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曾经进行过一次由执政党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发起者是当时党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而实际主持者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纵观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赵紫阳在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具体措施等方面，与邓小平有着重大差别。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赵主持和推进这场改革的邓小平，后来转变了态度，联手党内的保守势力扑杀了这场改革。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可借鉴的东西。特别是在20多年以后，中国再次面临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新回顾和研究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状况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鲍彤先生在他为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2]”，即邓小平主张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和赵紫阳主张的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正是由于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使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
只有看清80年代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它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遗产，和更深刻地认识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之所以说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因为：
首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同；
从1986年邓小平主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从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的角度，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1980年，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此后，他就没有再过多的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经济改革方面，这段时间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中，很少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搞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救党，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到文革结束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搞经济改革，民众生活不下去，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优越性”。
1986年，当经济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的时候，他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及其他主管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3]
在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提示赵紫阳，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年5月，他看了十三大报告初稿，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说是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的质疑，强调说：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些话表明，邓小平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在于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发展民主。
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时说：“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4]
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他在回忆中说：1985、1986年，“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9月，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5]，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其次、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有重大差别；
推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
不错，邓小平在一些场合也谈到过民主，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7]
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要充分利用专政这个武器。“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事只要一下决心，就能够不受牵制地立即执行，这是我们的优势，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搞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8]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明确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的看法，却是有不同的，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据他的前秘书李湘鲁[9]回忆，早在1980年9月，赵紫阳就明确谈到“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10]。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不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他从研讨的一开始，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张和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在研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搞了个折衷，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样，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的主张，要搞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11]
第三：赵紫阳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
在改革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划定了内容，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为这次改革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但报告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赵紫阳对“党政分开”的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和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13]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邓小平主张的行政改革的范畴。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并且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从总的方向说，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一党专制在逐渐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设逐步开始走上正轨，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也有了相当进展，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因而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大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所中止，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赵紫阳的大部分主张也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看到了赵紫阳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唤醒了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发展下去有可能危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看到了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大超越了他们所能许可、接受和容忍的范围，任其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1989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他家中召开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除赵紫阳外的其他中央常委、中央军委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14]其中“说得多，做得少”这话不客观，但后面那一段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倒是并不算错。
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赵紫阳所主持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赵紫阳真的中规中矩地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线，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场“改革”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会导致后来改革被中止、他人被撤职的结局，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1980年代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改革实践中所施行和准备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赵紫阳、鲍彤们的主张进行的。有鉴于此，我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偿试。它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的影响和意义却不可低估。
