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在上帝的圣坛前庄严宣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禁锢人类心灵的专制暴政，我都将永远反对，并与之斗争到底。
——托马斯•杰斐逊（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
只要世界依然尊重美德、智慧和奋斗精神，他的品格就像是一座丰碑，向人们昭示着自由和人权战胜了暴政和贵族统治，自由的人们将会团结在丰碑之下，欢庆胜利。作为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个主要使徒，杰斐逊长期以来不仅仅属于他的本国的同胞，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节选自杜马•马隆著《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
一
在群英荟萃的美国独立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当中，若以才学和智慧而论，无疑要数托马斯•杰斐逊独占鳌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如果说华盛顿是在马背上打赢了一场独立战争，那么杰斐逊则是在头脑中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
说杰斐逊是个希世之才，恐怕也不算过分。这个美国佬涉足钻研的领域之多、之杂，列举出来足以让人瞠目咋舌：除了为人熟知的政治事业以外，他同时也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地理学、气象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在语言方面，除了自己的母语英语之外，他还精通法、意、西、荷、拉丁等五种语言，以及当时少有人懂的古希腊文；此外，他还身兼律师、政论家、博物学家、语言学家与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等多个身份；甚至在不少的公众场合，这个博学多才的家伙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小提琴手。
这样一位堪称通才、杂家的合众国缔造者，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建国之父，着实让一代代美国人自豪不已。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杰斐逊是历届总统当中天资最高、最多才多艺的一个。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点：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一场白宫宴请整个西半球诺贝尔奖得主的晚宴上，对着满堂菁英致辞时，他言笑晏晏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觉得今晚的白宫聚集了最多的天才，以及人类知识最卓越的集合体。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当年杰斐逊总统独自在这里用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全场一阵会心、温馨的笑声。
杰斐逊身上这种学者、学问家的气质，以及他对于学术和知识永无止境的兴趣，使得他十分看不惯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做张做势，更是厌恶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也因此，他很不情愿置身于复杂的官场和污浊的政治圈内，即使日后投身政治，也是出于责任感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志趣使然。
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杰斐逊在给好友唐纳德的一封信中吐露心声：“我宁愿幽居在一个很朴素的农舍里。每日粗茶淡饭，和我的书籍、我的家人以及少数老朋友一起生活，也不愿占据任何的显赫要职。”
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读杰斐逊自传的时候，就常常会为他的行为举止不觉莞尔，这个在77岁高龄写自传的老头从脾性上来说，更接近于一个单纯的“学问中人”，而不太像一个圆熟的“政治中人”。
然而事与愿违。出于种种原因，时代风云一次又一次地将他卷入了政治漩涡里头。我们都知道，杰斐逊的大半生在纷乱喧嚣、争权夺利的政界中度过，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圈中人”。从26岁那年担任弗吉尼亚州的下议院议员开始，在长达整整4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担任过阿尔伯马尔县保安官、县皇家民兵总指挥、县安全委员会委员、弗吉尼亚州议员、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大陆会议驻法特派员、国会法律修订委员会委员、弗州第二任州长、联邦国会议员、驻法公使；最后一直做到了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两届的第三任总统；他指挥过阿尔伯马县的皇家民兵、骑兵和步兵部队；创建过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前身），并一度俨然是在野党领袖。放在英雄辈出的美国总统群像中打量，像他这样公职履历如此完整的政治人物，怕也是难得一见的。
这位对政治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心态、位居权力之巅多次流露归隐之意的政治人物，却因为其政治生涯的贡献赢得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尊敬。两百多年来，杰斐逊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贡献最为卓著者及最具影响力者之一。在美国中西部的南达科他州，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山国家公园”，园中专为杰斐逊雕刻的巨像高达60英尺，与另外三位总统——华盛顿、老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雕刻在拉许莫尔山的山巅上。而在首都华盛顿寸土尺金的繁华地段，更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建了座“杰斐逊纪念堂”，以供世人永久的瞻仰。翻阅名目繁多的杰斐逊传记，在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中，传记作家杜马•马隆充满敬意地写道：“华盛顿是独立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林肯是维护联邦统一的主要象征，但是杰斐逊在他的丰富而多彩的成就方面迈越了这两个人。在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逝世后，没有一个美国人在国际声誉方面堪与杰斐逊相伯仲。”另一位杰斐逊研究专家、历史学者梅利尔•彼得森在其《杰斐逊和新国家》一书中，对杰斐逊同样也作出了高度评价：“没有任何其他奠基人对于这个新世界的生活和希望所发生的影响，比托马斯•杰斐逊更持久、更大。在反对帝国的叛乱中作为殖民地的领袖而出了名，他体现了这个国家对于自由和开明的渴望。”
杰斐逊获得美国社会、学术界如此仰之弥高的尊崇和礼遇，固然是实至名归。但很久以来我一向认为，这个人的流芳于后世，更多的应该不是靠他的学识广博、学养渊深，也不是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资历骄人，而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自由理念。他对暴政、君主专制、贵族特权矢志不渝的反对和警惕，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孜孜不已的追求和探索，他对民主政体、民众自由、基本人权的精心设计和竭诚捍卫，业已成为美国历史上一道最瑰丽的风景，也书写了他漫长人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正如他为自己亲笔预拟的、嘱咐“一个字也不要多”的墓志铭里，列举了自己一生最感欣慰的三项业绩——均为在争取自由、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位于其故居蒙蒂塞洛的这块巍然矗立、通体洁白、无花纹的石灰石方尖碑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朴实无华的文字：
“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
以简要的三个短语，作为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概括，却绝口不提自己当过8年美国总统这回事。显然，在杰斐逊心里面，上述这三件事比美国总统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更有份量得多。从这个人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上，尽显一代政治伟人——哦不，我更愿称其为思想巨擘——的热诚，一派赤子风范，不由人不为之敬服。
我一直觉得，怎样书写自己的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深度和人格高度。杰斐逊所写的墓志铭，没有让我失望。
这三件大事，深值人类铭记。
二
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陆续召开，这是北美革命从各个殖民地各自为政、到走向联合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北美独立运动的喜人成果。
从1774年9月到1776年上半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与烽火四起的独立战争同时进行的，是大陆会议会场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唇枪舌剑、激烈辩论、哓哓不休。最终，主张独立的激进派占了上风。时至1776年6月初，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依照本州指示提出了一项议案，并获会议采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应当获得自由，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但大陆会议需要起草一个正式宣言，以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并详细说明北美洲英属殖民地理应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理由。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杰斐逊的肩上。
这一天——1775年的6月21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开幕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一个来自南部的弗吉尼亚殖民地、长着一头金栗色头发的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出现在大陆会议的会场上。他，就是本届大陆会议最年轻的代表，时年32岁的弗吉尼亚州议员杰斐逊。
杰斐逊何以成为代表？因为会议开幕后不久，身兼大陆会议主席和弗吉尼亚州下院议长的佩顿•伦道夫先生，被弗吉尼亚总督召回本州要他主持州议会，于是，由7名成员组成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出现了一个空缺。顺理成章地，身为州下议院议员的杰斐逊，被州议会推选为本州代表，接替了伦道夫的代表职务。就这样，资浅州议员杰斐逊以“替补队员”的身份，首次亮相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政治舞台——大陆会议。
十天前，在他被推举为大陆会议代表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向家人告别，备车，启程，马不停蹄地北上奔赴大陆会议的召集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加入到一场划时代的、击如震霆的斗争中去。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得到，这一趟行程将会使自己的名字烙印在一个新国家的出生证上，并且，他还是这个新生国度的助产士。
这是一趟远门。他乘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一路上颠簸地走啊走，这一路足足走了十个昼夜。这是他平生第二次离开弗州前往费城，而上一次因私事来到费城已是九年前的事了。眼下已进入初夏时节，天气有点溽热，闷热的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带咸腥味的海风气息，又好似笼罩着一层如烟轻扬的霾雾，犹如他时刻关注的晦暗不明的时局。
一路上他风尘仆仆的脸上，交替出现沉思和凝重的表情，脑海中不断想起九年前去往费城的情景，想到这九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想到两个多月前在圣约翰教堂聆听的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帕特里克•亨利先生的“不自由，毋宁死”，想到一个多月前莱克星顿传出的那一声枪响，想到几天前大陆会议刚组建了一支由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的大陆军，想到近年来北美大陆抗英运动的风起云涌，想到自己即将赴任之后的种种公务活动。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攫取了他的心，每每想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就像潮水一样浩浩然汹涌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出席这届大陆会议的代表，除了杰斐逊以外共有65人，代表着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13个英属殖民地。这些代表都是些才识过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无疑均是从各个殖民地遴选出来的社会精英。他们当中有些人因参与北美独立运动早已闻名遐迩，其中有不少人是声名赫奕的活动家、革命领袖。在此之前，代表中的一些名字也为杰斐逊有所耳闻并且仰慕，但一直苦无机会得以谋面，比如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人。
这些代表们同样对杰斐逊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也都想看看，这个在一年前因出版《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一书而声名鹊起、誉满北美的青年才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故当年轻的新代表杰斐逊一出现在会议会场，立刻引来了众人好奇的、欣赏的目光。说实在的，杰斐逊给人留下的印象还不错，别人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看上去精明而又朝气，是个优秀的人才”、“他虽是大陆会议中一位沉默寡言的代表，但不论在各委员会或是在与人交谈中，都是那样敏捷、坦率、明朗而果断。”
赴任代表没几天，杰斐逊就被指派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执笔完成《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其二，在“对英国诺斯勋爵的和解建议的答复书”的写作班子里，担任总起草人。
在参加大陆会议的头六周，杰斐逊就在起草会议通过的这两份较为激进的文件当中起了中流砥柱、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两份独立战争期间的重要文件，在各殖民地的报纸上广为刊载，使得他的写作才能、论战能力，他的文字的切中时弊、动中窾要，以及他对于北美事业的远见卓识、满腔热忱，为会场内外交口称誉。
就这样，杰斐逊以迅雷之势站到了北美革命者的前列，成为大陆会议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三
时序推移间，不觉来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这一年，独立的观念在美洲大地上迅速传播，北美殖民地的抗英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的抗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期间，来自英国居于费城的杂志编辑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对这股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旷阔的北美大陆引发了巨大反响。——北美大陆正处于地火奔突的状态，或者说，已处于巨变的前夜。
到了5月，各州的大陆会议代表纷纷依照本州指示，在会场上接连提出要求独立的主张。首先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接下来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的代表。
开会，休会，复会，再休会。每当大陆会议休会期间，杰斐逊就会归心似箭地返回家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蒙蒂塞洛去，那里有他日夜思念和牵挂的亲人，他那体弱憔悴的妻子玛霞，几个尚且年幼的孩子，他那年老体弱的母亲，亲密贴心的几个姐妹，还有蒙蒂塞洛那山清水秀、美不胜收的景致。
这一年多来他数度返乡，待到他再次回到大陆会议会场的时候，正是五月不热疑清秋的时节——1776年5月14日。
这一次来费城，为了工作便利，杰斐逊将自己的住所从旧居迁至离大陆会议会场较近的地方，一处位于费城第七大街与第八大街之间叫做“市场大街”的一幢公寓，房东是个有着德国血统的费城居民。他租借了公寓二楼的两个房间，其中一间作为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用作卧室。在这里，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曾来此一起讨论问题、研究议案；也是在这里，杰斐逊写出了他任职代表期间最为重要、北美独立革命的历史性文献。
几乎是在杰斐逊来到费城的同时，弗吉尼亚代表团依照本州议会的决议，推举颇具演说才能的理查德•亨利•李代表弗州，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全美13州联盟政府”的初步议案——“李议案”。之后于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再次提交关于独立的决议案，也即，提议大陆会议尽快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理所当然地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应该完全取消。”
“李议案”引发了与会代表尖锐对立而又持续热烈的讨论，支持的州有之，反对的州有之，犹豫的州有之。也有一些州的代表认为，照目前形势来分析，北美殖民地再度投入大英帝国的怀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就独立的时机而言，现在似乎还不太成熟。
对这一议案的争论一连持续了好几天，依然未有定论。在此情势之下，到了6月10日，大陆会议决定将辩论推迟一段时间，以便那些仍犹豫不决的代表有时间与他们的本州议会商议。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又决定，为了避免丧失时机，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在“李议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份宣言，提前准备好一篇关于独立的宣言。原因呢？因为会议的讨论结果是：尽管对独立的议案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就各方面情况来看，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
会议经过选举，成立了一个起草关于独立的宣言文件的“五人起草委员会”。他们是：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州）、罗杰•谢尔曼（康涅狄格州）和罗伯特•李维顿（纽约州）。
那么，该由谁来草拟这份宣言的初稿呢？已届70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尽管德高望尊，学识渊博，可是年事已高，加上罹患中风病，不时需要卧床休息，实在难以胜任这一差事；至于谢尔曼、李维顿二人，均是大陆会议上十分活跃和广受尊敬的活动家，虽然他俩均有法学背景，但俩人的文字写作功底不太深，自认无法担负起这一艰巨而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起草任务。因此，他俩竭力劝说杰斐逊和亚当斯承担起此项重任；
这时，素来谦逊的杰斐逊找到年长他7岁、大陆会议会场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亚当斯，当面敦请亚当斯一肩儿挑起这一重任。没想到40岁的马萨诸塞州代表亚当斯，这位众人眼中“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却连连摆手加以拒绝了：“我不干，这件事应该你来做。”亚当斯口气决绝地回道。
杰斐逊不解地追问：“为什么偏偏应该由我来做呢？”这时，体型矮胖、脸圆眉浓、有着“圆胖先生”之雅号的亚当斯，慢条斯理而又语气笃定地解释道：“原因嘛，多着呢。第一条，你是弗吉尼亚人，这种事应该由弗吉尼亚人挑头，你们弗吉尼亚一向有反抗强权的传统；第二条，你知道的，我老是得罪人，人缘不好，要是社会上知道是我写的，各方面肯定会对我群起而攻之；第三条呢，我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笔要比我高出十倍。”这下杰斐逊没话说啦，接下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接下来，从6月11日到6月27日，这半个多月的日子里，杰斐逊几乎是足不出户地将自己关在公寓房间里，专心致志于宣言的起草工作，整日以面伏案，执笔不辍。
四
这年六月中下旬的费城已经很热了，整个城区仿若一个大蒸笼似的热气腾腾而又使人觉着憋气，白天总是阳光灼耀、炎炎如焚的，夜晚虽稍稍降温却也总有一阵阵扑来的热浪。夏日的费城常有飙举电至的雷雨，隆隆的雷声和滂沱的大雨猛烈地震撼着大地，整个城区处于一片砰砰訇訇的咆哮之中。
杰弗逊从外面买来了一枝新的鹅毛笔、一摞稿纸、一瓶墨水，除此之外他还买了一张新地图和几瓶酒。在这个比往年提前到来的闷热的暑期，他几乎忘掉了周遭的一切，每天只想着手头的文字工作，只顾着埋首于自己亲手设计的折叠书桌面前，好像永不知疲倦似的。
每天，杰斐逊挥汗如雨地不停在稿纸上写字，时而运笔如飞，时而搁笔沉思，再不就是查阅资料，又或摘抄资料，有时也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陷入苦思。这些日子里，公寓里的其他住户都感到热得受不了，可是杰斐逊却甘之如荠，有时连经常在耳畔嗡嗡营营的蚊子的声音都浑然不觉。夜幕降临后，案头台灯一圈昏黄的光晕笼罩着这位握笔的写字者：一个削瘦的双眸炯炯的男子，有着蓬乱的长发和一张呈露苍白的脸庞。
在这段伏案撰述的日子里，杰斐逊有时会感到一股万丈的豪情填塞胸间，有时又会有一股安捺不住的怒气涌上心头，每当此刻他就感到思如涌泉，笔翰如流，成群的句子词汇一股脑儿挤入、蹿动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当遇到这种文思充沛的时候，他就想着尽快写，拼命写，以使手中的笔跟得上自己奔腾的思绪。于是，稿纸上的许多字迹就像是一只只的蝌蚪在纸上游来游去，一行行，一排排，往左斜的，往右倾的，端的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有的字过了一会儿连他自己也辨认不出来了。“我有多少话要说啊！”他内心时常有个清晰的声音在呼喊。
