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近平生于1953年，今年60岁。他是第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共党魁，从小“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没有亲身感受过“万恶的旧社会”，不了解“腐朽的西方”，也未涉足“变质的苏修”，完全是由“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人”。25位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62岁，这一群权力最大的中国人和习近平是同一代人，他们大都出生于抗战结束之后、反右发动之前（只有出生于1963年的胡春华、孙政才是明显的例外，二人与众不同的“低龄化”显然是刻意安排且有特殊用意的），大体上都可以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年龄最大的俞正声、刘延东“建国”时也才4岁，“旧社会”对他们的“毒害”可以忽略不计）。毛泽东曾经对外宾说，这代人都是“吃蜜糖长大的”，毛说此话时想必是拿他们与长征途中那些被无情遗弃的苦命孩子相比，但对于如今已经进入老年的“老三届”、“红卫兵”、“知识青年”们来说，“吃蜜糖”似乎是一个苦涩的讽刺和恶意的捉弄。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在习近平们的幼年时代，仇恨过去，迷信将来，崇拜领袖，憧憬“革命”，“运动”日常化，凡事政治化，这些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旧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悲惨记忆和愤怒控诉，充满了对“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幸福咏叹和神圣礼赞，这些东西全是由党的宣传部门精心制作、强行灌输，借以唤起他们对“三座大山”的无比仇恨、对毛主席的无比信仰、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无比自豪。

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年代正是共产党大获全胜、高歌猛进的年代：内战赶走了国民党，外战与美国打成了平手；胜利完成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划阶级、定成分、土改、斗地主、镇反、肃反、反右，一切尚余独立意志和反抗能力的“敌人”均被肉体消灭乃至“斩草除根”，一切对新政权具有或然的、潜在的威胁的有组织力量均被挖地三尺、完全摧毁；提前实施了“三大改造”、“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统购统销，五年计划；富人、有产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新社会”里没有他们安身立命的位置；绅士、文人、知识分子沦为受压制、被改造的对象，从此灰头土脸、无地自容，再也不是光耀门楣、激励后生的社会榜样……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年代，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源几乎全部被纳入中共囊中，除了“领导一切”的毛主席、共产党之外，古往今来一切美好的珍贵的事物都变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

一个既控制人民饭碗又控制人民思想的“伟大领袖”，几乎注定要成为信徒、愚民和群氓崇拜的偶像。当习近平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高层同事们运国家于帷幄、玩社会于股掌，正处于“心潮逐浪高”的开国兴奋期。那时节，毛泽东顾盼自雄之姿、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打算甩开膀子，大展拳脚，斗出一个一大二公新天地，干出一番让全人类目瞪口呆、甚至让玉皇大帝和神女也“当惊世界殊”的人间奇迹来。这种多少有些诗意化的浪漫激昂的暴力乌托邦主义，也全都传染给了那个时代幼稚无知的年轻人，习近平们近水楼台，中毛毒甚深，自然不能例外。

在“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全国性大饥荒爆发之前，毛和他的党似乎吉星高照，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一般民众眼里，连续十多年令人眼花缭乱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已经足以证明毛主席、共产党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如神明一般伟大光荣正确。而毛泽东非凡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共的胜利显得至关重要：毛“不施仁政”，敌人才被“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毛不怕美帝，志愿军才得以抗美援朝；毛敢想敢干、不拘教条，“社会主义”才能提前来到。毛泽东光芒四射的魅力领袖形象如日中天，令中共群僚黯然失色。此种“光辉形象”不断在政治运动、官方舆论和革命历史叙事中得到强化，已经定格在习近平那一代人幼小的心灵里。对于他们，没有毛泽东的中共和中国不仅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几乎是唯一的存在：毛超凡入圣，是救世主，是全能神，雄冠古今，伟绝中外。在习近平那一代，“人人心里有个小毛泽东”这句话大概是对的。