那么有人会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邓小平的看法相左，为什么邓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会表示“完全赞成”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支持赵紫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也很好理解：第一，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效率、活力、积极性”的主张；第二，赵紫阳提出的改革方案，大都有党的传统说法和邓小平过去讲过的话作为依据，特别是以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在发展民主方面，80年代初讲过许多话。虽然这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不再讲这些话了，但赵紫阳、鲍彤们把邓小平的这些“压箱底”的东西翻出来，写到方案里，邓小平也不好说错，他总不能自己反对自己；第三，邓小平同意改革方案中按赵的主张去写，但不一定真的同意赵紫阳去做。本书前面谈到过，当赵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民主党派在人大设立党组时，邓就让人给赵传话说：“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15]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赵紫阳发展民主的主张会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它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导致了1989年的民主大潮，直接危及到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
六四镇压的发生之后，邓小平坚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说明他仍然不承认报告有错；但是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偃旗息鼓，“一个字不提”，又说明邓小平看到并且惧怕赵紫阳这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措施可能发生的后果。此后，他虽然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谁不搞改革谁下台”，但也仅仅指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则只字不提。这种“跛脚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以后20年市场化过程中公权力的腐败、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政府公信力不再，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流失。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消极接受六四的教训，政治与经济改革“一手软、一手硬”的必然恶果。
二、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它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这场改革失败，客观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具体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在80年代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6]。
1970年代后期，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逐渐在中共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虽然远不如毛泽东当年那样一言九鼎，党内还有陈云、李先念等老资格的领导人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邓所推动的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邓小平的权威日重。在形式上他并没有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党内的话语权逐渐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人。当时，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元老派两支不同的政治势力，被外界称为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而主张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就成为凌驾于两派政治力量斗争之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当中，中共政治路线上的几次大的摇摆，都与邓小平态度的变化有关。[17]
邓小平是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者和推动者，他为这场改革确定了目标和内容，也划出了底线。而他选定来设计和操作这场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并没有使这场改革局限于邓所主张的行政改革范围，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上来。当1989年邓小平看到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催发了民主大潮，赵有可能利用这场民主大潮，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时候，这就触犯了邓的底线。
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势力，在对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个别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这种结合，反映了党内传统的政治势力不甘心放弃旧的统治方式，坚持维持极权统治的坚定态度。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线”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与党内保守势力联手，将它扼杀掉。
第二、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都会遇到守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和阻挠，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六四镇压决策的成因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被扼杀的动因是复杂的。在这其中，除了邓小平的因素以外，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伺机而动，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回顾1980年代整个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党内高层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对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也是不遗余力的。从1986年10月研讨和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起，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的风潮，就开始有人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最后到了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思想难于统一，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8]
中共十三大换届以后，在主持一线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两个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代理人李鹏和姚依林，这使党内保守势力有了直接插手，影响、干预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层内部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斗争就开始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线操作者和主持者，党内保守势力知道，要扭转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赵搞下台。读者想必记得，在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党内保守的元老们就希望推出邓力群当总书记，作为他们在一线的代理人。这个企图因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而没有实现。中共十三大之后，他们选择的邓力群被差额选举差掉，他们认为是赵紫阳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李鹏、姚依林进入中央常委会，使他们在中央一线班子中有了代理人。他们知道，只有搞掉赵紫阳，他们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领导权，扭转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们从没有放弃搞掉赵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党内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机会，开始在邓小平面前大进谗言，要求邓撤换赵紫阳，刮起“倒赵风”。特别是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知道机会来了。李鹏，姚依林利用邓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担心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动邓给学潮定性，然后又一步步把学潮推向死胡同，导致邓最后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他们站在与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偿试。
第三、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内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干部普遍严重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因而改革没有得到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中共的极权体制与公权力的腐败尚未发展到当今这种严重的程度，各种权贵利益集团也还没有形成。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中高层中所遇到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方面的还相对较小，大都还是来自于观念层面。
赵紫阳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19]但是，在当时能够形成这种观念的人在党内中高层中少之又少。
当时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阶级斗争”，习惯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习惯于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体制，习惯于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那一套理论、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领导”与“执政”、法治与人治、专制与宪政等理念方面的意义与区别。一句话，当时在党的中高层干部中，还基本上没有现代政党所应有的执政意识，远没有形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在党内下“毛毛雨”，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大大加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并要求全党进行学习，统一认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总共只进行了短短的几个月。强大的历史惯性、体制惯性和思想惯性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扭转。此外，受几个月前还在进行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还是政治禁区，“自由化”的帽子还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一些保守派领导人手里拿着，准备随时给人戴上，这就使得“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巨大的市场。这些情况都导致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实施，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受到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党中央各部门就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地方党委的改革同样如此。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几乎被搁置。党内的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强大的体制惯性，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给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第四、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
