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作家，经济学家，民主人士。
引言：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作为一个简炼的实证政治学概念，“威二主张”由我此前发表的文章[注1]提出。它的依据是1915年袁世凯改民国宪政为君主制前，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征询意见的历史事实。彼时，威廉二世对到访的袁世凯代表称“非帝制中国不能图强”。
在历史逻辑之下，尽管袁氏改良型君主制早已消亡，但是，他在帝制前所提出的理论主张“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注2]，仍然实质性地影响到以后的中国政治进程。其一，民国政治在台湾解严以前的训政时期，即执政党（专政的一党）自定位为人民（简化为政权）的政治保姆[注3]；其二，大陆与台湾形成宪法分立、互不统辖的两个政治实体后，大陆至今仍是训政主义政治，以至于对反袁历史的艺术化（如电影《走向共和》）之内容限制[注4]。
中国大陆政治深陷训政主义泥潭，作为政治黄昏[注5]它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要续存。然而，回观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对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批判，不能尽归于革命的骗局之说。比方说，《新华日报》攻击执政集团镇压异见（包括军事进攻武装割据力量）、钳制言论、不兑现民主政治许诺等等，其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望确实在里面。否则，就无法解释三年内战（1946-1949）的人心向背之状，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产生的巨大分化。
一、革命无奈：从训政历史到反腐悖论
作为一个历史悖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有其难处：首先，其许诺的六年（1929-1935）训政，因武装割据者现实反对而发生的内战而无法结束，且向军政方面有所倒退，即由军政而训政再宪政的三步走至第二步出现了“卡壳”；其次，军国主义的日本对华发动战争暨全世界法西斯主义进入盛期，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对三步走也是巨大干扰，一党政权向民族主义性质的军政回归确实连训政这一步也压缩了不小。
国民党六年训政乃其三届二中全会（1929年6月25日召开）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而做的决议，决议名文件为《训政时期之规定案》[注6]。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战争（1930，中原大战）中取得了压倒性政治军事优势，于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议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尽管这个约法已具国家宪法性质，亦称本于孙中山建国大纲，但并没界定训政期限。被指为蒋介石加强个人独裁与行军政与训政之混合，亦在情理之中。至中共政权建立乃至对宪政问题有所认识时（而不是反对国民党之内战时宣传），仍指其为“打着‘三民主义’旗号”[注7]。
证明中共在武装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民主宪政主张并非革命骗局的旁证，是国民党内部对训政理解的分歧。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宪政主张者们早在宪法性质文本《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前，也即形成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党内活动中，就指出：训政不等同于一党专政，也不同于阶级专政[注8]。也正是国民党党内民主一直在持续并由此向外扩散舆论，才给了当时的武装反对党中共以最便宜也充足的道义资源。这一点也能证明，在1949年大陆新政权出现之际知识精英阶层非投机因素之外的社会政治逻辑力量，尽管“投靠”而未“卖身”的后来所谓民主人士有不少人遭受毛泽东版斯大林主义的迫害。
仍在大历史视角暨社会政治逻辑力量作用之下看问题，毛对知识精英的政治迫害是革命无奈的结果，尽管这样说有为毛氏开脱之嫌。所谓革命无奈有两个要点。其一，中国上世纪各种强力政治集团均未能解决洪宪改良失败后的政治遗留问题，较小的分治域台湾除外；问题至今仍在解决，也即中共今日之训政政治仍是身处“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权——该集团或是承认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临时性质，或是将特殊形态长期化即如“五不搞”之类的恐惧表达也逐步宪法化。其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无一例外地由革命专政堕落为反动专制[注9]，从而使统治集团蜕化为新阶级。
