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各地都举行了不同的纪念活动，中国大陆的南京及各大城市，也举行了少见的各种纪念活动。

南京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了70年，但人们不会忘却。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就如同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史永远不会忘却。但中国人的痛楚也许更超过犹太人，因为毕竟二战结束后，欧洲和犹太人清算了法西斯罪行，德国战犯没有逃脱历史的审判，这是因为犹太人把希特勒法西斯的暴行不断的暴露于天下，那些逃匿的法西斯罪犯一直在被追捕之中；犹太民族从未忘却沉痛的历史。而其中，人性的呼唤感染了所有的民族。

中国人不同。笔者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抗日，国民党及国军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是卖国贼，是汉奸。中国的教科书中充斥了共产党抗日的歌功颂德和国民党军队勾结日军的丑陋，更遑论“南京大屠杀”，少年时代更是闻所未闻。抗战胜利后进行的是空前的内战，其战争的屠杀和残酷并不亚于抗日战争，那些抗日的英雄，在共产党看来又成了“战犯”，比侵华日军还要暴虐。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国民党军队也是如此。于是，在毛泽东时代大陆中国人的心目中，日军与国军都是等同的禽兽。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狼是兽性，哪里有人性可言。当人们觉悟的时候，狼性的基因迫使我们只有民族的仇恨，缺少人性的思考；迫于共产党专制的压力，在民族问题上，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我们更多的人依然屈服于共产党的暴力，依然在自觉不自觉的跟随共产党用谎言编织的历史走。

南京大屠杀决不能忘却，但是要我们忘却的是共产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是共产党的禁忌。就是到现在，中共也不允许民间成立研究机构，更不允许民间的纪念活动；九一八、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八一五抗战胜利，在香港，这些日子每年都能看到民间组织的各种纪念活动和游行，而身为大陆中国人，我们却不能，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翻遍毛泽东选集，没有南京大屠杀；翻遍毛泽东诗词，没有一首抗日的诗篇。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指责国民党不抗日，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侵华战争，放弃对日索赔。其实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南京大屠杀杀的是国民党军队，杀的是国民党首都南京的臣民，与中共何干？

多少年来，中日关系的冷热完全掌控在中共手里。中共是一个利益党，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在与前苏联关系恶化时，战略上需要拉拢日本和美国对抗苏联，于是就中日友好；在武力解放台湾问题上，中共利用民族主义煽动民众仇恨日本、美国。何时亲日，何时仇日，完全根据中共的战略需要，中国人民只不过是中共的任意摆布的棋子。

纪念南京大屠杀，常常使我联想起“解放战争”时期共军围攻长春，平民百姓无辜饿死据说有15万人；土改和三反五反镇反有多少人被屠杀；57年反右运动有多少知识分子被劳教迫害甚至饥饿死亡；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至少3000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文革期间迫害和武斗几百万人死亡；1989年北京学运有数千人被枪杀。纪念南京大屠杀，上述中共的罪恶罄竹难书，谁来清算！

在我看来，当我们无法纪念中国当代史上数次人权大灾难时，我们也无法真正纪念南京大屠杀。

反思南京大屠杀，有两篇文章向读者推荐，一篇是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朱学勤的文章《我们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另一篇是四川作家冉云飞的文章《民族的多重耻辱：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

限于篇幅，本周新闻聚焦摘录部分媒体的部分报道和文章。

●反思历史，纪念南京大屠杀相关评论

▲南方都市报发表学者朱学勤的文章《我们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

转眼间已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年纪念，从“七七事变”起算，中国宣布全民抗战也已经七十一年。抗战八年，军民伤亡达2900万之众，物质损失不计其数，人权、物权牺牲之惨烈，超过二战任何一个参战国。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个中国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战争戕害的记忆，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呐喊，没有理由不纪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之补偿、民间应发之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权舆论中还不及当年的战败者日本与德国。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这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造成这一基本面之外因，当然有欧美中心论作祟。我曾利用在美国短暂访问，关注过他们通用的二战史地图。中国本土战场在那一类地图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淞沪战役这样双方投入上百万军队，作战规模不亚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决战，也找不到相应标记。而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对日作战经过，从珍珠港事件到后期逐岛争夺，事无巨细，一应俱全。如果是美国史地图，这样标记无可非议，作为二战史地图，如此绘制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够格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读那样的二战史地图，心情可想而知。

若论内在原因，所在多矣。谨以今日可言者试言其三：

一、数据随意，忽上忽下。如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从日军在华建立户籍编制，到今日户籍管理，也许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有长期民事档案可查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中国曾不断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活动。翻阅当时报纸杂志，报道中日联营参与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印象中最深的是《收获》杂志，曾刊登该刊主编参加广岛反战归来的长篇散文，作者访问那里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绘其创伤，绘形绘色，极富感染力。虽说日方民间创伤也应该纪念，但作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同情心已经转移，显然不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军，而在被盟军击败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当年是催逼抗战的先锋，为此曾鼓动学生上演多少街头政治，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同情心转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坚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为第一？那样的文章那时并不罕见，在这里仅举一例。作为左联成员，他们都参加过八年抗战千里流离，饱尝颠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样的文章只反映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反映他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学汇入左翼意识形态成为其组成部分，令人齿冷，那是一代人的错误，没有必要苛责个人。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底层民众不能正常抒发战争苦难，这一民族能够发出的声音却是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观感？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观察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

三、制度落差，制约民意。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在民主制下，一个社会并没有统编教材，虽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却绝无权力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我们以己之“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贻笑大方而不知。反过来看自己，同样以巴金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戒惧后人崇尚暴力、残害同胞，时至今日，这一遗愿实现了没有？

人自轻，方有外人轻之。比上述阅读美国二战史地图时间更早，我曾在上海录像馆看过一部内部放映的中日邦交十周年纪念片，制片者为日方，价值立场中间偏左，可谓友好人士。片中说，田中角荣访华签约前曾派出一个外务省代表团打前站，一行人启程时有预案，应对中方可能提出战争赔款，谈判着力点不在有无，而在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方没有思想准备的地方，谈判差点“崩盘”；而已经有预案的战争赔款，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零障碍”过关！“喜讯”传到东京，一直在等待谈判结果的日本外务省大喜过望，整栋楼欢呼起来，灯光一夜不灭，喧闹激动，通宵达旦！这一画面使我受到的刺激，坦率地说，要比后来翻阅美国二战史地图深刻，不是郁闷，是愤懑，回家枯坐，整整一晚不想说一句汉语。

我们该从历史中学习什么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孤立存在。本民族王朝循环历史惯性还在，垂直向下；外来横向冲击及其反应力图打破这一封闭性循环，将垂直维扳倒，趋向水平维，改封闭为开放，将中国与世界联成一片。垂直维与横向维交集成一个动态十字，沿对角线前移，历史趋势是打破王朝循环，走向现代民主。此后发生多次中外战争，无论是单独对英、对法、对日，乃至慈禧同时向八个国家宣战，那都是王朝战争，屡战屡败，与1938至1945年具有现代意义的全民抗战不可比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民主阵营联接在一起，民主阵营胜，中国民主前途存；世界民主阵营败，中国民主前途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前此后中国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光明如此幸运的战争结盟。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付出最多，最终哪怕是惨胜，中国人也是赢得最多，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将自己的双重命运——民族与民主的命运全部抵押了上去，赢得了双重前途。由此而论，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是20世纪中华民族诸多纪念日中第一纪念日。这一天具有双重意义，无论怎么纪念都不过分：她不仅挣脱了民族危亡，还赢得民主建国的前途，甚至赢得世界四大列强之一的历史性地位，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该从这一年这一天开始。

