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后，张五常教授向其夫人萝丝问候。张教授跟她谈了一阵弗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听到很多——如果真是这样，相信所有人都会高兴。但可惜，“自由”不是如此简单。
从经济角度看，除了在当事人主张的时候司法介入之外，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管制活动。大体上，私人财产权会得到传统习惯法的保护，而政府是认可这些习惯法的。
但没有一个严肃的现代政治学者说这是“自由”：那只是一种“放任不管”而已。相反，就像很多民间戏曲里所演的那样，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高衙内看上了他妻子，林冲却束手无策，被逼得家破人亡，自己落草为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所以，高太尉就可以滥用权力；没有司法独立，所以，遭到严重侵害的林冲无法找到救济。此时他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均遭到剥夺。而恰是在这样的场合，正是考察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时刻。
这种局面今天在部分经济领域仍然存在。比如，对民间金融，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法规不予承认，也就没有制定相关监管法规，只是运动式地搞搞整顿而已。而这种整顿经常被地方弱化，因为地方政府明白，民间金融是本地经济增长的血液，既然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地方官员就不会傻到去切断本地经济的血管。于是，民间金融就享有了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不能享有的宽大“自由”。
但是，这不是自由。民间金融的这种宽大“自由”，乃是政府部门机会主义策略下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一旦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足够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民间金融家们的财产权、合同、甚至金融家们的人身权利，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因为此时，侵犯者就是政府部门自己。
更进一步说，今天，不少企业家能够享有比这种放任还大的“自由”。比如，跨国公司要到某个地方去投资，当地政府自会十分热烈地欢迎，政府会免费给它土地，会减免税收；政府也会承诺，环保部门若干年内不准入厂检测；假如这家工厂里的工人不满其工资标准而抗议，政府会帮助企业出面阻止；将其视为破坏稳定的活动，按照相关办法处理。如此大方的特权性“自由”，自然会吸引大量投资。
甚至，政府不仅不会管企业家，反而会给企业家很多法外特权。在很多领域其实是有法律管制的，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运用其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暂停这些法律的效力，让企业家随心所欲。
传统的放任不管与政府有意识给予的特权，两者加起来，在经济领域，企业家们确实可以享受到比美国更大的“自由”。中国的市场看起来比美国更自由，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吸引来大量投资，并且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幸，这样的自由还是得带上引号。令人羡慕的放任不管及特权，跟真正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
自由意味着强制，尤其是政府的强制被控制在最低限度。考察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很简单，就看当政府准备对其滥用权力的时候，能否在法律中找到保护之所。自由意味着个人享有一个确获保护的私域，他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利不会遭到无端侵害。只要没有违反正当行为规则，则即使政府不喜欢我，也拿我没有办法。
相信，今天那些春风得意的企业家不敢说自己享有这种自由。我曾经谈到过中国企业家惊人的高犯罪率现象，这些企业家正是那种伪自由的牺牲品。他们先是被特权所娇惯，在法律之外随心所欲。然而，到了特定时期，政府放弃对他们的保护，此时，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似乎找不到什么有效救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少数企业家，放宽视野，从管制的程度来看，这里的市场也似乎不比美国更自由。美国的福利政策、管制政策令张五常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恼火，尤其是法治健全，企业家无法逃避。不过，这种烦恼，比起中国企业家的苦闷不可同日而语：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管制房地产开发商的产品结构，产业调整政策也经常以大规模关闭工厂而不给补偿的方式来执行。从关闭“五小”到关闭小煤矿，从关闭中小钢铁厂到合并中小油井，一直到取缔小摊贩。这个时候，企业的财产权完全裸露在政府强大的权力面前。这样的故事经常上演，恐怕不会有人以为这也是自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