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的审查制度，人们很容易想到不苟言笑的呆板严肃的官样表情，其实还有另外的表情，比如自相矛盾的表情。一部小说可能畅销了20年，可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却被禁了20年。
这似乎令人费解，其实很简单。中国有500多家出版社，每家都有自己的社长（也是事实上的审查官），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被拒绝，还有机会在另外的出版社出版。电影却不同。只有北京的国家广电总局满意了，一部电影才能发行。一部电影只要被禁，就没有上映的希望。
中国审查制度的不同，主要因素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中国的出版社曾经是政府财政计划内的，如今已经企业化多年了。社长承担着尽可能赢利的压力，即使一部书存在政治风险，如果有可能成为畅销书，大胆的社长也愿意赌一把。
当然，图书出版也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禁忌。但图书领域的限制比电影要少。这是因为，电影的审查者们不像图书发行人，他们不必担心赢利问题。每部电影剧本都要审查，审查通过了，才能投拍。电影拍好了，审查更加严格。这些审查者，哪怕他们毙了送审的每一部片子，他们的薪水也不会受此影响。所以他们不会承担一点政治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文革等敏感题材经常出现在书上，但在电影里，仍然是禁区。走进电影院，能够看到的中国电影基本上是武侠、宫斗、言情和搞笑——还有一些美国片。
电视审查相对不那么严格。电视台的台长决定什么可以播出，但是宣传部往往会下令要求对某些节目进行整改。对中央电视台的监管是最严的。地方台的自由度更大些。新闻节目审查严格，其他节目，特别是体育节目，更自由一些。
对报纸的审查也比电影宽松，但比图书严格。这是因为共产党对控制报纸更加重视（所谓的“新闻是党的喉舌”）。比电影宽松，是因为报纸还是要在市场上生存。报纸追求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所以他们发表一些报道社会问题和不公正的文章，因为读者喜欢读这样的文章。过去政府和报纸之间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雇佣关系；当报纸被推向市场，经济的雇佣关系解除之后，政治的雇佣关系也就越来越不可靠了。没有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会摇摇欲坠。
广东的《南方周末》多年来坚持揭露和批判性的报道，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他们很精明地把揭露性报道集中于外省，因此本省的审查官员对他们网开一面。其他地方的报纸也开始效仿《南方周末》，对外地的报道负面为主，对本地的报道正面为主。
今年1月的《南方周末》事件被大量报道，实为罕见，成了媒体的“群体性事件”。一位从北京空降到广东的宣传部长，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干涉《南方周末》的正常采编工作，引发了编辑记者们的抗议。一些其他省市的报纸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他们的抗争，网上的支持更是声势浩大。这次事件很快被用冷处理的方式压制下去。《南方周末》继续出报，官方含糊其辞地承诺放松审查，但是却悄悄地开始了秋后算账。最终结果政府仍是赢家，然而这是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几十年来第一次遭遇正面直接的抗争。这份抗争的报纸，不再俯首帖耳了。
我曾经在微博上开玩笑地将电影审查和食品安全的监管联系到一起。
有人慨叹：“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可能解决吗？”
我乐观地回答：“只要食品安全的检查有电影审查的强度和力度，有电影审查的精益求精和吹毛求疵，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条微博被超过1.2万人转发。其中一个网友写道：我知道怎么办。让负责电影和报纸图书审查的去检查食品安全，让负责食品安全检查的去审查电影和报纸图书。这样一来，中国既有了言论自由，也有了食品安全。
余华是中国作家，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等。他是《纽约时报》特邀专栏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