随后而来的内战打断了这一前途。抗战八年以惨胜终，中华民族何等幸运，抗战之后紧接内战，中国民众又何等不幸？中国居然成为二战参战国中唯一爆发大规模持久内战的国家，甚至二战结束，因二战而起的冷战也已经结束，内战穿越冷战，台湾海峡成为中华民族空前胜利之后，却立刻切下的巨大伤口，至今未能愈合。日本利用两岸内战状态，迅速摆脱另一战败国德意志被管束地位，不仅没有承担应付之赔款，相反是来回要价，与两岸分别签订和平协议，过程拖延30年之久，享尽渔人之利。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理应赔款明偿，却以贷款暗索，战胜者无光明正大之气象，战败者有放贷让息之怨恨，不伦不类，暧暧昧昧，与欧洲战场结束后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年年纪念抗战，却不能赢得二战胜利后世界进步舆论甚至战败国舆论应有敬重之根本原因，也是上述基本面之基本。

▲四川作家冉云飞发表文章《民族的多重耻辱：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

2007-12-14 星期五（Friday） 晴

我当然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从来不曾忘记。我没写一个字，我要看看官方的表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让民众满意过。官方虽然昨天在南京大屠杀，看上去场面隆重庄严肃穆，但那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何足真正能够让多灾多难民族带来令他人的尊重？今早打开邮箱，看《南方都市报》评论中有朱学勤先生的一篇长文《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感觉到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人真正认识到南京大屠杀为何没有得到有效纪念，为何日本老有人不承认其屠杀罪行的因由之所在。这文章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找，我在朱学勤先生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使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能够进一步地深入讨论下去，以使我们在纪念当中能够获得更多之教益。南京大屠杀得不到应有之纪念与尊重，固有外因，这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内因，我们为什么死难这么多人，却没有受到相应之尊重？


一、轻率地不要日本战争赔款。五十年代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他早已准备战争赔款，但中共出于反美，以及和拉近距离的需要，完全放弃。正如朱学勤所说，在一部电影中，整个日本外务省大肆欢呼，彻夜欢腾。党派私利战胜国家及民族情感，才使战争赔款化为乌有，这使日本人从心底里面瞧不起你中国人，但官方的意识形态却以此自傲，其实这是官方卖掉所有中国人的情感与血泪，来换取小集团的私利。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加以反思乃至谢罪，你很难获得日本人的尊重。  （图：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有奶便是娘作风，令人齿冷。四九年后，由于大陆官方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民主自由之国家的制裁，是意料中的事。但这制裁中最受伤害的是被官方绑架的民众，生活痛苦不堪。五十年为了反美，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惜丧失尊严地媚日，频繁地去报导日本的战争痛苦（日本受到的伤害当然也值得同情），却对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很少提及，或者遮遮掩掩，更不用说提及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屠城。党派利益一旦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那么普通个体只是为党派利益买单的一堆行尸走肉，再也不是什么有灵魂有尊严的个体。

三、自毁长城，人必轻之。中国是二战之后获得反法西胜利的国家中，却大规模爆发内战的国家。勇于内斗，造就的是丧失发展机会，埋下海峡两岸至今难以医治的祸根。前两天我曾在《国共内战时期标语举隅》中引用过两条标语，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一条是 \”国民党、共产党是国家的妖孽，人民的公敌\”（1947年5月21日），再有一条是\”清算国共双方出卖国家蹂躏人民的内战罪行\”.当时的大学生都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国共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是拿人民当作党派私利的炮灰而已。正是双方精于内战，无心真正去纪念死去的三千万同胞，包括南京大屠杀。从这点意义上讲，四七年的学生大游行的标语，真是讲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四、具体数字为何难觅？正是因为二战刚结束，我们爆发了兄弟阋墙的大规模内战，才使我们无心去纪念那些死难的同胞，国共双方都无暇去细数那些创伤，并从中安慰那些死难者。在此种情形下，怎么可能利用我们的户口制度（日统时期也有）和民事档案，来调查南京大屠杀中的每一个个体。没有每一个活生生个体之纪念，是空洞之纪念，是视人如草芥的所谓纪念，是漠视人权的假纪念。除了专制国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纪念牌和死难数字，都精确到个位数，这是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而是这里面包含着对人类深深地的爱惜、悲悯与同情，有物伤其类的不竭哀伤。国共内战，双方无暇去管那些尸骨未寒的死难，以及那些残存之余生者。四九年后，中共得鼎后，因为联合日本反美之需要（其实这是一厢情愿，日本在美国的暂时管理之下，早就走了民主宪政及经济腾飞之路），根本无心做什么南京大屠杀的细致调查，让那些尚存的活史料（幸存者）、诸种档案灰飞烟灭，视而不见。这样的政权，置民族灾难与疼痛于不顾，你说他是什么政权？我们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者，依旧没有感到个体数及他们名字的重要性，列出个体数据与名字，具有一种不可辩驳的震撼力量。哪怕调查下来不及三十万，但具体到了个体，依旧逃不脱大屠杀的罪恶。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纪念，是应该真正具体到个人，当我们八十年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残损的具体数据，也可以告慰先人，请参看拙文《铭记所有无辜死者》。

五、民间意见之表达。官方当然为了自己的小集团私利而放弃对日赔偿，在八十年代前还不准民间自由表达自己对日本索赔之理念，真是可恶可耻到极点。不特如此，就是如今，官方也控制传媒，不准民间理性的向日本索赔的声音。反倒是他们为了转移国内民生视线的时候，利用不清醒的民族主义，如抵制日货等，又一次达到自己党派的私利。如果犹太人没有一种像样的民间表达，大规模的声讨以及审判，包括出版许多著作、电影、电视作品等，世界上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犹太人的苦难，但二战时期犹太人所受之苦，研究他们所受之苦难，已成为世界显学，反过来看我们中国的苦难，自身捂着盖子，不准民间表达，而且不准国外帮着中国来反思。在这样的专制与愚民制度下，我们曾经所受的苦难，永远得不到真正纪念的日子，包括南京大屠杀。一切对日本的议论与看法，包括建设性意见与理性反思，都不准自由表达，都必须以官方的口径为依归，在此等情形下，我们怎么可能得到真相？自己尚且掩盖真相，你让日本人来帮助你提揭开秘密并了解真相？你让他尊重你，做你的千秋大梦吧。

六、官方的责任。官方每年贪污上万亿，拿出其中的零头来，让我们的研究者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各地，进行南京大屠杀一系列数据的收集，应该不是难事。再者，研究者也必须以弄清南京大屠杀活生生的个体为要务，不得在那里空对空地发那种任何人都可以说得出的无上正确的议论，这样正确的议论，于真正解决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无补。官方的责任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对他自己在四九年后犯下的诸种灾难与罪行，也应该有细致的检讨，深刻的反省，诚挚的道歉。没有这一切，中国不可能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应有之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苦难，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外侮，而是来自真正的内伤。外侮是因内伤而起，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个国家他的政府如此糟糕、专制、腐败，他怎么可能让他的民众得到做人之尊严，同样也不可能得到他国民众的尊重。