有时候他一连工作了好几天，感到好疲累，困乏得只想一头倒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觉，但他晓得，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间，他必须工作！工作！于是他继续进行着手边的工作，过了许久，鹅毛笔陡然向纸上一滑，刹那间脱手而出，他感到双眼都困倦得睁不开了，他叹了一口气，挪开稿纸，把头趴在书桌上。“我就打个盹吧，就小睡一会儿！”他喃喃自语。
这是一段昼日昼夜、焚膏继晷的日子：紧张、宁静、充实，但同时，这段日子对于杰斐逊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场不无痛苦的煎熬。他十分清楚手上正在进行着的这篇文字的份量，因此不敢有片刻的懈怠，更不敢有丝毫的投机取巧。他也算是个文章老手了，在这之前就有多篇的佳作接连问世，却从不知写文章是如此的艰难。
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晴天和雨天，他端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逐字逐句地仔细斟酌，反复推敲，每一字每一句都格外慎重，然后就是一遍遍的审阅，一遍遍的修改，一遍遍的誊写。等到一个段落定稿了，他的内心就充溢着一团莫大的欣喜，还有无限的满足感，这时他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了，稿纸上也浸濡了一片淡墨依稀的汗渍。
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终于杀青了。微风从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杰斐逊感到一阵神清气爽，他放下鹅毛笔，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感到浑身一阵说不出的轻松。他将摊放在桌上的一叠稿纸收拢起来，又再从头到尾将全文通读了一遍，最后缓慢地、郑重地、神情肃穆地，在首页的眉端处写下一行标题——独立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日后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就此问世了。
独立宣言文本分为五个章节：序文、前言、控诉、谴责和总结。每一章节每一句话都沸涌着炽热的火焰。
五
今天，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全体出席代表共同签署的独立宣言的原件，已被永久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每天都要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去年秋天我在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端详着摆放在氮气金属罩里头、已经发黄的独立宣言纸张草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两百多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杰斐逊深思苦索的目光，和书房里那副孤单的奋笔疾书的身影。
在那个酷热的夏天，那双深思苦索的目光想到的，并不仅仅是像大陆会议决议的那样，只是发表一篇声明，告诉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要独立了，在宣言里说明一下北美要独立的原因而已。杰斐逊心头盘算的北美独立，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追求基本自由的首次尝试，也是地球上的一个民族以人权理论建国的首次尝试。
对于发布独立宣言的原因，杰斐逊将之作为宣言的开头，也即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开宗明义地直抒己见：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北美大陆攻苦茹酸的移民历史，北美殖民地波澜壮阔的独立战争，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在起草宣言时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杰斐逊的心思意念。启蒙时代的哲学，共和主义的思想，天赋人权的理论，政治平等的学说，自然法则，民族自决，主权在民，自然神论等等的此类观点，在那个酷暑如醍醐灌顶般启迪着杰斐逊的思维。因为此，他意识到这份宣言是要向世界也要向未来宣告：北美的独立不是阶级对抗，也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北美人民追求一种超越民族或国家的价值——天赋人权。
故而紧接着序文的，是前言，也就是日后被誉为“英语文字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几段话是要明白了当地告诉世界：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最高主权者。原因是，人人生来即平等，人类拥有的权利是天赋的，并且神圣不可剥夺！
端的是义正辞约，浩气凛然。读到这几段话，让我这样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人感到既醍醐灌顶、热血沸腾，又仰屋兴叹、喟然长叹。
由这几段话推导出的结论是，既然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是背信弃义的暴政，就违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北美人民就有权予以改变它，以建立能保障自身天赋人权的政府。今天，我们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取消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断绝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北美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随后，杰斐逊将完稿后的独立宣言手稿，呈交给了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手稿在其余四人手中进行传阅、讨论。读到这份格高意远、汪洋恣肆的宣言手稿，大家交口称赞，称赏不已，每个人都感到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五人当中最年长的富兰克林热情地拍着杰斐逊的肩膀，连声说道：“太好了，实在太好了！这是我生平读到的最好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我看了浑身都热血沸腾。”亚当斯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不住地与杰斐逊握手，“我说的没错吧，这不，还是你完成的出色嘛。”
接下来，其余四人抓紧时间对文稿进行修改。他们均十分赞同文稿中所论述的思想精髓，对文稿的理性、严谨、简洁、以及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激情更是赞誉有加。大家都认为文稿已接近完美，所以无须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需要稍做些改动。在起草小组其他成员共同修改了几十处之后，杰斐逊据此重新誊写了一份修订版。
6月28日，杰斐逊倾注了半个月心血而成的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呈交上了大陆会议，随后摆放在了大陆会议每位与会代表的面前。一连数日，传阅，陈述，讨论，争吵，磋商谈判，激烈辩论。时至7月2日，代表们静静地鱼贯而入会议大厅，对宣言文稿进行最后的投票表决。结果是，在北美洲的13个英属殖民地中，有12个州的代表团投票赞成独立决议，唯有尚未获本州授权的纽约州弃权（7天后，获得授权的纽约代表团投票同意独立），会议通过了独立议案。
然而令杰斐逊感到痛苦的是，会议对他的原稿进行了幅度不小的修改，比如删掉了被认为有损英王尊严的一些颇为激进的语句。尤令他心痛的是，宣言原稿中那些激烈抨击北美奴隶制的精彩段落，以及涉及废除奴隶制度的篇章，在南部一些州的激烈反对之下，也被删掉了。
7月4日——一个将要载入史册、日后被定为独立日的光荣日子——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正式生效。5天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在纽约的驻军军营里宣读了宣言全文，官兵们全都激动不已。当晚，一队大陆军士兵和一群纽约市民涌向驻军要塞前面的广场，将矗立在那里的一尊英王乔治三世的铅制雕像掀翻在地，然后送到冶炼厂去熔化，铸造成了四万余发子弹。
数日之内，自由的钟声在美洲大地上一遍遍敲响，北美人民的欢呼声响遏行云，辽阔的新大陆被唤醒，大西洋汹涌的海水被激荡，独立宣言的庄严宣告如薰风般传遍北美传遍全球：
“北美洲各殖民地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从此是，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北美大陆的旧时代就此结束，人类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序幕就此拉开。而此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段人生。
六
已故的美国史研究学者刘祚昌先生，在他那部长达130多万字的煌煌大著《杰斐逊全传》中，对杰斐逊有这样一段深中肯綮的评论：
“美国在反英独立战争中，革命领袖们一般只是追求一个目的：实现美国的独立。但是，杰斐逊却怀抱两个目的：除了争取独立外，他还追求民主。当其他人只满足于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时候，杰斐逊却单枪匹马地在弗吉尼亚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他希望用弗吉尼亚的民主改革去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
我想，刘老先生说的没错。不满足于争取北美独立，还致力于未来国家的民主建设，想要为新生的美国设计出一套周密完备的民主体制，这应该就是杰斐逊在雷奔云谲的北美革命时代独具慧眼、独有千秋的地方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端详一下杰斐逊的弗州民主工程吧。
在杰斐逊绘制的弗吉尼亚民主改革蓝图中，包括政府建设、法制体系、继承制度等等。在这其中始终存留在他心中的第一等大事，莫过于争取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而在这方面首要的工作，则要属拟订《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他临终前夕最看重的自己一生的三项成就之一。
在《独立宣言》发布前不久，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议案：建议殖民地各州尽快组建地方政府。闻讯后，杰斐逊有种无可名状的激动感，一连几天都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他如今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个机会。
原因呢？因为他预感这场独立战争将不会持续很久，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已是为时不远。在他看来，这片土地上一个个面貌全新的州，才是未来国家的真正组成部分，是以把州的工作做好，才能为美国奠定自由民主的稳固基石。因此，他迫切地想要回到家乡，参与到组建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工作中去。
此刻他已下了决心，要将弗吉尼亚建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以使弗州成为其他各州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从而为未来的联邦共和国先建立一个典范，一个自由国度的缩影。在他心中，这样的工作要比大陆会议的工作更有意义，也更为现实。
于是，当光焰万丈的《独立宣言》通过、发布之后，杰斐逊立即决定放弃继续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资格，回到弗吉尼亚去实现他一个更大的政治抱负，一项更为宏大的政治实践。
七
1776年9月，他离开费城回到弗吉尼亚。一个月后，他再次当选弗吉尼亚州议员。此后的几年，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这项“只有一个人承担的最有深远影响的立法改革”——自1776年秋伊始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在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等原则的基础上，摈弃宗教压制政策，重建弗吉尼亚新的宗教秩序。
回溯历史，宗教压制的阴霾笼罩在北美大陆的上空，已经很久很久了。从历史上看，宗教专制主义早在北美殖民地初创时期即已露端倪。本来，来自彼岸的千千万万移民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一片蛮荒艽野的北美新大陆，是因为不堪忍受欧洲残酷的宗教迫害。殊不知，北美这片土地并非宗教自由的天堂，实有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专制、宗教歧视——或许程度上有所轻微罢了。
早在1609年，一批英国殖民者在北美东岸的詹姆斯敦，建立了海外首个殖民地之后的不几年，当时弗吉尼亚英属殖民地的特许状就作出硬性规定：移民必须宣誓忠于上帝和英国国教会（英国圣公会）。
其后的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弗吉尼亚议会陆续出台了几项法令，规定了颇为严厉的宗教法规：英国圣公会取得官方教会，即正统教会的地位；正统教会的教义、礼拜仪式在宗教领域处于统治地位，信仰非正统教会教义的人即为异端分子，将要遭到殖民地当局的驱逐或迫害，直至处以火刑；父母如果拒绝让子女接受正统教会的洗礼，即构成犯罪；禁止非正统教会的其他信徒非法集会；正统教会不但在政治上地位崇高，在经济上也享有特权；另外，如果一个在正统教义下长大的人否认基督教的真实性，或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或否认圣经为神圣的权威，他将被剥夺担任教会、民政或军队中任何职务的资格。诸如此类的法令，不一而足。
杰斐逊将要在弗吉尼亚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就是针对上述种种宗教压制的法令、政策的。他这样做，一来源自自己的宗教观，也即，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去干涉涉及灵魂拯救的宗教问题；二来也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一百多年来，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脱离官方教会的信众越来越多，截至1776年，弗吉尼亚的民众已有接近半数不再信奉圣公会了。到了独立战争期间，非官方教会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1776年10月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前，要求取消圣公会的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弗吉尼亚殖民地当局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1776年10月7日，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开幕后的第4天，当天的会议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考虑有关宗教和宗教道德方面的一切事务”。杰斐逊经多方努力，终于如愿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入委员会名单上时，他不由得发自内心地冁然而笑。在这个委员会的19名成员当中，官方教会的捍卫者占了多数，与杰斐逊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仁——即要求进行宗教改革、改变圣公会居于官方教会地位之现状的改革派——则属于少数派别，
为了使改革派能够精诚团结、统一步调、在对保守派的论战中马到功成，杰斐逊竭力在他们内部做好协调、统筹的工作。这时，改革派当中一位身材矮小、稳稳静静的小伙子引起了杰斐逊的注意，此人的精干、稳重、思想敏锐，尤其是他对民主独到的见解不断赢得杰斐逊的欣赏。这个小伙子，就是被后人称为“美国宪法之父”、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了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
这年的麦迪逊才25岁，比人称“青年才俊”的杰斐逊还要小8岁。麦迪逊是弗吉尼亚的资浅州众议员，他刚从新泽西学院毕业，一直以来他对弗吉尼亚当地圣公会的懒惰、放荡、傲慢无知深恶痛绝。麦迪逊之所以离开弗吉尼亚，跑到新泽西州的小城普林斯顿求学，就是因为弗吉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由行为不检的圣公会教徒把持着校务，而在普林斯顿那座小城，当地长老教会成员的谦诚、勤勉让他心悦诚服。
思想的契合、气类的相近，使得杰斐逊与麦迪逊彼此印印相契、惺惺惜惺惺。他俩很快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启了俩人在弗吉尼亚宗教改革事业上堪称珠联璧合的伟大合作。
以杰斐逊、麦迪逊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向官方教会、向捍卫官方教会的保守派发起的一场论战的号角，即将吹响！
八
在州议会开会期间，俨然已成为议会活动家的杰斐逊四处活动、异常活跃。他利用各种机会，在议会里，在酒店里，在聚会上，向各方陈述自己的宗教观点：是否信仰宗教和信仰哪一派别的宗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容不得任何势力的干预；宗教应当与人类的自由二者和谐一致，而不是彼此抵牾；政府不应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教会，而应当交由社会去处理教会事务；等等。
那么，为什么需要宗教自由？
杰斐逊抬出过去的史实来说法，“假若罗马政府不允许自由研讨的话，基督教决不可能被引进来。”、“我相信，历史上未曾有以教领政的自由民权政府。”
1776年11月，杰斐逊在州众议院发表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演说。议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演说者首先历数国教教会在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种种流弊，大部分是过去在欧洲相沿而成的弊病，甚至是触目惊心的各种犯罪；然后列举弗吉尼亚在宗教领域种种不合理的法令，譬如弗州法律规定以各种方式惩处加入异教教派的民众，甚至规定对异教徒处以死刑。说到动情处，他激忿填膺地指斥道，这显然是野蛮而残暴的法律！
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权力进行干预？他的答案简单明了：没有！原因是，人类社会组建公共政府，乃是为了保障自身无法独自保护的生命安全、自由权等人类天赋的权利。但宗教信仰显然与此无关，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类的私人领域，公权力应止步于此。社会中的每个男女，只须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
官方教会，杰斐逊以厌恶的口吻说，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说法。握有公共权力的官方，不应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特定教会，而应任其自行发展。他进一步警告说，倘若宗教成为国家的工具，就会成为自由的威胁。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暴政和奴役，因此，两者之间应当严格区分开来。他要竖起的，是一堵“政教阻隔之墙”！
接下来的申述最为铿锵有力，杰斐逊不禁提高了声调。国家的首要任务乃是维护自由，一个自治的、以正义和自由为根基的共和国，应将宗教主张和信仰崇拜（或信奉任何思想）的自由，归还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相反，由国家出面去支持某一宗教（或思想学说）的特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是再愚蠢不过的行径了，比如，英国国教会向非国教教徒强征所谓的“什一税”，即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又比如，国教会享有派教士主持婚礼的特权。
数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以打比方的方式，再次阐述自己的这一政教观：“思想活动不受法律的强制。只有当我们服从执行者时，他们才对我们的自然权利行使权力，但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愿让出自己的良心权，我们只对上帝负责。政府的各种权力如果扩大到这些领域，只能是对他人的侵犯。如果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或者说根本没有上帝，都无损于我的一根毫毛，我口袋里的钱少不了一分，腿断不了一条。”
1776年的第一个回合较量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弗吉尼亚议会废除了几项最具压迫性的宗教法令，譬如废除了那些将不经常去教堂礼拜、或采取其他的礼拜方式认定是犯罪行为的法令；免除了不信奉国教的民众必须为支持国教而缴纳的款项；此外，对国教教会的各项权力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是，圣公会在弗吉尼亚的国教统治地位仍岿然不动，改革派强烈要求的先停止向信徒征收的教区费（即向自己所在教区的牧师支付薪金等费用），也没有被废止掉。
在此情势之下，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开始了。这项工作，就是杰斐逊于1777年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
九
这一北美殖民地史上破天荒的宗教自由法案称得上石破天惊，有着不容置疑的气势：“全能的上帝给予人类心灵自由，而且他表明他的最高志愿是：使人保持思想上的自由，而不使其受到任何的箝制。任何以世俗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民事法规剥夺其活动能力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能使人们养成虚伪和卑鄙的恶习，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立者的旨意。”
《宗教自由法案》的核心部分——反对宗教压迫、申明宗教自由的执行条款——既简明扼要，同时又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以至于流传至今两百多年仍有着现实的意义。那是法案起草人郑重其辞的正告：“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去教堂做礼拜、或支付款项为任何教会提供经费；任何人都不得由于他的宗教见解或信仰，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强制、限制、侵扰、负担或其他损害。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表明信仰，并且据理坚持自己的宗教见解，不能因为他这样做而削减、扩大或影响他的公民权。”
原因是，“倘若我们允许政府将它的权力延伸到信仰的领域，容许它认定某些宗教的教义有坏的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某一宗教，那将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误做法，这将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
一言以蔽之，这一法案的核心观点是：彻底根除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干预，肯定宗教信仰和礼拜的自由！
