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曾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思潮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风靡一时，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朝圣。在狂热的西方知识界中仍有两个冷静的头脑，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奥维尔。他们的批判都指向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权力，但却又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理念。
1944年，哈耶克在英国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针对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崇尚苏联的计划经济，哈耶克指出，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社会的秩序从来都是靠自发、累积和试错来选择和演进的，而非人类有意识的设计。计划经济意味着社会被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组织起来，去实现一个绝对的集体目标，因而不需要任何自由思想。它不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
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驳，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自由与计划经济是不矛盾的。而哈耶克却认为，如果政府控制了经济，它就会控制一切，并且以集体的名义为所欲为，“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此时正在写作《动物农庄》的奥威尔也注意到哈耶克这本书，他在《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此书是对自由市场有说服力的辩护，“哈耶克教授的论点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导致专制，而在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为他们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特别是削弱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思想工作。通过把全部生活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必定使那个核心官僚圈子掌握权力，那些人几乎无一例处都是些想为掌权而掌权的人，而且为了保权不择手段。”（孙仲旭译）
奥威尔承认，哈耶克对政治集权的否定包含了真知，但他这篇评论还提到西里亚库斯的《历史之鉴》，该书抨击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贫穷和战争，这也是奥威尔的观点，所以他同时指出：“回到‘自由’竞争对万千民众来说，意味着一种很可能比国家专制更为糟糕的专制，因为比起国家专制，这种专制更不负责任。竞争的问题在于会有胜者。哈耶克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定导致垄断，然而在实践中已经导向的，就是那个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很大程度上宁愿要国家严格控制，而非衰退和失业。只要大众意见在此事上多少有发言权，滑向中央集权主义的情形就必将继续。”
奥威尔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平等优先，社会保障，既反对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也反对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动物农庄》中，这部小说出版于1945年，此前奥威尔看到德黑兰三巨头会议的消息，遂在小说末尾加了一段猪与人举行宴会的情节，描写现在的统治者和从前的统治者在一起杯酒言欢，其他动物在窗外看着他们，已经分不清谁是猪谁是人了。
在奥威尔看来，政治集权和市场竞争都是通往奴役之路，“资本主义导致排队领取救济、争夺市场和战争，中央集权主义导致集中营、领袖崇拜和战争。这种困境根本无法摆脱，除非有种计划经济能以某种方式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而这只能在政治中恢复对错概念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反对政治集权却赞成经济集权。因此，奥威尔认为哈耶克的书未能指明可行途径。
实际上，哈耶克在书中已经证明，对于效率、自由和机会平等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是最不坏的制度，尽管他也认为私有制社会是“富人得势的世界”，但公有制社会却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即连机会平等也没有。奥威尔则追求完美的社会制度，希望将政治自由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实现实质平等。然而事实却证明，彻底的公有制是不存在的，如果私有制是多数人的私有，那么公有制则只可能是少数人的私有。
在《动物农庄》中，奥威尔揭示了斯大林体制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他看到了平等口号的虚伪，但却没有看到这恰恰来自一律平等的集体主义号召，为此他感到悲观，而哈耶克却深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个人主义伦理学看来是对于所有道德的否定，但那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里却成为了最高的原则。”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睿智而观点相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受到西方社会的冷落和排斥。
对于奥威尔来说，最糟的情形便是政治集权和市场竞争的结合，这是不是《动物农庄》最后的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