七、多重耻辱。被大屠杀及大屠城，固然是日本带给我们的耻辱。但没有切实之纪念，是我们自我侮辱，我们自辱，因此日本不赔款，从而再次侮辱我们。从而造成循环往回的多重耻辱。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国家不走向民主自由之路，不解决党派私利对国家民族情感的侵占与替代，不解决党派利益凌驾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不解决对个体至高无上的尊重，那曾经发生过的侮辱，那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说不定哪天再度发生在我们的国度上。我们需要日本道歉反省，我们自己也要拿出让日本不得不道歉的具体到个位数的证据，拿出我们应有的尊严。我们民众要求日本道歉，也要求四九年后官方对自己所犯罪恶道歉。官方若能如此，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崛起以及日本人的尊重。国内灾难遍地，让别国的人民觉得你中国理当受到轻视，理当如此不受待见，那我们还只怨别人吗？所有发生在中国的灾难都应该得到真正的纪念，而不是一场表演过后，只留下一地垃圾。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旅美作家杨恒均发表文章《南京大屠杀，我们的悲愤从何而来？》

今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勿忘国耻”的呼声响彻互联网。

7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城，霎那间，侵略者的烧、杀、奸、抢把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三十万南京平民和军人遭到血腥屠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很多可以定为国耻日的日子，但没有哪一个能够像1937年的12月13日一样，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痛苦和愤怒，仿佛屠杀发生在不久的昨天。

…… ……

今天在悲愤之余，我想对南京大屠杀作一些反思，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哪怕提出一点不同的声音，都会遭到网民的一片辱骂。但如果我们不理智地思考，不一点点理清愤怒的根源，不找出那些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耻的因素，别说70年，就是再过70年，我们都会好像还在被日本人屠杀一样，耻辱无法洗刷，愤怒不能抑制。

国穷民弱是近代中国受到欺凌的主要根源。70年前，中国由于国穷民弱而遭到侵略，遭到了那种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的屠杀。要走出那种悲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富民强，而先人们早就指出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x主）！但是，今天我们实现了吗？

虽然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解决了温饱，但有人做了比较没有，七十年前的中日之间从科技、教育到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别，和今天中日之间的差别相比，是缩小了，还是更大了？还有社会制度的优劣，也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基本保障。

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功会，庆祝嫦娥奔月的成功。这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标志，值得庆贺！但我们不能忘记，从人均收入来说，中国不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成千万上亿的人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国民人均收入要少得多。

说起70年前受到日本侵略，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当时的中国两党对立，虽说建立了联合抗日统一战线，但暗地里勾心斗角。与此同时，国人更觉莫衷一是，无论从思想还是认识上都严重分裂。

现在我们可以为被欺负找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那时的中国真那么落后吗？我们的武器真那么不如人吗？就算上面说的都是事实，但中国幅员辽阔，人数众多，如果当时我们不是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众志成城，日本人还能够长驱直入，占我中华？

前不久我读到一段历史记载，当时日本人以旋风之势占领了东北三省，而投入的军队前后加起来竟然只有18000人，我看到这里感到一阵羞耻。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的不团结和窝里斗，长期战乱和缺乏一种凝聚民族的共识（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等正是让日本人长驱直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说到耻辱，我们最不应该忘记中共同的就是这一点。

…… ……

如今中国大陆民众是否还拥有凝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我们如何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后用来对付一切侵略者最有效的武器同样不是飞机大炮，而是我们民族拥有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观。当政府、军队和民众都知道为什么而战的时候，侵略者就会望而却步！

…… ……

我说，不是我们的军队打不过小日本，因为他们是靠先进的机枪大炮和飞机；也不是我们无辜的平民被屠杀，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不是被屠杀者的耻辱，而是屠夫日本人永远的羞耻。——最让我痛心和感到耻辱的是那么多中国人去当汉奸，去当“伪军”，去为日本人冲锋陷阵屠杀自己的同胞！

70年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当汉奸、当伪军？除了汪精卫这些败类之外，很多汉奸和伪军毕竟是穷苦人出身，有些是被抓去当炮灰，有些是被日本人利诱去的，还有一些被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花言巧语吸引过去的，不一而足。现在我们可以义正词严地痛骂他们，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待，能够解决他们的温饱，会有那么多同胞出卖祖国，甘当日本人的炮灰？

全民族的共识建立在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上，只有找到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全民上下都悉心呵护，一个国家才能在精神上强大，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社会。

最后，不能忽略我们对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感到深深悲痛和愤怒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日本特别是日本右翼，至今对侵华战争的暴行遮遮掩掩，力图否认。只要他们抵赖一天，只要他们不真心道歉，7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伤口就始终无法愈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政府在强大的民意（来自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压力下，也不止一次地就那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道歉了。日本历史学界也在中国历史学界的推动下，从否认占主流到承认占上风，渐渐接受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至于说到具体的细节，例如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和考证，力求实事求是。感谢中日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日本民众也逐渐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在掩藏历史真相上，我们无论怎么样痛斥日本都不为过，但历史不只是用来教训别人的，也应该用来教育我们自己。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掩盖”至今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从1949年建国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从上到下对南京大屠杀保持了集体“缄默”，研究南京大屠杀竟然成为一个学术禁区。国人鲜有知道那段历史真相。

也就是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几代，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了，我们才知道了有一个南京大屠杀，才知道竟然有30万军民被日本人屠杀，才被允许追问真相，才开始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回顾和反思历史。

这难道不应该比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让我们感到痛心和愤怒？！

正因为中国大陆上下对待历史的这种态度，使得1949年后的30年里，日本右翼借此粉饰太平、掩盖历史，而也就在这30年里，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的人也一个个死去，各种遗迹被破坏，记忆被抹平。

每当我理直气壮地质疑日本人篡改教科书，删除侵略的内容的时候，我都忧伤地想，什么时候，有人出来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们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里找不到对南京大屠杀那段悲惨历史的记录？

更有让人不堪的是，在日本，那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的灵位早在1966年就被隆重迎进了靖国神社，受到大和民族的纪念和膜拜；而我们在那场大屠杀中死去的三十万军民的灵魂却直到1985年还是孤魂野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于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才落成）——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难道不让我们痛心，让我们反思，让我们愤怒？

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抒发豪言壮语很容易，宣称要杀光死日本人、抵制日货、把红旗插到东京也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不需要哪怕一点点的勇气。但如果要直面历史、深刻反思自己，则需要巨大的勇气。

▲评论人士寒山在自由亚洲电台（RFA）发表文章《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曾经被忽视？》。


油画 人类的忌日：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

今年12月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人类战争的历史可以说充斥著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屠戮，包括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在古代历史上蒙古帝国对亚洲和欧洲被征服城市的屠戮和奥斯曼帝国在夺取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屠城都是典型的事例。但在20世纪历史上，当日内瓦公约至少在原则和口头上被各国接受后，公然大规模屠戮和奸杀敌国首都的平民大概只有日本皇军才做得出来。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反思，在中日两国有著意味深长的演变。根据中国学者王希亮2006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上的论文，\”早从1966 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67 年出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1971 年，《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

