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本人几乎是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听到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目前“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1.5辆，比2007年增加15.5辆”时我又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中国梦”。
那还是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公社的大院前见到一辆闪闪发光的上海牌轿车，据说是地委书记路过这里，当时我围绕那辆车转了七八圈，心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够当上这辆车的司机就好了。如今，我家乡不少的普通中国人也都买得起比上海牌更好的小轿车。而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在大城市“限购”小轿车的国家。
难怪傅莹很自信地说，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汪洋说，中国制度无比优越，对西方造成威胁，值得自豪。甚至连申纪兰老太太也不甘寂寞，宣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因此她感到非常高兴。
难怪迄今为止，两会上几乎没有人提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改革（我是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发展经济，中国的经济过去三十年确实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弦易辙”呢？很多支持改革的朋友也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地困境：他们为了说明改革的重要性，反复强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已经变革了的经济体制，甚至有人屡次断言，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民主，中国的经济就会陷入危机。中国会崩溃。
三十年来，这种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对“中国崩溃”的预测，我能记得的就有六次之多。而恰恰是这一点，让当局不愿意改革，因为以目前形势来看，中国经济不一定能在十年或是二十年内出现大问题。再说，即便出现你们臆想中的大问题，这种政治体制既然能够平稳度过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自然也能搞定你说的经济危机。而且，以目前的政治体制与一些民众的奴性与愚昧来说，真出现经济危机，我认为不但不能带来民主，甚至会让专制抬头，走回头路。重庆的事大家不是没看到。
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达，但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这虽已是一个共识，但也有人说对于亚洲的民主国家（地区）来说，经济发展往往在民主到来之前，例如韩国与中国的台湾。当然，即便这样争论的人，也承认经济发展之后，还是必然要走向民主的。这也和我们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已经是最好的制度，道路已经找到了有所不同，从当今世界的政治常识来说，正确的道路一定是通过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我说的民主政治，就是宪政民主，自由民主。
为什么要改革？30年前改革的动力是中国太穷了，需要发展经济，人民必须吃饱肚子，当时邓小平与他的左右手胡耀邦、赵紫阳一起倡导过一阵子民主改革。直到今天，大多倡导改革的中国人还对民主的认识停留在民主作为工具之一的层面上：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经济，民主政治改革也必须是为了更进一步发展经济，所以，一旦有人“威胁”他们说，民主会带来混乱甚至革命，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些还没有闹清民主概念的人都急忙与民主划清了界限。他们连基本的历史知识都没有，忘记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发生民主革命的混乱时期，正是我们在大清帝国统治下和谐稳定的时候。
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人往往没有给予民主另外两个不是同样重要也许是更重要的功能：民主与政治，以及民主与人的自由、人权与尊严之关系。
民主与政治的关系无须多言，当今文明社会的所有合法政权几乎都建立在公民的普选之上，你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用某种方式（例如经济收买与政治打压）让民众不得不接受你的统治，但从长远来说，没有获得国民同意与授权的政权与统治者，一定会危机重重，过得胆战心惊，最终都只能靠武力与强制维持恐怖的稳定。宪政民主的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从政治层面说，我们也可以把民主当成一种“工具”：一种统治者“驯服”民众的工具，民众把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工具”。
但现代民主的最早出现却既不是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也不是作为平衡政治的“工具”，而是把人从奴役与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工具，这种工具也是目的，人类追求的最高目的。发端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觉醒，人们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虽然都因经济方面的危机启动了民主革命，但深层的动力却与经济关系并不大，而是以人权为中心的。就拿美国的民主运动来说——以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为代表的两场战争，两次战争都没有数字表明之后的经济就比之前的强，尤其是南北战争，以解放黑奴为目的，战争后由于大量黑奴失去了奴隶主向他们提供的庄园而流离失所，经济状态反而大不如前。
可见，赋予政权合法性，解放人性，在历史上的地位要远比所谓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更何况，从长远来说，只有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人性获得解放，人权得到保障，一个国家才能长期稳定，无革命与动荡之忧，经济也才能不被打断而持续发展。
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翻阅世界各国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他们推崇最高价值理念，都是把自由、平等、公正、公平、民主、人权、包容等放在一起，很少有几个国家会把“富裕”、“共同富裕”与“国家强大”放在里面，中国就是这很少中的一个。当民众拥有自由与人权，当社会制度公正公平，法治顺畅之时，民众对贫困与贫富差距的忍耐超过你的想象。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比革命两年后的利比亚要“稳定”，有些地区甚至更富裕，但就在革命两周年的时候，民众上街庆祝，载歌载舞，虽有不满，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要回到卡扎菲时代。还有一个前苏联的例子，苏联瓦解后，俄国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危机与食品短缺，民众也会口出怨言，但有几个俄国人愿意回到过去，回到苏共统治下的没有自由，人权被践踏的大国与强国时代？这一点可以从俄共每次参加总统大选的得票数看出来。
富裕与共同富裕绝对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但这目标一定是通过民主政治与人性的解放达到的，绝对不能靠统治者甚至独裁者来实现，他们绝对会通过压制民主与人性来实现这种“富裕”。任何改革，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实现政治上的民主与人的平等与自由，否则就不是成功的改革，就不是好的制度，就不是好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30年前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经济，今后的改革则应该转向政治改革，绝对不单单是为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更是为了解放人性，使国民获得自由、平等与人权。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坚持不懈地向保障人权、解决政治合法性的方向迈进，而不能停留在多少家庭拥有了小汽车、中国的人均GDP又从一百位以后向前进了几位上。
李克强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说得好，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所以还对未来与当局抱一定的希望，是因为过去的改革解决了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是因为大多数人还认为改革还会继续，最终会涉及到政治层面，会利及每一个人——在中国实现公正、公平与自由、平等，而不是越来越远的“共同富裕”。
改革是红利，但如果不继续改革，不沿着人类正确的方向改革，这红利恐怕也用不多久。我很担心一些官员的发言，那种发言中流露出的既是知识结构局限性的问题，也是对走过的路太过自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缺乏基本的了解。
在经济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认为不改革暂时不会出大问题，抱着“击鼓传花”的心态在浅水沙滩上摸石头，拒绝进入习近平主席所讲的改革的深水区。我想提醒他们，政治危机从来不是可以预测到的，而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与公正公平的渴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会为政权树立越来越多的对立面，而且最终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人心。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家与执政党，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实现十八大里倡导的“民主、自由、法治，富强、和谐、爱国”，最终每一位中国人都能生活在平等、公正、法治、自由与民主的和谐社会里。这是中国大陆上没有过的，但今后一定会实现，只是看哪些伟人敢为天下先。
杨恒均 “路边谈话”之两会观察 2013.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