革命无奈产生的新阶级扩展了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使人产生腐败，同样也会使组织产生腐败；绝对的个人权力产生绝对的个人腐败，绝对的组织权力产生绝对的组织腐败。由此，革命无奈又引伸为一个巨大的难题——要么，认可革命的历史就是个骗局而厚着脸皮腐败下去，这等于历史自诬（污）；要么，认可政权化治理（简化为统治）的历史过渡性本质，等待被革命的时刻到来。被革命（准确指暴力推翻）不是唯一进化路径，存在的替代方案有和平演变（如外部性的茉莉花革命）、明智转型（如内部性的苏东剧变）。作为革命无奈的第三大要素即上指巨大悖论，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就是“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的政治谚语（谶言）所反映的反腐悖论。
二、颂词主义：辛基格虚构“学习型社会”
与反腐悖论之政治谚语（谶言）相对应，有着一种外部合法化性支持力量。它大体表现为对经济发增长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赞赏，进而是对现有制度模式的认可，甚至说中国的制度体系与普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互补关系。之于中国一百年来（以袁氏君主制即洪宪改良为起点）延伸至一百七十年来的被动觉悟（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这种外部性支持不过是“威二主张”的翻版。比之于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威二主张是秦代“颂词主义”[注10]的再现，典型地满足一统、中央、至尊等历史虚荣。在本文第一个文献里，我所说的贝尔现象更是颂词主义代表[注11]。
仍在革命无奈的逻辑下看问题，颂词主义是制造一党专政之领袖个人权绝权威的文化动力，此亦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之一。比如，柳亚子之诗颂毛泽东“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旗共骈阗”，可视为周青臣颂秦始皇的历史复现。由于过细的历史考证不是本文的研究方向，故存而不论。但是，历史仍留下许多沉重的话词，如胡汉民反对训政主义为一党专制与阶级专政的观点，仍是今日要尽心尽力解决的政治难题。
作为外部性支持的国际知名人士之颂词，以基辛格为代表之一。他没有从经济制度方面来作出较多的评论，而是基于中国历史逻辑，认定现有政治制度是历史学习的合理结果。并且，他认为中共现统治可以按孔子的“学习型社会”标准，来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也不同当下中国的新制度体系[注12]，尽管他并没有使用“孔子的‘学习型社会’”这么一个术语。事实上，作为统治体系的中共恰恰是六种“非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其新领袖也希望塑造一个学习型政党，进而导致学习型社会的出现。举凡具体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一）失败至少是危机重重的社保政策，在管理学上，正是“好仁不好学”的表现，是为愚；（二）混乱的意识形态结构之存在，在行为学上，正是“好知不好学”的表现，是为荡；（三）浪费无边的公共投资政策，在经济学上，正是“好信不好学”的表现，是为贼；（四）官员雷人话语屡出，在舆论学上，正是“好直不好学”的表现，是为绞；（五）司法阴谋而致司法腐败不治，在政治学上，正是“好勇不好学”的表现，是为乱；（六）维稳体系持续伤害底层社会，在社会学上，是“好刚不好学”的表现，是为狂。
为了维续愚、荡、贼、绞、乱、狂博取的便捷利益，将相当部分利益向国际社会输送，足以博取虚誉，比如整个社会仍被视为学习型社会。而本质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不被官僚体系所接受，而且个体持续学习还会被认为是不成熟乃至无知的表现。几乎多数有成就的官员与商人，都认为书本上的东西无用乃至虚假骗人，因此这两种人也不以拥有假学位为耻。
没有相应的情报学资讯来证明贝尔现象、辛基格中国论，是收受直接经济利益之故，但是，近乎泛滥的对中共现存制度弊端的吹捧，在国际上仍有中国传统意义的比照，亦为愚、荡、贼、绞、乱、狂之表现。不过，实在没必要多费篇幅进行解析。
三、诡秘策略：恩道尔回避有术
一些几近呓语的国际颂词盛行，构成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颂词主义有国际支撑，是否可冲淡革命专政到反动专制的革命无奈呢？显然不可能！因为此类论述不是如中国百姓俗语所云“拿着不是当理说”（如贝尔现象所涉官员的选拔机制），就是回避政治学术中的核心问题。经典案例是美籍旅德经济学家兼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Ｆ·Ｗ·Ｅngdahl）的“华盛顿的‘屠龙’战略解析”。
恩道尔在分析美国对华的石油战争时[注13]，举凡苏丹、叙利亚、缅甸，乃至涉及到极为敏感的西藏、新疆问题，但是丝毫不涉伊拉克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才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最大获益者：由美国投入巨大军力、财力，才基本稳住伊拉克局势；中国方面不费军力且在道义上支持前政权（萨达姆），终在局势缓和之后拿到了大量的石油服务合同，也保证了原来的石油进口量。
或许回避伊拉克问题在“石油战争”中的作用是个策略性处理，正如基辛格为自己的策略辩护所表现的那样。他说：“我丝毫不会不愿意（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而且我一定要坚定地声明，我喜欢民主，拒绝专制和独裁体制。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很少的一部分人，数十年来赢得了中国领导层的信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以没有明显赢家或输家的方式发挥影响力的话，就能更好地促使这些目标得到实现。”[注14]恩道尔是否有此类策略或者有而无以言明仍是个悬疑，但从一些旁证上来看，如基辛格与恩道尔之类的国际话语权拥有者们都在努力以中共可以接受的方式对中国模式与相关事件进行发言，却是基本事实。比如，风险投资家埃利克·李针对对刘晓波和平诺奖事件，告诫西方让中国保持红色对西方有好处[注15]；再比如美国弗雷德·阿尔杰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钟，指人权活动家陈光诚有被美国利用的可能[注16]。