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当面感谢日本首相，说要不是日本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有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当年的中日关系充斥著所谓\”一衣带水\”、\”相逢一笑泯恩仇\”之类的曼曼情话就不难理解了。除此之外，当时毛把日本看成是他对抗苏联的盟友，为了这个战略目的，日本的侵华罪行也就成了小菜一碟了。文革时流行过的小道消息说周恩来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因田中提起他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曾在中国苏北连云港服役，爱喝当地的白酒，周要人用连云港的酒瓶和商标装上茅台酒送给田中，后者不胜感激。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南京大屠杀当年没有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宣传和介绍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在中共当年出版的抗战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内容和详细介绍。今天回过头来看，不但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十月底到1938年五月中旬这一段是空白，就连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当时公开和内部言论中，也很难找到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慎重地提到这次悲惨事件，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内容。相反，对国共摩擦造成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件和其它所谓惨案——哪怕只死了几个人，例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等——倒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又开追悼会又发表社论、公告和对记者的谈话，可以说做足了文章。有关这些史实人们可以查一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了。就连为毛泽东烧炭的警卫战士张思德死了， 毛都慎重其事地写了\”为人民服务\”，还参加了追悼会。对比之下，起码死了30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等人当年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实不是偶然的，其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南京保卫战还是南京大屠杀都和中共无关。那是国民党的事，死的是国民党的士兵，被害的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居民。不过，要是毛泽东等人有这样的想法还算好，因为这表示他们毕竟还知道南京大屠杀。更可怕的是他们确实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无论在中国干了什么，只要和共产党无关，就进入不了他们的政治视野。

难怪有很多中国人在80和90年代听说南京大屠杀之后深受震惊，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评论人士姚小远发表文章《幻象与真实，谁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日子，纪念的程度、热度和密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但是，回首南京大屠杀70周年来的一切，我们无法回避而且非常尴尬的是，曾经30多年的时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因为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利益被有意忽略甚至成为禁区。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那么，这种有意忽略和禁区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耻辱，只是，这种有意忽略和禁区没有人来承担责任。当我知道、明白这些真相的时候，我无法对于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义愤填膺。甚至，我有一种清醒而可怕的认识，抗战胜利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窝囊和荒诞的，因为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利益将这段历史面目全非甚至成了有价值的利用工具。

1949年到1983年，中国大陆对南京大屠杀保持了可耻的集体缄默。即使有学者写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也被湮没在故纸堆里，鲜为人提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那么的少，好像这样的灾难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而所有这些的唯一原因，则是日本是中国为打破美国封锁争取的一个对象，因为意识形态下的所谓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尘封了南京大屠杀而且谄媚日本，人民的好总理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代表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而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在那些年代竟然是一个禁区。

即使到了现在，南京大屠杀也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级纪念的程度。从1985年才开始的南京纪念大会，也不是全城哀悼，通常只有1千人左右出席，不到全市人口四千分之一，市长也不是年年出席纪念活动。而在日本，从1946年开始，日本首相每年8月6日和9日专程去千里外的广岛和长崎参加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更为无耻和令人郁闷的，文革前的中国是唯一一个历年均有代表出席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纪念仪式的国家，并向原子弹死难者捐助救济基金，却未曾来南京纪念大屠杀死难者。这样的现实，活生生地将南京大屠杀拖入历史的冷宫里，让人心手俱凉。 所以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时候历数这些令人尴尬和痛苦的往事，所以说出谁在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这样的历史真实，是要用理性和良知跟过去做一个了断，更是要在幻象与真实里还原一个悲剧背后的悲剧。当我们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的仇恨里肆意挥洒激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而爱，我们为什么而恨，我们又为什么爱恨交织！

●媒体关于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分析

▲美国之音（VOA）记者小玉12月13日报道：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中日观点分歧。

中国南京星期四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日本大多媒体则小心避开这一极为敏感并且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个致力于在国际范围讨论南京事件的日本民间团体认为，日本政府和国民应该正视历史，并且向中国作出道歉，这才能实现东亚地区真正的和解与和平。

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星期四报导了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活动。共同社发自南京的报导称，南京市内鸣响警报，民众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来纪念70年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同一天，新建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出了幸存者的回忆等史料，还在一面黑色高墙上标明遇难人数为30万。

日本更多的媒体在星期四的报导中简短报道或是避开南京大屠杀70周年。对日本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敏感且存在争议的问题。自从去年3月以来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地举行有关南京事件研讨会的日本民间团体“南京事件国际研讨会执行委员会”事务局负责人棚井行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和国民有必要正视南京事件。棚井表示：“讨论南京事件的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承认事实，向中国正式道歉。这将有助于东亚地区真正的和解与和平。”

*捏造的谎言?*

日本最近相继出版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不少书籍对中国政府所说的30万遇难人数提出质疑，有的完全否认大屠杀的发生，认为是捏造的谎言。日本的《日本文化樱花》卫星电视台总经理、电影导演水岛综正在拍摄有关南京事件的电影，目的是要通过影像否认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国际研讨会执行委员会”事务局负责人棚井行昌坦诚，在日本否认南京事件的舆论和国民不在少数。他说：“我们希望通过研讨会形式加深人们对南京事件的认识，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的观点在日本还是少数派。”

▲南方都市报：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只能使问题变激化

南京大屠杀70周年来临之际，日本左翼的《赤旗报》刊文《历史真相不容抹杀》，内称，“赞美侵略战争、歪曲历史的潮流在国际国内都会日渐受到孤立。现在需要进一步孤立否定‘南京事件’的势力，广泛澄清历史真相。现在正是日本政府基于真心反省进行道歉和补偿的时候。”而右翼的《产经新闻》 12月8日头版头条的标题却是《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指国民党为了战时宣传的需要，虚构了南京大屠杀。日本《读卖新闻》12月11日的社论，则以“南京事件70年”取代大屠杀的敏感字眼。

这就是日本国内的现实。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很多，从事件本身的性质，到具体的死亡人数等细节。此次时事圆桌，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就有关南京大屠杀争论的核心问题，作出阐释。

嘉宾简介

步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抗战史学会执行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专家。曾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曾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

张生：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副所长。

侵华日军把暴行作为一种战略手段

他们认为，在当时中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南京实施暴行，可以摧毁中国人的抗日意志。但结果正好相反

南都：日本侵华数年，到处烧杀淫掠，其中对南京的大屠杀可能是最残酷的。导致日本人在攻陷南京后，进行大屠杀的原因是什么？

张宪文：我个人的看法，日本本来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实际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造成日本很大伤亡，所以他们有一种报复心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攻占南京可以迫使中国迅速投降，使中国的老百姓产生一种巨大的畏惧感，总而言之，就是迅速结束战争，使中国屈服。

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的产物，当时日军养成强烈的优越意识，视中国人如草芥，认为自己可以任意剥夺中国人的生命。

张生：新近的研究认为，侵华日军把暴行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他们认为，在当时中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南京实施暴行，可以摧毁中国人的抗日意志。但结果正好相反。