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但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他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80年代党内高层的特殊情况和政治态势，决定了以他为首的改革力量无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因为，赵紫阳要推行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必须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过中央各个职能机构去执行。
80年代初，是邓小平亲自点将，把赵紫阳从四川调来中央工作。在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邓与赵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此后，邓小平再次点将，由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并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内最具权威的元老，邓小平是凌驾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赵虽然当了总书记，他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支持。没有邓的支持，赵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在1989年初以前，邓小平对赵也一直还是支持的。
但是，并不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就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忌了。邓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由于邓小平在“垂帘听政”，赵紫阳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时时顾忌到邓小平的这个底线，防备保守势力的明枪暗箭，这就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以及《李鹏六四日记》中可以看到，中共十三大后进入中央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这两个党内保守势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时时在对赵紫阳虎视眈眈。在“物价闯关”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以“决策失误”为名嫁祸于赵紫阳；从学潮一开始，他们对赵紫阳的主张就是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小动作，以各种方式对邓小平的决策施加影响，企图借用邓小平的力量搞垮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的位置不可能是稳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虑到邓小平的反应，考虑到会不会被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他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甚至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为过。
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不得力，是赵紫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党内保守势力借机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门。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为了改变这种格局进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改变了长期由邓力群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局面，撤销了邓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组织、宣传等部门由保守势力所掌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中央组织部长是宋平，宣传部长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势力的主要干将。赵紫阳没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安排自己瞩意的改革派干部担任关键部门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可能把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成为改革阻力的干部撤换掉。1996年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赵紫阳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20]
第五、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赵紫阳主持的搞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真正理解和支持，形成有效的朝野互动。
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赵紫阳一方面要防备来自党内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吊高社会上民主化的胃口”，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一旦“过分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就会成为党内保守派攻击、甚至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实，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地位的稳定。他的个人地位问题当然不是他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他的地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他要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让他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对封闭，再加上保守势力的虎视眈眈，又必须和邓小平“保持一致”，这些因素致使赵紫阳、鲍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没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图对党内、对全社会公开，说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白，致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对此缺乏了解，朝野严重缺乏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会上的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赵紫阳主持的执政党中央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激烈斗争，不了解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对赵主持政改的推进缓慢有怨气和不满，在有些时候赵甚至和邓小平、李鹏等一起成为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上书，一个又一个的呼吁，使得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受到日益加大的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倒赵风”，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谨慎小心应对，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另方面，他又要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政治局面基本稳定的一道难题。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用一句不敬的中国俗语来形容，真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特别是在1989年5月17日之前的那段时间，赵的亚行讲话许诺与学生对话后，由于李鹏等人的掣肘，中央常委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对话无法兑现时，学生们发动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这种做法不但把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逼到了墙角，让他的“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更难实现，使李鹏等人的强硬主张更显得理直气壮，而且成为邓小平下决心拿下赵、实行戒严的理由。19号以后，当学生们知道中央内部这种激烈斗争的情况时，已经迟了。
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尽管后来邓小平有“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之说，尽管党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党外的广大知识分子、各阶层民众多数支持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关键时刻邓小平政治态度的变化导致党内改革与反改革力量对比变化、对学潮的武力镇压，以及此后形成的政治高压等复杂的政治因素，再加上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充分的“接地气”，形成朝野的有效和及时的互动，在关键时刻得不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赵紫阳很快成为“孤家寡人”，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快被中止，中共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在与强大的传统政治势力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也就成为必然。
三、关于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总结一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仅仅从客观方面进行还是不够的。虽然说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由的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所致，但这场改革的失败也还有其指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赵紫阳对邓小平过于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
邓小平是一个老辣、坚定、政治手段强硬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底线，在用人上，他同样极少受个人感情左右，而是一切以政治利益为先。胡耀邦曾经对他，对老人集团重返政治舞台有恩，但1987年初他对胡耀邦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顾忌这一点；杨尚昆是他的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和在军队的代理人，但后来90年代他对杨尚昆、杨白冰[21]问题的处理同样出手果断。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那里，政治问题是从不掺杂感情因素的。
