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由此也就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一党领导的政党制度。然而，中共政党功能与现代社会政党的功能比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资源的流失。要深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世界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政党一词的英文本意为一部分或同伴、部队、聚合等意思。欧美于17～ 18世纪开始在政治生活中使用这一词汇。当时政党与派别同义，指社会上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到19世纪，政党与派别两词才分开，派别专指一党之内的不同属系。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已有\”朋党\”、\”党人 \”之说，当时是指上层社会中利益、观点一致者的结盟。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强化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往往视结成\”朋党\”大逆不道。士大夫阶级也曾流行\”君子不党\”之说。现代意义中文中的\”政党\”一词来自日本。从 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介绍西方政治时开始使用\”党\”和\”政党\”概念。这里所指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政党是欧美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近现代西方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的基本特征或要素主要有：①有自己的政纲、主张和方针政策；②有独立、系统的组织结构；③有党的领袖与成员；④有约束自己党员的纪律规范；⑤通过党组织活动，赢得社会的支持，争取执政或参与执政。
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美国于 18世纪80年代产生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派，后发展为政党。1847年建立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学说为指导的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几乎成为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到20世纪 80年代末，世界各国政党总数已约有4000个。
现代社会政党的基本社会功能是形成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执掌或参与、监督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现代社会政党的基本功能归根结底是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在民主制的国家，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决策。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的功能，在夺取政权前主要是制定革命纲领，通过党组织联系、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后，又要凭借暴力而不是选票箱推行一党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性质与职能的党。尽管我们也称其为\”党\”，但和西方政治学的\”政党\”概念不可同义而语。这样的党已发生了实质性功能的转变，成为了暴力夺取政权与暴力镇压其他党派竞争的\”政府\”缔造者。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多元政治参与的工具，政治家的目标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国家里，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排除多元政治参与，政治家的目标是垄断政治控制权。在西方先进国家，政党和国家是两件事，但在中国，党即国家，党国一体。由此可见，中共政党功能较之现代民主政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
具体地说，中共政党功能具有以下变异：
一、自造政治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同政府。而且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选举得到确认的。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政党重要职能是选举工具，以政党形式争取民意来建立政治合法性。但中共的政党职能却是开展以暴力为主的政治斗争，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来自创政府，建立合法性的。从中共以前的\”边区政府\”到建制后的中央政府都是这样建造的。这种政府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塑造的。政府的合法性根本就是取决于党夺取执政权的逻辑性。在这样的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政党内部的问题必然转化成为政府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党府相依，党亡政息。
二、独掌国家政权。民主社会的政党只能通过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参与、监督政府。而中共不仅自创政府，而且缔造议会，使一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得以表达。中共执政的方式，一方面通过重要立法提案权与重要人事推荐权自上而下推行政治权力，把握政治体系的构造，推动政治体系的运作；另一方面通过基层党组织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自下而上同国家政权体系衔接，从而建立一党全方位的操控国家权力政治体系，以排除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
三、限制政治参与，维系社会稳定。在西方政党本来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共执政以后，最大的职能变化是从鼓动民众政治参与到限制民众政治参与的转变，不再允许他人组党结社、参选竞争与表达自由，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人民的政治愿望强行整合进自己领导的政治过程中来，以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政治稳定是一党执政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共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要通过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实现政治稳定。即通过整个政党体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控制和转移社会动乱，防止有组织的新兴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活动，使之与整个政党体系协同，而不会成为破坏力量。但党还会挑选不同社会阶层代表，按党的意图表达自己利益的要求。这就是党允许存在，但必须绝对接受领导的八个\”民主党派\”及政协组织，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系，能有效地开发、掌握、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动员整合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自上而下形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
四、垄断意识形态功能。中共通过执政后确定政经一体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唯我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与法律相结合渗透到整个社会公众中，以成为清洗、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具体红色政治形态，从而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培育和整合机制，中共一直担负着 \”主导思想舆论阵地\”的重担，并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积极探索整合、垄断社会意识形态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五、控制社会政治资源的功能。因为执政党的权力是通过政治国家渗透入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由于这种权力不受监督导致变异，党的权力会无孔不入，毫无遮拦地通过国家机器聚敛所有政治资源，以实现政党对国家的统治与对社会的控制。根据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为政治资源，包括财富（金钱）、社会及政治地位、知识、信息、能力、投票、立法权、对传播媒体的控制力、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武装威胁等等。一般地说，可资确保一党执政以维持政治稳定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因素都可转化为中共一党执政的政治资源。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共的执政能力最主要的体现，就在于控制社会政治资源的功能上。然而，更具意义的是，中共在努力加强控制社会政治资源的功能的同时，自身固有的政治资源却在后文革时代的权力贪腐过程中大量流失。从理论上讲，中共固有的政治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精神资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在欧洲各国政治斗争与苏联的政治实践基础上形成，又经过中国领导人的继承发展构建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识形态。二、组织资源，即各级干部与 5800万党员，通过高度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一个向社会各个层面分布的格局。三、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全面控制政治国家，从而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其主要方式是主宰国家权力和行政机关的运行、向国家机关推荐领导人员，对公、检、法和军队的实行一元化领导等。
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从精神资源、政治组织到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中共执政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中共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眼下，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变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共执政方式的某些转变，党内资本群体的产生和贪腐思想腐蚀了大批党员干部，加之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等种种因素，导致中共一定程度上政治功能的淡化、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以及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这就决定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方式的危机。胡锦涛在 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承认，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他为此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如今整个社会对中共一党政权认同意识普遍下降，转而开始追求新政治价值与理想状态。但目前由于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尚未产生与共产党比肩的政治力量与团体，八个花瓶民主党派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支部\”，因而中共政治资源的外流似乎还没有显现出新生承受主体。然而，中共政治资源这种继续不断的外流，最终必然会导致姗姗来迟的民间社会的崛起。
从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约 50多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在这种环境中下，中国一党领导的政党体制已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各国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揭示出一个历史规律，任何一个执政党，其执政地位之获取并不能一劳永逸。这个规律所隐含的挑战命题在于，执政党如不能赋予其新的执政内涵，不断改革自身功能并得到外部有效的监督，就很难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