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的判决数字并不矛盾

东京审判判决（20万）把时间限定在6个星期，同时，这个判决明确表示不包括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因此，和南京审判的判决数字（30万）并不矛盾

南都：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攻陷南京之后，国共两党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说法，一直到东京审判才有。

张生：实际上，在1938年1月17号，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在发给日本驻华盛顿外交机构的秘密电文当中提到，“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这个电文被美国方面破译。1937年的12月30日，德国的外交档案中已经明确使用了“NanjingMassacre”（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当时西方的主流媒体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等，都对南京大屠杀有详尽的报道，在国际社会上这不是一个秘密。

在国内也不是秘密。国民党方面，像《中央日报》、《大公报》当时都有很多的报道，共产党方面，《新华日报》1938年5 月30号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郭沫若先生在为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以及毛泽东在1939年作序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这本书中，都明确写到南京大屠杀。所谓国共两党在战争期间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是一个很无知的说法。战后就更加不用说了，通过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都是有明确认识的。

南都：东京审判，判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20多万。南京审判，判定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30万，如何理解？

张宪文：东京审判的判决书这样写道：“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量超过20万。……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可以看出，这一判决把时间限定在6个星期，而我们知道，日军在占领南京前就开始进行屠杀，大规模屠杀后，还长时间进行零星屠杀；同时，这个判决明确表示不包括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因此，和南京审判的判决数字并不矛盾。

张生：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承认了东京审判和各战胜国组织的审判的结果，从法理上说，南京大屠杀早已经是定案。

南都：12月1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称，“关于南京事件中的死难者人数，中方仍然坚持其公开宣称的‘30万’。日军在南京市内扫荡那些潜伏着的残兵败将时，发生了不少处决及对平民实施暴行的事件，这些已经通过当时的记录和证言得到了确认。但是死者为4万人以及仅有一小部分人被杀是违反国际法的等等说法也同样存在。”

张生：4万的数字早已经有人说过。冈村宁次，就是后来的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在1938年夏天的日记当中写道，“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冈村的日记说明南京大屠杀当时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对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并未认真研究。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秘密电文中说，南京及附近地区有30万平民被屠杀，《新华日报》1938年5月30日的报道，讲到屠杀“留京同胞”人数在10 万以上……应该说，因为大屠杀发生时，中国政府已经撤退，日本政府和军方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统计做不到算术意义上的精确，但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都已经依据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证据，严肃认真地进行了事实的论证，相关证据是大量的。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日本右翼的“创造力”非常有限，他们所讲的主要观点都是继承自当年东京审判中辩护方律师的一些谬论，这些谬论是为了给松井石根等战犯作无罪辩护，但当时的起诉方已经进行过详细的质证，把这些谎言和伪证剥得体无完肤。

张宪文：我们希望能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应该考虑：第一，这场屠杀行为是不是大规模？第二，日军部队占领城市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被俘的徒手军人进行杀害，这是否违反国际法准则，违背人类的基本道义？南京大屠杀事关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个问题需要冷静对待，尊重历史，承认事实，达成共识才能走向谅解与合作。

个别不实照片不能影响大屠杀事实本身

日本右派是以偏概全，偷换概念，将个别的不实的照片和史料说成是全部，否定大屠杀，这种做法过去日本的辩护律师们也干过

南都：《读卖新闻》同一篇社论里面还提到，在中国各地的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诸多强调“南京事件”残暴行为的照片，其中不少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宣传抗日而捏造的。日本的研究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国会于今年6月成立了要求中方撤掉这些不实照片的超党派“国会议员团”，并已经开始行动。对于那些引起误解的展品，日本政府应当要求中方修改。

张生：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里面，有一些应该说是不严谨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处，先在武汉，后在重庆，实际上没有充分地掌握日军施暴的照片，有些照片应该说用得比较草率。但冈村宁次的日记里说很清楚，很多日本士兵还把暴行的照片带回去给家乡人欣赏，炫耀他们所谓的“武功”，这方面的材料相当的多，不能因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供的个别照片不够严谨就说所有照片都是假的。

南都：不严谨指的是什么？

张生：有的是把别的战场上的死难者说是在南京，经过了剪辑。在当时战争的混乱的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当时日本的媒体做了很多的假宣传，把南京描绘成太平盛世，传教士领着大家在这里唱圣诗，小孩子们在领糖，日本的妇女代表团到南京来慰问，诸如此类。应该考虑到，这是战争期间作为对抗日方宣传战影响的一种手段。

我觉得日本右派是以偏概全，偷换概念，将个别的不实的照片和史料说成是全部，否定大屠杀，这种做法过去日本的辩护律师们也干过，当时的东京法庭对这样的事情做了详尽的批驳。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事实，有详尽的事实来论证的。

否认历史怪现状的根源

无论经济发展快慢，都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了。右翼认为，如果总让日本背负这样的罪名，日本就很难实现大国的目标

南都：日本右翼分子水岛悟近来拍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此前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前首相态度非常暧昧。这种怪现状的根源是什么？是否跟右翼对侵华战争的认识有关系？

张宪文：对，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队就宣传侵华战争是“圣战”，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人民从英美统治下解救出来，建设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正义的。日本右翼重拾旧论，跟日本战后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有关，他们认为所谓“东京审判史观”造成日本的“自虐”式教育，从各方面加以攻击，致使各种错误的历史认识充斥日本社会。

步平：这种现象战后一直存在，和对侵华战争性质的认识有关系，但又不完全是。

日本战后确实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走了和平道路，成为了经济大国，但是迟迟实现不了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国际形象还是很有问题。而有人，特别是一些日本的政治家认为战后审判是导致日本不能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发展高峰期，他们觉得现在是经济大国了，要想同时成为政治大国，就要否定过去，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提出要搞战后40年总清算。在日本经济衰退时，他们也觉得总在历史问题上批评和否认自己，使国民丧失爱国心。所以，无论经济发展快慢，都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了。

这和战后日本走什么道路有关系。日本的普通国民也希望日本能发展起来，政治家利用民众情绪提出“普通国家”的目标。“普通国家”这个目标，也被认为和历史有关系，所以就把这些问题都拉上来。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对于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和罪恶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右翼认为，如果总让日本背负这样的罪名，日本就很难实现大国的目标。

战后，日本关于自己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有缺欠的，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全社会都不承认战争责任。在日本，这也是有争议的话题，并不是整个日本都在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慰安妇问题。

南都：对右翼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如何认识？

张宪文：我最近去日本，通过和学者们的接触，发现多数还是赞同我们的看法，他们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规模，都是承认的，但在人数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当求同存异，站在防止战争、维护人类和平这个高度上，进行学术研究是完全有希望的。

张生：在日本的学者里面承认30万的还是不多的。承认大规模的屠杀是有良知的学者的共同认识。我觉得，在南京大屠杀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数字问题，而是在侵略战争的环境之下人的生命和尊严遭到残酷的蹂躏，大家如何吸取当中的教训，怎么来防止战争，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在南京大屠杀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特别是外国人士进行救助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也是我们讨论战争与和平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对于侵略者来说人性是泯灭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性得到了焕发。

张纯如“重新发现”南京大屠杀

说句老实话，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学者，能找到越来越多的资料，有很多显性或者隐性的线索就是从张纯如这里开始的