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人，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这一政治性格，似有认识不足。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赵紫阳是依靠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从四川到北京，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过来的。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对邓产生了一种过份的信赖。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邓小平的，邓小平对他也是了解的。虽然他知道，邓对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底线。但从当时和后来披露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力。实际上，以往邓对他的支持，不是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会不会继续得到邓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会不会触及邓的政治底线。当1989年5月局势的发展触及到了邓的底线，邓就果断出手，在镇压了那场学潮，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赵紫阳也因抵制戒严，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废黜。
即使到了最后的关头，赵紫阳仍然希望邓小平能改变动用军队的主张。在1989年5月18日，邓小平作出戒严决定的第二天，他致信邓小平，再次陈述自己修改4·26社论的的意见，希望邓予以考虑[22]。当然，这一方面说明赵仍然想为学潮的和平解决作最后的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说明赵此时仍似乎还没有最后看透邓小平。直到被软禁几年以后的1996年，他在与杨继绳谈话时，依然认为“‘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认为“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邓小平说他是“自己暴露的”[23]。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谈到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仍然认为邓是“误会”[24]了他。
事实并不是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变化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与戈尔巴乔夫谈的那番话。邓对他的信任在1988年下半年以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李鹏六四日记》中透露了李与丁关根的一次谈话，谈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转变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一记载是真实的。李鹏在1989年5月28日日记中说：“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25]这段记载表明，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早在1988年下半年，这种信任就已动摇，他就“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后来邓几次说“大格局不变”，并对赵说什么要他“搞两届总书记”，什么要“把军委主席交给他”，都只不过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下不了最后决心的缓兵之计而已。后来耀邦逝世之后，学生要求为耀邦正名，赵紫阳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学生悼念”，这让邓小平“更加看清了赵紫阳这个人”。此后，赵紫阳不同意对学潮的定性，提出修改4·26社论，反对戒严，就促使邓小平下了最后决心。
二是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的党内外斗争复杂性和残酷性仍显认识不够，准备不足；
这场改革是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改革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极其复杂。这其中，党内各种力量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之间、党内保守的元老集团及他们的代理人与改革力量之间、党内改革力量与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之间、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党内各主要部门之间，乃至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不充满了各种分歧和矛盾，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盘根错节，构成了改革的复杂性。在2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纵然主持改革的赵紫阳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将许多矛盾冲突缓和乃致化为无形，但是他仍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一些偶发事件产生了现在看来是较为明显的应对失误。
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时期，也经历过建国历次政治斗争和文革，他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会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在担任代理总书记和总书记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许是由于邓小平对他一直支持，也许是由于他能够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较为轻松的化解，使他在应对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对手时有些过于自信和轻敌，在个别时候对形势产生误判。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之后，许多人建议他不要去朝鲜访问，但他坚持认为追悼会后学潮应该会慢慢平息，留下了处理形势的三点意见后，仍然坚持赴朝[26]，结果让李鹏等人抓住时机，向邓小平汇报，导致4·26社论的发表，失去了平息学潮的最佳时机。
另外，对于中共十三大后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赵紫阳、鲍彤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也同样存在估计和准备不足的问题。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逐渐尖锐起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对这种情况，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看到了，并组织了社会突发事件问题研究，也预见到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27]。但现在回头看，当年对这项工作似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课题抓紧抓好。而且，对策性研究也没有开展，特别是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党内矛盾激化做出预测，并把它与社会动荡的过程与后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对解决社会动荡、同时也避免党内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层面上的应对预案。
1988年底之后，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刮起“倒赵风”，李鹏一伙也在政治局内部发动向赵紫阳的进攻。特别是后来围绕处理学潮的两种方式的对立，使党内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这个时候，赵紫阳的地位问题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关系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关健因素。如果当年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小范围内组织力量，把党内外局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摊开来，进行研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处理预案，对事态的发展也许会有相当的正面作用。虽然形势的变化是复杂的，预案不可能做得那么具体，而且也不一定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不一定会发生先是被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后来是被李鹏一伙一路牵着鼻子走的情况。
当然，这些只能是后话。当时党内高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赵紫阳、鲍彤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放手把党内高层斗争摆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中央正式机构中进行研究。当时出现的“小舰队”说法[28]，已经让赵紫阳、鲍彤们警惕、避嫌。之前的“动乱问题研究”没有展开和抓紧，没有与党内斗争相关联，大概也与此有关。但是，现在回头看，在学潮爆发以后，党内高层内部保守势力同改革力量围绕处理学潮问题斗争的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李鹏一伙已经打定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赵不下台他们就得下台。他们不顾客观事实，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在胡耀邦追悼会后不久就置疑是“赵紫阳发动的学潮”，“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29]；后来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直接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坏人”、“动乱黑手”、“阴谋策划”的帽子戴到了鲍彤及其部下头上。赵紫阳、鲍彤们谨慎也好，避嫌也罢，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政治对手的决心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放手一搏？
三是改革的指导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应对失误；
即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成熟的政治家，在历史关键时期，面对纷乱复杂的政治形势，也未必就会应对的滴水不漏。回顾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实施，直到1989年六四前这段时间，赵紫阳在大的方面事情上处理游刃有余，但在一些问题上处理也有失误。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指导和推行方面，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确定的原则坚持到底，推进的力度也嫌不够。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是中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在中共党内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文件。在其实施过程中，十三大报告应该成为赵紫阳、鲍彤们手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力武器。他们应该有可能以此为依据，变软约束为硬约束，加大力度，强力推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寄希望于各部门、各省市自觉贯彻。面对重重阻力，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做了让步。比如，没有能顶住来自保守势力方面的压力，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问题上，默认了中组部取消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这本来是十三大报告中规定的，以全国党代会已经通过为由，应该是可以顶住的；又比如，中央政法委撤销之后，应该比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地方各级全部撤销政法委。