草拟好《宗教自由法案》后，杰斐逊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这一法案。其后，杰斐逊就开始遭到各种各样的攻讦、诋毁和谩骂。有人散步流言指摘他对上帝不敬虔，说他背叛了真理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个“卑鄙的、未开化的家伙”、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基督徒之敌、邪教徒；有人到处造谣说他是小偷、诈骗犯、铸造假钱者、伪造文书者，还说他是个无耻的霸占孤儿寡妇之徒；一些圣公会的牧师对这份“宗教自由法案”极其不满，指斥法案为“无神论法令”，而起草者本人则是个诱人步入歧途的煽惑人心者；就连他原先的许多朋友，也纷纷来信对他的言行主张进行责备，质问他为何堕落成了个“无神论者”，这更让素来重视友情的杰斐逊伤痛不已。
而法案遇到的最大阻力，无疑是来自坚持国教教会统治地位的保守派，或者用句不好听的称呼，顽固派。他们的观点是，放弃国教教会的教义和价值观，那是对于上帝的亵渎。圣公会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统治地位。故此，他们反对宗教问题上的一切改变，至于理由呢，他们的解释显得理直气壮：“我们的信仰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
这些保守派人士结成了一个反对宗教改革的联盟，其中以埃德蒙•彭德尔顿（56岁，法律学者）和尼古拉斯•刘易斯（43岁，军官及地方法官）二人为中坚人物。前者坚持宗教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宗教领域的改变；后者则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笃信圣公会的内心情感。不可否认，这俩人的学识、辩才及资历确实超群出众，并且在宗教界均享有相当的威望，还精于玩弄政治手腕，使得保守派一时间也出了些锋头，闹了些风潮。
在彭德尔顿和刘易斯的周围聚集了一众支持者，他们公然叫嚣，“圣公会必须永远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官方教会。”有次杰斐逊在跟有人谈到彭德尔顿时，叹了一口气道，此人是他从政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危险的对手”。是以在议会的论战中，主张宗教改革的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力量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因此，这场宗教改革的努力经历了漫长的、艰难的历程。也因此，杰斐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就这么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
但让杰斐逊感到欣慰的是，在这场艰阻重重的宗教改革道路上，麦迪逊始终与他并肩作战、齐心戮力，且一度发挥了他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两年后，在1779年的上半年，杰斐逊当选为弗吉尼亚第二任州长，接替了前任州长帕特里克•亨利的职位，按照法律他再也无法参与州议会的工作了。这时，麦迪逊主动承担起了州议会中改革派领导者的角色，继续为宗教改革发声出力。
1779年年底，大陆军在北方的战场上捷报频传，弗吉尼亚民众的情绪高涨，在麦迪逊的争取之下，州议会再度将“宗教自由法案”提上议事日程。无奈此时颇有气势的保守派人士在议会里依旧对改革派暗斗明争、触斗蛮争，最后导致这一议案不了了之。
又过了5年，到了1784年，国会派遣杰斐逊作为外交使节驻往法国。临行前，杰斐逊就反对国教教会摊税的事务与麦迪逊作了一次长谈。翌年，即1785年春，麦迪逊写出了“反对宗教摊税的请愿书和抗议书”一文，随后向州议会提交。
麦迪逊的这份文书对杰斐逊“宗教自由法案”中蕴涵的价值观作了出色的阐扬，并且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真正的宗教及信仰生活来说，以强制摊派税金来维持其运作的做法，侵犯了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实在“亵渎了救赎世人灵魂的事业。”
然而，一如改革派预料的那样，这份凝聚了“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请愿抗议书依然遭遇了阻挠，直至失败。
十
形势日趋在变。所幸的是，变革的浪潮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离上两次提交“宗教自由法案”，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时光来到1785年。
在这五、六年期间，北美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最终赢得胜利，一个崭新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建立了。与此同时，昔日北美的贵族势力正逐渐地由盛而衰，而各种民主进步的力量正在稳步上升，社会上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在此情势下，麦迪逊乘机又将积压了多年的“宗教自由法案”重新提交议会，随后议会重又将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次，法案在州议会的审查程序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已大为减少，异议的声音也颇为微弱，支持的声音则坚定有力得多。形势比人强，昔日反对宗教改革的保守派在变革的时局面前纷纷转念，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人士也只是象征性地挑了几处毛病，然后不得不对之点头附和了。
最终，法案仅一处略作改动，在1786年年初，弗吉尼亚弗州议会终于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并将之编入正式的州法典之中！
法案包括三大部分：序言、执行条款和总结。与一般法律中序言只占全文较少篇幅不同的是，这部法案的序言部分长达600余字，占了整部法案篇幅的逾二分之一。序言部分庄严宣告：人类的思想活动神圣不可侵犯，其涵盖领域不仅包括宗教信仰部分，而且延伸至人类一切的心智活动，政府和国家等世俗权力须臾不可加以限制！
在序言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关于“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论述，这是一段高屋建瓴、义正词严的宣告：“最后，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对它不加干涉的话，他终将会占上风；真理是一位称职的反对谬误的斗士，足以战胜谬误，并且不怕去斗争，除非人为的干涉解除了真理的天然武装——言论和辩论自由。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批驳谬误，谬误也就不再具有什么危险了。”
在执行条款部分，法案规定了民众不得被强迫去参加或支持任何教会，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能因此损及其公民权。
法案的最后一部分，即总结部分尤令人瞩目。众所周知的是，作为公民自由和人权坚定的捍卫者，欧洲启蒙思想卓荦的继承者，杰斐逊向来服膺“受治理者之同意”的政治哲学思想，因此他向来主张，“地球永远属于生活于其上的世代人类，没有任何社会可制订永久性的宪法或法律。个人不能因过去世代的作为，而受到包含债务与法规在内的道德束缚。”然而，在阐述“宗教自由法案”的原则时，他却一反既往，认为不应对该法案设定届满时效的年限。看得出来，他将“保护人的思想”看得无比的重要，以至于希望这项法案的效力无远弗届了。为此，他在法案的末尾正告后世和今后的立法者：
“我们完全有理由声明，并且就此宣布：本法律所维护的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今后通过任何法律，来废除这部法案法或限制其适用的范围，那样的法律将是对人类自然权利的侵犯。”
要而言之，这部“宗教自由法案”保证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进而保障了公民的信仰自由，乃至于，思想自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潮荡的革命时代，这部篇幅并不算很长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通过，算得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是一部宗教自由的法律，也是一篇思想自由的宣言。
十一
就在“宗教自由法案”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在州议会获得通过之时，法案的起草人却远在异国他乡，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以外交使节的身份驻节法国巴黎，无法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当杰斐逊在巴黎获悉法案通过的消息时，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此刻他真是满怀的遂心快意，满腔的称心热忱，所有的辛劳努力在那一瞬间全都化为心愿告成的喜悦和欣慰。他兴奋得一连好几天心情都难以平静，在寓所里一遍遍地重读法案的条文，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每当他重读法案的时候，顿觉窗外的微风格外和煦，阳光分外明媚。这时他总会遥望着祖国的方向，不由在心中默默祷告，虔诚地祈求上帝保佑美国。
接下来，他在巴黎为法案的出版事宜忙个不停。法案付梓后，他又将法案分送给各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以期法案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令他同样感到喜悦和欣慰的是，通过出版和口耳相传，法案在欧洲各地广泛地传播开来，从宫廷到各国政府，从民间到社交场所，人们纷纷谈论美国弗吉尼亚州新出台的这部宗教自由法案，对这一法案给以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欢呼。
目睹此情此景，杰斐逊不由提起笔来给麦迪逊写信，向他的好友兼战友通报法案在欧洲获得的反响，并抒发内心欣喜的感受：“法案已经被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送到欧洲的各国宫廷和大部分国家的法院，法案还被收入新版的《百科全书》，而且法案也出现在有关美国的许多出版物中。”
在信的结尾，杰斐逊满怀豪情地尽情吐露心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想活动一直从属于国王、教士和贵族，如今终于看到理性的旗帜得以竖立起来，真是令人深感欣慰；我们有幸制订第一部法律，并勇于宣告人类在形成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以理性为依据。”
是啊，在《新约圣经》的开篇第一卷《马太福音》当中，当面对法利赛人的门徒伙同希律党人的诡诈试探时，耶稣的回答一点儿也不含糊：“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然而长期以来，地上的掌权者与天国的上帝之间一直难以“和平共处”，地上的掌权者恣意僭越上帝的权柄。在已经过去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神权政治的阴霾笼罩在欧洲的上空竟长达千余年之久！
如今18世纪80年代北美宗教自由法案的出炉，就像是黎明破晓前一道希望的曙光，又如悠扬的金石丝竹之声，它清晰地替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世俗的国家的政权，不可逾越属灵的上帝的国度，而应让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重归上帝！
五年后，即1791年12月，在政教分离已成社会共识的背景下，旨在保障公民人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在美国国会经审议后获得通过。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正是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灵感来源。在第一修正案中，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这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即表明了它在公民人权序列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两百多年来，宪法第一修正案对美国影响巨大，它几乎成为美国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护身符”，须臾不可离身，以至于一直以来许多美国人将之视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简而言之，宗教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一道，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石。
十二
谈论杰斐逊不应该不提另外一件大事：创建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存在于世已经将近两百年了，这所古老的、素有“公立常春藤大学”之美誉的全美一流公立研究型大学，是这位学者型建国之父研精殚思、精心设计的成果。这所大学两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深深地打上了其建校人创校理念的烙印。学者阮宗泽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所学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受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在世界上，也许更没有一所大学是创建人在75岁时用全副身心创建的。”
在我看来，也许还有更特别的。那就是，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史上，那些著名教育家办学治校的宗旨无不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入手，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西北角创立的哲学学园，其旨在“讲学授徒”；又比如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建的柏林洪堡大学，其创校理念是“研究与教学合一”、“现代大学应成为知识的总和”；再比如在北大校长任内革弊纳新、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美学教育”，另外他十分强调“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初叶一手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人杰斐逊，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了。晚年的他致力于在弗吉尼亚创建一所新的大学，主要并不是基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其着眼点仍在于“民主”和“自由”——他一生政治理念的两个关键词。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教育是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教育为民主政治最可靠的基础。”
至于原因呢，杰斐逊是这样解释的：“在研究了欧洲政治发展史之后，我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中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和腐败蜕化的苗子，为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必须让人民有监管政府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我看到，光有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和暴政，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应当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实行思想、言论与新闻自由，使人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当人民的心智得到开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素养、参政能力和判断识别能力，我相信他们就有能力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就能够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从而让政治变得民主，人民获得自由。”
这番教育与民主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说的真好。我觉得。
为此，我想偕同读者诸君一起回到两百年前，看看这位早已功成名就、如今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老人，怎样的去践行他一生的最后一项使命、最后一个梦想——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让我们一道看看这所誉满全美的公立大学怎样的从无到有，怎样的一步步按照其创建人的设想而最终成为州内最高学府乃至全美著名学府。
十三
美国独立了，弗吉尼亚的宗教改革也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杰斐逊夙夜忧思的目光开始投向另一个领域：教育。
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位屡建功勋、仕途顺遂的政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专门操心教育的事务了——那是教育专家的事。若就社会地位而论，如今年逾不惑的他已拥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官职已从州一级提升到联邦政府的层面，且前途被普遍看好，根本不需要靠教育事业的业绩来立身扬名，何况教育事业又是一件很费心劳神的事，但这个总是忙碌的中年人显然有着另一层次的思考。
“这个新的国家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这是杰斐逊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目光经常会注视这片土地上的座座校园，为教育领域的积弊忧心不已。早在1778年，当他还在担任弗吉尼亚州议员的时候，他就向州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宣扬“教育平等”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法案。这就是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而载入史册的法案——“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
这份法案内含的“无差别教育权”的政治哲学精神，来源于《独立宣言》中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经典陈述。为此，杰斐逊一以贯之地坚持认为，教育的权利应惠及全民，无论贫富、性别、种族、信仰、阶级等身份的差别，所有公民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有义务为所有的人、尤其是无能力受教育的穷人家子女，提供正当的教育。
因此，在他拟定的这份法案当中，他殷切呼吁“建立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比如属于基础教育的公立小学，应当为所有的男女儿童提供三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同时，法案还规划出了一整套涵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具体教育方案，包括学校建设、教学计划、教育方式等等。这套教育方案的目的，也是杰斐逊的良好愿望，在于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不断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使全体公民都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知识的熏陶。
尤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的条款和建议——无疑这是杰斐逊最为关注的领域。在法案中，他对自己的母校——威廉与玛丽学院（杰斐逊16岁时入读该校）——进行了一连串大胆的教学管理改革和学术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重新修订学校章程、改变学院的管理机构、改变教授职位的现状，直至成立全美各大学中的第一个选修制度、建立全美首创由学生自治的荣誉法则，等等。
按照这位教育事业热心者的设想，母校应当通过改革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州立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而非如目前弊端重重的现状，比如学院每年仅招收100多名学生，导致一些优秀的学子或无法入学，或因为贫穷无法完成学业；又比如，他愤愤地说，学院真可谓十足的奴颜婢膝，只知道巴结权贵，学院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官员——而不是教授负责；再比如宗教界人士对学院的影响过大，等等。
这些使人听起来不太舒服的刺耳声音，传递着一个毕业生对母校、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拳拳盛意。
尽管杰斐逊提出的教育方案包括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他主要还是将目光盯在发展高等教育身上。因为依他之见，小学无需很多的准备工作和费用，随时都可以组织起来；中学教育则可依照私立学校的方式，靠收取费用来创办；而高等院校在北美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一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并且他认为，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就需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今首要的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以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行动。
1800年，是杰斐逊就任副总统的任期第三年，他开始酝酿在弗吉尼亚建一所新大学的计划。这年年初，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熟谙教育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牧师，在信中他详谈了自己建校的构想。他想要建立的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它应该是一所“面非常广、自由空气浓厚和非常现代化的学府，使公众认为值得赞助，也能吸引其他各州的年轻人来共同分享一杯知识之羹，同我们亲如兄弟。”
1800年夏，他再次致函这位他打心底信敬的化学家，请求这位对教育、对治校颇有心得的学者帮他起草一份创立大学的计划。他在信中希望普里斯特利的计划，应该是“十分广泛，十分开明和现代化，因而值得用公款赞助，首要要有个完备的计划。”