南都：既然东京审判已经确认了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西方世界一直到张纯如的《南京浩劫》出来之后才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

张生：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不够，这个我们自己要检讨；另一方面，中国历史在西方历史教育中是被边缘化的，我们认为很有名的汉学家实际上在欧美学界不是占主流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还是有的。其实当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欧美社会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关心的，但是由于后来国共内战、冷战，多少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这段历史就被大家淡忘了。

所以张纯如实际上是“discov-ery”―――重新发现，把这样一个西方世界早就记录过的历史重新提了出来。英文出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西方对中文、日文文献的认识是不足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虽然它是一个传记作品，但是这本书还是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南都：美国纪录片《南京》的制片人特德？莱昂西斯，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也表示对日本国内“无视历史事实的议论感到困惑”。他提到张纯如，说“她写书时被愤怒所左右”。《南京浩劫》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不是很严谨？

张生：这本书虽然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是大家对它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我认为有良知的学者都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多的教益。不可能有一本书把某一件事情穷尽，但说句老实话，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学者，能找到越来越多的资料，有很多显性或者隐性的线索就是从张纯如这里开始的。

有人打着实证研究的旗号，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性质

首先前提要明确，日本是否在南京制造了违反人道的大规模的屠杀行为？在大前提不正确的情况下，所谓的实证研究没有任何价值

南都：国内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现状是怎样的？有一种批评是，民族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学术理性，你觉得这种情况多大程度上存在？

张生：这五年以来，南京大屠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五十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他各地的研究者也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当然因为中国内地的大屠杀研究起步比较晚，条件也不充分，跟国际学术界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可能大家感到压力蛮大的，或者说使命责任感也很强烈，我觉得大家在认真地做这件事情。

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应该意识到必须把学术研究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分开。这些年取得的学术进展，恰恰说明中国的学者克服了过去的一些成见，一些固定的看法，所以才能和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越来越在一个平台上。

南都：《读卖新闻》12月11日社论中说，“南京事件”是日本和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在明年提交出一份最终报告，中方有必要推进实证性的调查研究。

步平：学术研究要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基础，这一点毫无疑问。实际上我们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实证研究。南京学者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出版55卷了，这不是实证研究么？研究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档案资料，整理了很多受害者的回忆记录，这也是实证研究。

日本进行了什么样的实证研究？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我认为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人打着实证研究的旗号，从根本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性质，否认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首先前提要明确，日本是否在南京制造了违反人道的大规模的屠杀行为，是否需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是否应当对无辜被杀的死难者进行悼念？这个大前提都不承认，实证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在所谓“实证研究”的旗号下，通过对数字的讨论而从根本上推翻审判的结论，从而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这样的翻案活动决不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实证研究，恰恰是藐视历史证据而热衷于概念讨论的所谓后现代研究方法的表现，是历史修正主义的典型表现。我们切不要以为他们是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他们其实是为真正的科学研究设置陷阱。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夏淑琴在日本起诉日本右翼学者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案，针对被告东中野修道说自己的研究是学术性研究，不存在侵犯夏淑琴的名誉问题，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清楚：在大前提不正确的情况下，所谓的实证研究没有任何价值。

日本右翼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的右翼势力喋喋不休地攻击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南京的人们举行纪念活动有什么不对呢？

南都：今年4月，我在日本采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他说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不是很乐观，不过比他刚开始接受这个工作时还是乐观了一些。你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能否达成共识乐观么？

步平：我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形成一个共同的历史观，我一直讲，应该有三个层面的追求，第一，有一个安静稳定的环境，大家可以坐下来研究问题，不要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环境的情况下，第二，我们各自表达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一点我们正在做。第三，经过研究讨论之后，我们看看哪些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哪些是需要消除误解的，而哪些分歧是目前形不成共识，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的。我不能确定你所说的北冈先生的“不乐观”是从哪一个层面上说的。但我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可以做到的。

南都：北冈伸一近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努力在历史问题上保持低调，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依旧反感，我担心这种被压抑的情绪可能会随时爆发。

步平：我认为日本方面更应该关心关心日本国内的舆论，难道不是部分政治家响应右翼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国内激昂的民族情绪么？日本的右翼势力喋喋不休地攻击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南京的人们举行纪念活动有什么不对呢？对制造惨案有责任的一方在自己没有深刻反省的情况下，指责被害一方情感的表达，不仅无助于历史问题的解决，只能使问题越来越激化。

南都：北冈伸一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还说，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应该关注未来，而不是历史。

步平：我们当然关注未来。两年前，我们和日、韩两国学者编写的三国共同历史读本，名字就定位在“面向未来”。可参加编写的日本学者在国内就被有些人批评为“自虐”。不正视历史，是很难谈未来的。同时也要解决如何关注未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共识。

南都：我们应当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

张宪文：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我们应当和日本人民一起，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相信，随着大家认识上的提升，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会常态化、理性化。战争与和平，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筑起记忆之城

安息吧，同胞们！你们蒙受的苦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遭受的耻辱我们永远不会在中华大地重演。

――网易网友：青龙偃日《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铁血祭文》

今日，早11点，合上《南京浩劫》。除了一如既往的胸闷外，更多的是心中的哀伤。……我没办法把我看过后的所有感受都写出来，那是一阵阵的，每看完一章，都有新的不同的感觉。最后，只能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网易网友：我，中国人！《中山路、中央路变成了死亡之路》

我是80后的人。……70年后我们要用中国人的记忆去唤醒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唤醒对良心的认识。

――网易网友：微尘LSLBY《南京记忆》

日本：历史问题分裂症

“南京南京。那地方真是太来劲了，随便干随便抢。不管怎么说，当兵的行军累得不行了，长官让忍着点，说到了下一个城市让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日本刚刚投降的那个秋天，尾崎顺子是大阪府岸和田市一所女子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一家简陋的乡下旅店中，她听见五六个喝酒的退役男兵，在大吹大擂自己战争期间的“功绩”。“这些人的话让人难于忍受。他们粗鲁地大笑，述说他们强暴过多少多少中国女人。”40年后，尾崎顺子在《朝日新闻》上撰文回忆说。

她曾挥舞着太阳旗参加庆祝南京攻陷的游行，也曾在慰问信里写着“每天都感谢士兵先生……”。这是她那一代几乎所有日本人的集体癫狂记忆。尾崎顺子在1945年秋一夜未眠，改变了对日军侵华战争的认识，她身边却还有人坚持那是一场“圣战”。现在的日本已变成一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严重分裂的国度。今年4月，记者日本东京采访期间，就在靖国神社门前看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南京真相》的宣传，也在日本国会旁发送传单的中年男子口中，听到他对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痛恨。

变化也在发生，如日本第一大报―――偏右翼的《读卖新闻》，经过自2005年起的历时14个月的调查，开始反省战争责任，并公开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的《检讨战争责任》一书还出了中文版。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转变。但在12月11日刊发的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中，仍侧重于指责中方，虽有承认南京暴行的字句但轻描淡写，并且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的对暴行的反省。

▲美国之音（VOA）记者齐之丰12月13日报道：中国媒体低调报导纪念南京大屠杀

在日本军队进行的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来自中国的报导说，中国官方媒体低调进行有关报导。日中历史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历史问题在中国依然被官方认为是敏感问题，有关的报导受到严格控制。