对1989年学潮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失当之处。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应该中止访朝之外，还有从朝鲜回来之后，没有立即追究李鹏等人对4·27大游行处理不当之责，反而被李牵着鼻子，落入追查其子“倒彩电”的陷阱，失去了处理大局的主动权；在与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本想为邓小平做一件好事，却没有料到这个谈话公开之后的产生的负面效果，等等。这些问题处理上的失当，也许不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是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一些关键时刻导致不良后果；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方向上说是正确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透明度、公开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相反的“给改革添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公开化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环境、经验的限制，改革的领导者赵紫阳和他的助手鲍彤，以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高参”们，当时都对这种“双刃剑”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在一些关键时刻上的舆论引导失误。1988年8月，政治局通过了“物价闯关”的决议，但没有考虑到舆论宣传后果，直接发布了会议消息，结果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闯关”不得不中止，为党内保守势力刮起“倒赵风”提供了口实；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与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发严重后果，问题也是出在由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上，而且当时恰恰又是学潮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讲话仅仅在会见时讲一讲，或在报纸新闻中提到几句，也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以致邓小平找到借口，说这是赵把他抛了出去，很快下决心拿下赵紫阳。
五是没有及时向社会交底，引导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与党内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动。
任何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中下层基础。中国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后，得到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但是，能不能和如何利用社会上这些改革的力量支持、推动这场改革，在改革的指导者那里却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担心过多地宣传民主，会“吊高民主派的胃口”，引发社会动荡，从而采取了对社会力量不接触的封闭政策，没有看到封闭政策并不能解决“吊高胃口”的问题，反而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不能很好理解党内改革派的目标与各项措施，及改革过程中的艰难，形成了党内改革派与社会改革力量的“两张皮”，互不理解，形不成有效的互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不交底的封闭政策，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几乎很少能了解和理解赵紫阳主导的党内改革力量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艰难，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作用下，发动了社会运动，力图以街头抗争广场政治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却没有料到，极端的不妥协的广场运动，反到把党内改革派逼到了墙角，也成为六四镇压和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的重要成因。
现在回头看，如果从1989年初出现各种上书的时候开始，能够及时主动采取一定的方式，如利用“三所一会”这类这些半官方的改革力量，或是动员社会上一些支持改革的知名人士做一些工作，向社会知识界交底，并晓以改革大局的利害，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知识界的不满，延缓甚至化解学潮的发生。在后来戒严前后，据说有人开始做朝野的沟通工作，但已经迟了，广场上激愤的学生已经处于不可控状态。当然，这都是马后炮。现在谈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作为教训总结，以利将来而已。
赵紫阳和他领导的部下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后来处理1989年学潮的过程中，出现这些失误，也很正常。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分析起来，这些失误多与他的经历和性格特点有关。紫阳是一位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虽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尖锐、复杂与不择手段有深刻认识，但他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却从不用“阴谋论”来看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权谋去解决高层中的矛盾。从本书的叙述和已经问世的许多人的回忆中[30]，可以看到，他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总是宽容、大度，不愿意将一些深层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使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在当时复杂的高层人事关系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往往因考虑到“避嫌”、“影响”而放弃主动进攻，经常回避一些尖锐的矛盾与分歧。特别是对邓小平、陈云这两位“老人家”，他从不愿意伤害他们，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采取策略的方式提出，争取求得他们的支持。在与邓、陈有分歧，而且已经证明赵的主张正确时，赵也从不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四川到中央，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赵紫阳一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是产生了一种对邓的政治依赖，即使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之后，他也仍然不想主动抓权，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缺乏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自觉。
当然，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也许赵紫阳当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根本原因是出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改革力量不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赵紫阳这种性格弱点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来学潮问题的处理，也应该说不无影响。鲍彤曾经对笔者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他很少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在形势对自己有利时，去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当然，在当时条件下，他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他在很多明明是可以进一步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要避嫌’。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四、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之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合适”[31]。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二重性。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在1986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从而也迫切需要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行政改革是必要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和推动者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放权，他收权，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经济体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是搞不通的。”[32]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这场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也不会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当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之下，这种可能已经开始变为现实。当时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得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而主持和实际操作的却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合适或不合适，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刹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也就不是邓小平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和行政改革划等号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党专制条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它的时机成熟与不成熟，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某个领导人或主持者主观的选择，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合力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从邓小平的角度看，时机是成熟的，但主持改革的却是赵紫阳。从赵的角度看，时机就不一定成熟，因为他想搞的改革，与邓小平不完全一样，但他却不得不搞下去，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也是当时全社会的呼声，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和大势所趋，也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赵紫阳明知“改革的力量不够”，会遇到各种阻力，但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也为这个党的未来搏一次。我想，这大概就是赵紫阳当时的心中所思所想。
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中认为“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如果这次改革启动于1985年，也许会是另外一番风景。”[33]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