这两封信后来被学者梅利尔•彼得森编入了《杰斐逊集》，才得以让后人读到，让后人得以了解到杰斐逊创建大学的思想脉络。其实还有更多的信件比这两封信更加深入地探讨过大学问题，真不晓得杰斐逊是怎样在那么纷扰的政治环境当中思考建校事宜的。据说他有时在白宫会用自己的薪金招待谙熟教育的学者，甚至还会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法国名贵葡萄酒，只为了向有识之士“取经”。长期的公职生涯他竟然没有积攒下一分钱，到了晚年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忧虑、忙碌，看来他为了创办一所大学真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杰斐逊的办校计划随着他于1801年2月当选总统、3月份就职而不得不暂且搁置。1806年，是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尽管主持联邦政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公事，他还是在百忙中抽空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建大学的提案。然而，弗州议会并没有买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总统的账。这份议案在州议会里宛如石沉大海，提案一事一直没有下文。
自从担任州议员时提出过一份教育议案之后，在杰斐逊后半生长期的公职生涯当中，因为陆续担任州长、民主共和党领袖、国务卿、副总统和总统，公务繁多的他实在腾不出时间、分不出精力来着手于教育事宜。
但创办一所大学，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念兹在兹的一大心愿。
十四
时机终于来临了。
时光来到1809年的3月21日，在他的继任者麦迪逊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杰斐逊带着他心爱的外孙、几大箱子的书籍，乘坐马车离开首都回到家乡蒙蒂塞洛。这年他已经66岁了，告别喧嚣纷扰的政治舞台，归隐宁静的家园，重新穿梭于熟悉的田间、农场、果园和庄园之间，创办大学的心愿如热血奔涌般不可抗拒地再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过着安隐、静憩的退休生活，他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偿夙愿了。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操心那些烦人的政务了，除了操持必要的农场事务和家务以外，他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教育的事了。以前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期间，他得以有机会对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还在欧陆各国购买了不少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日记、读书笔记，更是带回来了汗牛充栋的书籍。如今的退休日子，他每天都会拿出大块的时间细细阅读、研究这些书籍、笔记和日记，真个是潜精研思，乐此不倦。此外，尽管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杰斐逊仍和外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与国内和欧洲的一些教育家、学者频繁通信，与他们交流、请教、探讨有关高等教育的种种。
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体力多少有些衰弱，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有时候在书房工作了大半天会感到神疲劳倦，头脑昏昏然的只想睡上一觉，便会局局促促地躺在椅子上休憩片刻。虽说体力精力减退，并且多种疾病缠身，但他的思维能力却并没有减弱，工作的勤奋也不减当年，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对现实的洞察甚而更甚于从前。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与国内外教育专家交流之后，这个过着退休隐居生活的高龄老人啊，竟然仍是慧眼独具，你来看看他晚年的思想结晶，他的高等教育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改进、更完善，人类历史便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这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科学、文化知识，尤其依赖于教育。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及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累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这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印第安人之所以过着悲惨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崇拜他们祖先的所谓智慧，并且荒谬地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事物必须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似乎在渴望返回吃橡树皮的时代。”
“除了教育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土著邻居的状态？如果人类的生活，如我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教化和教育的普及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促进道德和提高人们的幸福而最应该依靠的手段。教育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防止当政者腐化堕落，而且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在当前把教育的好处扩展到人类广大群众的潮流中，可以看到人类幸福的巨大提高；而且这个提高将是无止境的。”
“高等教育是要增进国家的福利和光彩，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共同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协调和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靠渊博的政治经济学见识给公众以自由发挥其勤奋的机会；培养我们年轻人的推理能力，扩大他们的胸怀，培养他们的道德，向他们灌输德行和秩序的戒律；用数学和物理科学教育他们，因为这些科学推动工艺发展和促进人类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总之，大学要培养他们思考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与人为善、自身幸福的榜样。”
这是一个老人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精神遗产。
这些阐述高等教育的观点大多写于19世纪的头十年，时至今日已经整整两百个年头过去了。即便在两百年后当今这样一个资讯昌明的时代读起来，也依然让人感到大有裨益。
1814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杰斐逊被任命为位于弗州中部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理事，他开始利用这块阵地来推行自己的教育规划。不久后，他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教育计划：“在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建立一所大学。讲授有用的科学的所有学科各个科学分支如何分类及需要多少教授，在超过十个的情况下，由视察员确定人选。”
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呢？关于这所大学的选址，是盘旋在杰斐逊脑海中多年的一个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征询并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如今有多处可设立校址的地点摆放在他的案头。洛克里奇县的莱克星顿，奥古斯大县的斯汤顿地区均在竭力争取，而最具竞争力的，则是弗吉尼亚的东部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杰斐逊在仔细研究了弗吉尼亚的地图，精心比较了弗州各地的气候、地理、人口状况、风土人情等情况，最终选定了自己任职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所在地、也是阿尔伯马尔县府的所在地——夏律第镇——作为新大学的校址。
理由是，这里气候宜人，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并且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弗吉尼亚的中心地带，比其他几处更接近本州白人人口的地区。因而从总体上来看，杰斐逊自信满满地说，这里比所有其他备选地点都有利于作为一所新大学的校址。
后来，州议会专门成立的创校视察委员会经开会讨论，接受了将夏律第镇作为弗吉尼亚新大学校址的提议。于是，寂寂无闻的小镇有福了。
十五
1817年，已是74岁高龄的“蒙蒂塞洛哲人”正式开始筹建大学。他研精致思地制订了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审慎周详的教育计划，这份计划将教育制度分为三大部分：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和大学，不用说，计划的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大学。
杰斐逊简略地阐述了初级和高级学校的计划，接下来就花了大量笔墨来谈大学的宗旨：“大学是最高学府，它应该由许多职业性学院组成，专门培养建筑师、音乐家、雕刻家、经济学者、科学家、园艺学家、农学家、医生、历史学家、牧师、律师及各级管理人才。”他想要创建的这所大学，应当是一个“讲授所有科学学科的学校，并且要达到人类头脑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看得出来，他不想办一所仅限于地方一级的高校。
翌年，即1818年，在杰斐逊好友、创办大学的有力支持者约瑟夫•卡贝尔先生的推动下，弗吉尼亚议会终于接受了杰斐逊所提的创建一所大学的议案，并为此专门拨款15，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州议会同时指定了一个“24人筹备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处理有关的建校事宜，委员会中除了杰斐逊、麦迪逊、约瑟夫•卡贝尔外，还有科克、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等人。
杰斐逊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起草“弗吉尼亚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的任务，以便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建校理念尽诉其中。在这份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报告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创校校长在课程设置上费了一番思量，他将弗大的学科领域分为10大类，包括古代和现代语言、纯数学、建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解剖学、医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法学、伦理学、文学和美术、修辞学、观念学等，学科之齐全，文理之兼备，在当时的美国高等院校中实属罕见。报告建议本校聘请10位教授从事教学事务，为此他希冀能以高薪从大西洋两岸延揽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他还希望这所大学不但招收本州的学生，也能够吸引外州的青年学子前来求学，从而使弗大成为他们珍视的母校。
1819年1月，州议会正式通过成立弗吉尼亚大学的议案。两个月后，75岁的杰斐逊众望所归地当选为弗吉尼亚大学首任校长——他一生的最后一项公职。从此刻起，他将自家的庄园事务尽都交由孙辈处理，而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这位须发皆白的校长已经顾不上身体的老衰，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
他几乎包揽了创建学校的一切重要事务，比如勘查校址、决定馆址、设计校舍建筑蓝图（教学馆、教授公寓、学生宿舍等）、绘制图纸、调整和修订建筑设计、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工程进展、雇佣大理石雕刻师、雇佣砖瓦工和木工，以及各样琐碎、繁杂的学校事务。此外，他还派人到英国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学府，四处物色欧洲的优秀学者来校任教。最困扰他的一大难题，莫过于建校资金的匮乏，州议会的那1万五千元拨款，对于一所高校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一会儿请求州议会再拨出更多的款项，一会儿请求州政府从本州的一些基金会那里获得贷款，一会儿又发起了一个“募捐基金运动”，恳请社会各界对本校的捐赠，总而言之为了筹措建校基金，这位弗吉尼亚大学的“首席管家”搜肠刮肚想尽了一切招数。
上述这些工作日志，他记录地很认真，我们读起来很感动，为着一位高龄老人的办学热忱、事必躬亲。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担任校长之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完全就是为这所大学而活的。
如何执掌这所弗吉尼亚州内全新的高等学府，他想了很多，也想得最多。他以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于政府的服务职能——保障民众的自由和人权——深有体会，那么一所大学校方的服务或管理职能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对待高等学府里的学生们，是不是要像对待公务员那样需要纪律严明呢，还是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抑或是，在“约束”和“引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此，他思考的结果是，管理人数众多的青年集体的最好方式，的确是我还没有掌握的要务。但我有理由相信，对于品格的自豪感、值得鼓励的抱负和道德气质，是一个适当的大学管理体制所必须的。这一体制如果是建立在理性和礼貌基础上面，将更有可能会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培养一种秩序和自尊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说，大学校方既要注重校内各项事务的“秩序”，又要兼顾学生的“自尊”。
但我想，最能体现这位创校校长自身特质的，莫过于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推行的自由教育、校政民主的理念。他试图在大学内营造一种浓郁的自由气息、民主氛围，进而培养出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学生。在这方面他有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学校鼓励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地去他选择的学院上课，并且只能由他自己来进行选择。弗大的校政事务实行民主，大学领导层由教授选出，教授在校务上享有发言权、建议权乃至决定权，也即实现“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在学生中间实行教授指导下的“自治”，也即学生们的自我管理。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弗吉尼亚大学颇具特色、声名远扬的“荣誉制度”，也即要求弗大每个学生的每份作业、每篇论文及每张试卷，都要声明“我以一个弗吉尼亚大学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从他处接受帮助。”，而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是全体学生。依靠“荣誉”二字来鼓励学生的自我约束，建立学生的自我管理制度，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以至于有人说，杰斐逊留给弗吉尼亚大学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的自治传统。
至于硬的一手呢，是让大学尽量免除不当的宗教限制和政治影响。他摒弃了其他大学聘请神学教授的做法，而根据宗教自由的原则，建议本校不聘请神学教授来校任教，在学科上也不开设宗教课程。另外，这位校长还要求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学校的管理，政府公款不得用以资助教师的教学活动。总之就是，要在大学里让“教育”与“宗教”和“政治”分离，既避免宗教势力对大学的桎梏，又警惕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影响。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弗大成了美国第一所与宗教学说完全无关的大学，校园内以图书馆为中心，而不是当时大学普遍的以教堂为中心。在大学与“政治”分离方面，弗大留下的一个典型传统是，历任美国总统都不能主动到公立大学发表演讲，以防止公权力对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干涉。今年8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白宫原计划借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剧场和图书馆广场，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一场谋求连任的造势演说。但弗大以“学校的教学将因此受到干扰”为由婉拒了白宫的要求，让奥巴马吃了一次闭门羹。
要我说，这软硬两手不单只是校政管理上的行动，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倾注。这两手行动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汇聚成同样的目的：让学生和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宗教和政治远离大学，让大学成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大学”。
十六
岁月是一台公正的收割机，收获了一个老人多年来的辛劳和筹谋。1825年3月7日——杰斐逊晚年最难忘的一个日子——弗吉尼亚大学在经过数载艰辛的筹建工作之后，正式开学了！
这是弗吉尼亚大学令人难忘的第一天，却是一个场面冷清、简陋寒碜的开学日子。来参加开学典礼的，仅有区区30名的新生。只见叶绿如洗的草坪上，有10个帐篷形状的亭子，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亭子里，或彼此交谈，或倾耳聆听。校园内的各项设施还不怎么齐备，提供给新生入住的学生宿舍设备极其简单，里面只有几张床铺和一排高高的书架，图书馆大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馆外墙立面装修的脚手架也是醒目得很，一座教学楼只好临时先用作图书馆。尽管如此，这场开学典礼的仪式却是庄重的，高雅的，有板有眼的，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微笑，尤其是在典礼上致辞的那位最年长的校长先生，语调激昂得像个少年人，面容欢快得又像个孩子，欢喜的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如他在开学数星期后的一篇日记里所写的：“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深感欣慰。我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
受杰斐逊之推荐，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二任校长。
至此，他已觉可以无憾地走向生命旅程的终点。
十七
1826年6月下旬，美国各地举办了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以庆祝下个月初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纪念日。这时，在家中卧床休息养病的杰斐逊，接连收到来自首都的请柬和信件，邀请他前去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如今已届83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已极度虚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腹泻病和泌尿疾病，连下床都非常的困难。他强撑着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对邀请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自己现在连家门都出不了了。
数日后，他请来了自己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罗步利•邓格利森博士，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自知来日无多的他，随即将一家人全都叫到了床前，留下一份遗书交给女儿玛霞，并与他的外孙伦道夫就后事做了安排与嘱咐。7月1日和2日连续两天病情恶化，无论白天夜里他都处于昏迷状态，间或会苏醒片刻。
到了7月3日，他就几乎一整天都昏迷不醒了。傍晚时分，他突然醒了过来，看见儿孙们全都守候在床前，随即缓缓问道：“今天是7月4号吗？”声音沙哑而又模糊。但显然，病榻上的老人思维还是蛮清晰的，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份心愿——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的日子，告别人世间。回答是：“还有几个小时。”数小时过后，午夜前夕。他又问道：“4号到了吗？”回答是：“马上就到了。”
7月4日中午1时许，昏迷数日的他血液循环渐渐地更加缓慢，手腕上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了。蓦地，他又清醒了过来，再度问身边的亲人，“今天是7月4号吧？”这回的回答是：“是的，今天是4号。独立日。”只见他带着满意的表情微笑了一下，以极其微弱的嗓音喃喃自语了一句：“噢，上帝！”，然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再也不醒过来。
此刻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世仅仅数小时后，他晚年通信最为频繁也是最亲密的友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同属“国父群”之一的约翰•亚当斯也溘然长逝，追随得那么急促。
这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让他戏剧性地在自己最看重的一个日子去世。50年前，他起草的那份宣言传遍了世界，成为这个新生国度最重要的一个节日；50年后，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以及他心目中“独立宣言最佳的辩护人”在同一天离去。真的是一天也不差。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个耄耋老人的特别恩典。上帝满足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让他没有遗憾地离开人世。上帝还知道这位中年丧妻的鳏夫太过孤独，所以特意安排他晚年的好友与他携手同行。尤其是，上帝怜悯这个老人长年累月的辛劳。这个娴熟的小提琴手，一生演奏了许多华丽的乐章；这个勤勉的美国人，一生干了那么多漂亮的事，他一定非常的疲累。现在，是该好好休息了。
