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起各个如火如荼的社会议题，如普罗大众关注铅水调查研讯以及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存废问题，抑或中产知识分子最为着紧的港大校委泄密风波，此时此刻再谈什么2047年「二次前途」问题，可能市民亦会认为过于抽象。毕竟在2015年的今天，询问社会各界对32年后的香港政治地位和主权有什么想像，恐怕也只会被批评为不切实际。
 
宪政讨论于政改否决后暂告一段落，不论泛民建制亦倾向聚焦处理民生议题，顺理成章地把政治运动搁在一旁，大概待至下届特首重启政改才思索前路。至于「二次前途」问题这种被讽为离地万丈的政治讨论，反正不符合选民切身需要，亦不会实在解决普罗大众的燃眉之急，现存政党自然不会将此列作政治议程。
 
住民自决地位是唯一出路
 
所谓意识「二次前途」问题，均缘于雨伞运动无功而回。当占领落幕以后，年轻一代不见得中国在32年内愿意兑现《基本法》的普选承诺，更不要说寄望大陆赶上香港民主进程。若然凭空推断一国两制终会完全变为「一国一制」是危言耸听，随着「白皮书」、人大决定和国安法的颁布，担忧香港在2047年的大限以后，「硬食」人大常委赋予缺乏司法独立和民主自治的「新基本法」，预料中共落实有名无实的一国两制也不算过分。故此，当《中英联合声明》根本没有处理香港在2047年后的主权和自治程度，一国两制不能保障香港实现民主自治，透过住民自决公投香港政治地位和新宪法，才是体现「主权在民」给予港人选择的唯一出路。
 
也许不少人认为谈论「二次前途」问题还是言之过早，但既然中英两国在1982年展开谈判，继而透过联合声明确认中国在1997年取得香港主权和治权，即在「九七大限」前15年已处理香港前途问题，现在估计中国在2030年左右处理2047年的「二次前途」问题实不为过。此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已指出香港2047年后的政治地位就是汇丰控股会否迁册（搬迁集团总部）至香港的关键考虑因素，而汇控董事局已就着中英对港「50年不变」承诺届满，未知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何去何从，特意来港与本地法律专家会面，或于明年决定迁册与否。
 
只有15年准备应对「四七大限」
 
当下政治现实就是香港只有15年时间准备应对「四七大限」，而本地政界仍对「二次前途」问题提不起劲，但跨国金融机构却表明迁册与否，正取决于「50年不变」后的香港前途，商界居然比政坛更有长远视野，意识2047对香港政局的重要性，实在非常讽刺。
 
无论如何，不​​厌其烦地强调「二次前途」问题，只寄望社会明白这不仅是重构港中关系的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国际舞台不应回避的重要课题，故此如何提升港人主体意识以及增加公民社会在「二次前途」问题的议价筹码，让我城在中英联合声明失效以后不被中国「吞噬」，就应成为未来15年民主阵线的运动主轴。
来源：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