以情报学的方法来检索，可以发现埃利克·李（Eric ·X·Li）是一位名叫李世默的华裔（国籍不详），还是一个不算有名的网站《四月网》的专栏作家。四月网聚焦了如贝淡宁（就是本文文献一里面的“贝尔” ）、司马平邦、吴法天、戴旭等一批专栏作家。丹尼尔·钟是否身份类似于李世默尚无情报可资，然而，无论是基辛格、恩道尔，还是埃利克·李与丹尼尔·钟，都是在为中国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各分支集团的并集）进行辩护无疑。对此，即便不讨论无良国际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只从近乎纯理论的革命无奈问题来看，最终也是中世纪的利益分配方式，一如吉拉斯所指出的那样[注17]。
四、双重漏损：过渡的边界效应
中国当下政治到了效率的边界，这不是哪一代中共领导人治能治德的问题，尽管其中也乏这些因素起作用。可以观测或者用来做实证考察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共话语系统严重混乱，或陈词滥调或雷人话语，是为一种漏损；其二是，制度安排及政策难以协调各方利益，或是倾向公权权能或是虚设过多而致无法实行，亦为一种漏损。公共话语漏损与改革设计漏损同时起作用，让社会处于严重的撕裂状态或言社会碎化片[注18]。公共话语方面的漏损实也反映了改革设计漏损，即表面是为改革设计结果的信息披露导致比谎言更坏的结果，以致外国媒体都认为官本位思想愈加暴露，忽视公众知情的结果遭到网络舆论的广泛抗议[注19]。网络舆论的广泛抗议并未改观这一惯性，如最近（2013年4月份）又发生了“井水红小豆论”[注20]。在环境后果已明显为百姓所承担的当下，它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公众对改革设计的不满，而无论“顶层设计”之说多么有前景。
较为宏观地看，公共话语漏损也是改革设计漏损的一部分。一者，因为整个中共体系作为中国最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最顶端的设计既不可能涵容也不可能否定逐次分级的各分支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公共话语内部不协调（所谓不符合党的政策）已是常态；二者，任何改革设计只要不是如秦代逐客令那样突然下达[注21]，它总会有一个信息扩散过程，从而形成公共话语（狭义的官方）与社会舆论（广义的民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各种利益势力（包括民间的弱势）均会占据自己的“市场份额”。
公共话语与改革设计的双重漏损且持续而有社会崩溃之虞，再次证明了中共政权在大历史逻辑里的过渡性质。如果这样表达，有嫌“攻击现政权”，那么，总会有负责任的政治史家会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中共从1840年以来，特别洪宪改良（1915）以来，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从未真正解决（解严的台湾地区除外）；训政是革命专政的必要也即换来一个新秩序的需要，宪政是获取秩序效用最大化也即进化的需要，结果，中共政权作为一个国家治理（统治）体系已经无力解决这个“卡壳”问题，只好在革命无奈压力下采取大量的次级维护措施。这就是改革的历史逻辑与政治原理！当然，体制内开明派致力于推动广义的政治进化[注22]，使政治进化的可能并未完全消失。在另一端，体制内开明派也需要人民（公民）行使抵抗权[注23]的支持，是为“必要的激进”与“激进的必要”。
对于公共话语漏损所造成政治后果，即便是体制内较为保守的势力也心存恐惧，他们希望“重大理论，要给老百姓讲明白”[注24]，即“善于把理论话语转为群众听得懂、信得过、接受得了的语言”[注25]，其政治效用则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想“搞垮这一新生事物”[注26]。作为一种反思，与行为学意义上的许多同类现象，它说明反思对象作为政策（含改革）设计或制度安排已经达到了效用边界，甚至超过边界而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不经济后果。保守地看待，将双重漏损界定为边界效应，也能对广义民间社会观念与国家治理（统治）体系发生严重分裂的状况做出抽象，以及由此判断社会未来的走向。
结语：幸福分类或者制度理解
基于训政主义暨政权（历史性）的过渡性质之改进或长期化愿望，民本主义再度成为一种革命性导向，尽管它也无法摆脱革命无奈（或回归革命专政），更无法消除反动专制后果。于是，“幸福”作为一个中性词汇就高频地出现在公共话语与广义社会舆论之中。然而，“幸福”分类差异之大以至于它本身就沦力不幸：在既得利益阶层那里，特供食品会以各种渠道与面目出现，而普罗大众只能在食品安全缺失暨极低生存质量下忧惧生活；前者虽不是全体，毕竟有相当部分可以逃离传统之地，后者不仅要为传统之地付出宗教情感（如爱国主义），而且也无从找到改善生存质量的途径。
谁是真正的中国体会，这成了巨大的文化悬疑。从纯理论上讲，政治参与的程序效用也是公民幸福的重要构成因素[注27]，但在中共的国家治理下，能够给公民带来程序效用的政治参与根本不是“中国梦”的内容。既得利益集团的梦是江山万代（政权高于一切）的好梦成真，而作为利益弱势的大多数底层或是在做南轲、黄梁二梦或是根本在过无梦的年月。