日本军队70前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当地军民进行了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南京市计划开放一个新的经过扩建的屠杀受难者纪念建筑群。纪念日那一天还要鸣响空袭警报，并为受难者默哀。

美联社星期三从中国发出的报导说，完全是中国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对这一纪念日活动的报导是低调的，强调要理性地认识有关屠杀的事实，并避免提出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日本政府应当表现出更多悔过的要求。

*分析：当局顾及改善中日关系*

日本主要的通讯社之一共同社日前从南京发出的报导说：“中方的外交人士称，因顾及到‘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历史就作为历史淡然处之’。”

中国当局近来一直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这种要求中国民众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当作历史淡然处之的态度，显然是中国当局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战略的一部份。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不久前声色俱厉地反复对日本方面强调，历史也是现实的一部份，日本政府一直拒绝对当年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表示直截了当的明确道歉，显示了给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军国主义在日本至今依然是阴魂不散，并有可能卷土重来。

中国当局反复对日本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必须以史为鉴。但是，中国国内外的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对历史的态度是极其实用主义的，中共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历史的探讨研究，无论是对日中关系史还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的探讨研究都必须服从中共的政治。

*孙文广：极端实用主义*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中共当局对历史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以及中共对历史研究的政治控制是众所周知的。他说：“现在所有的学术刊物、媒体都是被中共严格的掌控。谁要是发表什么文章，不管文章对不对，先要看中共中央的意图是什么。如果现在中共中央要跟日本搞好关系，那么凡是有可能影响这关系的文章，即使是史实非常充份、立论非常正确，你这文章也发表不出去。”

早些时候，为了改善日中关系，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了解，双方政府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委员会。参加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一位日本学者说，在中国，历史的最终解释者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言论自由。

▲日本学者分析，日军为何会制造南京大屠杀


12 月15日上午，为期两天的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东京明治大学拉开帷幕，来自中、日、美、法、德等国的学者、律师、媒体界人士及普通民众数百人，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等问题展开讨论。图为研讨会开始前，全体与会者为战争死难者默哀。 中新社发 朱沿华 摄

中新社东京十二月十五日电 （记者朱沿华）在十五日于东京开幕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吉田裕和能川元一对南京大屠杀的产生背景、战后日军对其保持沉默的社会构造进行了分析，称日军特质导致了暴行的产生，战后日本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又令老兵独自承受精神煎熬。

两位学者首先指出，南京大屠杀中表现出的日军放火、强奸、嗜杀等侵略行径的常态化不能用连续激烈的战斗导致人的情感麻痹、习惯性杀人和由于战友牺牲而产生的复仇情绪等一般战争心理进行解释，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非人性化教育”、森严等级秩序下上级对下级人格的否定、战斗至上主义指导下的对士兵补给和卫生、休养等要求的轻视。

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日军对士兵采取了“非人性教育”，认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义下通过暴力手段（含精神侮辱）才能打造出坚强的部队。在军内森严的等级秩序中，上级对下级的人格进行否定、人性进行压抑，而士兵积攒在心中的抑郁在战争中转化为对弱者的欺凌，也就是对中国没有战斗力的普通民众的杀戮。

在战争之初，指挥者向士兵保证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战争爆发后日军却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激烈抵抗，士兵在绝望中产生报复心理，加上先头部队很快就失去了补给保障，战争犯罪由此产生。此外，军官对下级犯罪行径的默许和充斥于报纸上的煽动性报道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吉田裕等同时指出，战中罪行在战后不仅对受害者，对作为加害者的老兵也造成了深重的心理伤害。一项调查显示，三百七十四名接受访问的老兵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百分之百，其中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有抑郁症，超过百分之十的人曾有自杀念头。但日本战后的非战政治文化令整个社会对战争、军队都有很深的忌讳，使得老兵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团体。这一状况则进一步加重其精神负担。

两位学者认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中残暴行径的科学分析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犯罪的理解，增进日本社会对日军罪行的认知。

据悉，吉田裕为一桥大学日本近现代史教授，曾著有《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另一部日中战争史》、《日本军队——士兵们的近代史》、《日本人的战争观——战后的变迁》等专著。能川元一为神户学院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哲学、伦理学讲师。

▲路透社12月13日：70年后,南京大屠杀仍给中国人带来伤痛。

周四，中国将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中国史学家称，侵华日军在1937年攻陷这座战时首都之后，共杀害了30万男女老幼，遭强暴酷刑者不计其数。

因历史问题造成关系紧张数年后，中国和日本当前刚刚迎来了一段相对脆弱的关系转暖期。但日本一些人对战时暴行的否认，对于中国那些遭受战争记忆折磨的老人，以及认为日本从未真正反省战争罪行的年轻人来说，仍旧是两国关系中一触即发的紧张因素。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防空警报都会响遍全南京，对那些战后出生的南京居民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提醒。

“日本人是这些罪行的元凶。我每次看到他们都怒火中烧，”周三，在南京东屏门举行的一个简短纪念仪式上，大屠杀幸存者张慧霞说。大屠杀发生时，张慧霞只有10岁，她躲在一座空房中，幸免于难。

目前，一些中日历史学家正在合作弥合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差距，但一系列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和电影再次揭开伤疤，并在两国引发了强烈反应。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出版了一部8卷的丛书，详述1.3万位遇难者的遭遇，以及犯下屠杀罪行的日军部队详情。但是，日本民族主义者资助的一部电影《南京真相》也即将上映。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我觉得掩盖历史事实，不尊敬大屠杀遇难者是错误的。这与不尊敬人类生命毫无区别。”他说，这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70周年纪念。我认为未来的时代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同时，我们希望历史悲剧不要重演，世界能有永久的和平。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多个团体游行抗议 悼南京大屠杀70周年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香港多个不同政党与团体当天发起游行，悼念70年前在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丧生的30万同胞，促请日本政府承认侵华历史，正面处理战争罪行等问题，确切地永远放弃军国主义。

《大公报》消息，多个不同政党与团体13日一早在中环和平纪念碑前集合，向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鞠躬默哀，并敬献白色鲜花；随后游行至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分批向日本领事馆提交请愿信给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民建联多位年轻党员参与游行，西区区议员陈学锋等不断高呼“勿忘南京大屠杀”口号，由中环邮局一路游行至日本驻港领事馆。保钓行动成员在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所在的大厦外，焚烧日本军旗，部分市民驻足围观并拍照。十多名香港索偿协会成员在中环邮政总局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兑换当年日军强迫巿民使用的军票。

参与游行的立法会议员蔡素玉表示，日本右翼分子纂改教科书，是刻意扭曲侵华史实，日本政府多年来都没有正面处理战争罪行等问题，应向亚洲人民道歉。她指出，过去70年来，日本政府长期没有正面处理战争罪行等问题，多位日本首相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漠视中国和其他国家受害者的感受，部分日本右翼分子更纂改教科书，刻意扭曲侵华史实并否认有南京大屠杀。

当天游行的团队和政党共约百人，游行从上午九点多至中午结束，沿途有市民围观游行队伍并拍照。工联会、教协和民主党均派代表参加游行，他们抵达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要求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承认当年侵华历史及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日本领事馆代表接收了请愿信。此外，全国各地和世界华人聚集地当天也纷纷举行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受难者。