写于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间因其他事务数度耽搁而搁笔）
——托马斯•杰斐逊（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
只要世界依然尊重美德、智慧和奋斗精神，他的品格就像是一座丰碑，向人们昭示着自由和人权战胜了暴政和贵族统治，自由的人们将会团结在丰碑之下，欢庆胜利。作为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个主要使徒，杰斐逊长期以来不仅仅属于他的本国的同胞，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节选自杜马•马隆著《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
一
在群英荟萃的美国独立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当中，若以才学和智慧而论，无疑要数托马斯•杰斐逊独占鳌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如果说华盛顿是在马背上打赢了一场独立战争，那么杰斐逊则是在头脑中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
说杰斐逊是个希世之才，恐怕也不算过分。这个美国佬涉足钻研的领域之多、之杂，列举出来足以让人瞠目咋舌：除了为人熟知的政治事业以外，他同时也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地理学、气象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在语言方面，除了自己的母语英语之外，他还精通法、意、西、荷、拉丁等五种语言，以及当时少有人懂的古希腊文；此外，他还身兼律师、政论家、博物学家、语言学家与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等多个身份；甚至在不少的公众场合，这个博学多才的家伙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小提琴手。
这样一位堪称通才、杂家的合众国缔造者，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建国之父，着实让一代代美国人自豪不已。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杰斐逊是历届总统当中天资最高、最多才多艺的一个。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点：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一场白宫宴请整个西半球诺贝尔奖得主的晚宴上，对着满堂菁英致辞时，他言笑晏晏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觉得今晚的白宫聚集了最多的天才，以及人类知识最卓越的集合体。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当年杰斐逊总统独自在这里用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全场一阵会心、温馨的笑声。
杰斐逊身上这种学者、学问家的气质，以及他对于学术和知识永无止境的兴趣，使得他十分看不惯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做张做势，更是厌恶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也因此，他很不情愿置身于复杂的官场和污浊的政治圈内，即使日后投身政治，也是出于责任感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志趣使然。
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杰斐逊在给好友唐纳德的一封信中吐露心声：“我宁愿幽居在一个很朴素的农舍里。每日粗茶淡饭，和我的书籍、我的家人以及少数老朋友一起生活，也不愿占据任何的显赫要职。”
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读杰斐逊自传的时候，就常常会为他的行为举止不觉莞尔，这个在77岁高龄写自传的老头从脾性上来说，更接近于一个单纯的“学问中人”，而不太像一个圆熟的“政治中人”。
然而事与愿违。出于种种原因，时代风云一次又一次地将他卷入了政治漩涡里头。我们都知道，杰斐逊的大半生在纷乱喧嚣、争权夺利的政界中度过，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圈中人”。从26岁那年担任弗吉尼亚州的下议院议员开始，在长达整整4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担任过阿尔伯马尔县保安官、县皇家民兵总指挥、县安全委员会委员、弗吉尼亚州议员、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大陆会议驻法特派员、国会法律修订委员会委员、弗州第二任州长、联邦国会议员、驻法公使；最后一直做到了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两届的第三任总统；他指挥过阿尔伯马县的皇家民兵、骑兵和步兵部队；创建过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前身），并一度俨然是在野党领袖。放在英雄辈出的美国总统群像中打量，像他这样公职履历如此完整的政治人物，怕也是难得一见的。
这位对政治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心态、位居权力之巅多次流露归隐之意的政治人物，却因为其政治生涯的贡献赢得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尊敬。两百多年来，杰斐逊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贡献最为卓著者及最具影响力者之一。在美国中西部的南达科他州，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山国家公园”，园中专为杰斐逊雕刻的巨像高达60英尺，与另外三位总统——华盛顿、老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雕刻在拉许莫尔山的山巅上。而在首都华盛顿寸土尺金的繁华地段，更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建了座“杰斐逊纪念堂”，以供世人永久的瞻仰。翻阅名目繁多的杰斐逊传记，在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中，传记作家杜马•马隆充满敬意地写道：“华盛顿是独立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林肯是维护联邦统一的主要象征，但是杰斐逊在他的丰富而多彩的成就方面迈越了这两个人。在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逝世后，没有一个美国人在国际声誉方面堪与杰斐逊相伯仲。”另一位杰斐逊研究专家、历史学者梅利尔•彼得森在其《杰斐逊和新国家》一书中，对杰斐逊同样也作出了高度评价：“没有任何其他奠基人对于这个新世界的生活和希望所发生的影响，比托马斯•杰斐逊更持久、更大。在反对帝国的叛乱中作为殖民地的领袖而出了名，他体现了这个国家对于自由和开明的渴望。”
杰斐逊获得美国社会、学术界如此仰之弥高的尊崇和礼遇，固然是实至名归。但很久以来我一向认为，这个人的流芳于后世，更多的应该不是靠他的学识广博、学养渊深，也不是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资历骄人，而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自由理念。他对暴政、君主专制、贵族特权矢志不渝的反对和警惕，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孜孜不已的追求和探索，他对民主政体、民众自由、基本人权的精心设计和竭诚捍卫，业已成为美国历史上一道最瑰丽的风景，也书写了他漫长人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正如他为自己亲笔预拟的、嘱咐“一个字也不要多”的墓志铭里，列举了自己一生最感欣慰的三项业绩——均为在争取自由、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位于其故居蒙蒂塞洛的这块巍然矗立、通体洁白、无花纹的石灰石方尖碑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朴实无华的文字：
“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
以简要的三个短语，作为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概括，却绝口不提自己当过8年美国总统这回事。显然，在杰斐逊心里面，上述这三件事比美国总统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更有份量得多。从这个人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上，尽显一代政治伟人——哦不，我更愿称其为思想巨擘——的热诚，一派赤子风范，不由人不为之敬服。
我一直觉得，怎样书写自己的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深度和人格高度。杰斐逊所写的墓志铭，没有让我失望。
这三件大事，深值人类铭记。
二
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陆续召开，这是北美革命从各个殖民地各自为政、到走向联合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北美独立运动的喜人成果。
从1774年9月到1776年上半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与烽火四起的独立战争同时进行的，是大陆会议会场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唇枪舌剑、激烈辩论、哓哓不休。最终，主张独立的激进派占了上风。时至1776年6月初，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依照本州指示提出了一项议案，并获会议采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应当获得自由，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但大陆会议需要起草一个正式宣言，以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并详细说明北美洲英属殖民地理应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理由。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杰斐逊的肩上。
这一天——1775年的6月21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开幕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一个来自南部的弗吉尼亚殖民地、长着一头金栗色头发的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出现在大陆会议的会场上。他，就是本届大陆会议最年轻的代表，时年32岁的弗吉尼亚州议员杰斐逊。
杰斐逊何以成为代表？因为会议开幕后不久，身兼大陆会议主席和弗吉尼亚州下院议长的佩顿•伦道夫先生，被弗吉尼亚总督召回本州要他主持州议会，于是，由7名成员组成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出现了一个空缺。顺理成章地，身为州下议院议员的杰斐逊，被州议会推选为本州代表，接替了伦道夫的代表职务。就这样，资浅州议员杰斐逊以“替补队员”的身份，首次亮相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政治舞台——大陆会议。
十天前，在他被推举为大陆会议代表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向家人告别，备车，启程，马不停蹄地北上奔赴大陆会议的召集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加入到一场划时代的、击如震霆的斗争中去。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得到，这一趟行程将会使自己的名字烙印在一个新国家的出生证上，并且，他还是这个新生国度的助产士。
这是一趟远门。他乘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一路上颠簸地走啊走，这一路足足走了十个昼夜。这是他平生第二次离开弗州前往费城，而上一次因私事来到费城已是九年前的事了。眼下已进入初夏时节，天气有点溽热，闷热的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带咸腥味的海风气息，又好似笼罩着一层如烟轻扬的霾雾，犹如他时刻关注的晦暗不明的时局。
一路上他风尘仆仆的脸上，交替出现沉思和凝重的表情，脑海中不断想起九年前去往费城的情景，想到这九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想到两个多月前在圣约翰教堂聆听的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帕特里克•亨利先生的“不自由，毋宁死”，想到一个多月前莱克星顿传出的那一声枪响，想到几天前大陆会议刚组建了一支由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的大陆军，想到近年来北美大陆抗英运动的风起云涌，想到自己即将赴任之后的种种公务活动。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攫取了他的心，每每想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就像潮水一样浩浩然汹涌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出席这届大陆会议的代表，除了杰斐逊以外共有65人，代表着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13个英属殖民地。这些代表都是些才识过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无疑均是从各个殖民地遴选出来的社会精英。他们当中有些人因参与北美独立运动早已闻名遐迩，其中有不少人是声名赫奕的活动家、革命领袖。在此之前，代表中的一些名字也为杰斐逊有所耳闻并且仰慕，但一直苦无机会得以谋面，比如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人。
这些代表们同样对杰斐逊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也都想看看，这个在一年前因出版《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一书而声名鹊起、誉满北美的青年才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故当年轻的新代表杰斐逊一出现在会议会场，立刻引来了众人好奇的、欣赏的目光。说实在的，杰斐逊给人留下的印象还不错，别人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看上去精明而又朝气，是个优秀的人才”、“他虽是大陆会议中一位沉默寡言的代表，但不论在各委员会或是在与人交谈中，都是那样敏捷、坦率、明朗而果断。”
赴任代表没几天，杰斐逊就被指派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执笔完成《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其二，在“对英国诺斯勋爵的和解建议的答复书”的写作班子里，担任总起草人。
在参加大陆会议的头六周，杰斐逊就在起草会议通过的这两份较为激进的文件当中起了中流砥柱、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两份独立战争期间的重要文件，在各殖民地的报纸上广为刊载，使得他的写作才能、论战能力，他的文字的切中时弊、动中窾要，以及他对于北美事业的远见卓识、满腔热忱，为会场内外交口称誉。
就这样，杰斐逊以迅雷之势站到了北美革命者的前列，成为大陆会议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三
时序推移间，不觉来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这一年，独立的观念在美洲大地上迅速传播，北美殖民地的抗英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的抗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期间，来自英国居于费城的杂志编辑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对这股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旷阔的北美大陆引发了巨大反响。——北美大陆正处于地火奔突的状态，或者说，已处于巨变的前夜。
到了5月，各州的大陆会议代表纷纷依照本州指示，在会场上接连提出要求独立的主张。首先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接下来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的代表。
开会，休会，复会，再休会。每当大陆会议休会期间，杰斐逊就会归心似箭地返回家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蒙蒂塞洛去，那里有他日夜思念和牵挂的亲人，他那体弱憔悴的妻子玛霞，几个尚且年幼的孩子，他那年老体弱的母亲，亲密贴心的几个姐妹，还有蒙蒂塞洛那山清水秀、美不胜收的景致。
这一年多来他数度返乡，待到他再次回到大陆会议会场的时候，正是五月不热疑清秋的时节——1776年5月14日。
这一次来费城，为了工作便利，杰斐逊将自己的住所从旧居迁至离大陆会议会场较近的地方，一处位于费城第七大街与第八大街之间叫做“市场大街”的一幢公寓，房东是个有着德国血统的费城居民。他租借了公寓二楼的两个房间，其中一间作为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用作卧室。在这里，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曾来此一起讨论问题、研究议案；也是在这里，杰斐逊写出了他任职代表期间最为重要、北美独立革命的历史性文献。
几乎是在杰斐逊来到费城的同时，弗吉尼亚代表团依照本州议会的决议，推举颇具演说才能的理查德•亨利•李代表弗州，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全美13州联盟政府”的初步议案——“李议案”。之后于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再次提交关于独立的决议案，也即，提议大陆会议尽快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理所当然地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应该完全取消。”
“李议案”引发了与会代表尖锐对立而又持续热烈的讨论，支持的州有之，反对的州有之，犹豫的州有之。也有一些州的代表认为，照目前形势来分析，北美殖民地再度投入大英帝国的怀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就独立的时机而言，现在似乎还不太成熟。
对这一议案的争论一连持续了好几天，依然未有定论。在此情势之下，到了6月10日，大陆会议决定将辩论推迟一段时间，以便那些仍犹豫不决的代表有时间与他们的本州议会商议。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又决定，为了避免丧失时机，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在“李议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份宣言，提前准备好一篇关于独立的宣言。原因呢？因为会议的讨论结果是：尽管对独立的议案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就各方面情况来看，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
会议经过选举，成立了一个起草关于独立的宣言文件的“五人起草委员会”。他们是：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州）、罗杰•谢尔曼（康涅狄格州）和罗伯特•李维顿（纽约州）。
那么，该由谁来草拟这份宣言的初稿呢？已届70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尽管德高望尊，学识渊博，可是年事已高，加上罹患中风病，不时需要卧床休息，实在难以胜任这一差事；至于谢尔曼、李维顿二人，均是大陆会议上十分活跃和广受尊敬的活动家，虽然他俩均有法学背景，但俩人的文字写作功底不太深，自认无法担负起这一艰巨而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起草任务。因此，他俩竭力劝说杰斐逊和亚当斯承担起此项重任；
这时，素来谦逊的杰斐逊找到年长他7岁、大陆会议会场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亚当斯，当面敦请亚当斯一肩儿挑起这一重任。没想到40岁的马萨诸塞州代表亚当斯，这位众人眼中“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却连连摆手加以拒绝了：“我不干，这件事应该你来做。”亚当斯口气决绝地回道。
杰斐逊不解地追问：“为什么偏偏应该由我来做呢？”这时，体型矮胖、脸圆眉浓、有着“圆胖先生”之雅号的亚当斯，慢条斯理而又语气笃定地解释道：“原因嘛，多着呢。第一条，你是弗吉尼亚人，这种事应该由弗吉尼亚人挑头，你们弗吉尼亚一向有反抗强权的传统；第二条，你知道的，我老是得罪人，人缘不好，要是社会上知道是我写的，各方面肯定会对我群起而攻之；第三条呢，我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笔要比我高出十倍。”这下杰斐逊没话说啦，接下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接下来，从6月11日到6月27日，这半个多月的日子里，杰斐逊几乎是足不出户地将自己关在公寓房间里，专心致志于宣言的起草工作，整日以面伏案，执笔不辍。
四
这年六月中下旬的费城已经很热了，整个城区仿若一个大蒸笼似的热气腾腾而又使人觉着憋气，白天总是阳光灼耀、炎炎如焚的，夜晚虽稍稍降温却也总有一阵阵扑来的热浪。夏日的费城常有飙举电至的雷雨，隆隆的雷声和滂沱的大雨猛烈地震撼着大地，整个城区处于一片砰砰訇訇的咆哮之中。
杰弗逊从外面买来了一枝新的鹅毛笔、一摞稿纸、一瓶墨水，除此之外他还买了一张新地图和几瓶酒。在这个比往年提前到来的闷热的暑期，他几乎忘掉了周遭的一切，每天只想着手头的文字工作，只顾着埋首于自己亲手设计的折叠书桌面前，好像永不知疲倦似的。
每天，杰斐逊挥汗如雨地不停在稿纸上写字，时而运笔如飞，时而搁笔沉思，再不就是查阅资料，又或摘抄资料，有时也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陷入苦思。这些日子里，公寓里的其他住户都感到热得受不了，可是杰斐逊却甘之如荠，有时连经常在耳畔嗡嗡营营的蚊子的声音都浑然不觉。夜幕降临后，案头台灯一圈昏黄的光晕笼罩着这位握笔的写字者：一个削瘦的双眸炯炯的男子，有着蓬乱的长发和一张呈露苍白的脸庞。
在这段伏案撰述的日子里，杰斐逊有时会感到一股万丈的豪情填塞胸间，有时又会有一股安捺不住的怒气涌上心头，每当此刻他就感到思如涌泉，笔翰如流，成群的句子词汇一股脑儿挤入、蹿动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当遇到这种文思充沛的时候，他就想着尽快写，拼命写，以使手中的笔跟得上自己奔腾的思绪。于是，稿纸上的许多字迹就像是一只只的蝌蚪在纸上游来游去，一行行，一排排，往左斜的，往右倾的，端的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有的字过了一会儿连他自己也辨认不出来了。“我有多少话要说啊！”他内心时常有个清晰的声音在呼喊。
有时候他一连工作了好几天，感到好疲累，困乏得只想一头倒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觉，但他晓得，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间，他必须工作！工作！于是他继续进行着手边的工作，过了许久，鹅毛笔陡然向纸上一滑，刹那间脱手而出，他感到双眼都困倦得睁不开了，他叹了一口气，挪开稿纸，把头趴在书桌上。“我就打个盹吧，就小睡一会儿！”他喃喃自语。