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的时间始于1986年10月，启动于1987年10月的十三大，而“物价闯关”启动于1988年5月。从这个时间表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在先，而“物价闯关”在后，而且启动“闯关”的主张同样来自于邓小平。赵紫阳作为总书记，无论他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当然，赵当时是赞成的），都必须贯彻邓的这个提议。“物价闯关”失败，成为后来发生社会动荡的一个基础性因素；赵紫阳被迫为此承担责任，也成为党内保守势力“倒赵”的一个口实，这种情况确实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利条件。但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同样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事件的产生确实有偶然因素，但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无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谓时机成熟，只不过是相对的，在更多时候改革的发生，都是被迫的，很少能由得改革势力进行从容地选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就成熟了吗？这种成熟以什么为标志？改革，作为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变现状的势力，对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要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会是决定性的。笼统地讲时机成熟与不成熟，意义不大。
五、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的政治遗产
80年代中国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存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但改革实际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五、六两个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提出的加强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体现了赵紫阳对当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这些内容有些得到了贯彻，有些未来得及实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1989年六四后又大多倒退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更糟，但它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内容体系，是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主要部分，对于今天中国启动新的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富的，其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有人说党政分开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34]，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的肤浅的，它只看到了邓小平的主张，却没有看到赵紫阳的主张。赵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实质上，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赵紫阳和他的主要助手鲍彤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迭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是赵紫阳、鲍彤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东西而已。
在当年那场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赵紫阳和鲍彤们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不能正视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分野，仍然硬是要把赵紫阳和邓小平扯到一起，说邓小平当年是“误解”了赵紫阳，邓和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许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出于好心，是“爱护”赵紫阳。但是我认为，以这样理由为赵紫阳辩护，实际上是贬低了赵紫阳，没有看到赵与邓的本质差别，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赵紫阳已经开始冲破共产党的传统体制、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的事实。
赵紫阳与胡耀邦都是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杰出代表，都认同普世价值，但他们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而胡耀邦却缺乏认识这些问题的机会和历史条件。笔者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赵紫阳和鲍彤当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鲍彤曾经说过：“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或许当时还只是赵紫阳和鲍彤们脑子里的一个影子，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或许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党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们还无法明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在赵紫阳的晚年，他经过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对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后及此后15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忠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这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失去自由的15年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对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35]
但是，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36]赵紫阳还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37]
关于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的问题，赵紫阳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38]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总体设想”在过渡的初期仍然是适用的。
赵紫阳主张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发展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次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因此，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十三大这个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推出，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与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如果对80年代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和赵紫阳的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六、再一次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当今中国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中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几乎未见任何动作。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权力腐败加速，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日臻成熟，互联网等新传播手段越来越被民众所广泛利用，形成越来越巨大的舆论场；国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当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经过不断流失已经所剩无几，进入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当局中的一部分高层领导已经不再有原来老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威，和那种改革的愿望和激情，有的甚至丧失了一切信仰和责任感，宁愿“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当局拒绝改革而实行的“维稳”政策，加剧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许多地方开始走向对抗。如果继续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党的执政基础将进一步流失，各种社会冲突将更加严重，一点点火星都可能引起一场大的社会动乱，甚至引发社会革命。
这些情况，赵紫阳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现阶段执政党所坚持的“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
向民主化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这条路怎么走，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派政治势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识。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赵紫阳认为，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
目前，关于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问题，在国内的学者中间有不同的主张和激烈的争论。特别在能不能指望执政党在社会压力下主动走上民主改革之路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无论分歧有多大，这其中除去主张通过革命推翻现政权的极端民粹派和主张全面倒退回到毛时代的极左派之外，进行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基本共识。进一步凝聚这种共识，保持和加大对执政当局的改革压力，极为重要。
目前执政党内的政治形势，与20多年前赵紫阳主持那场政治体制改革时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一是党内传统的保守力量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明显减弱。虽然仍然有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的影响，但相比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老人对执政一线的领导人影响力已经减弱；二是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生代力量进入了高层领导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状况、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已经进入党的各级领导层。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具有改革意识的所谓“太子党”。这些情况，为重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既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对当政者的压力，也取决于中国新生代领导人有没有对这个国家负责、对这个国家的十几亿民众负责、对这个党负责的魄力和责任心。
六四过后的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那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自辩发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段话，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39]这段真诚、平实、在理、发自肺腑、真正为共产党着想的话，值得每个中共党员，特别是中共新领导人认真读一读，想一想。