▲日媒称南京大屠杀芥蒂仍存 促福田积极求解。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七十年之际，日本《朝日新闻》于15日发表题为《南京事件七十年——超越数字之争》的社论，敦促现任首相福田康夫采取积极行动打开中日和解之门。

该社论首先指出，七十年前的12月，侵华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在搜捕中国士兵时杀害了多数俘虏和普通市民，这就是南京事件，亦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此后，该文对时隔两年重新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了描述：“在大幅增加的展览空间中展出了三千五百幅照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不时有人发出惊呼”，“纪念馆的墙壁等处镌刻着‘受难者三十万人’的字样”。

文章称，日本学者中关于南京事件受害者的具体数字有诸多不同说法。一部分人甚至彻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纪念新馆中镌刻的“三十万”数字本身也许就表达了中国对这一认识的愤怒。由此也可看出，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中日两国间的相互责难和芥蒂并没有消除，走向和解的道路依然艰难。

社论随后指出，杀戮行径在众多日本兵的日记中有所记载，日本政府也承认“在进入南京城后曾发生很多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侵略行为，这是无法否认的”。

该文在最后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与中国寻求和解。文章称，对于两国政治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不使南京事件成为相互间的障碍，共同携手寻求和解。过去，村山、小泉前首相曾访问过卢沟桥，桥本首相曾访问了沈阳，他们都向世人展示了正视历史的姿态。福田首相也应该在南京事件七十年这个特殊的时刻，表达追悼受难者、寻求和解的诚意，这才是推动两国超越争议、开启和解之门的方法。

▲参考消息：西方银幕掀起“南京大屠杀”热潮。

12月13日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7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人丧命。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奸。1982年《南京大屠杀》、 1987《屠城血证》、1995年《南京大屠杀》、2005年《栖霞寺1937》、2006年《东京审判》、中国电影人从各个角度诠释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西方国家的电影人于近期拍摄了或筹拍十多部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影片，掀起新一轮银幕热潮。

2007年2月，一部由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引起西方社会强烈反响。这部影片使70年前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惨案，走进了许多西方人的视野。它是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改编自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由比尔。古滕塔格和丹。斯特曼执导。影片讲述了日军在1937年底攻入中国南京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医生以有限的力量，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来保护中国难民的故事。影片还穿插了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以及参与大屠杀的日军老兵的回忆。

此前，一部独立制作的小成本纪录片《南京梦魇》也在美国获得很高关注。2006年底，由美国人朗恩。约瑟夫拍摄的《南京梦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纽约州等地试映了几十场，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约瑟夫随后把这部长达77分钟的纪录片中英文版上传到网络，供网友免费下载，迄今已经被世界各地网民收看和下载超过400万次。这部纪录片从一个美国人独立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历史，通过从美国档案馆、图书馆和日本人拍摄的影像以及张纯如书中的材料，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作者张纯如2004年因精神困扰在美国自杀身亡。为了纪念这位把南京大屠杀用文字呈现给世界的华裔女性，加拿大独立制片公司制作了一部名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于今年1 1月在多伦多举行世界首映，引起了广泛关注。影片展现了张纯如深入探索南京大屠杀这一段黑暗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并以张纯如的视角展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一部由中国和好莱坞合作拍摄的大片《南京浩劫》已开拍，总预算超过4亿元人民币，预计今年底拍摄完毕，明年公映。影片由好莱坞名导西蒙。韦斯特导演，描述一对中国普通家庭的母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悲惨遭遇。韦斯特表示：\”西方世界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悲剧知之甚少，没有人可以想像到那些幸存者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对他们永远怀着同情和尊重。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的心和幸存者、死难者以及挽救数十万生命的人道主义者连在一起。\”

曾执导过007系列电影的导演罗杰。斯波蒂斯伍德正在进行电影《苦海》的后期制作。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名英国人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根据英国作家乔治。 霍格的真实故事改编。霍格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从日本侵略军的掌控下，营救出一群中国孩童。这部影片有望在明年3月首映。

德国国家电视二台拍摄的《约翰。拉贝：中国的辛德勒》则讲述了有关拉贝的故事。德国商人拉贝1937年在南京目击了日本军队制造的大屠杀，将其记录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拉贝还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和商人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庇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此外，据悉，美国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也正在筹备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剧本。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真相令日本人惊慌不已

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上映令日本人惊慌。为反映1937年12月日本军队暴力占领南京，已有十余部相关题材的电影陆续制作完成。不少日本人将这股旋风视为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强烈批判。大部分由美国和中国拍摄的影片坚持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当时曾有15万至20万甚至更多的中国人被屠杀，并有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强奸。在这十余部影片中，只有一部影片反对这一观点。这部由日本人水岛悟拍摄的名为《南京真相》的电影认为根本没有人死于大屠杀。

并不仅仅是《南京真相》的导演水岛悟持有否认大屠杀的观点。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和美国导演要拍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影的原因所在。

一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说，大屠杀是由中国杜撰出来的，过去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现在则作为打击日本的大棒。这一观点得到日本右翼狂热分子支持。

▲德国明镜周刊：日军二战在华暴行难否认。

今年12月13日是日本军队攻陷中国前首都南京、血腥屠杀中国平民七十周年。“明镜”周刊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

“仅在南京，日本人就至少屠杀了十万中国平民。中国方面提到的被杀人数甚至是这一数字的三倍。直到今天，这两个亚洲邻国仍然在精确的遇害人数问题上激烈争论，有时也在争论是否根本发生过这次大屠杀，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对此予以否认。

“同样，中国人也在全力维持对南京群体大屠杀的回忆。这次大屠杀在国际上已成了战争罪行的代名词。虽然北京与东京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缓和，但中国电视没有一天不在展现日本的战争暴行。英勇的抗日解放斗争及争取与台湾实现统一是伟大的爱国主义题材，共产党想以这一题材使生活在现实资本主义下的13亿中国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所以，南京的政治意义重大。”

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的“活菩萨”、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之后，“明镜”周刊谈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和中国其它地区的暴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许多灭绝居民的战略，例如对居民密集的内城进行系统轰炸，都由日本人在中国开创。1938年春开始，他们开始轰炸重庆，仅两天就炸死五千名平民，目击者说，重庆街道上，尸体横卧，堆积如山。

“与在南京一样，日本的焦土政策助长了皇军气焰。虽然没有人正式向士兵下达屠杀命令，但士兵接受了无条件服从天皇的训练，增强了他们把中国人视为下等人并加以虐待的信念。此外，日本人还对自己的对手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在东北的平房，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以残忍的手段用人体做试验，杀害了数千名中国战俘。

“这些穿着白大褂的日本罪犯从来没有被送上法庭。为了获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美国占领军甚至对他们免予起诉。直到今天，美国当局仍然不肯公开‘731部队’的档案。越南战争中，美军曾部分使用了这些研究成果。

“现在日本法院虽然承认细菌武器造成的伤害，但驳回了中国人的诉状，法院认为，中国人个人无权对战争后果提出赔偿要求。这样，对历史的争论就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道德层面。即使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也不能期望东京做出较大的和解姿态。至今还没有一位日本首相访问过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