二

习近平的少年生活实在算不上幸福，他比其他“红二代”更早感受到“伟大领袖”的反复无常和红色政治的残酷暴虐。早在1962年，在他还只有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利用小说反党”的钦定罪名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习贾刘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转眼间他便从人人羡慕的高干子弟变成了神憎鬼厌的“黑五类”“狗崽子”。按照毛泽东“不施仁政”的阶级政策，除了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习家的孩子“原则上”已经出局，若老毛不死也不开恩，习一家老小的“政治生命”俱已完结。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高干、军干子弟集中的中共贵族中学首当其冲，侮辱尊长、批斗老师、折磨名人、毁坏文物、打人抄家等伤天害理的丑恶行径亦滥觞于主要由“红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但也许是“坏事变好事”，当时正上初一的习近平因受父亲拖累，在“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动乱期间倒也安分守己，未有劣迹。在那个丧失人性的疯狂年代，“革命”没有个人自由，哪怕“革命”的对象包括自己的家人，哪怕“革命”的代价是与父母“划清界限”，也必须在所不惜。“敬爱的肖力同志”（李讷）在军报揪斗对她关爱有加、不久前还被她视为尊长的报社前辈；毛远新文革飞黄腾达，却长达十年既不回家看望、也不写信联络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成人的、正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孤苦伶仃的亲生母亲；据说薄熙来在薄一波批斗会上为表“决裂”还曾动手打过自己的父亲。“干革命”六亲不认，乃至“大义灭亲”：“夺权”心理变态，乃至丧心病狂，这样的人，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所幸习近平够不上“好孩子”的资格，除了利用大串联之机公费参拜“革命圣地”韶山，他没有留下其他令人难堪的红卫兵“革命事迹”。父亲遭难让习近平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现在想来，这对他也许是最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才16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却没法招架，不能幸免。他没有像其他高干子弟那样产生抗拒心理，也没有因环境不适自暴自弃，而只能心平气和、踏踏实实地融入贫穷落后、饥寒交迫的陕北农村，融入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家门不幸的习近平而言，这既是无奈，也未尝不是解脱。在距其祖籍地不远的陕西省延川县，知青习近平得到了在北京红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中不可能得到的信任和友爱。他当了支书，1975年又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很不容易。不久毛死文革休，乃父平反，习近平的人生也就一夜巨变，挡不住的时来运转，步步高升，直至如今黄袍加身。

三

即使习近平的红卫兵经历和知青生涯没有胡作非为，但在那种狂热且污浊的政治空气里长大成人，尤其是被那场浩劫耽误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即使真的曾经“坏事变好事”，对于政治或人生，也绝不是什么“正能量”或“正资产”。那时学不能上，书不能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除了“红宝书”，完全没有其他可靠的知识来源以满足年轻人的求知欲。毛要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考试要废除，招生走后门，普通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最好直接读“绿林大学”，“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正读书也无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此种扭曲心性、荒废学业、折腾孩子、毁灭文明的恶行，即是所谓“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

在习近平们年幼无知，最应该也最需要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的时候，毛泽东打破了常规，煽动怂恿孩子们以“革命”的名义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斗老师，打校长，无端欺侮“黑五类”，还有所谓“关心国家大事”，参与“中央政治”，为权力斗争火中取栗，做毛泽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革命小将”。在以最粗暴的方式榨取了他们宗教式的政治贡献之后，毛继续挥霍他们的青春，剥夺他们求学深造的权利，把各红卫兵派别为首者关进班房，从众者赶到农村。知青运动不仅有遣散学生组织的显明动机，也有镇压政治活跃者的隐蔽意图，“红二代”里非凡的政治早熟者林立果早就发现了知青运动实为“变相劳改”。

红卫兵经历和知青生涯对整整一代人肉体上的损害或许尚可弥补（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弥补，只是“红二代”们早已用绰绰有余的权力和金钱补上了他们年轻时的物欲亏空），但精神上的伤害则是永久性、不可逆的。这代人精神上的迷茫、价值观的扭曲、人格上的缺陷、人文气质和知识素养的贫乏，是很难通过后来的努力而根本改善和完全弥补的。人们不难发现，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虽能言善道，却立场僵硬，且语言贫乏：讲到“人民”便是“真正的英雄”；讲到青年便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讲到“党建”便是“整风”；讲到“党群关系”便是“群众路线”；讲到慎重便是“一分为二”；讲到事业艰难便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要小看了毛式话语的现实弊害，它正是哈耶克所谓“被毒化了的语言”，“语言传播智慧，也传播野蛮和愚昧”，毛泽东式政治语言与毛泽东式极权统治乃是一体两面。

江泽民、朱镕基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中华民国“国统区”完成（江泽民还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念过两年“中央大学”），胡锦涛、温家宝受的是“十七年修正主义”的中共教育，毛泽东曾经断言他们靠不住，“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江泽民爱背诵英文（1986、1989年两次学潮期间江泽民与上海学生对话，当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时便用英语背诵美国《独立宣言》和林肯《葛第斯堡演说》，然后质问学生：你们能背下来吗？你们懂得什么自由民主？），温家宝善吟古汉语，而有着博士头衔的习近平能够朗朗上口的似乎只有“红宝书”。这证明了他的身上有终身未愈的红卫兵知青后遗症。习近平指示“两个不能否定”，这也是发扬“红卫兵精神”，“誓死捍卫毛主席”。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不小心碰了别人的脚后根尚且要道歉，为什么杀人整人饿死人、打砸抢烧挖祖坟的前三十年滔天罪行却不能否定？

2013-7-10