸血虫的温床，“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在我看来，这本中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东南亚模式和东北亚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异，颠覆了此前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四小龙”的说法。所谓东北亚模式，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代表，台湾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东南亚，但作者认为，台湾的发展模式更多仿效日本且受美国影响甚大，故而将台湾与日本和韩国归入同类。作者指出，东北亚模式有三点不同与东南亚模式，但归根结底是政治不同。
首先是日本、韩国和台湾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确保了他们享受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金去创造更好的生活。相反，在东南亚，政治精英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所以土地变成政府与教父们的囊中之物。另一方面，东北亚的政治包容性也反映在国家对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容忍上，但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却致力于摧毁和压制工会。
东北亚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虽然与财阀也有某种共生的关系，但政府在挑选赢家时，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相比之下，东南亚的企业集团，没有经过国际化市场的磨炼，一旦获得特许经营权，就把技术要求和绝大部分的工作包给跨国公司。韩国和台湾与日本一样，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公司，但在东南亚几乎一个也没有。
东北亚模式的第三个差异，是那里的人们总是比东南亚更严肃地把政治体制看作发展的促进者。而东南亚国家的官僚、政客及经济教父们，习惯于将民众看作幼稚园中的孩子，让他们吃饱穿暖则可，而自由和人权不必考虑。这些权贵们在骨子里反对普世价值，推崇儒家伦理，其实是想利用这种未经现代转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可惜的是，中共统治者不愿学习东北亚模式，而对东南亚模式情有独钟。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与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关系亲密，上台前夕专门派人赴新加坡考察，试图将新加坡经验拿来为其使用。然而，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模式，固然比中共传统的马列毛式的原教旨主义好一些，终究不是人类文明之正途。学习新加坡的言外之意，就是拒绝启动民主化。由此，习近平选择的改革的路向和内容便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