这是一段昼日昼夜、焚膏继晷的日子：紧张、宁静、充实，但同时，这段日子对于杰斐逊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场不无痛苦的煎熬。他十分清楚手上正在进行着的这篇文字的份量，因此不敢有片刻的懈怠，更不敢有丝毫的投机取巧。他也算是个文章老手了，在这之前就有多篇的佳作接连问世，却从不知写文章是如此的艰难。
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晴天和雨天，他端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逐字逐句地仔细斟酌，反复推敲，每一字每一句都格外慎重，然后就是一遍遍的审阅，一遍遍的修改，一遍遍的誊写。等到一个段落定稿了，他的内心就充溢着一团莫大的欣喜，还有无限的满足感，这时他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了，稿纸上也浸濡了一片淡墨依稀的汗渍。
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终于杀青了。微风从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杰斐逊感到一阵神清气爽，他放下鹅毛笔，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感到浑身一阵说不出的轻松。他将摊放在桌上的一叠稿纸收拢起来，又再从头到尾将全文通读了一遍，最后缓慢地、郑重地、神情肃穆地，在首页的眉端处写下一行标题——独立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日后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就此问世了。
独立宣言文本分为五个章节：序文、前言、控诉、谴责和总结。每一章节每一句话都沸涌着炽热的火焰。
五
今天，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全体出席代表共同签署的独立宣言的原件，已被永久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每天都要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去年秋天我在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端详着摆放在氮气金属罩里头、已经发黄的独立宣言纸张草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两百多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杰斐逊深思苦索的目光，和书房里那副孤单的奋笔疾书的身影。
在那个酷热的夏天，那双深思苦索的目光想到的，并不仅仅是像大陆会议决议的那样，只是发表一篇声明，告诉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要独立了，在宣言里说明一下北美要独立的原因而已。杰斐逊心头盘算的北美独立，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追求基本自由的首次尝试，也是地球上的一个民族以人权理论建国的首次尝试。
对于发布独立宣言的原因，杰斐逊将之作为宣言的开头，也即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开宗明义地直抒己见：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北美大陆攻苦茹酸的移民历史，北美殖民地波澜壮阔的独立战争，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在起草宣言时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杰斐逊的心思意念。启蒙时代的哲学，共和主义的思想，天赋人权的理论，政治平等的学说，自然法则，民族自决，主权在民，自然神论等等的此类观点，在那个酷暑如醍醐灌顶般启迪着杰斐逊的思维。因为此，他意识到这份宣言是要向世界也要向未来宣告：北美的独立不是阶级对抗，也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北美人民追求一种超越民族或国家的价值——天赋人权。
故而紧接着序文的，是前言，也就是日后被誉为“英语文字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几段话是要明白了当地告诉世界：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最高主权者。原因是，人人生来即平等，人类拥有的权利是天赋的，并且神圣不可剥夺！
端的是义正辞约，浩气凛然。读到这几段话，让我这样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人感到既醍醐灌顶、热血沸腾，又仰屋兴叹、喟然长叹。
由这几段话推导出的结论是，既然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是背信弃义的暴政，就违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北美人民就有权予以改变它，以建立能保障自身天赋人权的政府。今天，我们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取消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断绝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北美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随后，杰斐逊将完稿后的独立宣言手稿，呈交给了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手稿在其余四人手中进行传阅、讨论。读到这份格高意远、汪洋恣肆的宣言手稿，大家交口称赞，称赏不已，每个人都感到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五人当中最年长的富兰克林热情地拍着杰斐逊的肩膀，连声说道：“太好了，实在太好了！这是我生平读到的最好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我看了浑身都热血沸腾。”亚当斯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不住地与杰斐逊握手，“我说的没错吧，这不，还是你完成的出色嘛。”
接下来，其余四人抓紧时间对文稿进行修改。他们均十分赞同文稿中所论述的思想精髓，对文稿的理性、严谨、简洁、以及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激情更是赞誉有加。大家都认为文稿已接近完美，所以无须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需要稍做些改动。在起草小组其他成员共同修改了几十处之后，杰斐逊据此重新誊写了一份修订版。
6月28日，杰斐逊倾注了半个月心血而成的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呈交上了大陆会议，随后摆放在了大陆会议每位与会代表的面前。一连数日，传阅，陈述，讨论，争吵，磋商谈判，激烈辩论。时至7月2日，代表们静静地鱼贯而入会议大厅，对宣言文稿进行最后的投票表决。结果是，在北美洲的13个英属殖民地中，有12个州的代表团投票赞成独立决议，唯有尚未获本州授权的纽约州弃权（7天后，获得授权的纽约代表团投票同意独立），会议通过了独立议案。
然而令杰斐逊感到痛苦的是，会议对他的原稿进行了幅度不小的修改，比如删掉了被认为有损英王尊严的一些颇为激进的语句。尤令他心痛的是，宣言原稿中那些激烈抨击北美奴隶制的精彩段落，以及涉及废除奴隶制度的篇章，在南部一些州的激烈反对之下，也被删掉了。
7月4日——一个将要载入史册、日后被定为独立日的光荣日子——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正式生效。5天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在纽约的驻军军营里宣读了宣言全文，官兵们全都激动不已。当晚，一队大陆军士兵和一群纽约市民涌向驻军要塞前面的广场，将矗立在那里的一尊英王乔治三世的铅制雕像掀翻在地，然后送到冶炼厂去熔化，铸造成了四万余发子弹。
数日之内，自由的钟声在美洲大地上一遍遍敲响，北美人民的欢呼声响遏行云，辽阔的新大陆被唤醒，大西洋汹涌的海水被激荡，独立宣言的庄严宣告如薰风般传遍北美传遍全球：
“北美洲各殖民地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从此是，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北美大陆的旧时代就此结束，人类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序幕就此拉开。而此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段人生。
六
已故的美国史研究学者刘祚昌先生，在他那部长达130多万字的煌煌大著《杰斐逊全传》中，对杰斐逊有这样一段深中肯綮的评论：
“美国在反英独立战争中，革命领袖们一般只是追求一个目的：实现美国的独立。但是，杰斐逊却怀抱两个目的：除了争取独立外，他还追求民主。当其他人只满足于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时候，杰斐逊却单枪匹马地在弗吉尼亚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他希望用弗吉尼亚的民主改革去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
我想，刘老先生说的没错。不满足于争取北美独立，还致力于未来国家的民主建设，想要为新生的美国设计出一套周密完备的民主体制，这应该就是杰斐逊在雷奔云谲的北美革命时代独具慧眼、独有千秋的地方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端详一下杰斐逊的弗州民主工程吧。
在杰斐逊绘制的弗吉尼亚民主改革蓝图中，包括政府建设、法制体系、继承制度等等。在这其中始终存留在他心中的第一等大事，莫过于争取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而在这方面首要的工作，则要属拟订《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他临终前夕最看重的自己一生的三项成就之一。
在《独立宣言》发布前不久，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议案：建议殖民地各州尽快组建地方政府。闻讯后，杰斐逊有种无可名状的激动感，一连几天都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他如今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个机会。
原因呢？因为他预感这场独立战争将不会持续很久，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已是为时不远。在他看来，这片土地上一个个面貌全新的州，才是未来国家的真正组成部分，是以把州的工作做好，才能为美国奠定自由民主的稳固基石。因此，他迫切地想要回到家乡，参与到组建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工作中去。
此刻他已下了决心，要将弗吉尼亚建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以使弗州成为其他各州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从而为未来的联邦共和国先建立一个典范，一个自由国度的缩影。在他心中，这样的工作要比大陆会议的工作更有意义，也更为现实。
于是，当光焰万丈的《独立宣言》通过、发布之后，杰斐逊立即决定放弃继续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资格，回到弗吉尼亚去实现他一个更大的政治抱负，一项更为宏大的政治实践。
七
1776年9月，他离开费城回到弗吉尼亚。一个月后，他再次当选弗吉尼亚州议员。此后的几年，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这项“只有一个人承担的最有深远影响的立法改革”——自1776年秋伊始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在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等原则的基础上，摈弃宗教压制政策，重建弗吉尼亚新的宗教秩序。
回溯历史，宗教压制的阴霾笼罩在北美大陆的上空，已经很久很久了。从历史上看，宗教专制主义早在北美殖民地初创时期即已露端倪。本来，来自彼岸的千千万万移民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一片蛮荒艽野的北美新大陆，是因为不堪忍受欧洲残酷的宗教迫害。殊不知，北美这片土地并非宗教自由的天堂，实有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专制、宗教歧视——或许程度上有所轻微罢了。
早在1609年，一批英国殖民者在北美东岸的詹姆斯敦，建立了海外首个殖民地之后的不几年，当时弗吉尼亚英属殖民地的特许状就作出硬性规定：移民必须宣誓忠于上帝和英国国教会（英国圣公会）。
其后的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弗吉尼亚议会陆续出台了几项法令，规定了颇为严厉的宗教法规：英国圣公会取得官方教会，即正统教会的地位；正统教会的教义、礼拜仪式在宗教领域处于统治地位，信仰非正统教会教义的人即为异端分子，将要遭到殖民地当局的驱逐或迫害，直至处以火刑；父母如果拒绝让子女接受正统教会的洗礼，即构成犯罪；禁止非正统教会的其他信徒非法集会；正统教会不但在政治上地位崇高，在经济上也享有特权；另外，如果一个在正统教义下长大的人否认基督教的真实性，或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或否认圣经为神圣的权威，他将被剥夺担任教会、民政或军队中任何职务的资格。诸如此类的法令，不一而足。
杰斐逊将要在弗吉尼亚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就是针对上述种种宗教压制的法令、政策的。他这样做，一来源自自己的宗教观，也即，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去干涉涉及灵魂拯救的宗教问题；二来也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一百多年来，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脱离官方教会的信众越来越多，截至1776年，弗吉尼亚的民众已有接近半数不再信奉圣公会了。到了独立战争期间，非官方教会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1776年10月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前，要求取消圣公会的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弗吉尼亚殖民地当局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1776年10月7日，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开幕后的第4天，当天的会议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考虑有关宗教和宗教道德方面的一切事务”。杰斐逊经多方努力，终于如愿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入委员会名单上时，他不由得发自内心地冁然而笑。在这个委员会的19名成员当中，官方教会的捍卫者占了多数，与杰斐逊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仁——即要求进行宗教改革、改变圣公会居于官方教会地位之现状的改革派——则属于少数派别，
为了使改革派能够精诚团结、统一步调、在对保守派的论战中马到功成，杰斐逊竭力在他们内部做好协调、统筹的工作。这时，改革派当中一位身材矮小、稳稳静静的小伙子引起了杰斐逊的注意，此人的精干、稳重、思想敏锐，尤其是他对民主独到的见解不断赢得杰斐逊的欣赏。这个小伙子，就是被后人称为“美国宪法之父”、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了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
这年的麦迪逊才25岁，比人称“青年才俊”的杰斐逊还要小8岁。麦迪逊是弗吉尼亚的资浅州众议员，他刚从新泽西学院毕业，一直以来他对弗吉尼亚当地圣公会的懒惰、放荡、傲慢无知深恶痛绝。麦迪逊之所以离开弗吉尼亚，跑到新泽西州的小城普林斯顿求学，就是因为弗吉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由行为不检的圣公会教徒把持着校务，而在普林斯顿那座小城，当地长老教会成员的谦诚、勤勉让他心悦诚服。
思想的契合、气类的相近，使得杰斐逊与麦迪逊彼此印印相契、惺惺惜惺惺。他俩很快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启了俩人在弗吉尼亚宗教改革事业上堪称珠联璧合的伟大合作。
以杰斐逊、麦迪逊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派，向官方教会、向捍卫官方教会的保守派发起的一场论战的号角，即将吹响！
八
在州议会开会期间，俨然已成为议会活动家的杰斐逊四处活动、异常活跃。他利用各种机会，在议会里，在酒店里，在聚会上，向各方陈述自己的宗教观点：是否信仰宗教和信仰哪一派别的宗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容不得任何势力的干预；宗教应当与人类的自由二者和谐一致，而不是彼此抵牾；政府不应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教会，而应当交由社会去处理教会事务；等等。
那么，为什么需要宗教自由？
杰斐逊抬出过去的史实来说法，“假若罗马政府不允许自由研讨的话，基督教决不可能被引进来。”、“我相信，历史上未曾有以教领政的自由民权政府。”
1776年11月，杰斐逊在州众议院发表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演说。议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演说者首先历数国教教会在北美殖民地历史上的种种流弊，大部分是过去在欧洲相沿而成的弊病，甚至是触目惊心的各种犯罪；然后列举弗吉尼亚在宗教领域种种不合理的法令，譬如弗州法律规定以各种方式惩处加入异教教派的民众，甚至规定对异教徒处以死刑。说到动情处，他激忿填膺地指斥道，这显然是野蛮而残暴的法律！
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权力进行干预？他的答案简单明了：没有！原因是，人类社会组建公共政府，乃是为了保障自身无法独自保护的生命安全、自由权等人类天赋的权利。但宗教信仰显然与此无关，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类的私人领域，公权力应止步于此。社会中的每个男女，只须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
官方教会，杰斐逊以厌恶的口吻说，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说法。握有公共权力的官方，不应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特定教会，而应任其自行发展。他进一步警告说，倘若宗教成为国家的工具，就会成为自由的威胁。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暴政和奴役，因此，两者之间应当严格区分开来。他要竖起的，是一堵“政教阻隔之墙”！
接下来的申述最为铿锵有力，杰斐逊不禁提高了声调。国家的首要任务乃是维护自由，一个自治的、以正义和自由为根基的共和国，应将宗教主张和信仰崇拜（或信奉任何思想）的自由，归还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相反，由国家出面去支持某一宗教（或思想学说）的特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是再愚蠢不过的行径了，比如，英国国教会向非国教教徒强征所谓的“什一税”，即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又比如，国教会享有派教士主持婚礼的特权。
数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以打比方的方式，再次阐述自己的这一政教观：“思想活动不受法律的强制。只有当我们服从执行者时，他们才对我们的自然权利行使权力，但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愿让出自己的良心权，我们只对上帝负责。政府的各种权力如果扩大到这些领域，只能是对他人的侵犯。如果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或者说根本没有上帝，都无损于我的一根毫毛，我口袋里的钱少不了一分，腿断不了一条。”
1776年的第一个回合较量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弗吉尼亚议会废除了几项最具压迫性的宗教法令，譬如废除了那些将不经常去教堂礼拜、或采取其他的礼拜方式认定是犯罪行为的法令；免除了不信奉国教的民众必须为支持国教而缴纳的款项；此外，对国教教会的各项权力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是，圣公会在弗吉尼亚的国教统治地位仍岿然不动，改革派强烈要求的先停止向信徒征收的教区费（即向自己所在教区的牧师支付薪金等费用），也没有被废止掉。
在此情势之下，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开始了。这项工作，就是杰斐逊于1777年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
九
这一北美殖民地史上破天荒的宗教自由法案称得上石破天惊，有着不容置疑的气势：“全能的上帝给予人类心灵自由，而且他表明他的最高志愿是：使人保持思想上的自由，而不使其受到任何的箝制。任何以世俗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民事法规剥夺其活动能力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能使人们养成虚伪和卑鄙的恶习，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立者的旨意。”
《宗教自由法案》的核心部分——反对宗教压迫、申明宗教自由的执行条款——既简明扼要，同时又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以至于流传至今两百多年仍有着现实的意义。那是法案起草人郑重其辞的正告：“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去教堂做礼拜、或支付款项为任何教会提供经费；任何人都不得由于他的宗教见解或信仰，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强制、限制、侵扰、负担或其他损害。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表明信仰，并且据理坚持自己的宗教见解，不能因为他这样做而削减、扩大或影响他的公民权。”
原因是，“倘若我们允许政府将它的权力延伸到信仰的领域，容许它认定某些宗教的教义有坏的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某一宗教，那将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误做法，这将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
一言以蔽之，这一法案的核心观点是：彻底根除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干预，肯定宗教信仰和礼拜的自由！