任何改革设计均是次级维护。由是，“民主没有标准答案”[注28]就成了假民主之名为既得利益进行辩护的最新方法，而其效用本质恰是幸福分类之不同可以导出“幸福的不幸”那样。关于答案的说辞等于又回到了袁世凯（1915）的“民众滥用民主”的原点。这种完全不计人民创造性的答非所问之解（案），在历史逻辑与政治原理上，试图让公共话语漏损与改革设计漏损获取长期化的可能。由此，真正的中国体会在伦理分歧上仍是权贵与平民的对立。制度理解不同必然是可能发生的中国社会崩溃的最表面诱因，而其背后的中国历史并未终结于1915，更未终结于1949，到1915的百年之时是个什么样子任凭想象，就象中国体会可以自由想象一样。
2013年1月构思并准备主体文献（书籍），2至3月份陆续检索并补入资料（报刊为主）；4月6至8日写作，9日校对、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拙文“多党制被压抑的历史考察——从古德诺事件到贝尔现象”，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4月1日。该文只是为表达方便而使用“威二主张”这一缩略语性质的词汇（短语），具体在该文结语部分及注释[20]。
[2]参见搜索引擎百度之《百度名片》，〈袁世凯〉条目（riew/8447.htm）。
[3]在胡汉民等人起草的《训政大纲提案》（1929）中，有言“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作为训政之政治核心的专政一党，“党必求其完固之重心”。参见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Ｐ207；徐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同[2]之《百度百科》，〈走向共和〉条目（view/332323.htm）。条目中记录：“《走向共和》（英文名：For the sak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电视连续剧，共六十集，但在中国大陆地区观众只能看到五十九集，该剧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次后即被禁止重播。”
[5]对训政主义进入黄昏阶段的说法，参见拙文，“‘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推荐好书《思想的蝴蝶》”，载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6期电子版，亦可见我的网易博客2010年8月3日。
[6]同[3]，Ｐ206。
[7]参见殷啸虎著《中国近代宪政史》，Ｐ232；殷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同[3]，Ｐ208。
[9]参见吉拉斯对革命专政到反动专制开先河性质的分析。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他说：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只是“共产主义政权本身从革命的专政到反动的专制这一过程的反映，而不是基础”，是新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手段。转引自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研究》，Ｐ147；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0]颂词主义，是我基于历史研究而创造的一个实证政治学名词。颂词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最早文献见于《诗经》，其为三种文体之一（另两种为风和雅，雅有分为大小两类）。在颂里面，如商颂多为对殷代先王先之颂赞，再如周颂则为西周时期庙祀诗歌。到秦朝，颂发表成一般文体（非诗）与对活人（非祖先）的赞美，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四年（前213），博士、仆射周青臣进颂，遭淳于越反对，双方斗争引发了焚书（非坑儒）政策出台。周青臣之颂在《史记》中有片断记载，如云：“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关于《诗经》中的颂，可参见姜大亮等撰《先秦诗鉴赏诗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之《诗经》名词的解释，〈商颂〉（Ｐ1005）、周颂（Ｐ1004-1005）；关于周青臣颂词，可参见《史记》现代文白对照版（线装书局，2007），第一卷，Ｐ92与Ｐ111。
[11]从这一点上讲，本文（尤其第二节）可视为[1]引文献的下篇。
[12]在其《论中国》（汉译本，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一书的第一章〈中国的独特性〉（Ｐ1-26），引述了孔子《论语》里的学习观点，即对愚、荡、贼、绞、乱、狂六种反学习现象进行的批评（Ｐ11）。胡林杨朱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
[13]〈石油战争〉是恩道尔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汉译本，戴健、顾秀林、朱宪超译）一书的第二章，Ｐ7-39。
[14]参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有限公司（ＣＮＮ）网站2011年6月12日报道，“基辛格说，中国对美构成‘一大挑战’”；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14日译介，“基辛格劝白宫不要对华打‘冷战’”，第16版〈中国大地〉。当时，正值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来临之际，基辛格受邀来华，考察了重庆（薄熙来）与广东（汪洋）两个发展模式。在重庆，他参加了“唱红”活动。