当然，在目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赵紫阳当年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可能完全照搬。即便当政者在形势的压力下有改的愿望，改革的路径和方案也需要在执政当局、社会各阶层，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但方向必须明确，这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40]。
荣剑先生在他的《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一文中谈到了对执政党说来，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条件：一是改革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要对现有权力格局作出重大调整；二是改革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三是改革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四是改革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五是改革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41]这些约束条件，是对执政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决心和对局势的掌控能力的直接挑战和考验。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接掌执政党和国家权力，并作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表示。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报告中，又提到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问题，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也大都是肤浅的，停留在口号宣示阶段，没有多少做得重视的具体措施，与十三大的改革措施相比照，有相当大的距离。会后，党的领导人把能否解决腐败问题，甚至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但却仍然没有对社会上大声疾呼的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明确表明态度。对这种情况，知识界和国内民众普遍感到失望。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或许也可以理解，毕竟十八大报告是在上一届领导人的主导下形成的，是党内高层政治老人们的愿望和对改革承受力的反应。只有当新一代领导人真正站稳脚跟，逐步摆脱传统的老人干政问题之后，才能真正看出他们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态度。习近平最近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42]这些话讲得不错。所以，不妨继续谨慎观察，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通过渐进式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这是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共识。但是，能不能走上这条路，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危机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对执政党形成的压力。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在现阶段，不能指望中共高层再出现一个赵紫阳。只有当革命成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执政党头上，才会逼迫他们走上改革之路。所以，改革一日不成，就不能轻言放弃革命。
现在国内学者中流传一句话，叫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这就是说，历史留给这个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中共政权已经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执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还想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点事情，如果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葬送在这一代人手里，如果不希望这个国家重新陷于动乱之中，那么，就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拿出实际行动，主动顺应浩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回应人民的、历史的要求，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必须真改，而不是假改。如果执政党不能在十年，也就是两届党代会期间内起步，坚决、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推进政治改革，向民主政治转型，任凭政治和社会局面继续糜烂下去，那么，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极大。
（相关简介：吴伟，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加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施全过程。本文摘自作者新近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本刊此次发表时有改动。）
[1]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版，序。
[2]这里的“改革路线”一词，不是在中共以住的“两条路线斗争”意义上使用的，或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叫做“改革路径”。
[3]参见本书第二章第3节：邓小平坐不住了：“政治体制不改不行”。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1页。
[5]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2－293页。
[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7]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6页。
[8]以上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4－276页。
[9]李湘鲁，1980年至1987年任赵紫阳秘书。此后赴美国留学。1989的初回国任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现在国内经商。
[10]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网文。
[11]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13]以上参见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共十三大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14]《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118－119页。
[15]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5页。
[16]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成语。萧何，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的丞相。韩信经萧何举荐被刘邦任为大将军，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劳；刘邦担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政权旁落，萧何又设计，除去韩信。故宋代洪迈的《容斋续笔·萧何绐韩信》中说：“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这一个人造成的。
[17]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邓小平的‘左右互博’”。
[18]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81、277页。
[19]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81页。
[20]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第547页。
[21]杨白冰（1920－）：原名杨尚正，重庆潼南人，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前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弟弟。1988年被授上将军衔。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曾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杨家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杨白冰曾经提出“为改革保驾护航”。后被认为是欲架空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后被邓小平下令解除具体工作，保留军委委员职务。1993年，杨白冰正式退役，不久后退休。
[22]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49－50页。
[23]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第548页。
[2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68页。
[25]《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178页。
[26]鲍彤在后来与笔者交谈时认为，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去朝鲜的行程不变，有可能是4月20日赵紫阳向邓汇报时，邓的意见。目前尚无其他资料佐证，暂且存疑。
[27]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2节，“动乱问题研究”。
[28]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5节，“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
[29]参见《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61、64页。
[30]参见蔡文彬主编：《赵紫阳在四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晨钟书局2011年6月版，等。
[31]参见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28－31页。
[32]《邓小平理论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1页。
[33]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30页。
[34]参见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29页。
[35]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297页。
[36]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页。
[37]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天地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78页。
[38]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299页。
[39]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载《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367－368页。
[40]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9页。
[41]参见荣剑：《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在2012清华法政哲学论坛上的演讲》，见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
[4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