草拟好《宗教自由法案》后，杰斐逊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这一法案。其后，杰斐逊就开始遭到各种各样的攻讦、诋毁和谩骂。有人散步流言指摘他对上帝不敬虔，说他背叛了真理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个“卑鄙的、未开化的家伙”、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基督徒之敌、邪教徒；有人到处造谣说他是小偷、诈骗犯、铸造假钱者、伪造文书者，还说他是个无耻的霸占孤儿寡妇之徒；一些圣公会的牧师对这份“宗教自由法案”极其不满，指斥法案为“无神论法令”，而起草者本人则是个诱人步入歧途的煽惑人心者；就连他原先的许多朋友，也纷纷来信对他的言行主张进行责备，质问他为何堕落成了个“无神论者”，这更让素来重视友情的杰斐逊伤痛不已。
而法案遇到的最大阻力，无疑是来自坚持国教教会统治地位的保守派，或者用句不好听的称呼，顽固派。他们的观点是，放弃国教教会的教义和价值观，那是对于上帝的亵渎。圣公会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统治地位。故此，他们反对宗教问题上的一切改变，至于理由呢，他们的解释显得理直气壮：“我们的信仰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
这些保守派人士结成了一个反对宗教改革的联盟，其中以埃德蒙•彭德尔顿（56岁，法律学者）和尼古拉斯•刘易斯（43岁，军官及地方法官）二人为中坚人物。前者坚持宗教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宗教领域的改变；后者则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笃信圣公会的内心情感。不可否认，这俩人的学识、辩才及资历确实超群出众，并且在宗教界均享有相当的威望，还精于玩弄政治手腕，使得保守派一时间也出了些锋头，闹了些风潮。
在彭德尔顿和刘易斯的周围聚集了一众支持者，他们公然叫嚣，“圣公会必须永远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官方教会。”有次杰斐逊在跟有人谈到彭德尔顿时，叹了一口气道，此人是他从政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危险的对手”。是以在议会的论战中，主张宗教改革的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力量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因此，这场宗教改革的努力经历了漫长的、艰难的历程。也因此，杰斐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就这么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
但让杰斐逊感到欣慰的是，在这场艰阻重重的宗教改革道路上，麦迪逊始终与他并肩作战、齐心戮力，且一度发挥了他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两年后，在1779年的上半年，杰斐逊当选为弗吉尼亚第二任州长，接替了前任州长帕特里克•亨利的职位，按照法律他再也无法参与州议会的工作了。这时，麦迪逊主动承担起了州议会中改革派领导者的角色，继续为宗教改革发声出力。
1779年年底，大陆军在北方的战场上捷报频传，弗吉尼亚民众的情绪高涨，在麦迪逊的争取之下，州议会再度将“宗教自由法案”提上议事日程。无奈此时颇有气势的保守派人士在议会里依旧对改革派暗斗明争、触斗蛮争，最后导致这一议案不了了之。
又过了5年，到了1784年，国会派遣杰斐逊作为外交使节驻往法国。临行前，杰斐逊就反对国教教会摊税的事务与麦迪逊作了一次长谈。翌年，即1785年春，麦迪逊写出了“反对宗教摊税的请愿书和抗议书”一文，随后向州议会提交。
麦迪逊的这份文书对杰斐逊“宗教自由法案”中蕴涵的价值观作了出色的阐扬，并且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真正的宗教及信仰生活来说，以强制摊派税金来维持其运作的做法，侵犯了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实在“亵渎了救赎世人灵魂的事业。”
然而，一如改革派预料的那样，这份凝聚了“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请愿抗议书依然遭遇了阻挠，直至失败。
十
形势日趋在变。所幸的是，变革的浪潮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离上两次提交“宗教自由法案”，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时光来到1785年。
在这五、六年期间，北美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最终赢得胜利，一个崭新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建立了。与此同时，昔日北美的贵族势力正逐渐地由盛而衰，而各种民主进步的力量正在稳步上升，社会上争取宗教自由的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在此情势下，麦迪逊乘机又将积压了多年的“宗教自由法案”重新提交议会，随后议会重又将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次，法案在州议会的审查程序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已大为减少，异议的声音也颇为微弱，支持的声音则坚定有力得多。形势比人强，昔日反对宗教改革的保守派在变革的时局面前纷纷转念，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人士也只是象征性地挑了几处毛病，然后不得不对之点头附和了。
最终，法案仅一处略作改动，在1786年年初，弗吉尼亚弗州议会终于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并将之编入正式的州法典之中！
法案包括三大部分：序言、执行条款和总结。与一般法律中序言只占全文较少篇幅不同的是，这部法案的序言部分长达600余字，占了整部法案篇幅的逾二分之一。序言部分庄严宣告：人类的思想活动神圣不可侵犯，其涵盖领域不仅包括宗教信仰部分，而且延伸至人类一切的心智活动，政府和国家等世俗权力须臾不可加以限制！
在序言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关于“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论述，这是一段高屋建瓴、义正词严的宣告：“最后，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对它不加干涉的话，他终将会占上风；真理是一位称职的反对谬误的斗士，足以战胜谬误，并且不怕去斗争，除非人为的干涉解除了真理的天然武装——言论和辩论自由。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批驳谬误，谬误也就不再具有什么危险了。”
在执行条款部分，法案规定了民众不得被强迫去参加或支持任何教会，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能因此损及其公民权。
法案的最后一部分，即总结部分尤令人瞩目。众所周知的是，作为公民自由和人权坚定的捍卫者，欧洲启蒙思想卓荦的继承者，杰斐逊向来服膺“受治理者之同意”的政治哲学思想，因此他向来主张，“地球永远属于生活于其上的世代人类，没有任何社会可制订永久性的宪法或法律。个人不能因过去世代的作为，而受到包含债务与法规在内的道德束缚。”然而，在阐述“宗教自由法案”的原则时，他却一反既往，认为不应对该法案设定届满时效的年限。看得出来，他将“保护人的思想”看得无比的重要，以至于希望这项法案的效力无远弗届了。为此，他在法案的末尾正告后世和今后的立法者：
“我们完全有理由声明，并且就此宣布：本法律所维护的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今后通过任何法律，来废除这部法案法或限制其适用的范围，那样的法律将是对人类自然权利的侵犯。”
要而言之，这部“宗教自由法案”保证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进而保障了公民的信仰自由，乃至于，思想自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潮荡的革命时代，这部篇幅并不算很长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通过，算得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是一部宗教自由的法律，也是一篇思想自由的宣言。
十一
就在“宗教自由法案”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在州议会获得通过之时，法案的起草人却远在异国他乡，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以外交使节的身份驻节法国巴黎，无法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当杰斐逊在巴黎获悉法案通过的消息时，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此刻他真是满怀的遂心快意，满腔的称心热忱，所有的辛劳努力在那一瞬间全都化为心愿告成的喜悦和欣慰。他兴奋得一连好几天心情都难以平静，在寓所里一遍遍地重读法案的条文，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每当他重读法案的时候，顿觉窗外的微风格外和煦，阳光分外明媚。这时他总会遥望着祖国的方向，不由在心中默默祷告，虔诚地祈求上帝保佑美国。
接下来，他在巴黎为法案的出版事宜忙个不停。法案付梓后，他又将法案分送给各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以期法案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令他同样感到喜悦和欣慰的是，通过出版和口耳相传，法案在欧洲各地广泛地传播开来，从宫廷到各国政府，从民间到社交场所，人们纷纷谈论美国弗吉尼亚州新出台的这部宗教自由法案，对这一法案给以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欢呼。
目睹此情此景，杰斐逊不由提起笔来给麦迪逊写信，向他的好友兼战友通报法案在欧洲获得的反响，并抒发内心欣喜的感受：“法案已经被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送到欧洲的各国宫廷和大部分国家的法院，法案还被收入新版的《百科全书》，而且法案也出现在有关美国的许多出版物中。”
在信的结尾，杰斐逊满怀豪情地尽情吐露心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想活动一直从属于国王、教士和贵族，如今终于看到理性的旗帜得以竖立起来，真是令人深感欣慰；我们有幸制订第一部法律，并勇于宣告人类在形成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以理性为依据。”
是啊，在《新约圣经》的开篇第一卷《马太福音》当中，当面对法利赛人的门徒伙同希律党人的诡诈试探时，耶稣的回答一点儿也不含糊：“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然而长期以来，地上的掌权者与天国的上帝之间一直难以“和平共处”，地上的掌权者恣意僭越上帝的权柄。在已经过去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神权政治的阴霾笼罩在欧洲的上空竟长达千余年之久！
如今18世纪80年代北美宗教自由法案的出炉，就像是黎明破晓前一道希望的曙光，又如悠扬的金石丝竹之声，它清晰地替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世俗的国家的政权，不可逾越属灵的上帝的国度，而应让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重归上帝！
五年后，即1791年12月，在政教分离已成社会共识的背景下，旨在保障公民人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在美国国会经审议后获得通过。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正是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灵感来源。在第一修正案中，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这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即表明了它在公民人权序列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两百多年来，宪法第一修正案对美国影响巨大，它几乎成为美国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护身符”，须臾不可离身，以至于一直以来许多美国人将之视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简而言之，宗教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一道，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石。
十二
谈论杰斐逊不应该不提另外一件大事：创建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存在于世已经将近两百年了，这所古老的、素有“公立常春藤大学”之美誉的全美一流公立研究型大学，是这位学者型建国之父研精殚思、精心设计的成果。这所大学两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深深地打上了其建校人创校理念的烙印。学者阮宗泽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所学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受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在世界上，也许更没有一所大学是创建人在75岁时用全副身心创建的。”
在我看来，也许还有更特别的。那就是，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史上，那些著名教育家办学治校的宗旨无不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入手，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西北角创立的哲学学园，其旨在“讲学授徒”；又比如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建的柏林洪堡大学，其创校理念是“研究与教学合一”、“现代大学应成为知识的总和”；再比如在北大校长任内革弊纳新、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美学教育”，另外他十分强调“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初叶一手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人杰斐逊，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了。晚年的他致力于在弗吉尼亚创建一所新的大学，主要并不是基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其着眼点仍在于“民主”和“自由”——他一生政治理念的两个关键词。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教育是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教育为民主政治最可靠的基础。”
至于原因呢，杰斐逊是这样解释的：“在研究了欧洲政治发展史之后，我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中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和腐败蜕化的苗子，为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必须让人民有监管政府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我看到，光有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和暴政，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应当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实行思想、言论与新闻自由，使人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当人民的心智得到开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素养、参政能力和判断识别能力，我相信他们就有能力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就能够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从而让政治变得民主，人民获得自由。”
这番教育与民主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说的真好。我觉得。
为此，我想偕同读者诸君一起回到两百年前，看看这位早已功成名就、如今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老人，怎样的去践行他一生的最后一项使命、最后一个梦想——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让我们一道看看这所誉满全美的公立大学怎样的从无到有，怎样的一步步按照其创建人的设想而最终成为州内最高学府乃至全美著名学府。
十三
美国独立了，弗吉尼亚的宗教改革也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杰斐逊夙夜忧思的目光开始投向另一个领域：教育。
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位屡建功勋、仕途顺遂的政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专门操心教育的事务了——那是教育专家的事。若就社会地位而论，如今年逾不惑的他已拥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官职已从州一级提升到联邦政府的层面，且前途被普遍看好，根本不需要靠教育事业的业绩来立身扬名，何况教育事业又是一件很费心劳神的事，但这个总是忙碌的中年人显然有着另一层次的思考。
“这个新的国家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这是杰斐逊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目光经常会注视这片土地上的座座校园，为教育领域的积弊忧心不已。早在1778年，当他还在担任弗吉尼亚州议员的时候，他就向州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宣扬“教育平等”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法案。这就是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而载入史册的法案——“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
这份法案内含的“无差别教育权”的政治哲学精神，来源于《独立宣言》中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经典陈述。为此，杰斐逊一以贯之地坚持认为，教育的权利应惠及全民，无论贫富、性别、种族、信仰、阶级等身份的差别，所有公民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有义务为所有的人、尤其是无能力受教育的穷人家子女，提供正当的教育。
因此，在他拟定的这份法案当中，他殷切呼吁“建立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比如属于基础教育的公立小学，应当为所有的男女儿童提供三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同时，法案还规划出了一整套涵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具体教育方案，包括学校建设、教学计划、教育方式等等。这套教育方案的目的，也是杰斐逊的良好愿望，在于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不断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使全体公民都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知识的熏陶。
尤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的条款和建议——无疑这是杰斐逊最为关注的领域。在法案中，他对自己的母校——威廉与玛丽学院（杰斐逊16岁时入读该校）——进行了一连串大胆的教学管理改革和学术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重新修订学校章程、改变学院的管理机构、改变教授职位的现状，直至成立全美各大学中的第一个选修制度、建立全美首创由学生自治的荣誉法则，等等。
按照这位教育事业热心者的设想，母校应当通过改革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州立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而非如目前弊端重重的现状，比如学院每年仅招收100多名学生，导致一些优秀的学子或无法入学，或因为贫穷无法完成学业；又比如，他愤愤地说，学院真可谓十足的奴颜婢膝，只知道巴结权贵，学院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官员——而不是教授负责；再比如宗教界人士对学院的影响过大，等等。
这些使人听起来不太舒服的刺耳声音，传递着一个毕业生对母校、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拳拳盛意。
尽管杰斐逊提出的教育方案包括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他主要还是将目光盯在发展高等教育身上。因为依他之见，小学无需很多的准备工作和费用，随时都可以组织起来；中学教育则可依照私立学校的方式，靠收取费用来创办；而高等院校在北美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一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并且他认为，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就需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今首要的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以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行动。
1800年，是杰斐逊就任副总统的任期第三年，他开始酝酿在弗吉尼亚建一所新大学的计划。这年年初，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熟谙教育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牧师，在信中他详谈了自己建校的构想。他想要建立的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它应该是一所“面非常广、自由空气浓厚和非常现代化的学府，使公众认为值得赞助，也能吸引其他各州的年轻人来共同分享一杯知识之羹，同我们亲如兄弟。”
1800年夏，他再次致函这位他打心底信敬的化学家，请求这位对教育、对治校颇有心得的学者帮他起草一份创立大学的计划。他在信中希望普里斯特利的计划，应该是“十分广泛，十分开明和现代化，因而值得用公款赞助，首要要有个完备的计划。”
