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2-11-28

今天听到几位律师和几位教授发言，以他们亲历的事实，揭露重庆“以黑打黑”事件的黑幕，你们介绍的情况,有些是闻所未闻而且骇人听闻的。

我在《炎黄春秋》今年第６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里面实际上也把重庆事件作为一个背景来谈，那里面的材料虽然只涉及很少部分，远没有今天你们所揭露的深度，也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

我很赞成陈有西律师发言的这个题目《反思重庆现象的国家意义》。重庆事件、薄熙来事件不仅是个重庆问题，而是中国问题，假如说有个中国模式的话，那么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某种意义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并不夸大。就好象重庆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现在把它割掉了；但割掉了并不表明全身癌细胞全部被消灭掉了。所以，讨论重庆的事件必须站在国家角度审视这个问题，要考虑到整个国家制度和思想渊源。

总结重庆教训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具体总结，比如薄熙来专权霸道，司法不独立，以黑打黑，无法无天，刑讯逼供，等等。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解决了这几个具体问题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或者我们许多党政干部思维理念上的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在１９４１年就已批评过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以及中国农民革命的固有传统的遗留：所谓“打天下者坐天下”，“成者为王”，引申过来打天下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就可以得到整个天下的一切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司法资源，这些被视为打天下者的胜利品。这就和古代封建帝王奉行的宪则类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国土到臣民都是我的。

我国八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七、八、九、十、十一条分别规定国营经济与农乡集体经济、自然资源与土地、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等也都归全民或相关集体与公民所有；第二十九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宪法第二章各条则确认了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与自由。这些都囊括了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皆属于人民和公民所有。但人民是不是真能享有和掌握一切权利与权力？实际上，不少党政领导人自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一切资源属于咱们共产党，或者可以全由我们党支配。这在50年代、60年代的一些领导干部就有这样的思想，我打的天下，我就可以拥有一切、调动一切，国家等于是我的私有财产，可以由我任意支配。

当时最高领袖有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什么能领导一切？因为他认为我享有一切，所有社会资源都是我的，我就可以随便支配。不是有一位将军说：“你要想把我们赶下台，你拿3千万人头来换！”我也是共产党员，也参加过地下党干革命，也为新中国奋斗过，但我奋斗过不能说天下就是我的了，就可以任由我支配了，不是这样的。这种“打天下者得天下”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很根深蒂固的。我拥有一切，就当然可以领导一切、控制一切。薄熙来就相当于被分封的一方诸侯，拥有重庆这个独立王国的一切。

一个小的单位，只要他是第一书记，他就掌握了本单位所有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支配权，就能由他调动一切，由他说了算。这就把社会资源、国家资源都看成是党所有，或者第一书记所有，或者某个个人所有。为什么薄熙来可以调动公检法、公安局长成为他的家丁打手？不但他可以个人专断，而且还可以调动公权力为他个人的私利服务，甚至去帮他谋财害命，可以调动公安局长一伙人去保护他和他的妻子杀一个外侨！因为我们的制度使他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体制上解决：国家的一切精神与物质财富归人民还是归执政党？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我觉得现今只讲依法治国都不够了，因为党的一把手还掌握立法权，他们可以操纵立法机关通过保护特权集团的权益的法律法规，然后以这种恶法来治国、治人，也号称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所以，“依法治国”应该提升到“依良法治国”、“依宪治国”。如果党国体制不解决，薄熙来解决了，别的地方还会发生这种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美国前总统里根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拥有国家的政府，……除非人民授予，我们的政府便毫无权力可言。”我可以把他这句话稍微套用一下：“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党。除非人民授予，我们党便毫无权力可言。”这也就是习近平曾经指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国家一切的权力、一切资源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更不是归属某个个人（党的最高领袖和党委的第一把手）。也正如俄共总书记在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时说的，苏共亡在“三垄断”：垄断经济，垄断权力，垄断思想。

所以我觉得，要真正吸取重庆事件的教训，就必须改变“坐天下、得天下”、拥有天下、领导一切、支配一切这种旧思维、旧制度。我们常常自夸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搞所谓举国体制，办个运动会或展览，动不动可以调动举国资源和力量，因为觉得举国都是我共产党的，可以不经人民、人大通过就调动一切。如果这种思维和体制不解决，还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张熙来、李熙来，还会出现重庆那样地方性的文革。这个问题应该提到我们面前，“十八大”以后，最核心的就是应当重提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就提出的任务：“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不改革这一点，其它的问题都不能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