[15]参见《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他保持红色吧”；同[14]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
[16]参见《纽约时报》2012年5月22日文章，“同机乘客给陈光诚的建议”；同[15]报，5月25日译介，“一位美籍华人想对陈光诚说的话”，第14版〈海外视角〉。
[17]吉拉斯在分析个人生活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世纪恐怖之后，对社会创新能力表示了担忧（非原话）：最终结果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甚至，人们不愿去思考新东西，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也因此被禁锢。参见[9]，Ｐ149。
[18]针对依据孔子界定的反学习六论（愚、荡、贼、绞、乱、狂），显然一种称为“碎片式威权主义”的政治界定之内含至少具有荡、乱两种特征。“碎片式威权主义”概念，可见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2013年3月28日文章，“政策改革措施凸现中国转型的潜力”（作者：美国州市波特兰大学副教授布鲁斯·吉利）；同[14]报，4月3日译介，“公共政策改革决定中国未来”，第14版〈海外视角〉。
[19]参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011年8月18日报道，“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记者：张楠）；同[14]报，8月22日译介，原题未变，Ｐ15〈观察中国〉。
[20]河北沧州市下辖的沧县，环保局长邓连军对村民反映的井水因受化工污染而变红情况，比喻为“水煮红小豆”。此说“引发专家、网民炮轰”。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4月5日转引新华网消息，“河北沧县环保局长被免职，曾称红色井水合格”。
[21]事在焚书事件（前213）之前，逐客（前237）事件亦很突然。需要注意的是，逐客发生在统一前，焚书发生在统一后。换言之，暴政政策总是具有心血来潮性质。关于逐客事件，可参见[10]引线装书局（2007）版本的《史记》之Ｐ88与Ｐ103。
[22]广义政治进化，作为实证政治学体系里的一个概念可见拙文，“进化困局与清算免除（上）——民主转型之超宏观伦理辨析”，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3年4月4日，亦可见我的网易博客（2013年4月5日）。
[23]关于公民抵抗权的初步论述，可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文章，“‘非法之法’与公民的抵抗权”（作者：郭道晖）。这篇文章显然很能代表体制内开明派的进化诉求以及非革命愿望，如其云：“在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所谓‘红头文件’尚不构成极其违反正义的恶法，或尚未穷尽纠正它的救济渠道时，如果不遵循必需的法律程序就擅自加以‘抵制’，有碍维护现行宪政秩序，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24]参见《环球时报》2013年10月18日同题文章（未署名，但有数位谈话者列名），第15版〈国际论坛〉。文后标明：“本文是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首辑10册的出版研讨会上发言摘要。”
[25]发言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
[26]发言者：国防大学前政委、上将赵可铭。
[27]关于程序效用（procedural utility）在幸福指标体系里的体现，参见布伦诺·Ｓ·弗雷与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著《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汉译本，静也译），Ｐ169-185；静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更具体，在Ｐ171，其云：“学者们已经确认了投票者从政治参与所获得的各种程序效用，例如经验一种公民义务感或一种表达思想观点的价值。”
[28]参见[14]报2012年8月16日同题文章（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詹得雄），副题是“西方对民主的反思之四”（至此全系完）。该文提要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推翻皇帝和国王后，如何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有过许许多多的尝试。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当选的执政者是否真正以人为本？二是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度？如果集中是众口诺诺，一个专断；如果民主是众口嚣嚣，莫衷一是，两者都会带来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