这两封信后来被学者梅利尔•彼得森编入了《杰斐逊集》，才得以让后人读到，让后人得以了解到杰斐逊创建大学的思想脉络。其实还有更多的信件比这两封信更加深入地探讨过大学问题，真不晓得杰斐逊是怎样在那么纷扰的政治环境当中思考建校事宜的。据说他有时在白宫会用自己的薪金招待谙熟教育的学者，甚至还会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法国名贵葡萄酒，只为了向有识之士“取经”。长期的公职生涯他竟然没有积攒下一分钱，到了晚年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忧虑、忙碌，看来他为了创办一所大学真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杰斐逊的办校计划随着他于1801年2月当选总统、3月份就职而不得不暂且搁置。1806年，是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尽管主持联邦政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公事，他还是在百忙中抽空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建大学的提案。然而，弗州议会并没有买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总统的账。这份议案在州议会里宛如石沉大海，提案一事一直没有下文。
自从担任州议员时提出过一份教育议案之后，在杰斐逊后半生长期的公职生涯当中，因为陆续担任州长、民主共和党领袖、国务卿、副总统和总统，公务繁多的他实在腾不出时间、分不出精力来着手于教育事宜。
但创办一所大学，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念兹在兹的一大心愿。
十四
时机终于来临了。
时光来到1809年的3月21日，在他的继任者麦迪逊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杰斐逊带着他心爱的外孙、几大箱子的书籍，乘坐马车离开首都回到家乡蒙蒂塞洛。这年他已经66岁了，告别喧嚣纷扰的政治舞台，归隐宁静的家园，重新穿梭于熟悉的田间、农场、果园和庄园之间，创办大学的心愿如热血奔涌般不可抗拒地再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过着安隐、静憩的退休生活，他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偿夙愿了。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操心那些烦人的政务了，除了操持必要的农场事务和家务以外，他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教育的事了。以前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期间，他得以有机会对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还在欧陆各国购买了不少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日记、读书笔记，更是带回来了汗牛充栋的书籍。如今的退休日子，他每天都会拿出大块的时间细细阅读、研究这些书籍、笔记和日记，真个是潜精研思，乐此不倦。此外，尽管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杰斐逊仍和外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与国内和欧洲的一些教育家、学者频繁通信，与他们交流、请教、探讨有关高等教育的种种。
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体力多少有些衰弱，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有时候在书房工作了大半天会感到神疲劳倦，头脑昏昏然的只想睡上一觉，便会局局促促地躺在椅子上休憩片刻。虽说体力精力减退，并且多种疾病缠身，但他的思维能力却并没有减弱，工作的勤奋也不减当年，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对现实的洞察甚而更甚于从前。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与国内外教育专家交流之后，这个过着退休隐居生活的高龄老人啊，竟然仍是慧眼独具，你来看看他晚年的思想结晶，他的高等教育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改进、更完善，人类历史便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这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科学、文化知识，尤其依赖于教育。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及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累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这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印第安人之所以过着悲惨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崇拜他们祖先的所谓智慧，并且荒谬地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事物必须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似乎在渴望返回吃橡树皮的时代。”
“除了教育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土著邻居的状态？如果人类的生活，如我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教化和教育的普及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促进道德和提高人们的幸福而最应该依靠的手段。教育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防止当政者腐化堕落，而且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在当前把教育的好处扩展到人类广大群众的潮流中，可以看到人类幸福的巨大提高；而且这个提高将是无止境的。”
“高等教育是要增进国家的福利和光彩，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共同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协调和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靠渊博的政治经济学见识给公众以自由发挥其勤奋的机会；培养我们年轻人的推理能力，扩大他们的胸怀，培养他们的道德，向他们灌输德行和秩序的戒律；用数学和物理科学教育他们，因为这些科学推动工艺发展和促进人类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总之，大学要培养他们思考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与人为善、自身幸福的榜样。”
这是一个老人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精神遗产。
这些阐述高等教育的观点大多写于19世纪的头十年，时至今日已经整整两百个年头过去了。即便在两百年后当今这样一个资讯昌明的时代读起来，也依然让人感到大有裨益。
1814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杰斐逊被任命为位于弗州中部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理事，他开始利用这块阵地来推行自己的教育规划。不久后，他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教育计划：“在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建立一所大学。讲授有用的科学的所有学科各个科学分支如何分类及需要多少教授，在超过十个的情况下，由视察员确定人选。”
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呢？关于这所大学的选址，是盘旋在杰斐逊脑海中多年的一个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征询并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如今有多处可设立校址的地点摆放在他的案头。洛克里奇县的莱克星顿，奥古斯大县的斯汤顿地区均在竭力争取，而最具竞争力的，则是弗吉尼亚的东部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杰斐逊在仔细研究了弗吉尼亚的地图，精心比较了弗州各地的气候、地理、人口状况、风土人情等情况，最终选定了自己任职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所在地、也是阿尔伯马尔县府的所在地——夏律第镇——作为新大学的校址。
理由是，这里气候宜人，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并且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弗吉尼亚的中心地带，比其他几处更接近本州白人人口的地区。因而从总体上来看，杰斐逊自信满满地说，这里比所有其他备选地点都有利于作为一所新大学的校址。
后来，州议会专门成立的创校视察委员会经开会讨论，接受了将夏律第镇作为弗吉尼亚新大学校址的提议。于是，寂寂无闻的小镇有福了。
十五
1817年，已是74岁高龄的“蒙蒂塞洛哲人”正式开始筹建大学。他研精致思地制订了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审慎周详的教育计划，这份计划将教育制度分为三大部分：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和大学，不用说，计划的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大学。
杰斐逊简略地阐述了初级和高级学校的计划，接下来就花了大量笔墨来谈大学的宗旨：“大学是最高学府，它应该由许多职业性学院组成，专门培养建筑师、音乐家、雕刻家、经济学者、科学家、园艺学家、农学家、医生、历史学家、牧师、律师及各级管理人才。”他想要创建的这所大学，应当是一个“讲授所有科学学科的学校，并且要达到人类头脑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看得出来，他不想办一所仅限于地方一级的高校。
翌年，即1818年，在杰斐逊好友、创办大学的有力支持者约瑟夫•卡贝尔先生的推动下，弗吉尼亚议会终于接受了杰斐逊所提的创建一所大学的议案，并为此专门拨款15，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州议会同时指定了一个“24人筹备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处理有关的建校事宜，委员会中除了杰斐逊、麦迪逊、约瑟夫•卡贝尔外，还有科克、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等人。
杰斐逊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起草“弗吉尼亚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的任务，以便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建校理念尽诉其中。在这份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报告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创校校长在课程设置上费了一番思量，他将弗大的学科领域分为10大类，包括古代和现代语言、纯数学、建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解剖学、医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法学、伦理学、文学和美术、修辞学、观念学等，学科之齐全，文理之兼备，在当时的美国高等院校中实属罕见。报告建议本校聘请10位教授从事教学事务，为此他希冀能以高薪从大西洋两岸延揽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他还希望这所大学不但招收本州的学生，也能够吸引外州的青年学子前来求学，从而使弗大成为他们珍视的母校。
1819年1月，州议会正式通过成立弗吉尼亚大学的议案。两个月后，75岁的杰斐逊众望所归地当选为弗吉尼亚大学首任校长——他一生的最后一项公职。从此刻起，他将自家的庄园事务尽都交由孙辈处理，而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这位须发皆白的校长已经顾不上身体的老衰，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
他几乎包揽了创建学校的一切重要事务，比如勘查校址、决定馆址、设计校舍建筑蓝图（教学馆、教授公寓、学生宿舍等）、绘制图纸、调整和修订建筑设计、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工程进展、雇佣大理石雕刻师、雇佣砖瓦工和木工，以及各样琐碎、繁杂的学校事务。此外，他还派人到英国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学府，四处物色欧洲的优秀学者来校任教。最困扰他的一大难题，莫过于建校资金的匮乏，州议会的那1万五千元拨款，对于一所高校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一会儿请求州议会再拨出更多的款项，一会儿请求州政府从本州的一些基金会那里获得贷款，一会儿又发起了一个“募捐基金运动”，恳请社会各界对本校的捐赠，总而言之为了筹措建校基金，这位弗吉尼亚大学的“首席管家”搜肠刮肚想尽了一切招数。
上述这些工作日志，他记录地很认真，我们读起来很感动，为着一位高龄老人的办学热忱、事必躬亲。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担任校长之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完全就是为这所大学而活的。
如何执掌这所弗吉尼亚州内全新的高等学府，他想了很多，也想得最多。他以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于政府的服务职能——保障民众的自由和人权——深有体会，那么一所大学校方的服务或管理职能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对待高等学府里的学生们，是不是要像对待公务员那样需要纪律严明呢，还是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抑或是，在“约束”和“引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此，他思考的结果是，管理人数众多的青年集体的最好方式，的确是我还没有掌握的要务。但我有理由相信，对于品格的自豪感、值得鼓励的抱负和道德气质，是一个适当的大学管理体制所必须的。这一体制如果是建立在理性和礼貌基础上面，将更有可能会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培养一种秩序和自尊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说，大学校方既要注重校内各项事务的“秩序”，又要兼顾学生的“自尊”。
但我想，最能体现这位创校校长自身特质的，莫过于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推行的自由教育、校政民主的理念。他试图在大学内营造一种浓郁的自由气息、民主氛围，进而培养出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学生。在这方面他有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学校鼓励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地去他选择的学院上课，并且只能由他自己来进行选择。弗大的校政事务实行民主，大学领导层由教授选出，教授在校务上享有发言权、建议权乃至决定权，也即实现“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在学生中间实行教授指导下的“自治”，也即学生们的自我管理。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弗吉尼亚大学颇具特色、声名远扬的“荣誉制度”，也即要求弗大每个学生的每份作业、每篇论文及每张试卷，都要声明“我以一个弗吉尼亚大学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从他处接受帮助。”，而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是全体学生。依靠“荣誉”二字来鼓励学生的自我约束，建立学生的自我管理制度，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以至于有人说，杰斐逊留给弗吉尼亚大学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的自治传统。
至于硬的一手呢，是让大学尽量免除不当的宗教限制和政治影响。他摒弃了其他大学聘请神学教授的做法，而根据宗教自由的原则，建议本校不聘请神学教授来校任教，在学科上也不开设宗教课程。另外，这位校长还要求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学校的管理，政府公款不得用以资助教师的教学活动。总之就是，要在大学里让“教育”与“宗教”和“政治”分离，既避免宗教势力对大学的桎梏，又警惕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影响。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弗大成了美国第一所与宗教学说完全无关的大学，校园内以图书馆为中心，而不是当时大学普遍的以教堂为中心。在大学与“政治”分离方面，弗大留下的一个典型传统是，历任美国总统都不能主动到公立大学发表演讲，以防止公权力对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干涉。今年8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白宫原计划借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剧场和图书馆广场，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一场谋求连任的造势演说。但弗大以“学校的教学将因此受到干扰”为由婉拒了白宫的要求，让奥巴马吃了一次闭门羹。
要我说，这软硬两手不单只是校政管理上的行动，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倾注。这两手行动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汇聚成同样的目的：让学生和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宗教和政治远离大学，让大学成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大学”。
十六
岁月是一台公正的收割机，收获了一个老人多年来的辛劳和筹谋。1825年3月7日——杰斐逊晚年最难忘的一个日子——弗吉尼亚大学在经过数载艰辛的筹建工作之后，正式开学了！
这是弗吉尼亚大学令人难忘的第一天，却是一个场面冷清、简陋寒碜的开学日子。来参加开学典礼的，仅有区区30名的新生。只见叶绿如洗的草坪上，有10个帐篷形状的亭子，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亭子里，或彼此交谈，或倾耳聆听。校园内的各项设施还不怎么齐备，提供给新生入住的学生宿舍设备极其简单，里面只有几张床铺和一排高高的书架，图书馆大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馆外墙立面装修的脚手架也是醒目得很，一座教学楼只好临时先用作图书馆。尽管如此，这场开学典礼的仪式却是庄重的，高雅的，有板有眼的，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微笑，尤其是在典礼上致辞的那位最年长的校长先生，语调激昂得像个少年人，面容欢快得又像个孩子，欢喜的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如他在开学数星期后的一篇日记里所写的：“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深感欣慰。我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
受杰斐逊之推荐，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二任校长。
至此，他已觉可以无憾地走向生命旅程的终点。
十七
1826年6月下旬，美国各地举办了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以庆祝下个月初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纪念日。这时，在家中卧床休息养病的杰斐逊，接连收到来自首都的请柬和信件，邀请他前去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如今已届83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已极度虚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腹泻病和泌尿疾病，连下床都非常的困难。他强撑着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对邀请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自己现在连家门都出不了了。
数日后，他请来了自己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罗步利•邓格利森博士，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自知来日无多的他，随即将一家人全都叫到了床前，留下一份遗书交给女儿玛霞，并与他的外孙伦道夫就后事做了安排与嘱咐。7月1日和2日连续两天病情恶化，无论白天夜里他都处于昏迷状态，间或会苏醒片刻。
到了7月3日，他就几乎一整天都昏迷不醒了。傍晚时分，他突然醒了过来，看见儿孙们全都守候在床前，随即缓缓问道：“今天是7月4号吗？”声音沙哑而又模糊。但显然，病榻上的老人思维还是蛮清晰的，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份心愿——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的日子，告别人世间。回答是：“还有几个小时。”数小时过后，午夜前夕。他又问道：“4号到了吗？”回答是：“马上就到了。”
7月4日中午1时许，昏迷数日的他血液循环渐渐地更加缓慢，手腕上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了。蓦地，他又清醒了过来，再度问身边的亲人，“今天是7月4号吧？”这回的回答是：“是的，今天是4号。独立日。”只见他带着满意的表情微笑了一下，以极其微弱的嗓音喃喃自语了一句：“噢，上帝！”，然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再也不醒过来。
此刻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世仅仅数小时后，他晚年通信最为频繁也是最亲密的友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同属“国父群”之一的约翰•亚当斯也溘然长逝，追随得那么急促。
这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让他戏剧性地在自己最看重的一个日子去世。50年前，他起草的那份宣言传遍了世界，成为这个新生国度最重要的一个节日；50年后，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以及他心目中“独立宣言最佳的辩护人”在同一天离去。真的是一天也不差。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个耄耋老人的特别恩典。上帝满足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让他没有遗憾地离开人世。上帝还知道这位中年丧妻的鳏夫太过孤独，所以特意安排他晚年的好友与他携手同行。尤其是，上帝怜悯这个老人长年累月的辛劳。这个娴熟的小提琴手，一生演奏了许多华丽的乐章；这个勤勉的美国人，一生干了那么多漂亮的事，他一定非常的疲累。现在，是该好好休息了。
写于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间因其他事务数度耽搁而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